绿色国王》 又名:《绿色之王》

「法国」保尔·卢·苏里策尔(Paul-Loup Sulitzer)

序幕

我到慕尼黑才一个小时,塔拉斯上尉便通知我说,第七军的先头部队在奥地利北部的林茨附近刚刚发现了另一个集中营,那地方名叫毛特豪森。塔拉斯坚持要我立刻前往,他已在一架军用飞机上搞到三个座位。他自己将在两三天内与我们会合。我有许多理由服从乔治·塔拉斯:他是上尉,而我只是中尉,他是哈佛大学的国际法教授,到一九四二年夏天为止,我一直受业于他;说到底,两星期以前正是他在巴黎偶然碰见了我,并把我招募到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成为他的部下。如果这些尚嫌不够,我还喜欢他,尽管他穿上了卡其布制服我不大容易认出这位词锋犀利、在哈佛校园爬满常春藤的围墙内经常侃侃而谈的教授。

我们有三个人离开慕尼黑。和我一同前往的是中士迈克·里纳尔迪和摄影师罗伊·布莱克斯托克。我跟他们任何一个都没有任何相同之处。里纳尔迪来自纽约市的小意大利,布莱克斯托克是弗吉尼亚州人。虽然他俩外貌迥异——一个矮小

结实,稀稀拉拉地蓄着一撮涂上化妆蜡的黑色小胡子,另一个则是身高两米、软乎乎一堆还在扩展的庞然大物,——却同样显得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给人的印象很深,我认为它是我还没有达到的那种成熟和老练的表现。

那是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除了俄国人三天前攻克柏林的消息以及第三帝国全面正式投降已指日可待外,对当时在欧洲行将告终的这场战争我几乎一无所知。战争快要结束了,我没有杀过一个人,也没有看到任何战斗。我距离自己的二十二岁生日还差四个月,此时我就象一个小青年破题儿头一遭踏进剧场,而台上的幕正在落下。六年来我第一次重返欧洲,在巴黎又看到了我的祖母。她对于我舍父亲的国籍而取母亲的国籍成为美国人这一事实,一点也不在乎,她听了这个消息,几乎没有什么反应,只是一个劲儿地向我描述,巴黎和她的普备旺斯在德军占领下变成了什么样子……

到了林茨以后,里纳尔迪设法让我们搭上一辆前往从四月十三日起已有苏联红军在那里的维也纳。下午两点,我们在恩斯越过多瑙河。过了河,里纳尔迪拦住一辆吉普,并说服了司机——

一个跟他自己一样的美籍意大利人——让我们搭乘他的车。我们先去毛特豪森火车站,到了那里再用与不折不扣的讹诈无大差别的手段强迫司机赶完离集中营还剩下的六公里地。

在那里,我的足迹与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的足迹第一次相交。

关于那一天,我记忆中保留着许多清晰的印象,其中首先是奥地利轻柔的空气:阳光和煦,温馨宜人,带着仿佛永驻人间的春天的芳香。

只是在那个时候传来了一股恶臭。

我们距离集中营还有二三百米的时候,这股臭味就往我的鼻子里直冲。大批盖着篷布的卡车组成的长龙迫使我们停车,于是那位被我们拉夫拉来的司机,便抓住这个机会斩钉截铁地宣布,他决不再往前开。我们不得不下车步行。臭味变得更浓了;它接连形成一大团一大团的气体悬在空中不动。“是焚尸炉的气味,”布莱克斯托克拖着南方人的长腔说了一句。温和的语调以及说话人的地方口音本身,仿佛冲淡了这个词的恐怖意味。我们从敞开着的大门进去。一些坦克曾到达

那里以后又开走,在地上留下新鲜的痕迹。取代它们的是接连不断滚滚而至的卡车车流,卸下药品和绷带等补给品,供给已经开始工作的卫生部门使用。但这股车流一进门,立刻就消失在一片无声的、由活尸组成的汪洋大海之中,几乎没有一点儿动静,真奇怪,犹如潮水突然上冻一般。五六小时之前到过那里的坦克,也许曾使这片活尸之海震荡了一阵子,显示出些许生气,可是现在波动已经停止,自由的喜悦趋于暗淡,他们的脸成了一张张硬梆梆的面具。这情景使他们觉得好象进入了另一种状态,现在才认识到一场恶梦真的已经结束。他们望着我、里纳尔迪,望着利用身高马大开路的布莱克斯托克;从这些人迷茫的目光中,我可以看到有点儿异样的冷漠和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但也可以看到憎恨和含怒的埋怨:“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儿来?”

“臭味是从他们那里来的,”布莱克斯托克说,“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臭味简直叫人没法相信。”这位巨人迈着坚定的步伐在那些穿条纹破囚衣的活尸丛中横冲直撞。

接管该营的美国军官佩带着步兵少校的金枫叶领章。他身材短小,腰板硬撅撅的,长着一头红发,姓斯特罗恩。他对我说,当务之急有一大

堆,他怎么也忙不过来,哪里顾得上帮我们调查战争罪行什么的。眼下他正努力把这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黑压压一大片理出个头绪来。他已着手把这些过去的囚犯分成无法挽回的、亟需救护的和没有危险的三大类。那些生命已无法挽回的为数很多。

“他们中有两三千人最近几天内将死在我这里,不过他们是获得自由后死去的,至少在这一点上可以得到安慰。”他说时用一双棕黄色的眼睛直盯着我。

“刚才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大卫·塞梯尼亚兹。”

“犹太人?”

“不。”

“那是个什么样的姓?祖先是哪里人?”

“法国人。”

“听起来象波兰人的姓。”

他已经转过身去吼叫着发布命令。里纳尔迪在向我打手势。我们走进一座以前是党卫军分队队部的房屋。“这间还是那间?”里纳尔迪问。我挑了前一间,那里附带着一个有三四把椅子的小小候见室。布来克斯托克不知到什么地方拍照去了。里纳尔迪找到一块硬纸板,把它钉在门上。他在上面写了“战争罪行”几个字,把每一个字母都描上好几笔,使笔划显得粗些浓些。

我站在那里,成千上万的幸存者还住在毛特豪森,这地方的那股恶臭和奇异而发颤的沉寂,使我不知所措,当时我的羞傀和失望直到三十五年之后仍然追忆得起来,我还能重新体验那种恶心和屈辱的感觉。

我必须摆脱这状态,立刻出去走走。我从密密麻麻的人群中通过时的情状至今历历在目,他们在我前面勉强让出一条路来。我穿过—排棚屋,然后又穿过一排,这排棚屋里还没有医疗队去过。那里笼罩着一片昏暗,只有个别地方被尘埃飞扬的春光抹上一层金黄。那里有好些已经死了两天的尸体就跟那些尚未咽气的活尸躺在一起,每一张铺位上搁着三到四具。当我打旁边走过时,只见那一副副骷髅般的肢体,一堆堆破衣烂衫和骨头架子在蠕蠕而动。腐臭味益趋强烈。

有人轻轻地碰我,有人死死地拽我,吓得我仓皇逃走。我发现自己已在户外的阳光下了,但仍禁不住阵阵寒心。我来到两座房屋中间的一块狭窄空地。那里只有我一个人,或者说我以为如此。我呕吐了好一阵子,直到那时,我才觉得有一双眼睛注视着我,那种感受正象被什么东西烫着了一样……

那个墓坑就在几步以外。它只有两米见方,从那里挖出来的土整齐地堆成一座三角形的土墩,一柄铁锹就插在上面。坑里胡乱扔进了几把土,不过事先铺在那里的一层生石灰已经侵蚀了泥土……也侵蚀了纳粹们匆匆忙忙埋入坑内的一

些赤条条的男子尸体。你不难猜想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十来具裸体的尸首被扔到里边,再用枪托夯、靴跟踩,使表面乎整。然后洒上生石灰,再盖泥土。但是死者仍在往面上拱。我可以看到好些手、腹、口、鼻孔和生殖器都给氧化钙烧黑和吞噬了,有些地方的骨头露了出来,并且已经腐烂。

就在这幅乱七八糟、残不忍睹的景象正中,我看见一张可怕地扭曲的脸上戴着凝固变黑的斑斑血迹,它的一对浅色眼珠闪耀着咄咄逼人的光芒……

那双眼睛注视着我从身体所倚靠的墙边退开时的每一个动作。我记得自己当时想到过,生命骤止时的眼神应该是呆滞的。于是我向墓坑跨近几步。这时从下面升起一个声音,用略带异国腔调的法语朗诵着魏尔伦的诗句: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生命在那里,单纯而宁静……,

接着发生的事简直象是梦中的情节。

“那和平的隐隐噪声来自市镇……”这诗句自

然而然地涌到我的口边,大概是我念了出来。

我只知道自己一直走到墓坑边上,猫着腰伸出一支胳膊。我的指头碰到了那个十七岁的少年瘦骨嶙峋的大手——他就是日后我们将称之为“王”的人。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1

事后,王回忆说:当时他睁开眼睛,看见一个军人。他认不出这人穿的是什么部队的制服,反正既不是党卫军的,也不是人民冲锋队(注:纳粹德国崩溃前胡乱并凑的民兵部队)的。这又不象最近几年在德军这边作战的罗马尼亚、意大利或法国部队的军服。同时可以肯定,这决不是一个苏联人。他见过一些苏联人,有的关在集中营里,有的成了党卫军中校霍赫赖纳的枪下之鬼,因为霍赫赖纳老是谋求刷新被他个人对准后脑勺开枪打死的男人、女人和小孩的人数记录。到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这位党卫军中校枪击后脑杀死的人数已达二百八十三名。他向雷伯·克立姆罗德宣布:雷伯将成为他记录中的第二百八十四个牺性品,尽管这对双方都可能是一大憾事,因为最近二十个月他们在一起毕竟过得挺亲呢的。霍赫赖纳宣布这一决定的时候,脸上流露出明显的悲哀神色。

据王说,他恢复知觉其实仅在他看见那个军

人之前不多一会儿。他不知道究竞在这以前多久,反正这是一个缓慢的、悠悠苏醒的过程。起初,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接着在逐步趋于完全清醒的各个阶段上,他首先想起的是清晰地录在他记忆中的最后一刹那:中校把那支吕格尔(一种德制手枪)的枪口抵住雷伯的颈项之前,先在他整个嘴上作最后一次亲吻。随后在他脑海卞浮现的是还有些模糊的印象:他被活埋了,不过他的脸仅仅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土,几乎还可以转动。直到那个时候,他才感到脑后作痛,但那不是一种尖锐的剧痛,还有,他的肩膀、双臂、腹部,凡是给石灰灼伤的地方都感到疼痛。除了头部和左手,他意识到自己完全不能动弹。他的身体的其余部分紧紧地卡在横七竖八的裸尸中间。压在他身上并大大地保护了他的是一个十四岁的立陶宛少年,名叫扎茨卡留斯,他是被党卫军中校从格罗期罗森集中营里弄来充实他的娈童行列的。

雷伯扭动脖子,盖在他头上的几块土和扎茨卡留斯的一支胳膊滑了下来,露出的空隙刚刚够他看到太阳。雷伯没有听见那个军人走近的脚步声,只看见他转过身去呕吐。要把这个身穿外国军服、正在呕吐的人与昨天突然扔下毛特豪森集中营这件事联系起来,雷伯的思路还没有清楚到

这样的程度。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军人会是美国人,仅仅意识到这个陌生人来自一个异国世界。纯粹由于这个原因,雷伯认为最好还是别说德语。他从自己懂得的其他语言中选用了法语。他一说,对方就回答——其实对方是把雷伯不由自主地开始背诵的一首诗接着背下去;听起来,这象是在此之前从未谋面、但注定要相通的两个人在打预先安排的信号,交换关键的暗语。那人走到坑边,跪下来,伸出—只手碰到雷伯的左手。他先说了一句不知道什么话,接着用法语问道,“你受伤了吗?”

“是的,”雷伯说。

现在,他看清楚了那军人的脸。这人很年轻,长着金黄色的头发,一双碧眼睁得老大。几道银色的杠杠在他的领章上闪光。这个军人好象没有携带武器。他问:“你是法国人吗?”

“奥地利人,”雷伯回答。

现在那人在把雷伯往外拉,但是没有效果。坑面上一层生石衣和泥土的混合物又松动了些,露出扎茨卡留斯的身体,他的臀部和背部全都被生石灰蚀坏了。

“啊,天哪!”那军人发出一声惊呼,又开始呕吐。

雷伯的那双灰色大眼睛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

作。

“你是哪国人?”

“美国人,”年轻的军人回答。

他暂时停止把雷伯往上拉,自己站了起来,发现雷伯那双奇异的灰眼睛正一眨不眨地凝视着他。

“也许,这儿除了你以外,还有别的幸存

者……”

“我想不会有了,”雷伯说,“他们朝我们每个人的后脑勺都开了枪。”

他的话调出奇地缓慢、从容。他挥了挥左

手。“你一个人是不可能把我拉上去的,”他

说,“我不是平躺着。其实,他们几乎是让我站
着把我活埋的。还有别人和你一起来吗?”

“美利坚合众国的军队,”塞梯尼亚兹答道,他一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回答是多么可笑,也丝毫没有故作幽默口吻的意思。雷伯的镇定使他迷惑不解,简宜有些害伯。他似乎察觉到从这双浅色的眼睛里迸出一星欣悦的火花,尽管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

“既然如此,你可以去叫人来帮忙一起拉!你叫什么名字?”

“塞梯尼亚兹,大卫·塞梯尼亚兹!我父亲是法国人。”

沉默。中尉有些犹豫。

“去吧,”雷伯·克立姆罗德命令道,但语调还是那样缥缈轻柔,“请你快去吧,我都喘不过气来了。谢谢你来救我,我永远不会忘记。”

那双灰色的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2

大卫·塞梯尼亚兹带着布莱克斯托克、一位医生和两名步兵回来。布莱克斯托克拍下了他们发现这个墓坑时的情景。这些照片从未公开发表,甚至没有列入任何档案。但十三年以后,王却从布莱克斯托克夫妇那里买下了它们。布莱克斯托克认为,那个年轻人能够活下来,不仅仅是一连串令人头晕目眩的事态发展的结果。当雷伯给救出来的时候,他的身体的姿势表明他被埋下去以后,曾拼命努力想爬到坑面上来。雷伯已经从他的八个同伴的尸体中开出一条路,但这项工作遇到的障碍越来越大,因为他是第一批被扔进坑里的,坑顶又被党卫军的靴子踩实,然后铺上生石灰,再盖泥土。

坑里一共埋了九个人,都是男孩子,年龄在十二岁到十七岁之间。雷伯·克立姆罗德是年龄最大的一个也是唯一的幸存者。

雷伯终于从坑里给救了出来,这时他又一次失去知觉。塞梯尼亚兹对雷伯的身高和体重都感到吃惊:身高有六英尺(注:约一米八三),体重却只有一百磅(注:四十五公斤多一点)左右。

其实,他的两项估计全错了。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那天,十七岁还差四个月的雷伯·克立姆罗德身高已达到一米八四,体重仅三十九公斤。

雷伯的后脑勺挨了一枪,部位在左耳后边。子弹轻轻地擦过耳垂,击碎了枕骨底部,犁入后颈上端的肌肉,几乎没有触及椎骨。事实上,他身上其他伤口的情况更为严重,或许也更为疼痛。医生还为这个少年取出另外两颗子弹,一颗是从他的右股,另一颗是从臀部的正上方取出来的。此外,他浑身上下受到生石灰腐蚀的地方不少于三十处。他的背部、臀部和小腹上保留着数以百计的鞭痕和被香烟头烫伤的痕迹,其中有些已是几年前留下的老疤。唯独他的面孔完好无损。

这张脸不仅使第一个看到他的塞梯尼亚兹动心,也使后来所有见过他的人动心。倒不是因为

他长得英俊——他的五官并不十分端正,——而是因为他一方面显得十分镇定,同时又给人一种外松内紧的感觉,犹如千钧一发,简直毛骨悚然。这决不是一个认命的人的脸,尽管在集中营里死亡和绝望留下的烙印比比皆是。主要的是你会注意到,这双洒着些微绿色斑点的灰白眼睛,看起人和物来有一股威灵显赫的力量。

接下来的几天工夫,雷伯几乎老是在睡觉。然而,一场小小的骚动却由他而起。一批以前的囚犯来找斯特罗恩,声称他们代表所有的难友提出抗议。他们拒绝与一个“党卫军的雄婆娘”同住一处。他们用的字眼还要难听得多。但是那位来自新墨西哥州的红发矮个子少校没有理睬这一要求,他有别的问题需要操心:毛特豪森集中营不断在死人,每天都要死好几百人。

关于那个少年的事,斯特罗恩对塞梯尼亚兹说:“我明白,要是没有你的话,他一定已经送命了。好好照顾他吧!”

“可是,我连他的名字也还不知道呢!”

“这是你的事情,”斯特罗恩用他的高嗓门回答。“从现在起,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这次谈话发生在五月七日的早晨。塞梯尼亚兹把该少年安置在集中着那些尚待决定命运

的“卡波”(注:集中营中管理囚犯的囚犯)的棚子里。塞梯尼亚兹为此而责备自己。如果有人想把任何坏事归咎于那个陌生的少年,都会使塞梯尼亚兹产生反感。他去探望过那少年三次,只有一次发现他醒着。塞梯尼亚兹想问他一些问题,但得到的回答却是迷离恍惚的严肃目光。

“你认识我吗?是我把称从墓坑里拉出来的……”没有回答,“至少,你应该把自己的姓名
告诉我!”没有回答,“你对我说过你是奥地利人。你一定很想和家里取得联系吧?”没有回答,“你是在什么地方学会法语的?”没有回答,“我只是想帮助你……”

那少年闭上眼睛,转身面壁。

第二天,五月八日,塔拉斯上尉从慕尼黑赶到此地,带来了德国投降的消息。

乔治·塔拉斯是格鲁吉亚人——不是美国的佐治亚,而是苏联的格鲁吉亚(注:美国的佐治亚(州)和苏联的格鲁吉亚(共和国)在法语和英

语中拼写都是一样的)。在哈佛大学,塞梯尼亚兹就听说塔拉斯是俄国贵族出身,一九一八年全家移居美国,一九四五年,他四十四岁(注:这和书中其他地方描述的年龄有冲突),显然已授予他自己这样一项使命,那就是说服我们这个星球上尽可能多的人不要过于认真看待自己。他痛恨感伤主义。面对人类种种愚蠢透顶的行为,塔拉斯持一种自然的无动于衷的态度(如果是装出来的,至少也装得很出色)。他的舌尖上随时准奋着冷嘲或热讽。除了英语,还有十几种其他语言他都说得很流利,其中包括德语、法语、波兰语、俄语、意大利语和西斑牙语。

他来到毛特豪森主持有关工作,所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布莱克斯托克在达豪和毛特豪森集中营里拍下的照片选一些最令人发指的贴在他办公室的墙上。“当我们审讯那些绅士们的时候,如果他们死不认帐,我们至少可以让他们看看他们的恶作剧的结果。”

他把塞梯尼亚兹开始整理的几份卷宗很快处理完了,而且亲自主持讯问工作。

“塞梯尼亚兹君,这都是些小鱼小虾,还有别的没有?”

塞梯尼亚兹向塔拉斯谈起那个被活埋的少

年。

“你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有关这个年轻人的材料少得可怜。德国人的任何名单中都没有他的名字。在一九四四年的末了几个月和一九四五年的头几个月内,出于苏联红军日益推进,曾有几万名囚犯被运回德国和奥地利,但他也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批。据许多目击者证实,他来到毛特豪森集中营才三个月,至多四个月。塔拉斯莞尔而笑。

“看来,事情很简单。一些党卫军的高级军官撤回奥地利来,准备组织最后一次抵抗。如果只有一个军官,不可能需要九个情人,除非他是超人。他们到达毛特豪森,白费力气加强了警卫,及至我们的第七军逼近时,他们又掉头就跑,这一回则是向着山岭、向着叙利亚、甚至向着热带而逃。而在逃跑之前,他们还是本着这个令人赞叹的民族一贯认真执行命令的态度,先把那些如今已成为累赘的心肝宝贝干净利落地处理掉,还用生石灰和泥土盖起来。”在哈佛大学,一位果戈理专家曾经不无道理地给塔拉斯取了一

个雅号——“布尔巴”(注:塔拉斯·布尔巴是俄国作家果戈理所著同名小说中的乌克兰哥萨克老英雄)。塔拉斯非但不生气,还引以为荣,并且用来作为评论文章和在考卷上写评语的署名。现在,他透过金丝边眼镜把炯炯有神的目光转向墙上那些恐怖的照片。

“当然,我的大卫老弟,我们可以把别的事情统统撇在一边不管,整天去关心受到你保护的那个少年。反正总共只有几十万名战犯在急切地等待我们对之表示关注。小事一桩。至于那儿百万已经死去、正在死去或者将要死去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就更不在话下。”

塔拉斯爱作长篇大论,还喜欢用他的冷嘲热讽叫任何与他谈话的人下不了台,简直以此为乐。尽管如此,那个奥地利少年的故事想必还是引起了塔拉斯的兴趣。两天以后,即五月十日,他第一次去看那个少年。对那些在场的“卡波”,他说俄语、德语、波兰语和匈牙利语。他迅速地瞥了那个年轻的陌生人一眼。

这一眼就够了。

他的反应和塞梯尼亚兹一样,但也有相当大

的差别:那少年使他震惊的程度大体相同。但他知道自己为什么震惊。塔拉斯发现,这个幸存者的眼睛和另一个人的眼睛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塔拉斯在普林斯顿曾与另一个人交谈过几句,那是在艾伯特·爱因斯坦家的午餐桌上,他是物理学家朱利叶斯·罗伯特·奥本海默。这两个人的眼睛有一样的灰白色虹膜,一样深不可测,似乎在凝视着凡人永难进入的梦境。是不是两人有着一样的秘密,一样的天才?……

当然,两人的年龄不一样——塔拉斯估计眼前这个少年最多只有十八九岁。

接下来的几天,乔治·塔拉斯和大卫·塞梯尼亚兹都忙于他们来毛特豪森要办的公务,大部分时间花在根据揭发材料进行的调查工作上。他们力图把所有掌管这个集中营的人不论职位高低、不论罪责轻重列出一份名单,并且搜集证据,准备以后提供给专门审理战犯在达豪和毛特豪森集中营所犯罪行的军事法庭。当美国军队迫近时,原奥地利集中营警卫部队中有许多入就地躲了起来,没有来得及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用的还是本人的真姓名,把自己装扮成唯命是从的老实人, Befehl ist Befehl(德语:命令就是命令),这句话成了他们为自己开脱一切罪责的挡箭牌。由于

缺乏人力物力,塔拉斯起用了一批以前的囚犯,其中有一个犹太建筑师,名叫西蒙·威森塔尔,是在好几个集中营里关过的幸存者。

过了一段时间,在塞梯尼亚兹的催促下(至少,这是塔拉斯向自己解释的理由),塔拉斯又想起那个曾被活埋的年轻人,他至今还不知道此人的名字。那一小群向斯特罗恩少校提过抗议的囚犯以后没有再来,而其中最起劲的三名法国犹太人已经离开集中营,回法国去了;因此,这项指控实际上已经不了了之。不过既然已经立档,就得有个结论。塔拉斯决定亲自主持讯问。很多年以后,塔拉斯在截然不同的场合下面对雷伯·克立姆罗德的炯炯目光,将回忆起这第一次见面在他的脑海里留下的印象。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3

那少年现在走路已不再一拐一拐了。他虽然还谈不上体重增加——此等词语用在这类幸存者身上将是荒谬可笑的——但至少他的气色已经开始好转,看上去也不再那样骨瘦如柴了。

“我们可以用德语交谈,”塔拉斯说。

那对凝神的灰眼睛与塔拉斯的目光相遇,然后故意缓缓地环顾这间屋子。

“是你的办公室吗?”

他说的是德语。塔拉斯点点头。他产生一种异样的、近乎羞怯的感受。他自己也觉得这种陌生的感受挺可笑。

“以前,”少年说:“这里是党卫军指挥官的办公室。”

“那时你常到这里来吗?”

少年正在瞧着墙上的照片,并向它们更靠近

些。

“除了在这里拍的,另外一些照片是在哪儿拍的?”

“达豪,”塔拉斯说,“那是巴伐利亚的一个地方。你叫什么名字?”

沉默。这时那少年已绕到塔拉斯背后,继续仔细观看墙上的照片。塔拉斯蓦地意识到,对方是有意这样做的,他不肯坐在我的对面,现在又想逼着我转过身去,以此向我表示:他要掌握这次谈话的主动权。

“那好吧。”塔拉斯温和地说,“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克立姆罗德。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

“出生在奥地利?”

“在维也纳。”

“出生年月?”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八日”

“据我所知,克立姆罗德不是犹太姓。”

“我母亲姓伊茨柯维奇。”

“这么说,你只是半个犹太人,”塔拉斯一面说一面已经记下前面两个名字。雷伯是洗礼名,米歇尔是犹太人常用的名字,尤其在波兰。

沉默。少年又开始沿着墙壁徘徊,时而走到塔拉斯背后,时而环绕着塔拉斯兜过来,在他的左边重新出现。他走得很慢,在每一张照片前面都要逗留一会儿。

塔拉斯微微转过头去,看见少年的双腿在发抖,顿时有一种强烈的同情之感掠过他的心头。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几乎连站都站不住!他从背后观察克立姆罗德,见他光脚穿着一双没有带子的皮靴,这双靴子他穿可能太小。同样,他的裤子和衬衫也都短得可怜,在他那电线杆子似的身上直晃荡。他的身体有好多次疼得歪歪扭扭,但纯粹是靠了意志的力量,依然保持着原有的高度,

—厘米也没有缩减。塔拉斯还注意到他的双手修长优美,但烟头烫的老疤犹在,又添了生石灰灼伤的新痕。这双手没有握拳,垂在体侧,塔拉斯

凭经验知道这种虚假的冷漠恰恰体现了一般成人也难以企及的自我控制能力,包括塔拉斯本人在内。

这一刹那问,塔拉斯心里更明白了,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塞梯尼亚兹如此震惊。原来,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具有一种不同寻常、难以名状的气质。

塔拉斯继续提问。

“你是什么时候和怎样来到毛特豪森集中营的?”

“我是今年二月份到这儿的,具体日期我说不准。大概二月初吧。”他话说得很慢,音调极为深沉。

“是押解来的吧?”

“不是押解来的。”

“那么谁和你一起呢?”

“和我一起被埋的那些男孩子。”

“总得有人把你们带到这儿。”

“党卫军的军官。”

“一共有多少军官?”

“十个左右。”

“他们归谁指挥?”

“一名中校。”

“他叫什么名字?”

这时候,克立姆罗德站在屋子的左角。他的面前是布莱克斯托克拍摄的一张放大的照片。画而上是一座焚尸炉,敞开的炉门,烧焦的尸体在闪光灯下显得分外惨白。

“我不知道任何人的名字。”克立姆罗德镇定地说。

他举起一只手,细长的手指触到了光滑的相纸,仿佛在抚摩那张照片。然后,他摆动躯体转

过身来,靠在墙上。他凝视着一无所有的空间,脸上毫无表情。他那重新开始长出来的头发是深棕色的。

“你有什么权利向我提这些问题?就因为你是美国人,因为你们打赢了这场战争?”

“我的天哪!”塔拉斯心想。他象挨了一闷棍似的,生平只有这一回语塞。

“我并不觉得自己被美利坚合众国打败了。事实上,并没有被任何人打败的感觉……”

雷伯的目光落在一架玻璃柜上,柜子里堆着好些卷宗,塔拉斯在卷宗旁放了一些书籍,雷伯正在瞧这些书……

“二月初,我们到达此地,”克立姆罗德

说,“我们是从布痕瓦尔德来的。到布痕瓦尔德
以前,我们一共有二十三个人,但是有五个男孩

在那边给烧了,还有两个死在从布痕瓦尔德到毛

特豪森的路上。那些把我们当女人使的军官在卡

车里杀死了那两个孩子,是我把他们埋葬的。他

们走不动了,老是哭,他们的牙都掉光了,就显

得不那么好看。这两个孩子一个才九岁,另一个

稍微大一点,大概十一岁。军官们坐一辆轿车,我们坐的是一辆卡车,可是他们常常迫使我们下车步行,有时候用绳子套住我们的脖子,逼着我们跑步。他们就用这个办法消耗我们的体力,使我们逃不了,甚至不想逃。”

雷伯用双手抵着墙壁把身体从那儿撑开。他几乎像处于被催眠状态那样目不转睛地瞧着柜里的书,但与此同时他并没有停止说话,塔拉斯觉得雷伯就象个小学生一面望着窗外的一只鸟,一面背诵课文。

“我们到达布痕瓦尔德的时候,刚过了圣诞节。在这以前的一段时间,我们在克姆尼茨。到克姆尼茨之前,我们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到格罗斯罗森以前,我们在普拉绍夫集中营,那是在波兰境内,靠近克拉科夫,当时是夏天。”

现在,雷伯完全离开了墙壁,开始慢慢地朝玻璃柜那边走过去。

“不过我们在普拉绍夫只呆了三个月。有几个男孩在那儿死去了,主要原因是饥俄。一共死了六个人。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到达普拉绍夫以前,我们在森林里步行了好长一段时间……

不,我们先到普热梅希尔……但在这以前和以

后,我们走了好长时间。我们是从雅诺夫斯卡集中营出发的。我曾经到过雅诺夫斯卡两次。一次是在去年五月,还有一次更早,是在一九四一年,那时我只有十二岁半。”

雷伯叙述经历的方式很特别。他让自己的记忆从现在向过去倒退,就象电影放映机倒片似的。他朝前走了三步,站到柜子的紧跟前,和柜子里的书只隔着一层玻璃。

“这些书是你的吗?”

“是的。”塔拉斯说。

“第二次去雅诺夫斯卡以前,我在贝乌泽

茨。我的母亲汉娜·伊茨柯维奇和我妹妹米娜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死在贝乌泽茨。我亲眼看见她们被活活地烧死。请问,我可以打开柜子摸一下这些书吗?”

“可以,”塔拉斯说时委实发了呆。

“我妹妹米挪当时才九岁,我绝对相信他们

把她扔进焚尸炉时她还活着。我姐姐卡塔丽娜比我大两岁,她死在一节火车车厢里,本来我也被指定上那节车厢。她爬进一间只能容纳三十六个人的车厢,纳粹们却硬塞了一百二十到一百四十个人进去,最后塞进去的几个就躺在别人的头顶上。纳粹在地上撤了生石灰。我姐姐卡塔丽娜是最先一批进去的。到最后连一个小孩也塞不进去的时候,纳粹关上了车门,把车厢拉到侧线上,在太阳底下烤,一搁就是七天。”

他读出了书上作者的名字:“沃尔特·惠特曼。他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

“美国人,”塔拉斯问答。

“他是诗人吗?”

“和魏尔伦一样,”塔拉斯回答.

那双灰色的眼睛瞥了一下塔拉斯的脸,视线又回到《草叶集》上。塔拉斯提了一个问题,雷伯迟迟没有回答,塔拉斯以为还得再问一遍。但是雷伯摇了摇头。

“我还没有掌握英语,只认得几个单词。不

过我打算学英语,还有西班牙语。也许还要学其他语言,比如说俄语。”

培拉斯垂下眼帘,然后重又举目。他感到茫然失措。自从雷伯·克立姆罗德进屋以后,塔拉斯坐在办公桌旁,除了信笔随便记下一些什么外,没有任何举动。他突然对雷伯说:“你可以把这本书借去。”

“我得花一段时间才能读完。”

“你需要多久就放在你那儿多久。”

“多谢,”克立姆罗德一面说一面又看了看这

个美国军官,然后继续叙述。“到贝乌泽茨以
前,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一日起,我们在雅诺夫

斯卡。到雅诺夫斯卡以前,我们在利沃夫我母亲

汉娜·伊茨柯维奇的父母家里。我们是一九四一年

七月五日星期六到利沃夫的。我母亲想去看我的

外公外婆,她在维也纳领到了我们四个人的护

照。我们是七月三日星期四离开维也纳的,因为

当时利沃夫已经不是被俄国人而是被德园人占领

了。我母亲十分相信护照。但是她想错了。”

雷伯开始翻动《草叶集》的书页,但他的动

作是无意识的。他俯下身去,以便看清别的书名。

(注:“蒙田(注:蒙田(1533—1592)文艺复兴时期法兰西思想家和散文作家,主要作品有《散文集》)。

这个作家我知道。”

“你也可以借去,”塔拉斯在一种感情的驱使下这样说。

这二十本书他一直带在身边,聊以暂时忘却战争的恐怖,如果要他从中只挑一本的话,那准是蒙田的这一本。

“至于我,”克立姆罗德说,“侥幸活了下来。”

塔拉斯重新读了一遍手头的笔记,借以恢复泰然自若的神态。他按照时间顺序把雷伯提到的集中营的名单念了一遍:

“雅诺夫斯卡,贝乌泽茨,又是雅诺夫斯

卡,普拉绍夫,格罗斯罗森,布痕瓦尔德,毛特

豪森……”他问道:“你真的到过所有这些地方

吗?”

雷伯淡漠地点了点头。他关上了柜子的玻璃门,双手紧紧地把塔拉斯借给他的两本书抱在胸前。

“你是什么时候成为那群男孩中的一员的?”

克立姆罗德离开玻璃柜,朝门口的方向走了两步。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日,党卫军中校在贝乌泽茨把我们集中了起来。”

“就是那个你不知道名字的中校?”

“就是他。”克立姆罗德一面说一面朝门口又走了一步。

“他当然在撒谎,”塔拉斯心想,同时越来越感到心神不安。“假定他说的其余一切都是真的,”塔拉斯相信是这样,“那就无法想象,这个具有如此惊人的记忆力的少年,居然把从一九四三年十月到一九四五年五月与他一起生活了二十

个月的那个人的名字给忘了。他在撒谎,他也明白我知道他在撒谎,但他不在乎。他并不企图为自己辩解,也不想解释他是怎样活下来的。而且,他好象没有任何羞耻或憎恨的感觉。也许他精神上受了刺激,尚未恢复……”

最后的那种解释在塔拉斯看来最缺乏说服力。他自己也不相信。说实在的和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的这次初会,时间顶多不过二十分钟,塔拉斯却感到,这个骨瘦如柴、连站都站不稳的少年具有一种能控制任何局面的了不起的本领。君临一切——塔捡斯想到的就是这么个词儿。雷伯那双灰白色的、深邃的眼睛后面蕴藏着旺盛的智力,塔拉斯十分具体地感觉到它的压倒一切的份量。

那少年又朝门口走了一步。门框衬着他的侧影,构成一种残酷的美。他已经准备离去。这时,塔拉斯又提了最后几个问题,主要是想延长这次会见。

“他就是那个用鞭子抽你、用烟头烫你的人?”

“你这是明知故问。”

“就是那个和你在一起生活了二十个月的军官?”

沉默。雷伯又朝门口走了一步。

“你刚才对我说,那个党卫军中校在贝乌泽茨把你们集中在一起,时间是……”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日。”

“那里一共有多少孩子?”

“一百四十三个。”

“用什么理由把你们集中在一起?”

雷伯微微地摇摇头,表示他不知道。这一回他没有撒谎。塔拉斯对这一点如此有把握,这使他自己也感到惊奇,匆匆地又问了几个问题。

“你们是怎样离开贝乌泽茨的?”

“坐卡车。”

“去雅诺夫斯卡?”

“只有三十个人去雅诺夫斯卡。”

“那么另外一百十二个人呢?”

“他们去马伊达内克了。”

塔拉斯没听说过这个地名。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在波兰境内的又一个杀人集中营,可与贝乌泽茨、索比波尔、特雷布林卡、奥斯威辛和海乌姆诺并列。

“是那个中校选择了三十个男孩吗?三十个全是男孩?”

“是的,你都说对了。”

雷伯·克立姆罗德又迈了两步,已经走到门口。他站在门槛上,塔拉斯可以看见他的背影。

“我会还给你的,”雷伯说着抚摩了一下惠特曼的《草叶集》和蒙田的《散文集》。“这两本书我会还你的。”他微微一笑。“请别再问了。那个中校把我们带到雅诺夫斯卡,从那时开始,他

就把我们当女人使。后来,由于俄国人不断推进,他和其他几个军官一起向德军谎称去执行一项特别使命,把我们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达就是他们不杀我们的原因,除非我们支持不住。”

“这6些军官的名字你一个都不记得吗?”

“不记得。”

他在撒谎。

“有多少孩子和你一起到达毛特豪森?”

“十六个。”

“塞梯尼亚兹中尉在墓坑里发现你的时候,你们一共只有九个人。”

“我们到达毛特豪森以后,他们杀了我们中的七个。他们只留下他们的宠儿。”

这番活是用一种从容而超然的语调说的。他跨过门槛,最后一次停止脚步。

“你的姓名可以告诉我吗?”

“乔治·塔拉斯。”

“T,a,r,r,a,s,对吗?”

“对。”

沉默。

“我会把书还给你的。”

奥地利当时分为四个军事占领区。毛特豪森在苏军占领区内。大批过去的囚犯被转送到利昂丁的一个临时收容难民的接待营,那是林茨附近美军辖区内一所学校的校舍,阿道夫·希特勒曾经坐过这所学校的课椅,希特勒的双亲曾在学校对面的一所小房子里住过相当长时间。乔治·塔拉斯、大卫·塞梯尼亚兹和他们那个调查战争罪行的单位也到林茨去了。尽管这次迁移使他们忙上加忙,但他们并没有中断搜索隐藏在当地的前党卫军看守人员的工作。

因此,直到几天以后,他们才发觉年轻的克立姆罗德失踪了。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4

那天早晨,围在环城大道中间的维也纳内城区,是在美国军队的掌管下,这一个月由美军负责维持治安(注:二战刚结束时,奥地利被划分为美、英、法、苏四个占领区,首都维也纳是四国共同占领)。在克恩滕街究兵队灯火明亮的门前,停着一辆吉普车,一个来自堪萨斯州的美国究兵坐在司机旁边。国际巡逻队的另外三名成员——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和一个苏联人——挤在后座。

车朝着圣斯蒂芬大教堂的方向出发,去执行夜间的第四轮巡逻任务。教堂的两座钟塔在第一道晨噶中刚刚开始显现轮廓。

大街上空无一人,车在街心缓缓行驶。那天是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九日,时间是清晨五点五十分。

吉普车到达弗朗茨·约瑟夫长堤。他们朝多瑙河的对岸眺望,在大半被毁的狄安娜浴场和战争留下的茫茫大海般一片瓦砾场后面,可以看到嫩红的朝霞映衬着普拉特大转轮游乐场的环状焦黑残骸。车向左拐弯,走贡萨加巷,然后朝南。现在他们已看得见波希米亚公署绚丽多彩的巴罗克建筑。

与此同时,他们也已看得见那个少年。

那个英国人第一个看见了他,但没有吱声。那个英国人正生着闷气。他无法忍受那个法国人抽的板烟的苦涩味儿,他瞧不起那个美国人,老是没完没了地讲棒球比赛的故事,以及一九四四年六月以前他在伦敦逗留期间情场得意的艳史;他也讨厌那个俄国人,此人甚至不是俄罗斯人,团为他长着蒙古人的五官和一副傻乎乎的样子。至于那个司机,他是奥地利人,而且是维也纳人,这就更糟。司机不时流露出冷嘲的态度,尤其是他不肯承认自己是战败者这一点,使那个英

国人简直不能容忍。

几秒钟以后,美国人抬头一看,发出一声惊叫。车上的五个人全都转过头来,朝一幢三层楼的巴罗克式小洋房看去。每层沿街一溜儿开六个窗户,其中两层还带阳台,正门口筑有廊柱。

车上的人全都看见在该建筑最高一层的背景前,有个张开双臂直立的黑影,姿势宛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形象使他们大吃一惊。各种因素凑在一起无不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这人很高,可是瘦得令人难以置信,裤子和衬衫既肥又短,在他身上晃来荡去;他光着脚,本来就瘦削不堪的脸被两只特别大的眼睛衬得更象中空的一般;那双跟睛颜色极淡,在探照灯光下简直成了白色的;他半张着嘴,现出用力和痛苦的表情。

这个镜头实际上只持续短短的几秒钟。那黑影利用一扇窗的拉手,牢牢抓住墒上的边沿移动。黑影爬上阳台的栏杆之后,就从探照灯的光圈中消失了。接着,车上的人听见玻璃的碎裂声和一扇窗子被打开又关上的轻微响声。然后,一切重新归于沉寂。

“一个撬门贼,”开车的维也纳人冷漠地

说,“不过这仅仅是个孩子,虽然他的身材很高大。”

其目的是很清楚的。国际巡逻队只有在事情涉及到占领军人员的时候才能干预,一般的轻微犯罪行为属于奥地利警方的职责范围。于是,他们通知了市中心的警察署。及至一个警官带着两名警察赶到出事地点,已经过去了十分钟。对于雷伯·克立姆罗德来说这点时间已经足够了。

两类截然不同的声音,奇异地重叠着传到他的耳际有二十分钟、也许有三十分钟之久。

先是现实的声音:警察进入房屋,从底层一直搜到顶楼,打开和关上一扇扇房门,他们在底层的大理石地板和楼上的木质地板上走动,当时,这儿的地板擦得挣光瓦亮。不出雷伯所料,警察走的果然是他使出剩下的最后一点精力为他们设计好的一条路:他们循着雷伯带血的脚印一直走到顶层的阁楼,发现那儿有一扇半圆形的小窗开着,自然认为他一定是从窗口翻越房顶逃走了。于是警察用较大的声音交谈着下楼,最后再四下里查看了一遍,然后离去……

这是现实的声音。接着,另一类想象中的声

音从记忆里涌出来,其清晰的程度使雷伯不寒而栗:妹妹米娜踏着轻盈的步伐在走廊里奔跑、欢跳;姐姐卡塔丽挪在钢琴上弹奏舒伯待的曲子;还有他们的妈妈的话声,略带一点她始终没有脱去的波兰口音,是那么平静、温和,在她周围创造一种静谧的气氛,就象一块鹅卵石投入一泓清水,激起层层涟漪。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晚上正是这个声音这样对爸爸说:“约翰,我要带孩子们到利沃夫去。感谢埃立希为我们办好了领护照的手续。我们将在星期六到达利沃夫在那儿呆到下星期一。约翰,我的父母还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外孙呢……”

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的眼睛长得跟母亲的一样。汉娜·伊茨柯维奇·克立姆罗德一九○四年出生在利沃夫,是个医生的女儿。若非因为她是个女的、又是犹太人这双重障碍,她几乎肯定会继承父业。然而,她却只好到布拉格去攻读文学,因为在布拉格对犹太学生的大学录取名额限制比较宽。此后她又以一位姑丈在维也纳经商作为理由,转到那里去专攻法律。在维也纳,约翰·克立姆罗德曾授过她两年课。他比汉娜大十五岁;汉娜的一双具有故乡草原色彩的眼睛,使这位教授看出了神,再加上她那罕见的敏捷才思和幽默感,事情就全妥了。他们在一九二五年结

婚,二六年生下卡塔丽娜,二八年生雷伯,三三年生米娜……

砰!——雷伯听见警察离去时关上沉重的前门的响声。接着隐约听到奥地利警察和国际巡逻队交谈了几句,随后是汽车的引擎发动起来,声音不久就远去。寂静重新笼罩了这幢房子。雷伯尝试着直起腰来。他不得不一厘米一厘米慢慢地扭动身体站起来。小时候,他曾经无数次这样蜷缩在这个暗角里,从这种自愿禁闭中获取神秘的快感。最初几次,他不得不迎战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迫使自己把身体紧紧地贴在又冷又潮、仿佛有白色的小虫子在蠕动的石墙上(至少他觉得它们是白色的),直到战胜恐怖为止。他还不许那里有任何光亮,为的是保持神秘的氛围,更重要的是可以领略那种吓得要命的滋味,最终达到支配自己的目的。

现在,雷伯的手指推开了暗角的挡板。他伸出一只脚,再探出一侧肩头,从洞口爬了出来。他发现自己是在壁橱里,使从那儿走进一间屋子,——以前这是他的房间,现在里边空荡荡的什么家具也没有。他来到走廊里。他的右侧是米娜的房间;再过去是卡蒂(注:卡塔丽娜的昵称)的房间。这两间屋子也都空无一物,什么东

西也没有留下。游戏室、花房,还有母亲从前给雷伯做书房的一间屋子,同样空空如也……

三间客房和原先一位法国女家庭教师住的两间房也是如此。那里的墙上镜框里原先挂着好些蚀刻版画,画面有巴黎的孚日广场和艺术桥,在旺多姆附近的卢瓦尔河景色(那是法国女教师出生的地方),有布列塔尼海湾和比利牛斯山脉的风光。现在连这些版画也都荡然无存。

另一层楼上,只有原先的仆人寝室中的一间好象进有人住,或者不久前有人住过。雷伯见那里放着两张行军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空气里有一股醇和的烟丝的淡谈清香。一些卡其布的内衣晾在洗澡间的绳子上。

雷伯下扶梯回到二楼。

过去,二楼一直是他父母住的地方。汉娜把宽阔的大理石走廊变成一道界限,未经她特别准许,仆人和孩子们都不得越界。二楼临街的一侧是全家公用的房间,包括两间起居室、一间餐厅。餐厅的延伸部分成直角连接着一个很大的餐具室和厨房。另一端与侍餐室垂直正交的是藏书室。藏书室极大,一直通到楼面的两侧,并在一

定程度上把两侧连接起来。

雷伯推开右侧的房门。这里曾是汉娜独用的套房,是一块禁地,现在空荡荡一无所有。连挂毯也让人仔细地卷走了。这免临内院的两扇窗子中间,以前放着汉娜的一张大床。雷伯和他的姐姐、妹妹都在这张床上出生。雷伯顺着与走廊平行的方向走去,进入母亲的内室。空空如也。然后走进她的书房,汉娜生产雷伯以后到米娜出生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曾经在这间书房里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当然取得了成功。如今,也是空荡荡的。

从这里穿过通两边的洗澡间,是他父亲的房间。那里陈设着全套家具,但雷伯却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家具。那张床对他父亲也不合适,因为它太高了,一个残疾者没有别人帮助是不可能上这张床的。

雷伯接连打开两座壁橱的门。里边挂着的都是军服,其中好几件都缀有差不多的星形标志的勋章、奖章。显得十分平整的衬衫和内衣叠放在搁板上。雷伯还看到各种式样的鞋,有几双是系带的平跟鞋。两只衣架上挂着的无疑是几件使服。雷伯伸手摸了摸这些便服……

……然而,他的目光已经落到最后的一扇门

上,这扇门通向藏书室。

他转动门把,但没有马上把门推开。从雷伯走进这幢房子到现在,他的面部表情第一次显得有点儿激动。他的瞳孔放大,嘴唇张开,仿佛突然喘不过气似的。他先是把一边太阳穴,接着把面颊靠在门框上,闭上双眼。他的五官出于绝望而变了样。他能听见父亲坐的轮椅的橡皮轮子在滚动,声音是那么熟悉、那么滑润,只有一点点嘶嘶作响。如果此刻真有这声音,恐怕也不会更加真切。一九三一年春天,雷伯的父亲约翰·克立姆罗德患了偏瘫疾,从此不能走路,当时雷伯还不满三岁。现在,雷伯仿佛听见他父亲正在打电话或当面跟他的副手埃立希·施泰尔说话。也可能在跟他的四个助手或三个秘书中的某人说话。雷伯能听到小电梯的玎玲声,这架电梯是他父亲从底层的律师事务所到藏书室和他的套房上下使用的……

……雷伯还仿佛听到他父亲在对施泰尔

说:“埃立希,我对这次利沃夫之行很担心,显然你为他们设法并到了许可证……”

雷伯睁开眼睛,推门走了进去。藏书室里一张擦得很亮的栎木长桌还在,藏书室是雷伯非常熟悉的,地上铺着一张旧地毡,还有一把摇摇晃晃的椅子。镶板上端用石榴红绸子覆盖起来的墙壁,还保留着过去挂在那里的一些画框的轮廓痕迹。从围有栎木栏杆的阳台上够得到的一些书架巳被拆毁。这里原有藏书一万五千到两万册,现在连一本也没剩下。这些书是约翰·克立姆罗德四十多年间以及他四五辈先人收藏积累起来的,祖先中有一位克立姆罗德曾在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园皇帝约瑟夫二世朝中做过高官。他们家原先还收集了不少套色木刻的圣母像——一个个身材苗条,面带微笑,身穿锦缎。这些有四百五十年历史的艺术珍品,如今也荡然无存了……

曙色透过关上的百叶窗缝隙,开始滤入被劫掠一空、因而回声很响的藏书室。雷伯向电梯走去,那神情就象是走向最后的一线希望……

他昼寝夜行,饿了就从农家偷一点东西吃,靠两条腿走完了从毛特豪森到奥地利首都的一百五十多公里路程,才得以在这天——六月十九日——黎明到达维也纳。最后的三十五公里他是一口气走完的。

许多年以后,大卫·塞梯尼亚兹问他为什么要独自一人发疯似地赶到维也纳去——其实,他要返回维也纳,塞梯尼亚兹和塔拉斯肯定会帮助他的。雷伯用他那种心不在焉的口吻回答:“我要找到我父亲,自己想办法去找到他。”

当初电梯建成的时候,为了把它掩盖起来,特地把一块原先是在蒂罗尔或波希米亚某教区礼拜堂神龛里的嵌板固定在一块普通的柃木嵌板上,再装在电梯铁栅上。这块神龛嵌板是十五世纪的古物,那些洗劫这幢房子的人也没有放过它。现在嵌板不见了,只留下柃木的那一块。

雷伯推开这块嵌板。电梯的金属轿箱很窄,大小仅仅容得下一辆轮椅。轮椅在里边,是空的。

雷伯·克立姆罗德可以肯定他的父亲已经死去。他站在空轮椅前哭了起来。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5

书店坐落在道恩·金斯基宫的骑士群塑和堡格大戏院之间的申肯巷上。

进书店得先往下走三级台阶,如今台阶巳看不见了。那里有并排三间拱形的屋子,每间都开着一扇小窗,透入光线。书店老板姓瓦格纳,六十多岁,他在国立霍夫堡图书馆工作了二十年,然后从那儿出来自办书店。他自诩为维也纳第一流的珍本和古版书权威之一,这话有点道理。

一开始,他没有认出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

德。

这并不奇怪。瓦格纳上一次看见雷伯。他还是一个穿短裤、高高的前额上耷拉着一缕缕头发的孩子。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四年多,这四年多发生了多少事情啊!过去,这孩子几乎每个月都要到这里来,而且总是在星期四,除非学校放假。他总是默默地在书架间浏览,细看玻璃书橱里的

书,常常一言不发就悄然离去。他往往会在某一本书的前面停下脚步,而那本书总是瓦格纳刚刚买到手的,率试不爽,经过了一段时间,书店老板也就不再感到惊讶了。这孩子站了一会儿以后,会慢慢地摇摇头,仿佛在说:“这本书我们已经有了。”或者向老板打听这本书或手稿的来历、出版日期和价格最后总是这样说:

“我要回去对我爸爸说。能不能请你保留到下星期四?”七天以后,他会准时再来,把克立姆罗德大律师究竟买不买这本书的决定告诉老板。他说话的时候,语气很柔和,那个时候童声末脱,音调还相当高,但给人一种仿佛是从远处传来的奇怪的感觉;他的眼神显得飘渺空幻。必要的时候,瓦格纳也会登门去同瘫痪的大律师完成一笔交易。克立姆罗德家蔚为大观的藏书,一直使这位老板惊叹不已。

如今出现在瓦格纳面前的这个人的模样,无论如何没法使他认出这就是几年前的那个孩子。他差不多长高了三十厘米,穿着英国款式的花呢茄克衫,锈红色的袜子——两者都太短了一点;他脚上是一双漂亮的平跟鞋,这种鞋在维也纳已经好多年看不到了。瓦格纳想,这准是个英国人。

这时,雷伯走下最后一级台阶,不再背光站着。那双眼睛突然钩起瓦格纳某种回忆。接着,这位陌生人开始漫步浏览书脊的神态,进一步增强了瓦格纳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瓦格纳用英语问他:“你是在寻找你要的什么书?”

“找我父亲的书,”雷伯用德语回答。

就在这时候,雷伯恰好在一套三十二卷本的《伏尔泰文集》前停住了脚步,那是一八一八年的版本。瓦格纳募地站起来,忽然又顿住,仿佛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

“你是小克立姆罗德?”他沉默了几秒钟才说话。“卡莱伯·克立姆罗德?”

“雷伯。”

“你长得这么高了,我都认不出来啦。你现在多大了?”

雷伯离开了那套《伏尔泰文集》,继续漫步浏览。他走了没儿步,又先后在好几本书前面停

下来,那是蓝色皮面精装的卡斯特里(注:伊格纳茨·弗朗茨·卡斯特里(1781—1862)——奥地利剧作家、诗人。)的《士兵之歌》、冯·阿尔克辛格(注:约翰·巴普蒂斯特·冯·阿尔克辛格

(1755—1797)——奥地利作家)的《美因兹的译林》、拉克洛(肖德洛·德·拉克洛)的《危险的关系》和圣克拉拉(注:(1193—1253)——意大利的修女)的《大骗子犹大》。最后那本书的边上,有一个烫金的“K”字,虽然只有知道这个记号在什么地方或者手持放大镜的人才看得见。

雷伯又从那里走开去。

“我这里怎么会有你父亲的书呢?”瓦格纳说,“我向来都是卖书给他,决不会从他那里买进。”

“最近呢?”

这个问题提得十分自然。

书店老板的迟疑虽然只延续了两三秒钟,但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最近没有。压根儿没有。你想一想,大概自从你上一次到这儿来以后,我已经有三四年没有卖过任何书给你父亲了。你离开维也纳了吗?”

“我和我母亲、姐姐、妹妹一起出门去了,”雷伯说。

他转过身子露出微笑。“瓦格纳先生,很高兴又见到了你。你的书店仍然有许多好书。眼下没有时间,但我回头想来和你谈谈。也许,今天晚上就来。”

“晚上我七点钟关门。”

这时是下午三点。

’我会在七点钟以前到这儿来,”雷伯说,“也可能明天上午来。但是今天晚上的可能性大些。不过,我不想让你为了我延长营业时间。如果到时候我不来,请不必等我。”

瓦格纳也对雷伯报以微笑。“你愿意什么时候来都可以,今天晚上也很合适。你决不会打搅我的。代我向你父亲问好。”

雷伯迈着平稳的步伐,沿街走去。他甚至不用回头,也能通过对面钟表店橱窗的反光看见,瓦格纳走到书店门口目送他离去后,站在台阶下面,上半身现出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雷伯走出瓦格纳的视界之后,马上转身快步回到堡格大戏院。从那里他可以直接监视书店的入口处。他等了三四十分钟,终于看见有人来了。来人一共有三个,坐一辆黑色轿车。这些人雷伯一个也不认识,看来也绝不象是珍本或古版书的爱好者。除此之外,瓦格纳准是在等侯他们。他们一出现,瓦格纳立刻出来跟他们说活,一面打着手势。虽然隔开一段距离,有些手势的意思还是相当清楚的:他在向自己打电话叫来的人描绘雷伯·克立姆罗德的模样。来人中有两个走进书店,剩下的一个把汽车停放好以后,就走到书店对面一幢房子的门厅里站好位置,在外面监视。

一九四五年的维也纳,不再是约翰·斯特劳斯时代的维也纳,不再是格林青格花园酒店里觥筹交错的维也纳。素有该城“金心”美称的格林青格,已不再合着华尔兹舞曲的节奏搏动。整个城市半已死寂,半成废墟,即使在六月的丽日下也

显得阴郁凄凉。普拉待公园在苏军辖区,那里一些被击毁的坦克刚开始生锈,渐渐地为蔓草吞没。维也纳的克恩滕街相当于巴黎的和平街或纽约的第五街,如今只剩下寥寥几座被战火熏黑的建筑物空壳,那里重建上面几层的工作才勉强开始。几乎没有人还在原来住的地方,他们分散到欧洲各地,如果没有死就当了俘虏,有的受了伤,或者正在行程缓慢地返家途中。

雷伯·克立姆罗德回到家里,发现房子还在,但被一位英国将军征用了。旧日的仆人现在连一个也找不到。一九四一年,雷伯离开维也纳到利沃夫去的时候,还不满十三岁。这样年龄的一个孩子,对于自己父母雇用的仆人,是不会了解得很多的。雷伯只记得当时仆人们都住在顶楼。他没有去找奥地利警方,当然更没有去找占领军当局。他没有身份证件,尽管这不是主要的障碍,甚至他偷了那位英国将军的几件便服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他恐伯是考虑到警方人员中也会有瓦格纳式的人物。

大卫·塞梯尼亚兹相信,当时,雷伯·克立姆罗德一定马上就明白了,他父亲已经肯定不在人间,而月凭着直觉知道,埃立希·施泰尔在他父亲之死这件事情上起了什么作用。一九四五年六

月,施泰尔可能在维也纳。象其他许多战犯一样,在战争正式结束以后,若无其事地回到家里。有的人——比如说那个臭名昭著的门格尔(注:门格尔是联邦德国通缉的纳粹战犯,以色列指控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参与杀害了四十万犹太人。最近由专家根据一具尸体的骨头证实,门格尔已与1979年在巴西溺毙)——还重操战前的旧业,照样行医卖药。雷伯走访瓦格纳这件事,塞梯尼亚兹认为是一次试验。他之所以去找瓦格纳,而不找别人,就是因为他知道瓦格纳和施泰尔之间有旧交。走访的结果证实了他的判断。雷伯从那三个恶棍在书店门口出现认识到,施泰尔企图抓住他,使他永远从人世间消失。

但他的主要目标是找到父亲的下落。雷伯在维也纳呆了两三天,有时候在他的旧居藏身,有时候躲在一幢被毁的大楼中。六月二十三日,他找到了莱歇瑙的那个女人……

……后来又辗转找到那个萨尔茨堡的摄影

师………

……从而了解惨不忍睹的真相。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6

到了派耶尔巴赫,雷伯跳下那辆只有一匹马拉的大车。那个农民不再往前赶车了。雷伯微笑着向他点点头。

“太感谢你了!希望你的孙子很快就回家来。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

“好孩子,但愿上帝能听见你的声音,”老农民回答。

雷伯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走去。他的正前方和右侧都是海拔两千米以上的山峰。雷伯不再穿那位英国将军的衣服和鞋。他把它们卖了,除了换得一点钱以外,还得到一件蓝衬衫和一条裤子,他穿起来还算合身;同样,一双系带的便靴

虽然沉,倒也合脚,只是右脚的那一只靴尖上裂开了好几厘米的一道口子。

他是六月二十三日将近中午时分到达莱歇瑙的。清晨,他在维也纳搭上一辆吉普车。吉普车把他带到维也纳新城教堂附近的广场上,战争在那儿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后来,在诺因基尔兴外四公里的地方,那个赶车的农民又让他搭上了马拉的大车,当时他两只脚都出了血,但还在走。

莱歇瑙是一个村庄。雷伯问讯的第一户人家就告诉他在哪儿可以找到埃玛·多宁。他穿过一片山间的小牧场来到一座在石头地上用圆木盖起来的房屋前。看起来这座木屋相当大,可以住好几个人。三个孩子年龄大约从两岁到六岁不等,都是金发碧眼,依次坐在屋前的石槽边上,乖乖地把手搁在裸露的膝盖,纹丝儿不动,安生得出奇,但是个个都脏得使人讨厌。空气中陈了春天潮湿的泥土气息,还有一股烟草味儿。雷伯微笑着和那几个孩子说话,他们却谁也不答碴儿,全用一种相同的恐惧眼光望着他。

雷伯绕着农舍转了一圈,总算找到那个女人。她的身体肥硕得很,一双结实的大手现出挺粗的青筋。雷伯告诉她,他叫雷伯·米歇尔·克立

姆罗德,从维也纳来,是律师约翰·克立姆罗德的儿子。那女人听了,一点反应也没有。她那形似刮勺的粗壮手指,不停地碾去包谷的硬皮,把籽粒倒入一口煮汤用的锅,锅里已经盛着水、几只土豆和萝卜。雷伯站在她面前,只见她半秃的头顶上稀稀拉拉几缕灰黄色残发给汗水粘在一起。

“你曾经在我父亲的住宅帮过佣,”雷伯说:“我想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她却反问雷伯为什么偏偏来找她。雷伯解释道,是波希米亚公署后面一条街上的一个木材商让他找到这儿来的。她听了这话,心里琢磨着,直到碾完两个包谷穗头,把锅捧起来——不让雷伯插手帮忙——端进屋去,架到炉火上,然后方始说:

“我从来没有给一个姓克立妈罗德的先生帮过佣。”

“但Q是你在他的住宅里干过活,在一九四一年九月。”

她这才第一次正眼看着雷伯。

“你是为那几个小鬼来的,对吗?”

“不。”

“你一定是为他们来的。那个娼妇又在抱怨了。她在维也纳到处和美国人鬼混,把这些小鬼寄养在我这儿,给我的钱却少得可怜,还要我把他们当龙子凤孙伺候。”

这时可以听到一阵赤脚走路的轻微声响。雷伯转过身去。那三个小男孩刚好出现在门口。其中一个的颧骨上有一块青紫,三个孩子的腿上个个都有鞭痕。

“我也是为他们来的,”雷伯说,“她要我来看看他们过得怎么样。现在,请你行行好,回答我的问题吧。”

她先是垂下眼帘,带着怨气说:“我实在很想往汤里放几片咸肉。”

“我正要你这样做,”雷伯说,他的双限仍盯着她瞧。

他开始提问题。一九四一年九月,是谁启用

她在克立姆罗德的住宅当管家?她回答说,是一个名叫埃泼克的人。“这个埃泼克是这幢房子的主人吗?”“不是。”“那么,埃拨克的上司是谁?埃泼克听谁的命令?”她记不得那个人的名字了。雷伯微笑着摇摇头。“好象叫特……特……
特……”她说,她确实记不起来——至久记不起

他的名字了。但她却记得那人的模样。他是头头。

“他个子很高,人很漂亮,长着一头金发。”

“他穿制服吗?”

“穿党卫军制服,”那女人说,“他至少是个将军,他不常来。”

“一九四一年九月,这幢房子里是否还有过去在那儿干过很长时间的仆人?多年的老佣人?比如说,一个名叫安东的白发老人,当时还在不在?”

“在。”

“如今安东在哪里,你知道吗?”

“他死了,”她说,“就在那年的圣诞节前,他被军用卡车压死了。”

过去的仆人中再也没有别入留下吗?

没有别人了。她是和另外四个佣人同时受雇

的。

“雇用她的是埃泼克吗?” “是的。”

她从屋梁的挂钩上取下一块咸肉,切了一片,犹豫片刻之后,又切了一片。

“请再切一片吧,”雷伯说,“让每个孩子都吃上一片咸肉。我看,还可以让他们多吃三四只土豆。”

“你头一次走进克立姆罗德的住宅那天,屋里的家具是怎样陈设的?”

她没有听懂雷伯的问题。“家具?当然有的,”她诧异地回答。

“请加几只土豆,”雷伯说,“别挑太小的。”

“你是否记得那里有好多书,成千上万的书?”“对,记得的。”“那么,还有画呢?”“是的,那里有很多很多画,如果你管他们叫做画的话;还有挂在墙上的毛织品;对,叫壁毯。还有不少雕像。”

雷伯挪动了一下位置。刚才步行走完的最后一段路程已经耗尽了他仅剩的精力。他深怕自己脸上露出精疲力尽的神色,会削弱他和埃玛·多宁打交道的地位。他走到光线较暗的地方。举起双手抓住那根挂咸肉的屋梁,使自己显得高一点。

“在那间全部是书的藏书室里,有一座小电梯,你还记得吗?”

她刚削好土豆。她的一只肉墩墩的手里握着一把锋利的刀子,大拇指紧贴在刀尖上,这时停下来,她皱起眉头,在记忆中搜索。

“一个象送莱的升降机那样的东西吗?它是藏在一块上面有图画的木板背后的,对吗?”

这“木板”其实就是壁龛的嵌板。“对,”雷伯

说。

她记得。有一次,她还偶然打开过那座笼子。以前从来没有人对她提起过这台机器,所以那次发现吓了她一大跳。

“这是什么时候?”

“圣诞节前。”

“一九四一年的圣诞节?”

“对。”

“确切地说,那是在几月份?

“十二月以前。”

“十一月,还是十月?”

“十一月。”

原来那是她受雇以后才几个星期的事。雷伯的手指把屋粱抓得更紧了。

“你看见电梯里有什么东西吗?”

她不假思索地回答,“有一把轮椅。”

这时,如果她扭头看雷伯一眼,就会发现他是多么虚弱,多么可怜,多么绝望。然而,她正忙着使锅子底下的余烬复燃,再添加柴火。雷伯走出屋子。

过了一会儿,雷伯把孩子们叫去。孩子们温顺地走到他跟前。雷伯在水槽前给他们脱去衣服。槽内有一股清水的细流,是用一条空心树干组成的管道引来的。雷伯一个个依次给他们洗澡。

“请你给我一块肥皂,好吗?”

“你还要什么?”她哼了一声,那腔调说明她正在镇定下来。

雷伯尽其所能为孩子们洗净伤口,帮他们穿好衣服。然后他转身对那个女人说,

“你什么时候辞掉工作,离开维也纳的?”

“二月份,在月底。”

“你离开的时候,家具、书和画还都在吗?”

她说,在她离去的前夕,这些东西都让人给搬走了。那天晚上,三辆由党卫军驾驶的军用卡车开来,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搬空。至少几乎搬空。第二天,维也纳的旧货商们又来,把余下的东西也带走了。除了一张桌子,因为太重太大无法从门口抬出去,才留了下来。

“埃泼克当时在场吗?”

“他是管这事的。”

“请你把他的模样说给我听听。”

她描述了一番。这个埃泼克很可能是那天雷伯去过瓦格纳的书店以后,紧接着赶到那里的三个人中的一个。

“还有你称他为“头头”的那一个呢?就是那个身材很高、很漂亮的人——他也在场?”

“那天晚上,他是坐一辆带旗子的轿车来

的。他对埃泼克说,把这个拿走,把那个带去,并且吩咐埃泼克付清我们的工资,把我们打发走。”

“现在埃泼克在哪里?”

那女人耸耸肩,眼睛里露出一种可恶的嘲讽神色。她堵在门口,雷伯简直不得不把她推开,才重新走进屋里。又举起双臂,伸出长长的手指,握着房梁。

“你不过是个毛孩子,”她说,“我怕你什么?”

雷伯笑了。“你当然怕我,”他轻声柔气地说,“看看我的脸,再看看我的眼睛,你就会知道你非常怕我。你也应该怕我。”他垂下一只手,手里拿着被他拔下的那只钩子。“埃玛·多宁,我还会回来的。少则一星期,多则两个月。我一定回来,我要仔细检查孩子们的身体。如果再让我发现一道鞭痕,我非割破你的喉咙,砍掉你的双手不可。先砍双手,再割喉咙……你跟那

个名叫安东的白发老人说过话吗?就是那个被军用卡车压死的。”

她用恐惧的目光看看那只钩子,也许用更加恐惧的目光瞧着雷伯伸到她面前的那只大手,点了点头。

“我们不常说话。他的话很少。”

“这我知道,”雷伯说。“但也许他对你或者别的新佣人说起过关于我父亲约翰·克立姆罗德的事儿。请你仔细回忆一下。”

三个小男孩还是那样鬼鬼祟祟地溜了进来,悄悄坐下,三张脸把视线从钩子移到那女人惊慌的脸上,对于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显示出一丁点儿兴趣。跟前这三个小男孩,他们的神态,他们的沉默,他们严肃的蓝色大眼睛,在这座森林环抱的农家屋内,令人联想起那些充满了妖怪和神仙的德国民间故事。

“有一次,”埃玛·多宁说,“他提起过一个疗养院。”

“你是说,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到九月之间,他们可能把我父亲送到那个疗养院去了,对吗?”

“对。”

她说,这个疗养院在林茨附近。安东曾经说起过那个地方的名字,但她再也想不起来了。雷伯从衬衫里边抽出一份从英国将军那里偷来的地图。他费了不少时间耐心地把地图上林茨周围六十公里以内的所有地名一个一个地读出来,包括毛特豪森在内……

……一直读到……她说“对”为止。那个地名

是:哈尔特海姆。

原来是哈尔特海姆城堡。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7

雷伯离开莱歇瑙以后,在派耶尔巴赫那个赶车的老人家里度过了这天余下的时间,并在那里过了夜。老农邀请他住下,起先他还不接受呢。自从雷伯和母亲、姐姐、妹妹一起离开维也纳前往利沃夫直到现在四年来,他这是第一次睡在一张真正的床上,也是第一次在坐着一家人的餐桌旁吃饭。老人姓多普勒,他的三个孙子都被德军征募去当兵了。据正式通知,其中两个已经死了,第三个杳无音讯。雷伯向多普勒谈了埃玛·多宁接受寄养三个孩子的事,请他照看一下那些孩子。

雷伯回维也纳以后犯了一个错误。这倒不是因为他老是在波希米亚公署周围悄悄潜行,甚至也不是因为他又回到家里去过,而是因为他过多地去打听埃泼克这个人的行踪。他什么也没打听出来。这个名字根本没有人知道,就象是埃玛·多宁自己编造出来的。

其实,雷伯知道了这个名字,就已经表明他的调查取得了进展。他对安东·欣特泽耶尔之死的确切情况所作的探究同样有所收获。这个在克立姆罗德家服务了五十多年的“白发老人”,原来死在一辆军车轮下。要说有什么出入的话,那就是:雷伯确信,安东无非是被埃泼克谋杀的。

埃玛·多宁所描述的那个身材很高、长得很漂亮、穿党卫军将军制服的金发男子,无疑就是埃立希·施泰尔。现在,施泰尔也好,埃泼克也好,都认识到,雷伯·克立姆罗德的查访活动是一个信号,这意味着雷伯已经非常迫近可怕的事实真相。

如果你从林茨朝西北方向去德国的帕骚,会看到哈尔特海姆城堡就在多瑙河沿岸的公路边上。那地方叫阿尔克霍汉。这是个幽静的小村落,在奥地利北部,你可以找到好几百个这样的村庄。从阿尔克霍汉到林茨,只有十五公里左右。这城堡是一座很大的建筑物,几处窗洞却被堵死,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又看得出马克西米连皇帝(注:马克西米连一世(1459— 1519)——德意志国王(1476年即位)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93年即位))时代沉重阴郁的德意志特色。堡内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庭院,环列着气势宏伟的廊柱,但他们丝毫也不能冲淡由四座塔楼君临全堡的整个建筑群给人的不样印象。

“这里过去是一座疗养院,”红头发的电工颇

为勉强地对雷伯说。“也可以说是一家医院。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我进去过两次。那见的电线系统发生了短路,他们找我去修理。”刚说到这里,他就急忙摇摆头,戒心十足地补充道:“不过我可没有看见任何不正常的情况。”

这个红头发电工的铺子,开设在林茨城中离圣三一雕柱不远的地方。雷伯·克立姆罗德刚在他的店铺门口出现,电工马上认出了这个又高又瘦的小青年。战时,他作为一名电工,曾经几次进入毛特豪森集中营。他记得当时在集中营里,党卫军的军官们把这个少年拖来拖去,有一次,他们在雷伯的脖子上套了一根皮带,就象牵一条狗似的。和其他曾经或多或少跟集中营打过交道的人一样,他知道目前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正在全力搜捕战犯。他特别害怕最近刚在林茨成立的犹太人委员会。如今的犹太人都是危险人物,太危险了。他在林茨街头已经两次遇到过另一名过去的囚犯西蒙·威森塔尔,此人就住在这里附近。他夜里做恶梦,几次梦见威森塔尔的黑眼睛射出咄咄逼人的凶光,尽管认为自己没有做什么坏事,问心无愧他只是一个电工,仅此而已,人们有什么可指责他的?

然而,刚刚走进来向他打听哈尔特海姆的这

个少年也是犹太人。红发电工清楚地记得,那少年穿的条纹囚衣上面,居于橙色双线三角形中央的是一个黄色的“J”字。正是这个红头发的电工把那个萨尔茨堡的摄影师的名字告诉了雷伯·克立姆罗德。

奥地利铁路部门想方设法把一些几乎已经完全毁坏的无棚车皮重又投放到某几条路线的轨道上运行,雷伯就是扒上这样一节车皮从维也纳赶到林茨的。六月三十日,他到达林茨。从林茨到阿尔克霍汉这段距离他靠两条腿和搭乘军用吉普走完了。军人很乐意让老百姓搭车。

雷伯从来也没有具体告诉过任何人,他到底有没有进入哈尔特海姆城堡。塔拉斯和塞梯尼亚兹都没有敢向他提这个问题。

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是第一个发现哈尔特海姆城堡内幕的人(当然,曾在那里工作过的那些人除外);直到一九六一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缘,加上西蒙·威森塔尔的积极努力,这个城堡的真相才正式大白于天下。雷伯抵达萨尔茨堡是在七月二日晚上或七月三日早晨。

从毛特豪森到那里,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路程他都是步行的,睡得很少,唯一的例外是在派耶尔巴赫多普勒家过的那一宿;吃得更少,例外还是在多普勒家享用的那一餐,此外他没有从任何仗义提供的食物得到体力上的补充。他沉浸在不顾一切和戏剧性的孤寂之中,驱使着他的唯有一个执着的意念,查明父亲死在什么地方和怎样死的?

那个萨尔茨堡的摄影师姓洛塔尔。

“他不在,”一个灰白头发剪得很短的女人对他说,“他住在这儿,但工作不在这儿。你可以到照相馆去找他。”她答应雷伯的要求,把那里的地址给了他——就在钟楼后面一条有篷的甬道里。

“你认识路吗?”

“我会找到的,”雷伯说。

他竭力不让自己露出一瘸一拐的步态离开那儿。穿过一个名叫老市场的的广场时,他第二次看见了那辆救护车。第一次是在萨尔察赫河的另一边,当时雷伯正从林茨通到此地的公路上下

来。他注意到。那辆车停在公路大桥的桥堍,面朝着他。前座上坐着两个男儿一动也不动,一副毫无表情的样子说明他们正在等待指挥者的命令再采取行动。这辆救护车漆成黄褐色,有一个白地红十字标记。乍一看,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现在,它又停在萨尔茨堡的老城中心,车上一个人也没有。但是,救护车的牌照上还是那个号码,右前方的挡板上也有一道刮痕。

雷伯不动声色地穿过广场,但接着突然显得行动颇不利索的样子,腿瘸得比以前更历害了。

这时,他距离钟楼只有二百五十米光景。

二十五分钟以后,雷伯才走到那里。

钟楼背后的甬道又暗又狭;雷伯还没有到甬道口就能伸手触到它的拱顶。他往里走了十来米,经过几家阴暗的店面,然后看见一块白地黑字的油漆招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卡·海·洛塔尔艺术摄影。他一推玻璃门,顿时牵动一只小铃,发出尖锐的叮当声。雷伯跨进一间低矮的屋

子,墙壁和房顶都是未经粉刷的石块。雷伯的两侧排着几只相当大的木头柜台,可是里边什么也没有,壁架上同样空空的。

这时,从后面的屋里传来一个声音,“我在这儿呢。”

通往后屋的门口挂着一道布帘。雷伯掀开布帘,走了进去。他发现自己面对着四个人,其中的一个立即把枪管抵住他左边的太阳穴。

“不许动,不许叫唤!”

雷伯认出其中两个正是刚才坐在军用救护车前座的人。根据埃玛·多宁在莱歇瑙向他描述的特征,他确定第三个人就是埃泼克。至于第四个人,他却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问雷伯,刚才到什么地方去了?从老市场到这里,即使瘸着腿步行也只需要两三分钟,可是他为何花了这么多时间?

雷伯·克立姆罗德的面容和他的整个举止都变了,前后简直判若两人。现在,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小,他的虚弱和疲乏超过了可能想象的限度。一双眼睛狂乱地睁得老大老大。“我饿了,

迷了路,”他回答的声音差点儿就要哭出来,活象一个被事态的发展弄得不知所措的孩子。他简直给吓坏了。

大卫·塞梯尼亚兹接到电话时正在代理外出的塔拉斯的职务,用塔拉斯自己的话讲,他是“到乡下去突击搜索”的。这次电话想必是从某军事机关打来的,因为当时公用电话在奥地利尚未完全恢复。对方在电话里说了一连串急促不清、其名共妙的话,猜想起来大概是英语。

塞梯尼亚兹根据对方的口音作出判断,然后说:“先生,你可以说法语。”他告诉对方自己是什么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代塔拉斯作主,这几乎包括所有的方面。说完,他凝神静听。那个法国占领军军官从萨尔茨堡打电话告诉他的事,越来越使他惊愕得不知如何是好。事实上,他几乎连考虑也没有考虑,就凭着一时的冲动,撒了生平第一个大谎。此举将对他未来的生活产生不小的影响。

“别信那些胡说,”塞梯尼亚兹说:“那个年轻人实际年龄比看上去要大,而且比他的样子要老练得多。你完全可以相信他。他是为美国战略情

报局工作的,是他们最好的情报员之一。凡是他对你们说的,请全部照办。”

直到挂上电话以后,他才向自己提出一系列非同小可的问题:是什么驱使他干出这样的傻事来?他该向塔拉斯说些什么来为自己撒这个弥天大谎辩解?年轻的克立姆罗的置身于这样不寻常而又危险的境地结果又会怎样?

其实,雷伯见到的第四个人就是卡·海·洛塔尔。他是个红脸盘的胖子,身材非常高大,却长着一双简直跟女人差不多的小手——这并不罕见。尽管石头房顶透出一股冷气,他却仍然大汗淋漓。他吓坏了。

从一九四○年秋天到一九四五年五月,有两个奥地利摄影师在哈尔特海姆城堡工作过。其中的一个至今还活着,健在林茨。威森塔尔事后查明,他叫布鲁诺·布鲁克纳。

另一个摄影师就是卡尔·海因茨·洛塔尔。对他来论一切都是从一九四○年的十月中旬开始的。那时他四十七岁。林茨的州纳粹党部把他叫去,问他是否能胜任“某些特殊的摄影任务”并且

绝对保密。他们表示可以给他每个月三百四十马克。洛塔尔同意了,他们就用汽车把他接到哈尔特海姆城堡。那时,这地方已经称为“疗养院”了。

当时,该机构的主任是克里斯蒂安·维尔特上尉;后来,作为对他在哈尔特海姆工作成绩卓著的一种嘉奖,他被任命为波兰的贝乌泽茨、素比波尔和特雷布林卡三个集中营的总监。弗朗兹·施坦格尔接替了他在哈尔特海姆的职务,后来又接替他在特雷布林卡的职务。疗养院的医疗事务由林茨城的鲁道夫·雷豪埃尔医生主持,格奥尔格·伦诺医生协助(雷豪埃尔于一九四五年四月自杀,伦诺于一九六三年被捕归案)。

维尔特向洛塔尔解释他们期望这位摄影师做的是怎样一种工作:哈尔特海姆的医生们正在一些病人身上进行试验,洛塔尔必须尽可能清晰地拍下这些病人的照片,每天三十至四十次。这些试验包括确定最有效的杀人方法,并使这一领域内采用的真正高效率的技术更趋完善,同时绘制出有科学依据的精确图表,以显示一个人的肉体在死亡之前究竟能够承受多大数量级的痛苦。

洛塔尔的任务是:用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拍

下试验对象头盖骨被仔细切除后展现出来的大脑图像,焦点集中在临死一刹那发生的看得见的变化。

这就是哈尔特海姆“疗养院”的第一项使命,但还不是它最重要的使命。一九四一年一月,希姆莱在汪湖会议上提出要建立若干杀人营的设想(注:1942年1月20日,纳粹德国政府各部和党卫军保安处各机构的代表,在柏林郊区的汪湖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最后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原文1941年有误。),其实在这以前即已规划好了。哈尔特海姆城堡实际上是一所学校的训练中心,预定培养的“学员”毕业后,将分配到那些杀人营去。更有甚者,哈尔特海姆并不是唯一这样的机构。另外还有三处。

洛塔尔常常不得不通过窥测孔在用煤气做试验时进行现场摄影,工作并不顾手;起初,那股令人作呕的焚尸的气味使他很不习惯。算起来,在哈尔特海姆被杀死的三万人中,至少三分之二由他摄了影。

唯一使洛塔尔真正感到不安的,也许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三万人绝大多数是基督徒。他们中间有德国人、奥地利人和捷克人。他们被送到哈

尔特海姆,是因为在生理上、心理上患有残疾或不治之症,根据一项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制订、由马丁·鲍曼(注:马丁·鲍曼(1900—1945)——希特勒的秘书,赫斯逃往英国后,鲍曼任纳粹的副领袖。)监督执行的计划,这些人属于应予消灭的部分;或仅仅因为他们年老,开始列入无用人口一类。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犹太人。死在哈尔特海姆、格拉芬内格、哈达马尔或佐能什坦,是仅仅为雅利安人保留的一种殊荣。

“不过,当然喽,”埃泼克对克立姆罗德

说,“你的父亲确实是死在哈尔特海姆的。你那
么强烈地想要知道的是不是这件事?”

“我不相信你的话,”雷伯用一种心中无数、犹豫不决的音调说,“他还活着。”

埃泼克淡然一笑。也许,他的真名并不叫埃拨克。他的头发颜色极淡,眉毛几乎是白的,和他白哲的皮肤浑然合一;他说的德语带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特殊口音。他摇摇头,露出遗憾的表情,就象一位教授没有从一名好学生那儿得到他期望听到的回答。

“他还活着,”雷伯重复了一遍,口气比刚才

肯定。“你在撤谎。”

雷伯看上去完全象一个陷于疯狂的少年,这他的身量也仿佛缩小了。他半瘫软地倚在地上,一支吕格尔的枪口仍抵着他的太阳穴。他的眼光飞快地扫视着每一个人,在洛塔尔脸上停留的时间略长一点点。洛塔尔冒汗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厉害,他背后是一扇装有两根铁条的小窗,窗玻璃蒙着不少灰尘,然而还没有模糊到望不见外面的程度。

“让我们把这件事了结吧,”埃泼克说。

“在我父亲留给我的信里……”雷伯突然顿

住,好象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埃泼克暗淡的视线迅速回到雷伯身上。

“什么信?”

“我父亲还活着。我知道他还活着。”

“什么信?”

透过那扇半月形的笛子,可以看到街上的行人鞋子以上、膝盖以下的部分,虽然听不见往来

走动的声音。那个足登伞兵靴子的人已经走过去一次,现在又发现了,仅从那双脚的前后位置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穿伞兵靴的人即使不是面向这扇窗,至少也是面向着此刻雷伯与那四个人所在的房屋。

雷伯垂头丧气。

“我把信留在维也纳了。”

“维也纳的什么地方?”

“我不会告诉你的。”这是一个犟孩子的口

吻。

埃泼克看着雷伯,拿不定主意。最后,他并不转过身子,摇摇头说:“洛塔尔,你能不能找到他父亲的照片?”

那胖子用他的一双姑娘般的小手擦去额头和满脸的汗。“只要你知道日期,就能找到。”

埃泼克朝雷伯微微一笑。“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号左右。”他又露出笑容。“看了照片,你可以告诉我关于那封信的事了。”

地上有六只铁盒子,洛塔尔跪在其中一只盒子的前面,把它打开。盒里是放得整整齐齐的照片和底片。洛塔尔的手指从排成一线的标签上摸过去。雷伯始终耷拉着脑袋。屋子里继续保持沉默。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洛塔尔说。

一阵纸被翻动的声响。

“克立姆罗德?”

一只粗暴的手托住雷伯的下巴,迫使他拾起头来。然而,他说什么也不肯睁开眼睛,紧绷着脸,这一回可不是做假。

“睁开你的眼睛,小子。你去过莱歇瑙,又从维也纳赶到萨尔茨堡来,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雷伯伸出一只手接过照片。照片共有三张,是通过窥视孔拍摄的整个身体。

雷伯看到了他的父亲,赤裸的身体、萎缩的

两腿,在地上爬,拼命用指甲抓水泥地。这些照片想必是在十五到二十秒的间隙中拍摄的。它们记录了一个人窒息致死的过程。从最后的一张上,虽然是黑白照片,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口中涌出的血,以及受刑者自己咬断的一截舌头。

托住雷伯下巴的那只手松开了。雷伯跪倒在地上,下巴垂到胸前。他慢慢地转过身子,把前额贴到冰凉的石壁上。

“把这些劳什子烧掉,”埃泼克说。

另外两个假救护人员砸去铁盒上的挂锁后,开始往那些盒子里浇汽油。

“我亲爱的洛塔尔,”埃泼克用肉麻的声音说道,“你不是自己要开始收集资料吗?”

埃泼克的话音未落,几乎紧接着就是一枪,正好打进洛塔尔口中。九毫米口径的手枪近距离平射的冲击力,把摄影师朝后摔出去。他跌倒在一只已经着了火的盒子上。

“让他和照片一起火葬吧,”埃泼克说,“现在轮到你了,小子。你为什么不把那封信的事全告

诉我?”

他举起吕格尔的枪管,用它抵着雷伯的眉心。可能是这个动作送了他的命。盟国宪兵透过玻璃小窗看见埃泼克举枪,误会了他的意思。他们用机枪开了火。至少有两梭子弹打穿了埃泼克的身体,这时,汽油燃烧的黄色和蓝色的火舌,很快把屋子照亮。埃泼克倒在雷伯的身上,宪兵们的枪法显然很准,雷伯没有中弹,只是右肩擦破了一点儿皮。

至于另外两个人,一个想逃,结果被枪弹击倒在门口,还激起一串清脆的铃声。另一个把拿在手里的一罐汽油朝窗口扔去,顿时燃烧起来,然后他开枪还击。他利用铁盒烧着前冒起的浓烟作掩护,独自一人把宪兵挡在外面有好几分钟。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及至烟散人现,他已变成一支活的火把,还是别人发慈悲把他解决了。

雷伯被拖到屋外。起初,宪兵们对他很粗暴,但在一个法国军官干预后,对他的态度稍微客气了些。雷伯浑身是血,但这不是他自己的血。那个法国军官通过奥地利译员向他问话,得到的只是模糊含混的回答,不知所云,雷伯那双迷离恍惚的灰色大眼睛一个劲儿地凝视着他们。

刚才,他到萨尔茨堡宪兵队去求援时(这一着导致塞梯尼亚兹接到了那次电话),谎称自己奉林茨的塔拉斯上尉之命行事,并说他发现了一些战犯的行踪。他向一个法国军官报告此事并非纯属走运,当时,在三个西方大国中,对于搜捕第三帝国的高级成员,法国比英美两国都远为热心。

开火之后五个小时,塔拉斯上尉赶到了萨尔茨堡。他决心为塞梯尼亚兹圆谎,为此不惜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在林茨的负责人奥马拉上尉舌战了一场。塔拉斯照例凭他出色的挖苦人的本领控制了局面。此外,事态的发展也帮了他的忙,对卡尔·海因茨的住所进行的调查表明,家里没有女人的这个摄影师,当天一早就被三个陌生人带走了,这些陌生人同时还抄了他的家——无疑是要找现已烧成了炭的那些盒子里的东西。

“你们还抱怨什么呢?”塔拉斯问萨尔茨堡的军政当局。“情况很清楚。我们那些亲爱的纳粹先生渴望得到这个洛塔尔积累的证据材料,巴不得把它们销毁。他们这样干了,应该说,干得很有水平,为了更加保险起见,他们把洛塔尔也杀了。还有比这更简单的解释吗?我的老天爷,即使警察也应该理解这一点。至于我的那个年轻的

情报员,他的行动确实超出了我向他交待的调查任务的范围。不过,你们应该了解他的遭遇:他的母亲、姐姐、妹妹都死在波兰一个集中营里,他本人又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他报仇心切是可以理解的。你们都看得出来——他刚才受到很大的刺激。请让他一个人安静一下吧……”

塔拉斯把雷伯·克立姆罗德带回林茨,让他住进了医院。说真的,塔拉斯也尝试着想问他一些问题。但是,那少年仍然衰竭不堪,变得索性连一句话也不说了。他的身体状况十分令人担心,已经到了勉强支撑的极限;更糟糕的是,他眼睛里的火焰——曾经使塔拉斯和塞梯尼亚兹暗暗吃惊的那股桀骜不驯的光焰——不见了。他似乎渐渐染上了大多数幸存者都患有的集中营综合症。他们被解放以后,过几个小时或几天,会突然感到,费了这样大的力气得救的生命并没有什么意义,于是乎变得对一切都不感兴趣,精神一蹶不振。

雷伯从萨尔茨堡回来以后,大卫·塞梯尼亚兹记得自己也曾到他的床前去探视过两三次。塞梯尼亚兹自己也感到惊讶,怎么会对这个少年如此关心。雷伯仍然不愿谈话。不愿谈他的家庭、他的父亲,不愿谈险些把他杀死的那几个人。好象

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也不提埃立希·施泰尔以及他自己心中正在酝酿的复仇计划。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8

一九四五年五月末,厄列泽·巴拉济尼上尉(他曾作为一名突击队员与英国人一起在利比亚作战,领有英国军衔)来到奥地利。他的使命简单而又明了:招募过去的集中营囚犯,并把他们秘密运送到巴勒斯坦去。明显的倾向是最好招募男女青年,很年轻的,这些人在战斗中随时可以发挥从焚尸炉的烈火中锻炼出来的潜力。巴拉济尼出生于巴勒斯坦,他的个儿又瘦又小,待人接物非常客气。

他第一次见到雷伯·克立姆罗德是在一九四五

年七月五日;说实话,当时他对雷伯并没有十分注意。克立姆罗德不是一个犹太姓氏,何况刚从萨尔茨堡来到此地的这个少年,身心两方面都处于一种怪可怜的状态,因此,巴拉济尼本来不考虑把他运送出去,尤其是秘密运送,准备过几个星期乃至过几个月再说。

那天,代表犹太旅招兵买马的巴拉济尼,心日中另有两个准备送出去的对象,其中的一个就住在隔壁一间屋子里。另一个是波兰犹太人,凑巧名字也叫了雷伯——雷伯·约尔·白尼适,他是在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的那个冬季接近尾声时到达毛特豪森的。一九四五年二月,有三干名囚犯(其中包括西蒙·威森塔尔和一位拉吉韦尔公爵)从布痕瓦尔德被押往奥地利北部的这个集中营,白尼适便是这批囚犯中的一个。三千人中只有一千人活着到达毛特豪森。一九四五年,白尼适十九岁。

白尼适躺在雷伯·克立姆罗德右边的床上。他和巴拉济尼用依地语(注:犹太人使用的一种国际语言,是在古日耳曼语基础上吸收各种现代语言中的词汇构成的)交谈了很长时间。

在英国第七军的坦克开到毛特豪森之前两

天,白尼适给一名党卫军用步枪的枪托打断了髋骨和股骨,送进有“死人棚”之称的六号棚A室。

巴拉济尼上尉对当时躺在他们旁边的雷伯·克立姆罗德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只记得这个病殃殃的少年对他和白尼适的交谈丝毫不感兴趣。另外,巴拉济尼虽然能说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注:犹太人宗教,文学和世俗语言,以色列的官方语言)和英语,使用依地语却挺费劲,故而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谈话上了。

白尼适很快就接受了巴拉济尼的建议,并且同意一俟身体状况允许立即动身。

巴拉济尼临走时说,他过两个星期再来。

他果然来了。

“我想和你说几句话。”

这话是用希伯来语说的。巴拉济尼转过身去,起先什么人也没有看见。医院的走廊里空荡荡的,似乎阗无一人。接着,他看见一个又高又

瘦的身影,在他自己刚从那儿进来的门口角落里一根柱子旁边缩做一团。巴拉济尼并不记得在哪儿看见过这张脸。然而,那双凝聚着非凡的力量的眼睛却使他大吃一惊。

“你是谁?”

“雷伯·米歇尔·克立拇罗德。我的床位在约尔·白尼适旁边。”

他的希伯来语十分纯粹,但说得很慢,带有一点点几乎听不出来的法国口音。他在用某些词的时候,往往要想一想,仿佛在说一种差不多已经忘记的语言。他想必看见了巴拉济尼眼光里的疑问,所以主动补充道,“我的母亲是犹太人。

她叫汉娜·伊茨柯维奇,出生在利沃夫。她和我的姐妹在贝乌泽茨关过。我父亲教我法语,母亲教我希伯来语和依地语。我还能说意大列语,西班牙语也会一点。现在,我正在学英语。”

他非常缓慢地走过来,一只又大又瘦的手从背后移到胸前,手里拿着—本惠特曼的《草叶集》。但他的眼珠却没有转动,依然凝视着巴拉济尼的眼睛,目光专注,咄咄逼人。巴拉济尼感到有点不自在,脱口提了出现在他脑海里的第一

个问题:“你多大了?”

“九月十八日我将满十七周岁。”

此刻,巴拉济尼有一种他无法描述的感觉。

“你希望我为你做些什么呢?”

“我想和白尼适一道走,如果还有其他人的话,我也想跟他们一起离开这儿。”

克立姆罗德年龄虽小,倒并不使巴拉济尼为难。对于“以色列家园”运动的许多战士来说,十七岁可以算是大的了,至少在“伊尔贡”和“斯腾”的秘密小组里是如此。引起巴拉济尼戒心的是另一个问题。有这么几秒钟功夫,他想象着这会不会是英国人采用的渗透战术?因为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其目的在于阻挠伦敦的那些政治家所担心的大批移民前拄以色列。(注: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在中东实行扩张,积极支持犹太人复国运动,鼓励各国的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而英国为了维护其在中东的旧有势力,怂恿阿拉伯各国反对犹太人。)

“你在毛特豪森集中营里呆过?”

“是的。”

“我要核实一下。你说的情况我都要核实。”

雷伯那双灰色的眼睛连眨也没眨一下。“如果不加核实你会犯错误的。你也不必马上答复我。如果有人在几分钟内便吸收我加入他们的组织,我觉得这是不严肃的。再说,我现在的身体状况也不适宜远行。”

“什么时候你才能远行?”

“和约尔·白尼适一样,再过两个星期。”

巴拉济尼进行了调查。他特地去找林茨犹太人委员会中的一些成员,其中之一就是威森塔尔。他们没有听说过克立姆罗德这个名字,只有一个人记得曾经在集中营里见过此人——“他给装扮得象个女人,陪伴着一群党卫军军官”。

他设法找到了至少十几个从利沃夫来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现在正在利昂丁等待遣送。这些人中间谁也没有在一九四一年七月见过一个名叫汉娜·伊茨柯维奇·克立姆罗德的女人带着三个孩子

到利沃夫。

七月二十日前后,巴拉济尼向他的上级、未来的以色列驻法国大使阿谢尔·本·纳坦作了汇报,后者当时负责把奥地利美占区内的犹太人集中起来这项工作。巴拉济尼把自己的疑虑向他谈了。

“这个少年身上有一种气质使我感到不安,怎么回事,我也说不上来。”

“他很聪明?”

“他吗?我和他谈话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好象他是大人,而我是一个智龄不过三岁的孩子!他的思维速度要比我快两三倍。我简直无法把自己的话说完,还来不及提出问题,他已经给了我回答。”

“也许,这就是你感到不安的原因吧,”本·纳坦说着笑了起来,“那也会使我感到不安的。”

他们两个商量决定,巴拉济尼应该相信自己本能的感觉。

七月三十日,巴拉济尼义来与约尔·白尼适和雷伯·克立妈罗施见面。他宣布了自己的决定:他们两个将在八月六日夜晚一起动身。

巴拉济尼最后想出了一个在他心目中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在一段时间内,由白尼适对克立姆罗德的行动留点儿神,这是第一步预防措施。同时他又采取第二步保护性措施:他向特拉维夫方面捎了个信儿,特请铎夫·拉扎鲁斯对雷伯·克立姆罗德多加注意。

雷伯仲出手去搀扶臀部和大腿直到现在还有点僵直的白尼适。雷伯把他拉上卡车。车上已经有十一个男人和五个女人,年纪大都在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所有的人都不作声。有人推上车后的尾板,并且锁起来,再把黄褐色的车篷也扣好,这样就遮断了一切光亮。车外有人低声说话,接着引擎启动,卡车开走了。这时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七日凌晨一点。

为了赶到约定地点,雷伯和约尔在午夜以前就离开了医院。他们穿越林茨城,绕过市中心,到达了第一个集合地点,那是在多瑙河沿岸各种码头设施中间的一个货栈附近。在那里,有两个

男子和一个年轻的姑娘与他们会合,但根据事先作出的安排,他们不应结伴而行。他们步行前往南郊。对于约定地点、集合时间、同伴身份、出发情况等,雷伯一无所知。

在以后的旅程中,雷伯没有作任何努力去打听任何事情。出林茨城以后,卡车走了四个多小时,途中有个女人间或用依地语曼声唱歌,她的脸却看不见。路上曾作过一次停留,时间很短,让大家解手。天色刚刚破晓,曙光照亮的山峦雷伯不知其名,白尼适更说不出来,他对奥地利一点儿也不熟悉。但有个男人用波兰语说,这是克拉姆山口,位于巴特加施泰因之北。

白尼适温和地笑道,“他也懂波兰语,别费

心了……”

他们又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奥地利夏天刺目的晨曦透过帆布车篷的空隙漏进来。

八月七日的白天,他们是在离伊格尔斯不远的一个独家村里度过的。天黑以后,他们又继续赶路,在十一点钟左右穿过了因斯布鲁克。这时,雷伯听见有两个男人在说法语,想必是当兵的,其中一个的南方口音悦耳动听。此后,雷伯

就认识路了,那是米滕瓦尔德的铁路隧道,还听得见因河的激浪翻腾。一九三八年夏天,他的学校(雷伯比他那个年龄组的学生提前两年学业)组织过一次到圣安东去的旅行,这些地方雷伯记得十分清楚。

雷伯以为,他们的目的地大概是瑞士,但卡车在兰德克朝左拐弯了。过了一个小时,卡车停下,卸去所载的人以后,掉转头来开始下山。

他们跟随一个从黑夜中出现的小青年步行前进。那个小育年用德语告诫他们绝对不要出声。在山间森林中攀登了大约三小时以后,他们到达一家几乎没有灯光的客店。他们没有从正门进去,而是通过一架梯子登上二楼的蒂罗尔式大阳台。那里已经有二十人的另一抵移民,这些人如此害怕出声,他们把鞋也脱了,免得惊动楼下的客人……

……而楼下的客人也谨慎非凡。雷伯一行到

达一小时以后,他从一扇窗里往外看去,见又有一群男人抵达,大约十五个左右,有些是中年人。这些新来的虽然穿着华贵的便服,携带高级手提箱,但从他们的举止和组织性可以感觉到一

种军人的气质。他们在屋外一直保持静默,到了里边,却引起一片欢呼,说的都是德语,不过很快就被制止。

客店的伙计穿梭般往来于楼上楼下之间,应付裕如。

约尔走到雷伯身边。

“你是不是在想我现在想的问题?”

雷伯点点头。

隔着楼板,他们听得见楼下的人们正在作过夜的难备。雷们和约尔如果愿意,可以把肚皮贴在楼板上听楼下的低声交谈。有几秒钟功夫,一种憎恶的表情把约尔清秀的面貌都拧歪了。他是华沙犹太人聚居区的幸存者。“纳粹们在逃命!”他悲愤地哭了。

八月八日,整整一天都在仇敌为邻这种奇怪、反常的状态下度过。

毛特豪森及其他集中营里的幸存者和曾经对他们施加毒刑、害得他们家破人亡的那些人,同

时住在离雷申山口不远的这家客店里,双方相隔仅在咫尺之间,由同一个店主供应伙食,由同一帮走私贩带路越境——这并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埃立希·施泰尔不在其今。过塞梯尼亚兹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日期不符。

但他走的也是这条路,这是肯定无疑的。

第二天晚上,他们越过了奥地利与意大利接壤的边界。前后间隔两小时。党卫军先走,他们有优先权。

到了意大利境内,有一批卡车显然是来接雷伯·克立姆罗德和他的同伴们的。他们加上前几天夜里越过雷申山口并在一些意大利农家找到栖身之所的好几批先行者,已经超过一百人。

约尔·白尼适生就一副快乐的性格和一种简直令人叹为现止的本领,什么事情他都等闲视之。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时,他曾不下二十次冒着被立即处死的危险,模仿某一名看守走路的步态或面部的习惯性抽搐。这次从山口下来,他几乎一直

不停地哼着歌曲,或者以近乎粗鄙的不敬态度再现一个叫史洛依梅莱的人的特征,这个史洛依梅莱是白尼适在卢布林附近的故乡全村的骄傲,他是一位拉比(注:犹太教教士和教授犹太法学的老师。),或者差不多是一位拉比。

然而,当他们看到在等候他们的卡车和士兵制服时,连白尼适也楞住了。毫无疑问,卡车和军服都是英国的。他们这才认识到,原来他们属于“英王陛下的四一二皇家运输连”。凭着这些军车军服,尽管英国人进行严密封锁,他们还是将被全部送到意大利南部,并从那儿渡海去以色列。

四一二皇家运输连实际上并不存在。它是一个名叫耶胡达·阿拉济的人灵机一动的产物,此人是“莫萨德·阿立亚·贝特”组织在意大利的领导人。由哈葛纳派于一九三七年创立的这支巴勒斯坦犹太人殖民地的自卫武装力量,正通过移民努力巩固这些殖民地的地位。

当英国人在巴勒斯坦加紧缉访阿拉济的时侯,他却在意大利登岸,正好来到盟军的背后。就在这些盟军中间,也有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零星分布在英国部队内部。

里边有四名中上,其中之一名叫伊里亚霍·科亨,人称“本—胡尔”,他在犹太人聚居区建立了一个名叫“帕尔马”的哈葛纳派武装组织,后来成为以色列军队的核心。

阿拉济和那四名中士十分周密地制订了一项利用英王陛下部队的物资和各种补给品的计划。阿拉济还建立了一套从安特卫普经过巴黎、马赛、雅典到那不勒斯的通讯系统。他们在米兰城外约二十公里的一个镇上设立了一座广播电台,保持着哈葛纳派领导人与特拉维夫之间的联系。

在这个部分被占领的国家里,阿拉济拥有卡车、能说道地英语的人员、穿正规制服的军士。他实际上创建了一文虚构的部队,有伪造的花名册,有真正的营房:米兰市中心一座很大的汽车库,这个车库曾经被英国军队正式征用过。除了这一切,他还设立一个伪造证件的工场,专门签发能使宪兵上当的命令,同时也为到此中转的难民提供假护照。所谓“四一二皇家运输连”就是这样形成的。直到一九四六年四月,这一计谋才被英国人识破。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一批三十五人的非法移民在巴厘登上一艘二十五吨的渔船“达

林”号——实际上是“天狼星”号,它真正的登记港是莫诺波利,位于由此往南四十多公里的亚得里亚海岸上。

过了七天,战后第一艘秘密移民船安抵以色列的凯撒城遗址,没有遇上任何意外。雷伯·克立姆罗德和约尔·白尼适都在这条船上。

波哥大的烛台 —— 1

雷伯手执匕首,用拇指紧紧按住,以确保武器的方向对准目标。他从近两米处纵身一跃,右脚抵住对方的腘窝,左手击向齐眼高的部位,而握着武器的另—只手同时从顶端到底部朝对方猛

砸下去。当他感觉到刺中卫兵的刀刃及于腹上部时,他的手腕做了个弧形动作。这就叫卸喉宰杀。他用难以想象的速度干净利落地完成了一系列动作。

然后,他倒退两步,让胳膊垂在身体两侧。

他已砍下人形靶的脑袋。

“不坏,”铎夫·拉扎鲁斯用他沙哑的嗓音

说。“不算太坏。前提是这个哨兵必须既聋又
醉。如果再加上他睡得很香,那就更好。所有这

些条件凑在一起,你才能有一次机会,在他的喊

叫声把方圆四百公里的英军全部惊动之前割破他

的喉管。我说的是一次机会,决不会有第二

次。”

那天他招摇地蓄着一撮短髭,微笑时他的一口洁白的阔板牙便在小胡子下面闪亮。这胡子好象是一夜间长出来的,前一天他还没有。铎夫·拉扎鲁斯年近五十,体重八十五公斤,身高却只有一米七十。他于本世纪开始前不久出生在巴勒斯坦的第一块犹太人殖民地佩塔提克瓦(意即“希望之门”)。这块殖民地是由那些逃避俄国迫害的犹太知识分子在雅尔空河两岸建立起来的。他的父母是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锡安之友”的成员,

一八八二年,他们穿着俄罗斯衬衫和靴子到达这里。铎夫不化装时,肤色极谈,头发黄中透红。他那肉墩墩的身材,他那亲切的笑容,他那无边眼镜后面讨人欢喜的近视目光,构成一副引起人们莫大错觉的外表。事实上,他是个只相信暴力不相信其他的人,他的一生始终被一种不祥的排他性欲念驾驭着。约尔·白尼适相信铎夫·拉扎鲁斯在爱尔兰生活过一个时期,并曾在柯林斯的爱尔兰共和军中作战,还在美国呆过几年,到过南美,甚至到过远东。按照白尼适的说法,雷伯·克立姆罗德生活中好些片段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年间,拉扎鲁斯在纽约和芝加哥建立的各种联系。

拉扎鲁斯生活的方向是在一九三三年他第二次遇见大卫·本—古里安之后转变的。一九○六年,他在雅法第一次看到本—古里安,当时这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未来领袖刚从波兰到达那里,而他自己只是一个毛孩子。一九三三年,本

—古里安为在欧洲犹太人的心脏地区进行竞选而周游欧洲,那时这两个人在法国重逢。被本—古里安称为“会走路的定时炸弹”的拉扎鲁斯,终于得其所哉,开始为有价值的事业工作。拉扎鲁斯把本—古里安当作偶像崇拜。

现在,他对约尔·白尼适说:“该轮到你了。尽可能干得好些。把人形靶的脑袋放回原处。记住,这是个你要割破他喉管的人。”

按照巴拉济尼的要求,这批从奥地利来的新移民由拉扎鲁斯亲自负责。他在伊尔贡内部的主要任务是把新来的人训练成影子战士。作为非恐怖主义运动的伊尔贡始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秋,它的领袖是个出生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一九四二年才来到巴勒斯坦的人,名叫梅纳希姆·沃尔福维奇·贝京。

“可悲,”拉扎鲁斯说,“可悲得使人不敢相信。你唯一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那位英国哨兵具有伟大的幽默感上。在那种情况下,一阵狂笑肯定会送掉他的命。”

他站起来,象个影子似地走过去,站在人形靶旁。“把我当靶子试试看,约尔。你来想办法割我的喉管。你什么时候动手都可以。把鞋脱掉。你得动真格的来杀我。”

白尼适脱掉鞋,犹豫了一下。他手里那把匕首象剃刀般锋利,刀刃长二十四厘米。

“给你一分钟时间杀死我,”拉扎鲁斯说时转身背向白尼适,面朝着一所房屋的粉墙,这房屋坐落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区和亚美尼亚人区之间的一条狭街上,靠近大卫塔。约尔对雷伯瞅了一眼,后者点点头。

白尼适一个箭步蹿上去……

……不过三四秒钟功夫,匕首已倒过来点在

他自己的脖子上,把他喉咙下面的皮肤极其轻微地擦着一点点,他左边的胳膊和肩膀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

静默。

“能让我试试吗?”克立姆罗德问。

他们的目光碰到一起。白尼适记得,沉默。

铎大·拉扎鲁斯笑了笑说:

“不。”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来自毛特豪森的这两个年轻人,第一次参加真正的行动。他们学会了很多东西,包抵制造硝化甘油,即把甘油一

滴一滴——要求手不发抖——注入同等份量的硝酸和硫酸(浓度在七十波美度以上);从牛棚和马厩的墙上、有时甚至从墓穴中挖取硝土,制造传统的黑色火药。他们还学会了操作军用爆炸物,这些爆炸物通常是在突击队袭击英军驻地时缴获的,如三硝基甲苯(TNT)、C-4炸药等。

一开始,约尔·白尼适就显示出他是个技艺超群的炸药配制者,他的特长毫无疑问在于制作一种燃烧炸药,配制方法是往三份氯酸钾内加入等量的一份松香和一份糖粉。最后这一种成份使他兴致勃勃,不禁想起烹任指南来。

这是最初的情况。到了真正行动的时候,他把这事交给雷伯·克立姆罗德去干。雷伯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无所畏惧的特点,刚来就表现出来。凡是由铎夫·拉扎鲁斯训练出来的队伍,无论是为伊尔贡训练的,还是为斯腾训练的,从来都不乏勇气,有时简直是在横冲直撞。雷伯可不一样。这不只是因为他对危险满不在乎。贝京的突击队中有许多队员是集中营里的幸存者,往往还是各自家庭中唯一活下来的人。他们视死如归,有时候这种战斗还是他们得免于神经错乱的唯一办法,因为他们从中认识到为什么还要活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雷伯就和他们一样。不过还有别

的:他从来不参加关于建立犹太人国家的讨论。在这一点上,他象铎夫·拉扎鲁斯。对拉扎鲁斯来说,政治是个抽象概念,他活着只是为了行动。当然,雷伯的情况有所不同,但从一开始,他俩之间就形成一种彼此竞争而又相互配合的关系,说起来会令人惊讶,然而确是事实。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的任务,是在阿什克伦东北十二公里处的公路上伏击英军一支不大的车队。十五人参加这一行动,由一个白尼适只知道名叫伊利亚霍的人指挥。命令要求着重摧毁敌人的装备,其次才是消灭英国土兵,然后在发出第一个信号时立即撤离。这实质上是一次骚扰性行动,按贝京的说法,目的在于让英国人感觉到自己“坐在蝎子窝上”。

五辆卡车在一辆吉普车带领下开来了。按预定计划,伊利亚霍的机枪首先开火,扫射车队的右侧。应当把吉普车炸毁的氯酸盐燃烧瓶只在车篷上蹦了一下,毫无效果。这玩意儿无非是在威士忌空瓶里装进氯酸盐、糖粉和松香,再用一块圆形的毡封口,最后配上一只盛硫酸的薄玻璃小瓶。在扔这种燃烧瓶之前,先得弄破小瓶,让硫酸透过毡块渗入瓶内。而且,最好一点也不要耽搁时间。

约尔见雷伯在他右边十来米处站了起来。约尔从没有瞅见他着过忙,雷伯的动作都是在看起来若无其事的淡漠状态中完成的。只见他跨出四大步就到了公路边。他跃过低斜的路脊,径直朝车队前头正对吉普车的方向走去。这时机枪仍在扫射,想必弹道在离他极近的地方经过。他那只很大的左手提着四五只燃烧瓶的瓶颈,就象格林青格花园酒店的女招待为客入送上新酿的葡萄酒似的。在离吉普车不到几米时,他砸碎一小瓶硫酸,耐心地数到三,然后把一只燃烧瓶对准吉普车两盏前灯中间的格栅扔去。吉普车一下子就着了火。雷伯已经闪开。他跟着对付第一辆卡车,如法炮制将它炸掉。然后依次地干,其时所有的机枪一直在不停地扫射。

他连皮也没擦破一块。这次行动为时很短。从机枪打响到伊利亚霍发出撤离信号,前后不过两分钟。突击小组按计划撤退,到离公路和燃烧的车辆约四百米的地方重新集合,接着解散,而英国人还在那里打枪,其实压很儿没有目标。白尼适和克立姆罗德卸掉了他们的那些宝贝武器。

现在一下子只剩他们两人——更确切地说是三个人——在一步一步地通过一片红沙地。那第

三个人是伊利亚霍,在正常情况下他是不会和他们同行的。他们一起走了两个钟头,直到瞧得见特勒阿硕德。伊利亚霍才停下步来。

“咱们就在这儿分手,”他说,“想必有人告诉你们该往哪里去和怎么个走法。”

伊利亚霍在犹豫。他个子比克立姆罗德小得多,甚至比白尼适还矮些。幽暗中他正谛视着克立姆罗德的脸。临了,他晃着脑袋说:

“我的机枪少说有十次可能把你报销。”

“你并没有把我报销,”雷伯接茬道。

“你要是偏右或偏左两步,或者稍稍靠前到我的火力命中线。你知道吗?”

“知道。”

伊利亚霍又晃了晃脑袋。“我相信你是知道的;这正是让我十分吃惊的。你多大啦?”

“大概一百岁,”雷伯说,“只有几个星期的出入。”

“是谁教会你这样使用燃烧瓶的?是不是铎夫·拉扎鲁斯?”

那双在黑夜里显得目光炯炯的灰色眼睛下垂

着。

“我不知道有谁叫这个名字的。”

伊利亚雷笑了。“答得好。”他迈步走开去,可是没走多远又停下,转身说:

“当心可别一下子被打死。”

“会小心的,”雷伯说,“我向你保证。”

雷伯和约尔同行。一辆犹太人合作农场的卡车按计划在清晨四点来接他们,把他们送往阿硕德以北。车经过好几道关卡都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一路上他们吃着夜间采摘的果子,在太阳升起之前到达特拉维夫。

同一年,即一九四五年十月和十一月,他们参加了十多次行动,其中一次任务把他们带到沙

漠地带,持续六天之久。目标是在尽可能多的地方炸毁英国和伊朗联营的一条输油管。

除了执行这些使命外,其余时间他们就住在特拉维夫,伊尔贡组织在那里给他们找到了住所和作为掩护的公开职业。约尔·白尼适成了小老板,在艾伦比公路上摆一个货摊卖各种小摆设。雷伯·克立姆罗德则在本·耶厚达街一家咖啡馆里当侍者。这家店的常客大部分是律师。雷伯在英语方面的进步着实可观,使约尔也惊讶不迭,尽管约尔自己在学习语言方面也颇有天才。除了依地语和希伯来语外,约尔的波兰语、德语和俄语都说得满流利,而且不久也能讲英语了。那时,雷伯一有空就上电影院,那里经常放映美国原版片。白尼适记得,这高个儿维也纳人往往会把某一部影片一连看上十几遍,如《公民凯思》、《巴丹巡逻队》、《目标缅甸》,《我亲爱的克蕾门汀》和马克斯兄弟演的《往西走》。他能活灵活现地模仿《马耳他之鹰》中的亨弗莱·鲍嘉和《费城故事》中“温文尔雅”的加利·格兰特。即便格鲁乔·马克斯那种无法形容的鼻音怪腔他也学得维妙惟肖。他仍然如饥似渴地读书,但现在读的大部分是英文版。

雷伯通过他每天在咖啡店里招待的那些律

师,获得了进入非一般性图书馆的许可,他的这种“贪读症”和发生在十一月底的变动之间,存在着某种无可否认的联系。克立姆罗德与白尼适拆档了,他们都成了杰出的爆破专家,继续让他们在一起工作己显得力量过剩。当时,伊尔贡正以法国抵抗运动为榜样进一步健全组织,贝京的突击队也开始加紧活动。那个时期的宣传品上提到英国人时称他们为“占领军”,还说伊尔贡的成员并不比法国抵抗运动的成员更象恐怖主义

者。“情况就象法国游击队与德国入侵者之间存在的情况一样。”

十一月底,雷伯·克立姆罗德接受一项新任务。首先他彻底改变了他的身份和他的工作。根据他拿到的证件,现在他是皮埃尔·于布雷希,一九二六年生于巴黎。这个化名以后他至少还用过两次。为他设计的履历指明他母亲是犹太人,一九四二年在巴黎失踪,父亲是职业军官,选择了站在自由法国一边战斗的立场,在叙利亚遇难。皮埃尔是取道西班牙来到叙利亚的。尽管所有这些身世上的细节都是确凿可信的,却与雷伯·克立姆罗德本人没有什么相干,但能说明他之所以通晓法语以及粗通阿拉伯语的原因。

说到他的新工作,这份证件使他得以进入特

拉维夫商业中心的一家银行,即哈基姆与塞内恰尔银行,它的总行设在贝鲁特。最初雷伯在那里只是跑跑腿、送送信。哈基姆兄弟中有一人是伊尔贡的隐名资助者,但这不是雷伯很快得到提升的唯一理由,而是因为让他干跑腿的差使有些可惜。约在十二月中,他当上了代办短期借款的经纪人。当时他才十七岁,尽管根据他的护照推算已有二十岁。

另一个变动标志着他和白尼适的分手。后者离开特拉维夫前往耶路撒冷,如今他专门从事破坏铁路和伊拉克石油公司输油管的活动。

另一方面由于雷伯的外型条件——淡咖啡色的头发、浅灰的眼睛、白哲的皮肤,——加上他在哈基姆与塞内恰尔银行任职,使他有理由经常外出而不引起怀疑,伊尔贡已越来越多地利用他打进英国人的圈子,开展具有军事规模的城市恐怖活动。

也是从那时起,他差不多一直同铎夫·拉扎鲁斯搭档。

波哥大的烛台 —— 2

吉普车由一个名叫哈尔蒙的人驾驶。他原名赫尔蒙(Herend),为了使之英国化,他把字母e改成了a。他曾加入英国军队在非洲和意大利打过仗。事实上,他还是当年那支四百人的分队中的一员,该分队曾在比尔哈凯姆的自由法国柯尼希部附近以牺牲百分之七十五队员为代价把意大利阿里埃特师足足堵住十天。他穿的这身军装的确是他自己的:他在第六空降师服服役。对于他的英国上级来说,表面上目前他正在休假。

铎夫·拉扎鲁斯坐在哈尔蒙旁边,佩带着少校的识别符号。他们后面坐着雷伯·克立姆罗德,穿的也是军服,上面的道道标明是下士,他的脚搁在几只装有爆炸物的帆布袋上。一辆卡车跟在古普车后面,车上载有十五人,外加一名司机和一个蓄着漂亮的红色小胡子的军官。这十五人中,

十个打扮成阿拉伯人,腕上套着手铐,另外五个全身战斗装束,头戴钢盔,充作押解犯人的警卫。

离警察署将近二百米处,拉扎鲁斯示意哈尔蒙把吉普车减速,然后停下。但是卡车仍继续前进。

这个地方名叫雅古尔,位于海法到拿撒勒的中途。警察署是一座三层楼的方形建筑,围着两道带刺铁丝网。四名哨兵把守在入口处,另外四名守在用沙包垒起护身堤的屋顶上。署内大约另有二十来名士兵,外加警察,此刻不一定穿着制服,但身边肯定有武器。那是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凌晨三点。

“一分钟,”拉扎鲁斯宣布。

他们从停在暗处的吉普车上可直接望到入口处。他们见卡车开到警察署门口停下。留小胡子的军官下车和岗哨班长讲了些什么。班长象是被说服了,现出同意的样子。卡车进入了警察署的布防阵地。伪装的警卫人员押着伪装的阿拉伯囚犯下车,囚犯的长袍里藏着斯坦和布伦式轻机枪.

整个行动小组都走进了那座房屋。

“两分钟,”拉扎鲁斯说。

哈尔蒙大致想象得出警察署内发生的情况。突击小组正在把英国人一个一个缴械,先是楼下的,然后是楼上的。为了不惊动任何人,特别要避免惊动屋顶上那些随时可能用机枪开火的哨兵,这一切都是不声不响地进行的。之后他们将把武器库搬空,放走警察署里的囚犯,那位留小胡子的假军官会出现在门口,以脱帽为号,于是他——哈尔蒙——就十分自然地把吉普车开到入口处,让同他一起坐在车上的那两个人下车。那两个人的名字他是事后才知道的,但当时他已经知道他们携带的炸药足够炸毁半个雅古尔城。

“三分钟。动作太慢了……”

拉扎鲁斯的声音挺开心似的。哈尔蒙一只手放在排档上,只等一声令下,一秒钟内车就可以起动。他迅速地朝拉扎鲁斯投了一瞥,接着又从反照镜中瞅瞅另一个人瘦削的、毫无表情的脸。他记得,这一对搭档绝对镇定的神态和截然不同的外表曾使他大为惊异:一个矮胖粗壮,已经上

了年纪,另一个非常年轻而又非常之高,一双浅灰色的眼睛却仿佛憧憬着一个梦。

“注意……”

拉扎鲁斯以平静得出奇的语调发出警告后仅一秒钟,就冒出两件事来,把一切计划全部打乱。一是两辆半履带式装甲车出现在他们右方近百米处通往拿撒勒方向的公路上;二是紧接着从警察署内响起了尖叫声、警铃声、枪战声。在这以后,一切都照例发生得很快。事先给哈尔蒙的命令非常明确:万一出现严重意外,他必须立即撤离。于是他把变速档扳到倒档上,准备掉转车头。

“慢着。”

拉扎鲁斯用自己毛茸茸的爪子按住哈尔蒙的手腕子。

“听着,宝贝,”他面带笑容说,“看样子装甲车打算堵住他们的退路。他们甚至会脱不了身。”

正在此时,只见那两辆装甲车突然加速,占

好了警察署门前的位置,而署内的枪声已达到高峰。哈尔蒙瞅见一个假阿拉伯人从房子里跑出来,但立即被屋顶上的机枪火力所击倒。

“完全被堵住了,”拉扎鲁斯说,现在他的笑容甚至更加明朗。“雷伯,怎么样?跟我去不,小伙子?”

“我完全猜不透他们想干什么,”哈尔蒙事后说,“即便知道,我也不敢肯定自己有勇气跟他们去。但他们俩都镇定得异乎寻常。直到后来我才恍然大捂,原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想超过对方。我也是后来才明白,达两个都是疯子。”

哈尔蒙把吉普车恰好停在两辆装甲车中

间。“好极了,”拉扎鲁斯说完便下车,向装甲车上的英国人点点头表示赞许。那些英国人正瞅着他,不免感到惊讶,心里直纳闷儿,他是从什么鬼地方冒出来的?“干得好,”拉扎鲁斯操着略带一点爱尔兰口音的英语说。“你们把这伙狗杂种堵住了,真他妈的漂亮。把那道门控制在你们的火力线内,一个也不要让他们逃跑。我进去看看能不能抓活的,我要活捉他们。”

这时,他好象刚刚发现,有一个在门外站岗

的哨兵听见第一阵枪响就趴倒在地,几乎就在他脚边,并且用自动步枪瞄准着严阵以待。

“这是打吨儿的时候吗,我的孩子?干吗不爬起来到那个角上占好你的位置。我记得那儿还有扇门,这伙狗杂种可能想从那里逃出去。把它封锁起来。今晚谁是值勤军官?”

“帕内尔中尉,”那个挨了上司热辣辣一通挖苦的年轻士兵回答说。

“又是一个爱尔兰人!”拉扎鲁斯感慨地

说,“要是没有我们,我不知道大英带国还能干
些什么。”他转过半个身子,向屋顶上正在用机
枪寻找目标的哨兵打了个亲切的手势,然后对雷

伯说:“还有你,巴恩斯,在等什么?干吗不把

尊臀从吉普车上往外挪一挪,跟我来?……”

他慢条斯理地通过第一道铁丝网,径直朝房子那边走去,屋内仍有自动轻武器噼噼啪啪的响声传出来。就象有时会发生的那样,枪战突然出现停顿,拉扎鲁斯立即抓住这个时机。

“帕内尔!”他高声喊道,“我们已经把他们围困在这里了,但我要抓活的!你听到了我的话没

有,帕内尔?”

回答是一梭子弹在离他不到一米的地方开花,可是一点也没有碰着他。于是哈尔蒙明白了两点,一是枪弹来自他的伊尔贡伙伴,他们被困在底层;二是他们已听出了他的声音,认出了他的模祥。

二楼上探出一个脑袋,那是个仪表颇不整饬、衬衫仅仅套上两只袖子的年轻军官,手里握着一支普通手枪。拉扎鲁斯咧着嘴冲他笑道:

“是帕内尔中尉吗?我是康纳斯少校。愿上帝保佑爱尔兰。这伙狗杂种已经在咱们手中。现在要设法让他们开口。我打算用他们那种龟孙子的话去跟他们说说。请你命令你手下的人暂停射击,好吗?”

接着,他扯开洪亮的嗓门,用希伯来语带着比平时更重的爱尔兰口音说话。即便在这股英军中碰巧有人能听懂他的话,他也不冒任何风险。他向这些伊尔贡的成员喊话,劝他们放下武器立即投降。他对他们说,他准备进屋去,他们已经没有活着出去的可能,除非当俘虏,如果这样的话,他个人将担保他们得到政治犯的待遇。

这时候,雷伯·克立姆罗德背着两只沉甸甸的帆布袋来到他身旁。最后一声枪响过后,突然出现一片寂静。在寂静中,他们都听到一辆坦克开来的隆隆声,后面跟着好几辆卡车,全都满载着伞兵。这些增援部队展开队形,把房子团团围住。拉扎鲁斯向他们瞟了一眼,点点头,看来比任何时候都满意。

“绝对不可能冲出去,”他先用英语说,然后用希伯来语重复了一遍。“我进去瞅瞅。”

说完,他就朝屋里走——他和克立姆罗德一道进去。哈尔蒙坐在古普车的驾驶盘旁目瞪口呆,看着他们消失在警察署内,那时的感受据他自己说是“紧张万分”,只觉得伞兵部队的包围圈正在他四周越收越紧。

警察署里有一个英国人被打死,另有三人受伤,突击队方面的损失是二死三伤,其中一人伤在腹部。

后来哈尔蒙才知道,突击队失去时间是出于一个荒唐透顶的原因;竞没有人发现武器库的钥匙放在什么地方。

一两分钟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中过去了。

这时候拉扎鲁斯又开腔了。

“是帕内尔吗?你可以下来了。他们愿意投降。快通知那些英勇的增援部队,说战斗已经结束。”

哈尔蒙后面由头戴钢蓝的士兵组成的包围圈开了一个口子。一名上尉和两个便衣向前走去,这三人都属于今人谈虎色变的C.I.D.(刑事调查局)。他们打哈尔蒙旁边经过进入警察署。

拉扎鲁斯对着新来的几位笑脸相迎,就在这一瞬间,他一定意识到这三人中至少有一个认出了他,或者马上就会认出他来。他拉住帕内尔的一支胳臂;迎着他们走去。他并不转过脸来,就这样对雷伯说:“让他们瞧瞧,小伙子。”

克立姆罗德用左手打开两只帆布袋,露出一包包裹着黑色油纸的东西,并有电线从包裹里拖出来。

“每一只袋里装有十五公斤TNT,”拉扎鲁斯解释说。

“那小伙子胳肢窝里夹着的是一只感压电雷管。你们可以看到,他的右臂紧贴着身子。只要他把胳臂甩开,哪怕是打一个喷嚏,轰!咱们都得在硝烟中飞上天。我可以担保,你们的警察署将被彻底炸毁……”

克立姆罗德目光游移不定,他用毫无感情色彩的语调说,“我们是在一个封闭的地点。爆炸力会因此而进一步增强……”

“一点不错,”拉扎鲁斯表示赞赏,他喜形于色,就象老师看到自己的得意门生刚刚正确无误地回答了提问一样。透过无边眼镜,他那双浅篮色的眼睛忽闪着无情的凶光,让人确信他是杀人不眨眼的。他接着说:“总之,如果算下来死掉四五十个人,一点也不值得奇怪。小伙子,去站在那个系着蓝色领带的家伙身旁。他是C.I.D.的。我估计他认出了我……”

直到此时,他才亮出他的牌来。

原先载突击队员来的那辆卡车,仍把他们带回去,他们只留下两具自己人的尸体,在这以前

先经过一番检查,看有没有留下任何证件或遗物可能导致迅速确定死者的身份。他们取道通往海法的公路,按原计划在离此朝东北五公里处和三个人会合,这三个人的任务是掩护他们撤退,所以准备了好几罐汽油,万一有敌人追击,使用来洒在公路上,可以筑起一道火墙。

事先估计到的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至于哈尔蒙,他利用C.I.D.人员到达之后几分钟内出现的局面,悄俏地溜走了。他脱下军装换上便服,很快就消失在雅古尔的大街小巷中,他至今仍不免心有余悸地回想起骑自行车赶回拿撒勒的那次跋涉之苦,因为他名义上在那里度假和家人团聚。后来,他及时返回在塞得港的所属部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不知道这次事件是怎样收场的,直到很久以后才了解。

詹姆斯·帕内尔眼看伞兵部队的包围圈张开一个口子,让载着突击队的卡车开走。在他们离开之前,这些恐饰分子——在他眼里他们就是恐怖分子——先已小心地把在警察署办公室内找到的所有文件全都烧毁。但是,根据讲好的条件。他们没有碰他这里的任何—件武器。这是唯一使他

感到满意的事了。其余的事情没有一件能使他精神振奋,他发现自已连同那两个C.I.D.的代表以及另外五个人(全是警察,没有一个士

兵),都成了那个自封的康纳斯少校和他的年轻伙伴的人质。

帕内尔从来没有问及爆炸物是真是假(疑问是后来产生的,知道答案则要晚得多)。对于年纪较大、爱尔兰土腔十足的那一个,他立即产生强烈的反感,还有恐惧。但另外那一个有着一双奇特眼睛的高个儿小青年,在某种意义上更使他慌乱;那种咄咄逼人而又深不可测的目光委实叫他胆寒。

那个后来成为新闻记者、并多次重返以色列的帕内尔,和其他人质一样,被强迫爬上卡车的后厢,双手交叉枕着后脑勺躺在那里。戴眼镜的恐怖分子坐在司机旁,一手拿着手榴弹,一手握着史密斯与韦森手枪。凭着一种叫人惴惴不安的心理战本领,他亲自挑选一名五十多岁的警察开车,这是最没有可能想点子和做出拼死举动的人。

他的年轻同谋爬进卡车后厢,既无表情,也不吱声,一支胳膊贴紧身子,另一只手握着自动

步枪。

伞兵又一次让他们通过。卡车离去时开得相当慢。帕内尔认为他们是要做到确信后面没有追兵,不过他自己什么也看不见。卡车朝拿撒勒方向行驶。帕内尔预料:在由此向南几公里的地方有一道军事路障。但三四分钟以后,车改变了方向,沿着一条泥泞的小路走了半个小时,然后停下。他听见那个戴眼镜的人说:

“统统下车,除了C.I.D.的两位专家以及我特别喜欢的那个爱尔兰人之外。”

他们把释放的人质留在一片荒漠中,然后继续上路,这一回叫帕内尔开车,让那两个C.I.人员戴上脚镣手铐躺在卡车后厢。车在一条简直无法通行的路上爬行了一个小时。

于是车又停下来。帕内尔被捆在车前的挡板上。他懂得一点希伯来语,可以听懂这时在那两个恐怖分子之间进行的对话——其实是争论。年纪大的那个无论如何要把两个C.I.D.人员就地干掉。“杀了他们之后,他还要来杀我,”帕内尔这样想。“哦,我的天哪,谁叫我是爱尔兰人呢?”

加利利的黎明细雨蒙蒙。帕内尔以为自己每一秒钟都可能听到枪声。不料那个又高又瘦的小伙子走到他跟前,弓身替他松了绑,以出人意表的柔和平静的音调对他说:“不要轻举妄动,好不好?否则,我对你的生命安全不能负责。”

“好的,”帕内尔说着,由衷地感到极大的宽慰。“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那对灰眼珠的目光在帕内尔脸上一掠而过,还是那样莫测高深。

他们在早晨六点三十分抵达阿克的圣约翰。卡车驾驶室内只有帕内尔一人。二十分钟前,他的两个对手已换到后厢去,年轻的那一个告诫他不准转过头去,并且把反照镜也砸了,这样他就看不见他背后在发生什么事。

汽车到达哈奈尔—阿姆丹广场,在指定的目的地圆柱旅馆附近慢慢停下。持续很久的静默消除了他的疑虑。不用说,他后面的车厢里已不见人影,只有那两个C.I.D.人员怒不可遏,但是活着。

波哥大的烛台 —— 3

一九四六年三月份,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抵达开罗。他和拉扎鲁斯是分开走的,但他们在埃及首都会合。

对于王一生中的那一个时期,约尔·白尼适是最直接、最经常的见证人。据他说,克立姆罗德,尤其是拉扎鲁斯,被巴勒斯坦英国当局列为恐怖分子中首要的缉拿对象。这与雅古尔事件有很大关系。那几个C.I.D.人员已经得到很好的机会仔细观察他俩的相貌,而克立姆罗德的身高使他很容易被认出来。

袭击雅古尔警察署只不过是伊尔贡和斯腾一起发动的规模大得多的攻势中的一段插曲。三月一日下达了总攻击令,拉扎鲁斯的使命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海法、雷霍沃特、的尔诺斯

—哈纳,耶路撒冷各主要干线和地区、特拉维夫和佩塔提克瓦等地的军营都遭到袭击。甚至在耶路撒冷的第六空降师驻地也挨了炸。

说到克立姆罗德和拉扎鲁斯前往开罗、后来又去欧洲的原因,白尼适认为肯定是与拉扎鲁斯有关。象伊尔贡这样一个搞军事活动不愿让外界

知道的组织,对于参加过爱尔兰共和军、又和北美的暴徒集团有交往的拉扎鲁斯,不免怀有戒心;那种几乎毫无道理的暴戾作风,不能不使他们皱眉头,因为这和他们的政治目的有时是抵触的。

至于克立姆罗德,白尼适就完全不知道他是什么动机了。只有一点可以肯定:离开巴勒斯坦是他自己提出的要求,白尼适说:“一度我甚至以为他接到了什么新的命令,兴许是莫萨德从欧洲发来的。直到八九月间我才知道事情并非如此,而是他自己要走。我对此感到失望,甚至担忧。单是他曾经和铎夫措档这一点,就预示着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的估计还是有点道理

的……”

娜佳·哈基姆住在开罗杰济雷岛的一座别墅里,那里周围都是住宅区。这位前英军妇女辅助部队的工作人员,同哈基姆银行家族的一个儿子结了婚。身份的改变丝毫也没有影响她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秘密活动。

她接到通知,说有两个人要来,请给予帮助:先是他们在开罗期间要她照应,然后帮助他们去欧洲。她让拉扎鲁斯和克立姆罗德在美国大

使馆后面她以前住的公寓里下榻,还为他们弄到了护照——一份爱尔兰护照给拉扎鲁斯,一份法国护照给克立姆罗德—于布雷希。

她给他们订了船票,于是这两个人就在三月三十日到达马赛。

四月八日,雷伯·克立姆罗德只身来到纽伦

堡。

“纳卡姆,”布尼姆·阿涅列维奇说。接着他用短语问:“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是希伯来语“报复”的意思。”雷伯回答。

他们冒着冰冷的菲菲细雨在纽伦堡郊区两排被毁的房子之间散步。他们俩身材相仿,克立姆罗德略高三四厘米。阿涅列维奇二十九岁,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深邃而忧郁,老是那么暗淡朦胧。

“我不喜欢你的伙伴,”过了一会儿阿涅列维奇说,

“首先,他太老了。我们这些人中间年龄最大的也不超过三十岁。但主要是因为他给我一种职业亡命徒的印象。他的模样象一个美国暴徒。”

“他极其能干。比我能干。至少目前是这样。”

“我也很重视实效。我最讨厌那种言必引证犹太教法典的空论:在决定做还是不做某—件事,开还是关一扇门之前,那些人可以就一百二十七条理由引经据典讨论个没完。可是对于我们所需从事或者说我们已经开始在做的工作来说,实效在我们所要求的质量中是居第二位的。我不需要任何职业杀于,雷伯。我需要的首先

是……”他犹豫了一下,接着几乎有点不好意思

地说:“……纯正。我们要杀人,尽管我们憎恨

杀人。据说,报复是弱者的武器,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惩罚那些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保证他们的罪行不会被忘记。人们已经开始淡忘了。作恶的人有的目前正在这里受审。报纸也在谈论此事。可是又能持续多久呢?应该让全世界知道,这样的罪恶册应该在两三年内就被忘记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除了杀人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你真的愿意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雷伯做了个又像点头又像摇头的动作,他的两只大手插进已经磨破了的茄克衫口袋。

“我调查过你的情况。我们组织的成员遍布全欧洲。此外,在华沙和莫斯科我还有朋友,信得过的朋友。我指的是有私交的朋友。特拉维夫方面不赞成我们的做法;哈葛那想要控制我们,甚至可能想消灭我们。他们动不动就抬出犹太教法典,可以接连几小时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却没有行动。至于有关你的问题,我们全都调查过了。我们的成员中有一个在贝乌泽茨集中营里关过,他记得你的母亲和你的姐妹,他愿意为你担保。”

“可是不为铎夫·拉扎鲁斯担保。”

“不为拉扎鲁斯担保。不过我们可以用他。不久我们就需要钱,需要大量的钱,可是无沦哈葛那、莫萨德还是伊尔贡或斯腾的那些假仁假义的无赖,都不想为我们提供一个子儿,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我们有一个联络网,从事黄金和药品的走私活动……我知道,我们追求的纯正与非法

贸易之间存在着矛盾。但还是那句老话,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如果需要——不过我是反对的——

拉扎鲁斯可以在我们组织的这一方面做点事。我看过他的档案:在美国,他接触了一大批被称作“黑手党”的人,跟纽约的犹太帮歹徒勾结在一起,直到目前他还跟那些人以及他们的西西里朋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好了,还是来谈谈你的事吧,对你来说,参加我们下一次行动已经来不及了,至少演主角是来不及了。但你会讲法语,而且讲得非常好,这我明白。这次任务结束后,打算让参加行动的人转移到法国去。我希望由你来负责安排这次转移,你先去法国给他们准备好安身之处。你能不能担当起来?”

“我需要一些饯。”

“钱会给你的。现在你先看看这个。”

阿涅列维奇把一只手放到雷伯胳膊上,示意他止步。雷伯抬起眼睛,看见前面有座建筑物,他以为是个工厂,门口有警察守卫,还围着带刺的铁丝网。阿涅列维奇却摇摇头说:

“不,这是一所机械化的面包房。那里边做两种面包,每天早上送出去,好在谁也不会弄错:白面包是给美国、英国和波兰士兵吃的。当然,我们不去碰它。黑面包是绘囚犯吃的。这些

囚犯关押在以前的第十三战俘营,共有三万六千人,都是党卫军,盟军宪兵搜集了他们的罪证。我们希望至少把他们干掉三分之一,用砒霜。”

这项使命是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三日夜晚执行的。那天夜里正赶上狂风暴雨,这也是导致失败的部分原因,尽晋在行动前的几个星期内已采取了所有的预防措施。纳卡姆小组的两名成员不提及自己是犹太人,已在战俘营中找到工作,一个当司机,一个管仓库。纳卡姆组织内的化学人才配制成功一种砷基混合物,用它涂在面包上,无论浓度还是色泽都跟德国面包师洒在他们的产品上的扮完全一样。另外一些人还在面包房内找到了工作,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堆放待造的面包的仓库底下挖了个藏毒药和工具的小小暗室。毒药是藏在热水袋中揣在怀里夹带进去的。四月十三日下午晚些时候,三个人躲在暗室中,宜等到天黑所有的职工全都离开之后才出来。在这个天气坏得出奇的风雨之夜,他们戴上手套面罩,开始在面包上加“浇头”。风越刮越猛,把仓库的一扇窗玻璃碰碎了。警察闻声赶来,可是仓库里没发现什么人,他们便以为有人企图偷窃,这在那个饥馑的岁月里并不罕见。翌日,他们作了一番例行公事的调查,但纳卡姆小组的行动已不得

不半途而废。

十六日,纽伦堡的报纸刊登了警察发现暗室以及五千名党卫军囚犯中毒的消息。

其中死了四百人。

在一个曾经是纳卡姆成员的法国籍犹太人梅齐埃陪同下,雷伯·克立姆罗德在里昂找到了一套大公寓。他把四个设计这次纽伦堡事件的人在那里藏了十天。他们还在为这次行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深表遗憾,计划要给一万四千只面包涂毒药,结果只涂了两千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