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星期后,阿涅列维奇亲自来到里昂,与梅齐埃和克立姆罗德见面。他要克立姆罗德陪他去比利时和德国,同时充当他的向导和译员。四月二十六日黎明时分,梅齐埃送他俩坐上他们为本组织购买的一辆汽车离去。之后差不多过了五个月,梅齐埃才重新只到那高个儿年轻人。当时克立姆罗德把他仅有的身外之物留在里昂的公寓里,那就是两本书:一本是法文的蒙田《散文集》,一本是英文的惠特曼《草叶集》。

雷伯·克立姆罗德再度出现在里昂是九月中旬的事,铎夫·拉扎鲁斯也一起来了。

但是,在这以前,还有巴黎的一段插曲。

苏珊·塞梯尼亚兹很爱她的孙辈。尽管丈夫留给她的遗产,够她过上相当舒适的生活,但她还是饱受孤寂之苦。她深爱大卫,甚至在一句英语也不会说的情况下,这一年的春天居然决定到波士顿去住,可见她是多么喜欢这个孙子。夏季她照例在埃克斯昂普鲁旺斯度过,那里有她自己的一所房子;然后,于九月九日返回巴黎。她在电话中向那人建议:既然你是大卫的朋友,那就请你上我这儿来吧。”雷伯接受了她的邀请。

雷伯环顾四周,视线停留在一幅小小的画上,这幅面接在一架雕花红木书橱左右两部分之间的墙上,俯临着一张软垫长椅。它是用油画原料和色胶画成的,可能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作品;画面上除了一只蓝色盘子里盛着两尾赭色的鱼外,其余大都是些模糊不清的静物。

“这是保尔·克莱(注:保尔·克莱(1879—

1940),法国抽象派画家)的作品。”雷伯说,“我们也有这样的—幅,几乎完全相同。”

“‘我们’?”

“我指的是家父和我。我们在维也纳住过。”

他露出笑容,倏忽之间,他的整个面貌变了祥。在这以前,他的脸倒不是毫无表情,而是象一个人在凝神沉思,况且他那双明亮的浅灰色眼睛和一对又大又深的瞳仁越发加深这样的印象,但是经过他一笑,一切都改变了。

“您的寓所真是富丽堂皇。”他说,“家父看见了一定会说:首饰匣确实配得上它里面的珠宝。他喜欢用这种赞美的言气或许是为了表明他毕竟具有维也纳人的气质吧。”

他很少带有外国人的口音,完全充得过一个从东方来的法国人。苏珊·塞梯尼亚兹有一种局促不安的感觉,正象她的孙子和乔泊·塔拉斯先于她所感到的那样。她以为这位来访者的年龄在二十一岁上下,其实还不满十八岁;雷伯·克立姆罗德的衣着十分质朴,实在近乎寒酸但是他的眼神、嗓音乃至整个气质却给人一种不同凡响的感觉,

这与他的外表是那样不相称,同样给这位老太太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向客人问了一些有关她孙子的事,问他们是怎样认识的。雷伯回答说,大卫和他是在“奥地利的林茨附近”遇见的,那是在盟军部队胜利到达之后不久,当时他——雷伯·克立姆罗德——正处在“困境”中(这是他的原话),是大卫给了他帮助。于是他们就成了朋友。

他矢口不提集中营或自己九死一生的事。苏珊·塞梯尼亚兹只有一次问起他的家庭情况,还唯恐失于冒昧而有点犹豫,雷伯回答说,他不久前曾有过一个家,他父亲在战争中被“打死”了。这一点苏珊·塞梯尼亚兹认为是正常现象。她以为来客的父亲也象大多数奥地利人一样,在第三帝国的军队里打过仗,想必是死在战场上的。她甚至料想雷伯本人也一定穿着德军制服参与过战争行动,因为她把雷伯的年龄估计错了。直到后来,听了大卫向她介绍他与克立姆罗德相遇的真实情况,她才感到分外震惊:一是对事实本身,二是对她自己的错误判断,也许在更大程度上是对后者。为此,她还哭了一场。

他不费劲地转换话题,开始谈到他先后六七

次来法国的情形,上一次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他说,他是跟一位来自旺多姆附近地区的家庭女教帅学的法语,在巴黎度过的一个夏季和在多维尔、比亚里茨、里维埃拉度过的另外几次假期,使他的法语水乎得到提高。是的,他知道埃克斯昂普罗旺斯这个地方;还提到格拉内博物馆,说“那里收藏了一幅伦勃朗和两幅克拉纳赫的画(注:伦勃朗·哈尔门兹·凡·林(1609-1669),荷兰画家。卢卡斯·克拉纳赫(1472—1553)德国画家)。”他的美术知识使塞梯尼亚兹老太太大为惊讶,她自己知道克莱这个名字还是因为她丈夫买了这位画家的一幅画。

她告诉克立姆罗德,大卫已经复员,并且刚刚回到哈佛大学继续学法律。她把儿媳在波士顿的地址告诉了雷伯,今年这个时候大卫应该在波士顿,除非他在康涅狄格州的别墅度假还没回学校。

“要不要我把地址和电话号码抄给您?”

他摇摇头,笑着说:“不用了,我的记性相当好。”

他起身告辞,仪态安详、彬彬有礼。这时老

太大才想到,也许他在巴黎、在法国是孑然一身,甚至可能压根儿没有朋友,也没有家。由于不好意思贸然给他钱,老太太简直费尽心机在考虑如何帮助他才好,后来在一阵冲动之下邀请对方第二天来与她共进午餐。她见雷伯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接受了邀请,说他很“乐意”再来。他走到门口,又逗留片刻,用他那双奇妙的灰色眼睛专注而庄重地望着女主人。老太太骤然产生一种腼腆的奇怪感觉,她只好用一句不太高明的俏皮话把它掩饰过去。

“我保证不企图勾引您。”

“已经来不及了,”他双眼迸出愉快的火花,“我又要提到家父,他在这种场合想必会说‘我的堡垒在您面前已经土崩瓦解’。”

他用嘴唇在老太太手背上轻轻擦了—下,然后离去。第二天上午,她收到一封短简和一朵玫瑰花。信上的字体工整,秀气中带有明显的下倾趋向。雷伯请她原谅不能前来赴约,他当天就要离开巴黎。

一星期后,她写信给大卫说:“我遇到了六十五年中最令人困惑、最不可思议、而智慧又最

出众的一个小伙子。如果你能为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做点儿什么,不论需要还是不需要我的帮助,你尽管去做,大卫。我有一个感觉,好象他目前的境况相当困窘,尽管他在我面前只字不提……”

雷伯·克立姆罗德重新出现的消息,尤其是到他的法国老祖母家去这件事,使大卫·塞梯尼亚兹大为愕然,原先他满以为一辈子再也不会听到这个人的音信了。他在复信中告诉祖母说,他自己也对这个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并要求祖

母,“如果他再来的话,”务必设法弄清楚在哪儿能找到他,因为大卫本人也很想再见见他这位“奥地利朋友”。

波哥大的烛台 —— 4

在丹吉尔法兰西广场的巴黎咖啡店里铎夫·拉扎鲁斯发出一声悠闲的叹息,舒舒坦坦地坐在一张柳条椅上。

“来一杯马丁尼(注:用杜松子酒、苦艾酒和苦味药酒调和而成的一种鸡尾酒。)?”

雷伯摇摇头。

拉扎鲁斯自己要了一杯粉红色的马丁尼——他最近才改变习惯喝起这种酒来,——给他的伙伴要了一杯薄荷茶。他开始谈到黄金,用的是依地语。他说,黄金在丹吉尔正日益增多;整个欧洲,甚至瑞士的黄金纷纷流到这里来——归根到底,俄国人目前在维也纳,可是谁能说瑞士的中立地位能永远把他们挡住在那里?何况,巴黎和伦敦的黄金市场已经停止交易,加上通货膨

胀……

“小伙子,你知道通货膨胀是怎么回事吗?”

“知道,”雷伯漠然回答。

在坐“神仙”号从马赛来丹吉尔的途中,他度过了自己的十八岁生日。到这里以后,拉扎鲁斯在闵扎旅馆定了两个房间。趁他的伙伴有—个约会,雷伯独自沿着巴斯德林荫道走了一遭。他站在了望台上,从那里可以饱览直布罗陀海峡和马拉巴塔角的宏伟雄姿;他还一直走到格兰索柯。

“我说话你是不是在听,小伙子?”

“是的。”

“我看你不象在听。雷伯,这里有钱可赚。在国际共管区的议会里有三个犹太人。我和其中的一个见了面,他们马上就要决定把对未经宣布的存款实行的优惠办法扩大到黄金,这就是说,任何人,无论本地居民或外侨,都可以存储数量不限的黄金而不用缴税。单拿法国来说,那里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通货膨胀而做梦也在想黄金。举个例说,你可知道一根金条在苏黎世和同一根金条在里昂两地的差价是多少?二十万法郎。咱们可以把丹吉尔作为基地,用小型飞机空运黄金,利用法国抵抗运动的旧机场。……”

“我不会开飞机。”

一名至少已有七十五岁而且居然能说十来种语言的侍者,给他们送来了钦料,还有拉扎鲁斯要的一包烟卷。拉扎鲁斯那双亮晶晶的小眼睛依然一个劲儿地盯着雷伯的脸。

“你的心境不佳,小伙子?”

雷伯仍然一声不吭。那两颗灰色的眼珠子转过来与对方凝视的目光正好碰到一块儿了。拉扎鲁斯莞尔一笑。

“你连一个子儿也没有,没有家,没有地方可去。要是没有我,你也许会挨饿。什么都是我教会你的。我甚至把你的第一个女人带到你床上。对不?”

“对。”

“你跟阿涅列维奇杀过人没有?”

回来见铎夫之前,雷伯曾在市场上转悠了一阵,归途中穿过法规街走到孟杜比亚植物园的入口处,那里的木槿多得不得了,还有几棵被认为已生存了八百年的龙树,他瞅见了那个人,并且立刻认出来,尽管那人穿着便服,尽管还留起了

小胡子和比较长的头发。那人把上衣搭在胳膊上,一边用手帕擦脖子,一边讨人喜欢地向几名正在同一个兑换货币的商人争论的英国水手搭讪。那人不是埃立希·施泰尔,也不是霍赫赖纳。

“记性相当好”的雷伯四年前只见过他一次那是在贝乌泽茨,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当时那个人打一排排刚从利沃夫押来的犹太人面前走过去,操着一口几乎无懈可击的依地语,要他们所有的人给自己家里写信,让家属放心,告诉家里人,说他们没有受到虐待,说他们的流放生活事实上并不怎么可怕……

“你没有回答我,”铎俯说。

“没有。”

“你是说,你没有杀过任何人?

雷伯含笑摇摇头。

“我是说我没有回答你。”

拉扎鲁斯拿起刚才侍者跟薄荷茶、马丁尼一起送来的一盒“菲立浦·莫力斯”香烟。

“我在市场上跟几个人交谈过。他们用意大利活把这叫做‘乌富穆’,也就是烟。他们说,做这档子买卖也能嫌大钱。”

十月下半月跑的第一趟生意,本钱是由铎夫·拉扎鲁斯张罗的。以后他们又跑了十趟,目的地每次都一样:西班牙。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能搞到一条船。美国产的淡黄烟卷在丹吉尔名义上是过境商品,这里的价钱是每包三十法郎,如果要合法地运出去,只须报一个进口烟草是合法的终点港,通常就报马耳他。他们将同来自巴伦西亚的西班牙买主谈妥一个海上的交货地点,必须在领海水域以外,否则西班牙人有碰上佛朗哥政府的海关人员的危险。这事几乎不冒什么风险,而赢利却颇可观:在丹吉尔出三十法郎买来的一包烟,转手可以卖五十到六十法郎。他们有时候一船要装五十箱,也就是两万五千包,跑一趟就能嫌五六十万法郎,即四五千美元。这就难怪围绕着尚未落入大流氓之手的这项买卖争夺如此激烈。在形形色色的走私者中,前皇家海军的几名军官、一位未来的法国部长、英国和意大利的一些贵族、乃至一帮清一色搞同性恋并且挂妃色旗航行的女船员,正在你推我搡,各不相让。

跑了六趟买卖后,雷伯已能偿还拉扎鲁斯最初的投资。

“你不必这样做,”铎夫说,“我没向你要。”

“我认为这样比较好,”雷伯的回答很简单。

他们谈话时有一个名叫亨利·阿尔特的法国人在场,他对冒险生涯一直心向往之,并且专为这个目的从尼斯来到丹吉尔。阿尔特和克立姆罗德是偶然相遇的,当时他们正站在擎天柱书店的书架前。从尼斯来的那个人是学历史的,他先跟雷伯攀谈起来——谈那个高个儿青年正在翻阅的一本书。

那是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注:施本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史学家。他认为历史只是若干各自独立的文化形态循环交替的过程,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战败看作

是“西方文化的没落”。),雷伯差不多把这本书全部读完了。在他们到附近一家咖啡店的敞廊上长谈的过程中,三十岁的阿尔特发现这位施本格勒著作的青年读者才十八岁,不由得大为惊讶;但雷伯在做烟卷生意这一事实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他本人在这方面有一些新的点子,甚至设想

搞一条“淡黄烟卷路”把烟卷从丹吉尔运到法国和意大利沿海地区,在那里一包“菲立浦·莫力
斯”或“切斯特菲尔德”可以卖到一百法郎……

“而且,如果每次不是装五十箱,而是装五百或一千箱,甚至更多些——这仅仅是船只问题——那么,赢利很快将达到惊人的数字。一年赚它一百万美元并不是痴心妄想。”

阿尔特长时间固执地想要说服这个小伙子跟他合伙干,这使他自己也有些纳罕。小伙子显然举棋不定。肯定不是因为缺乏胆量或雄心。看来另有原因。

“是不是你那位爱尔兰朋友?,因为他?”

“不完全如此。”

“如果你需要,”阿尔特最后说,“咱们可以三个人一起干。虽然……”

他不喜欢铎夫·拉扎鲁斯(他只知道此人姓奥谢,这是拉扎鲁斯在丹吉尔期间一直使用的化名),其实还有些怕他。阿尔特曾有两三次听到他在用英语同一些形迹可疑的美籍意大利人热烈

交谈,他们提到海米·魏斯,迈耶·兰斯基、莱普克·布恰尔特或勒基·卢奇亚诺这些名字时的口气就象过去的士兵谈到他们的长官,阿尔特狂热地渴望冒险,但是在合乎理智的限度以内,拉扎鲁斯—奥谢这样一个人在他看来已经“离了格儿”,正象此人和年轻的于布雷希在他看来是并不相称的一对伙伴一样,既不相称而又危险。

总之,阿尔特的态度象一个兄长。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和兰根事件不可能有什么关系。他只是那件事情的证人,还不是直接的。

“他们是荷兰人,”拉扎鲁斯说,“一个叫兰根,一个叫德格罗特或者跟这差不多的名字。其中一个有商船船长的执照。而咱们不是需要一个真正的船长吗?刚才我们正在谈论,这回要穿越地中海了,可不光是沿着西班牙海岸去向那里的小妞儿们挥手致意。至于别的船员,有一个马耳他人和三个西西里人。”

“还有咱们。”

“对,还有咱们。总共八个人。带九百箱咱们人手可能不够,但是到了那儿会有一批人来帮忙。”

“咱们准备去哪儿?”

“西西里。到巴勒莫以西的一个海湾。你有没有不同意见,小伙子?你大概以为咱们会老是玩这种小孩子游戏?如今咱们可要干真格的了。来吧,我要带你去见见那两个荷兰人……”

亨利·阿尔特已经和他的一个朋友坐在巴黎咖啡店,那人是科西嘉岛的一名海关官员,他正以一位专家的身份在出很多点子,教他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丹吉尔的国际地位提供的种种有利条件。阿尔特看见克立姆罗德和拉扎鲁斯到来,并且坐在几步以外两个背对着他、年龄在三十五岁上下的男人旁边。他看见克立姆罗德的灰色眼睛冷酷地呆滞不动,一度还瞪得大大的,他注意到克立姆罗德做了个古怪的动作——弯着腰,脑袋几乎完全钻到桌子下面,把一条并没有松开的鞋带重新系一下。然后坐起来,又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阿尔特向拉扎鲁斯—奥谢膘了一眼,意识到他也已经有所察觉。过了二三十分钟,那两个陌生人才起身离去……

铎夫用依地语低声说,“别装腔作势在我面前演戏,小伙子。我看到了你的神色。你是不是认识那两个家伙中的一个?”

雷伯张开搁在大腿上的手指,似乎对它们看出了神。最后他说:“至少其中一个不是荷兰人。”

“哪一个?”

“兰根。”

铎夫的双目象两颗寒气森森的蓝色钻石在眼镜片后面闪灼。他把一张钞票扔到桌上付了账,站起身来。

“咱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两个月以前,他买了一辆双色帕卡德折蓬汽车。他坐到方向盘后面,把车开往马拉巴塔,雷伯坐在他旁边。一路上他们一句话也没有交谈,可是当车到达灯塔时,拉扎鲁斯关上引擎,下车向可以同时眺望丹吉尔、大西洋和西班牙的游廊

走去。

他的动作之快,好象根本没有做过某个动作,但是原先他用左手提着的一支科尔特自动手枪,现在已到了他的右手掌中。他打了一枪,一只正在飞翔的海鸥应声中弹落下。铎夫面露笑容。

“咱们刚到丹吉尔的时候,我问过你一个问题,你跟阿涅列维奇那个白痴有没有杀过人?当时你没有回答我。”他以几分钟前已经显示过的那种令人咋舌的敏捷性再次摆好射击姿势,而这时又有一只海鸥在他的手枪射线上。但这一回他没有扣动扳机。

“你想杀死那个兰根吗,雷伯?”

“我不知道。”雷伯平静地说。

铎夫的手一动;那支科尔特已经回到他的茄克衫里边原来的地方,插在他右股后面的腰带上。

“回去吧,小伙子。咱们就跟德格罗特和你那个朋友兰根一起去跑一趟西西里海岸。我现在

认为,八成连那个德格罗特也不会是荷兰人。他可能也是他们中的一个。尽管兰根在丹吉尔说他是荷兰人,可是你以为一个真正的荷兰人会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吗?或者他是以另一种方式卷进去的。甚至在荷兰也有党卫军……”

自从他们相处以来,他这是第一次对这个年轻人如此亲热,他搂住雷伯的脖子,带着他回到帕卡德折篷车前

“小伙子,相信我的话,你无论如何不能在丹吉尔杀死他。有人看见过你我和他在一起,而丹吉尔又不是一个不大的地方。相反,一个人在西西里被杀死就不稀奇了……”

他把车发动起来,脸上笑眯眯的。“你可以在那里把他干掉,雷伯。”

波哥大的烛台 —— 5

那条船叫“野猫”号。栎木的船身长二十六

米,超重量为七十吨,装有全套马可尼公司的船

具和一台一百八十五马力的内燃机。它载运六百

六十箱“菲立浦·莫力斯”、二百箱“切斯特菲尔

德”和六十箱“骆驼”牌,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七日,
船离丹吉尔,二十三号黄昏时分看到了卡斯特拉

马雷湾西端的圣维托角,距离巴勒莫约五十公

里。五十海里以内肯定没有任何意大利海关的巡

逻小快艇。此外,舱单和提单都没问题,开列的

货物也与所载相符,注明的终点港是希腊的科孚

岛。

按照指示,德格罗特停机等待。十一点左右,岸上一盏黄灯亮了三次,表明这一带海岸没有障碍。“野猫”号向岸边驶去,在接到另一信号后又停下。不久,他们听到波浪的拍溅声,那是由十来条大渔船组成的一支驳运队正在靠近。渔民们开始移载,有两三个海关人员也参与其事,因为他们可以赚每箱—千意大利里拉的外快。来

回驳运几次就够了,在他们最后一次登上货轮时,带来了几桶希腊葡萄酒(如果你相信上面的商标的话)。—个西西里人把船单和提单撕毁烧掉,取出另外的舱单和提单证明“野猫”号在科孚港装了货正在返航途中。

第二天早晨七点,他们进入巴勒莫港,要求自由停靠,即不装卸货物的停留。他们在海上差不多已有八天,并末遇上一点点麻烦。这趟买卖成功了。

“咱们的意大利客户对我们非常满意,特地请咱们全体去吃午饭,”铎夫·拉扎鲁斯宣布。

他以犀利的目光向雷伯看了一眼。当然,他的脸上笑容可掬。

他们从巴勒莫郊外的蒙德洛出发,沿着盘旋的公路驱车上佩莱格里诺山,在离观景楼还有一段距离时,他们折上一条道旁种着桉树的小路,那里有一座带蓝色百叶窗的白房子。车共有两辆,都是美国货;铎夫·拉扎鲁斯、兰根和一个名叫索尔·曼库萨的美籍意大利人(本书的这一段故事就是他提供的)坐一辆,另一辆上则是雷伯·克

立姆罗德、德格罗特、“野猫”号的两名西西里水手以及司机。

汽车停在台阶脚下。司机留在车上,水手们落在后面交谈。其余的人登上敞廊,至今仍在那里的一棵高大的紫藤在夏天也许能遮蔽整个敞廊,从这里眺望巴勒莫湾景色绝佳。

兴许直到此时,那两个所谓的荷兰人方始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房子里根本没有午餐准备看,只有两个脸上毫无表情的男人,除白衬衫外全身黑服,既不戴硬领,也不系领结。他们每人手里执有—支“卢帕拉”——西西里人打狼用的猎枪。但他们并不介入;曼库萨同样如此,他在背后袖手旁观。

那支科尔特自动手枪这时已经象变戏法一般出现在铎夫·拉扎鲁斯手中,他说:“你叫兰根?这个小伙子和我从丹吉尔开始就在为一件事纳闷儿:你的真实姓名究竟是什么?”

兰根回答说,这正是他的真名,说他确实是荷兰人而不是其他,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拉扎鲁斯摇摇头。

“得啦,别来这一套……关于这个小伙子有

一点我可以肯定:他有不可思议的记忆力,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他从不忘记任何事情;一个名字、一张面孔、各种数字或一本书。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兰根:一本书他只要读过一遍,只消读一遍,听着,确实如此:他就永远把它记在头脑里了。他记面孔的本领同样了不起。既然他说曾在特雷布林卡看见过你……”

“在贝乌泽茨,”雷伯纠正道,他的声音如发自空穴,眼睛朝下。

“对不起,小伙子,的确是在贝乌泽茨。兰根,既然这小伙子说他在贝乌泽茨集中营见过你穿着党卫军制服,而且是在你们杀害他的母亲和姐妹的时候,既然他这样说,他决不会弄错。那是错不了的,任何人都……”

“话不能这样说。我可能搞错,”雷伯悄声低

语。

“任何人,甚至这小伙子本人,都无法使我相信他会搞错。跪下,兰根。跪下,否则我一枪准把你的纳粹Schlong(鸡巴)打飞。我问
你:‘今天天气很好’这句话依地语怎么说?兰

根?莫非你在上西天之前真的想要吃足苦头不成?”

“Sara sheyn veter haynt,”兰根说。

“他的口音不是呱呱叫吗,小伙子?”拉扎鲁斯发出一声感叹。

他拔出另一支科尔特自动手枪,与此同时想必注意到另一个所谓的荷兰人在他背后开始移动位置,所以他头也不回,心平气和地说:“德格罗特,只要再挪动一步,我就朝你的屁股开枪。”接着,他向雷伯笑道:

“你该把他干掉了。请立即动手,咱们不打算为这档子事花去半天工夫。这划不来。快把我这支玩意儿拿去,小伙子。拿去!”

手枪易了手。

“别对准他脑袋开枪。还是往嘴里打进去好。他可以看到你的手指扣动扳机,你懂吗?瞧,你得这样……”

他把着手儿教雷伯,枪管深深插入兰根口

中。

忽然,他用依地语高声喊叫:“干吧,雷

伯!他杀了你的母亲和姐妹!他是怎样对待她们

的,雷伯?他是把她们活活烧死的,对吗?宰了

他!宰了他,这狗娘养的!”

静默。

“0.K,小伙子,你走开,”拉扎鲁斯温和地说,这回用的是英语。“你只管走开,这儿的事你不用管。”接着,在几秒钟以后,他又说:“吮吮这玩意儿,兰根……吮吮这支枪,就当它是一

只肥美的犹太Schlong……对,正是这样……好极

了,兰根……”

最后那句话音刚落,枪声就响。他转过身来,用左手拿着的另一科尔特杀了德格罗特,一枪打在脑袋上,正中太阳穴。

铎夫·拉扎鲁斯和雷伯·克立姆罗德来到奥地利林茨蓝德街三十六号西蒙·威森塔尔家。亨利·阿尔特不知他们出了什么事,后来由一个名叫索尔·曼库萨的——他现在是“野猫”号的船长——告

诉他,说他们跟那两个荷兰人吵了架,在意大利耽搁了一阵。

威森塔尔问克立姆罗德是否属于什么组织,雷伯回答说不属于任何组织,他是单独行动的。

“另一个呢?”威森塔尔问,“等在街上的那一个是谁?”

“朋友,”雷伯简单地回答。

雷伯要打听得两个人一个叫埃克希·约阿希姆·施泰尔,另一个叫威廉·霍赫赖纳。

威森塔尔对这两个名字都不熟悉,他的名单上—个也没有.不过,在一九四七年初,有关死亡营管理当局人员的情况或—九四五年五月后他们的下落了解得非常之少。威森塔尔刚刚在开列一份曾与阿道夫·艾克曼(注:阿道夫·艾克曼(1906—1962)——“盖世太保”犹太处处长。)密切合作的附逆分子名单,他根本不知道艾克曼是否还活着。对于在一九四七年建立起来帮助纳粹分子逃亡的那个庞大复杂的系统“敖得萨联络网”,他更是—无所知。“我这里有几个姓施泰尔的,不过没有一个名叫埃立希·约阿希姆,你说他

出生在格拉茨,什么时候?……”

“一九○五年四月十四日。”雷伯说,“他父亲叫约阿希姆·施泰尔,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六日出生在格拉茨;母亲玛尔塔·西尔维纳格尔,一八八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生于克拉根福。埃立希·施泰尔目前四十二岁,身高一米八二,金发碧服,非常漂亮,右手掌上有一个星形的疤痕。战前他是维也纳的一个律师。他能说英语,也会讲一点法语。他对艺术很感兴趣,尤其是绘画。他喜爱的画家有……”

雷伯用缓慢、淡漠的语调背诵这些事实。这是经常发生的,而且还将有更多象这个神态迷离忧伤的高个儿青年一样同西蒙·威森塔尔索昧平生的人来向他述说。他们述说的情况往往会对他的搜索工作提供新的线索。姓名和事实会突然合在一起。因此他记下了埃立希·施泰尔和威廉·霍赫赖纳的名字。

“他们是战犯?”

“是的。”雷伯说。

“我需要事实。如果您同意提供证据并

且……”

“如果我提供证据,会怎么样呢?”

“对这两个人将进行缉访。如果证据充分,而这两个人又能找到的话,他们将被逮掳、受审、判刑。”

那青年微微一笑。

“我明白了,”他说,“我要考虑一下,也许将来我还会来找您。”

他起身告辞。

威森塔尔问:“您跟这两个人之间是不是有个人恩怨?”

“也可以这么说,”雷伯回答时缓慢地现出他那耐人寻味的笑容。

“您是不是想要把这事告诉我?我自己失去的亲属有八十五人。”

那青年客气地摇摇头。“也许下次来谈。谢

谢您的热诚接待。”

威森塔尔目送他出去并且从美国战略情报局办事处所在的四十号门前经过,跟另一个人会合;另一个人身材矮而壮实得多,年龄也大得多,肩膀非常宽,戴一副无边服镜。他再也没有看到过雷伯·克立姆罗德。

一九三二年,埃立希·施泰尔加入以约翰·克立姆罗德为首的律师联合事务所。他于一九四一年正式对该事务所实行监督,但实际经办已有六年多,其依据是约翰·克立姆罗德签署的一份委托书,因为他本人患偏瘫只得以轮椅代步,无法主持业务。战争结束时,施泰尔没有再在维也纳或其他地方露面。一九四七年二月,在举行格拉茨审判之前,他的妻子填表申报丈夫死亡,理由是有一个人起誓作证他曾目睹埃立希·施泰尔在布拉格被苏军用机枪击毙。法庭很爽快地准其所请,因为这是例行公事。施泰尔的名字就此从纳粹战犯名单上消失,如果说曾在上面出现过的话。

施泰尔在政界和军界的履历都有案可查。他参与一九三四年未遂政变的事有警察局的报告为证,其中提到约翰·克立姆罗德曾出面为他说项。

他加入纳粹党是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党证号码为6330372。那时他已成为公认的“犹太人问题”法律专家。被委任中央犹太人移民局的法律顾问以后,他参与了对路易·德·罗特希尔德男爵加以逮捕、羁押以及勒素数百万美元之后驱逐出境的全过程。一九四○年,他从事研究马达加斯加方案法律方面的问题,该方案预见到要把欧洲所有的犹太人放逐出去,首次使用了“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这一说法。次年,他奉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之命,数次前往荷、比、卢等国处理属于十四万犹太人的财产和养老金事宜,其中只有五千人幸存下来。在这同时,他一直按自己的方式经营着克立姆罗德的事务所。

一九四三年,他和党卫军一起开赴东线,一九四四年三月回后方住院治疗。到一九四四年十月,他的公务活动减少。打那以后,有关他的消息越来越少,直至一九四五年四月完全失踪。

以上是埃立希·约阿希姆·施泰尔的正式经

历。大卫·塞梯尼亚兹可以提供有关此人生活和所
作所为的较完整资料。施泰尔在纳粹德国境内步

步为营从事活动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施泰尔纯粹

为个人目的而利用形势的发展,那种赤裸裸的实

利手段实属罕见。他的目标是占有属于克立姆罗

德一家的全部财产,同样还要占有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那些已经相当黑暗的岁月里约翰·克立姆罗德的当事人委托这位虽然瘫痪但是诚实的律师照管的财产。施泰尔把汉娜·克立姆罗德也列为自己的目标。一九八二年在大卫·塞梯尼亚兹力促下进行调查的结果,使他获得汉娜·克立姆罗德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在威尼斯利多海滩上照的一张相片。她站在一群人中央,带着她的三个孩子,一双淡得出奇的眼睛瞧着镜头,雷伯的眼睛就是从她那里继承的,她的美简直使人惊异,这是一种端庄、娴静而又光彩夺目的美。施泰尔站在大约两米以外,眼睛不看镜头而看着她。施泰尔未能占有这一宗比其余的一切更珍贵的财宝。他别有用心地把汉娜及其三个孩子送拄利沃夫,带着他为他们弄到的护照,带着他作为纳粹高级官员所能向他们提供的一切保证……

……同时也完全相信,他是在送他们上一条

可能由他本人设计的死路。

大卫.塞梯尼亚兹相信约翰·克立姆罗德被捕这一经过精心安排的步骤,以及他被送往哈尔特海姆城堡给未来的死亡营刽子手们当豚鼠使用,都是施泰尔的手笔。通过遣散克立姆罗德家过去的仆人和杀害老管家安东·欣特泽耶尔,施泰尔完

成了他个人的Anschluss(注:德语:合并。作者用这个词把施泰尔的所作所为比作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所谓“德奥合并”)。

那么埃立希·施泰尔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以后干了些什么呢?……最初他化名在美军管辖的一个

战俘营里找到了避难所,等待时机重新公开露面。及至雷伯·克立姆罗德再度出现——现在他的危险性比两年前更大了,——施泰尔认识到,自己的安全已受到严重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下文将展开的死山

那一幕……以及一九四七年三月施泰尔逃往南美
的原因。

对于塞梯尼亚兹来说,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所有可能的渠道中,施泰尔使用的是被称为“修道院路线”的一条。

波哥大的烛台 —— 6

上午八点十分,一个相当肥胖、但身段还不太难看的高大男子,从慕尼黑策佩林街上靠近伊萨尔河的一幢私人住宅里走出来。他竖起大衣的狐皮领子,戴好漂亮的羊皮手套,打开他的车库门。那里停放着他引以为骄傲的一辆梅塞德斯轿车,擦得铿光瓦亮。他坐到方向盘后,听引擎发出轻柔的颤动声感到得意非凡。他扳动排档。

“请不要动。”

这声音十分温和而有礼貌,所以他并不感到惊慌。及至转过头来认出了那双眼睛,—阵直透骨髓的恐怖使他顿时瘫倒。

“这不可能!”

“可惜这是事实,”雷伯说,“我知道你的孩子即将出来,你要送他们去上学。这不会改变我的计划。对你也没有好处。我将被迫把你的孩子也杀死,然而我不想这么做。现在,请照常驾驶

吧。”

“米歇尔……”

“请开车。”

梅塞德斯倒退出了车库,缓慢地在房屋前面停下。两个裹着红蓝羊毛围巾的孩子走出来。他们看到父亲身旁坐着一个陌生人,显得有些奇怪,但是雷伯含笑对他们说:“你们的爸爸跟我是老朋友。他曾经有二十个月象疼孩子那样爱护我。来,上车,我们把你们送到校门口。”

两个孩子笑着向他问话。雷伯告诉他们说,他叫米歇尔,更确切些说,是他们的爸爸这样叫他,因为他们的爸爸不喜欢他的另一个名字。那么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哦,他说,这另个挺古怪的外国名字,他们可以问自己的爸爸那到底是个什么名字。

他们到了学校门口,雷伯向驾驶梅塞德斯的那位说:“称应该亲亲你的孩子。他们怪可爱的。”

孩子走进学校去,汽车开走了。

“米歇尔,我的上帝……”

“咱们去达豪,”雷伯说,“请往那儿开。毛特豪森太远,而且还得越过边界。将就一下去达豪吧。”

“米歇尔……”

“我的名字是雷伯,”雷伯笑道,“请稍慢一些。我不希望咱们发生车祸。而且我希望你不要开口。听你说话……只会使我心中的怒火烧得更
旺。懂吗?”

他们一路保持沉默。达豪集中营已出现在前面,时隔二十三个月以后仍保持原来的样子。

“咱们不进去了。这没有必要。只要沿着围墙把车开到看得见焚尸炉的地方。”

两分钟过去了。

“行了。现在请停下。下车吧。”

雷伯也下了车。他左手拿着一罐东西,右手

拿着武器。

前党卫军少校吓得失了音,他问:“你真的会杀死我的孩子吗?”

“我想会的,”雷伯说,“但我不敢肯定。我非常愤怒,不过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走得那么远——把他们也杀掉。”

雷伯把罐子送给他。

“请把它打开来喝下去。”

前党卫军中校旋开盖子,立刻嗅出了气味。他用一种似乎被掐住脖子的声音说:“这是汽油。”

“是的,”雷伯说。“我记得,三年零四天前,也在这个时候,你曾经强迫一个法国男孩喝过。所不同者,他喝的还是废油。可能因为当的你们汽油不够。他才十岁,他是七月二十三日生在波尔多的。我对他记得十分清楚。他折腾了十个钟头才死去。我想,你会喝下这罐汽油的,因为你直到最后还将抱着我也许不杀你的希望。的确,你有一个机会。尽管希望不大,但毕竟还有。但

是,在你喝下去之前……”

他从茄克衫口袋里取出一件用纸包起来的小东西。

“一件礼物,”他说。

前党卫军中校拆开纸包,发现里面是一支唇

膏。

“我非常希望你搽一点在你脸上,特别是嘴

唇……

时间在逝去。

“对。面颊上也请搽一些……很好。现在你

可以喝汽油了……这罐子也是你的,所以不伯你

不认账。这封信将在你的口袋里发现。它是一个名叫扎茨卡留斯的立陶宛少年写的。你会对我说:他已经死了。但这难道是充分的理由?他在这封信中描绘了你们是怎样对待少年儿童的,我也是少年中的一个……请再喝一点……”

他从极近处开枪打在右颊颧骨下面。然后他把枪放在前党卫军中校威廉·霍赫赖纳尚有些微温

的手中,让死人自己的手指再一次扣动扳机,这次是向一丛灌木中打的。他一直憋到离现场很远才开始呕吐。后来,铎夫·拉扎鲁斯又停了两次车,好让他再呕吐。

“注意,”铎夫悄悄地说。

那个女人刚又出现,这次和她一起的还有两个男人。

“其中一个你认出了没有,小伙子?”

雷伯点点头。两个男的中较矮的一个是德国人,三个星期以前,就在霍赫赖纳赖处决在达豪的焚尸炉附近之后,雷伯和铎夫曾看见他驾驶一辆在萨尔茨堡和慕尼黑之间运送《星条旗报》的卡车。宪兵对这些卡车从不检查,顶多笑噶嘻地拿走几份报纸,因此几乎每一趟都有纳粹逃亡者搭车躲在一捆捆报纸后面。至于这个短发灰白,神态冷峻的女人,就是一九四五年七月三日在萨尔茨堡结雷伯指路的那一个,她告诉雷伯可以在钟楼附近的照相馆里找到名叫洛培尔的摄影师,从而把雷伯送入埃泼克设下的陷阱。

这个女人是雷伯·克立姆罗德着手进行的追捕计划的第一步。(查明霍赖赫纳的下落并不难,因为这位党党卫军中校于一九四六年初干脆回来经营他的纺织厂了。)雷伯从慕尼黑返回奥地利后不到一百小时,又找到了这个女人。到那天——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为止,他和拉扎鲁斯在一起或分开跟踪这女人已有四十三天。

“小屋里还有人,小伙子。至少三个男人。”

“四个,”雷伯说。

时间已是晚上十点左右,估计这将是一个寒冷的夜晚。

在他们躺着守望的一片小树林下面,可以看见老家湖镇的灯光。这个市镇地处死山的心脏,那里有不少湖泊夹在垂直的断崖之间,湖深水黑。在战争行将告终的最后几个月,有六万穿便服的“平民”携带着从整个欧洲劫掠得来的财物,在这里找到了避难所。

“四个男人和另一个女人,”雷伯说,他是从这样一种假设出发的:那个和埃泼克串通一气的女人可能在波希米亚公署附近的房子里住过。他

的估计是正确的。根据雷伯的描述,那一带有两个店主认为她就是盖尔达·胡贝尔。他们还说出了她来自格拉茨——埃立希·施泰尔的故乡。其余的就好办了。这个女人是为奥地利红十字会工作救济难民的。凭这一点她能搞到各种各样的通行证。

“有动静了。”

第三个男人从小屋里出来,铎夫和雷伯都认出了他。

“阿尔尼·沙义德,”锑夫说,我的老伙计阿尔尼,他特别喜欢访问这里和罗马之间的方济各会修道院。”

铎夫己跟踪过沙义德两次,每次都被带到罗马梵蒂冈门口。沙义德每次都是一个人从那里出来,显然已把他护送的逃亡者托付给罗马教廷。沙义德也为红十字会工作。

“铎夫?”

雷伯已有好长时间一直把双筒望远镜朝山下对准通往那座木屋的小道的最初几个弯了。

“两部汽车,铎夫。不过它们已经停下,两部都停了,并且刚刚关掉前灯,离这儿不到三百米。”

他俩在黑暗中互相看看对方。

“警察?”

“不会是警察,”雷伯说。

那两部梅塞德斯大型轿车肯定不属于奥地利警方,也不会属于任伺一国的占领军当局。不,这里另有文章,铎夫想必也考虑到这—层,他从原来的岗位上退后几步,也举起他的双筒望远镜来调节焦距。

过了半分钟,他说:“十天以前,我紧跟在阿尔尼后面第二次从意大利回来时,我看见过—辆相同的梅塞德斯。左边的后门也坏了。那是在因斯布鲁克。车上三个男人的模样都象是神枪手。阿尔尼上了他们的车。我还记得车的牌照号码……你等我一下,小伙子。”

他悄悄往山下滑行,不久便消失在黑暗中。

过了不到一分钟,木屋里的电话铃响,立刻有人抓起听筒。又过了三分钟,木屋周围开始有动静了。雷伯见那几个到目前为止一直在悠闲聊天的男人跳了起来。其中一个冲到屋外,另外几个也探出头来,手里拿着武器。雷伯估计刚才有人向他们发出警报。

过了片刻,雷伯听到一阵几乎察觉不到的声息。他躲到一棵树后面,手指扣在扳机上。

接着是耳语般的话音:“小伙子!请不要把我毙了。”铎夫气急败坏地出现在大约五米以外。

“是那辆车和那几个家伙。只是现在那里有八到十个人。而且还有人来。这倒有点儿象斯大林格勒的重演,我的小老弟。我敢用一位拉比跟你赌一个苹果馅煎饼,他们是冲着咱们来的。”

他笑容满面。

“我在纳闷儿:这木屋里的那些王八蛋究竟是什么人?你能肯定里边没有阿道夫·希特勒?”

一刻钟后,他们有证据可以断定这确实是一场兜捕:在他们周边一个半圆形范围内,所有的手电筒都亮了,而他们差不多正好处在半圆形的中央。

“但他们在斯大林格勒最后还是输了,”铎夫

说。

他和雷伯沿着小小的老家湖东岸移动,已经到了离木屋大约一公里的地方,然而还不是逃跑。他们在树下走,心里并不十分焦急既然通往老家湖镇的下坡路已被切断,他们就打算再往东设法到达名叫无底湖的另一个地方。到了那里,他们准备或者前往温泉湖镇,或者去求助,哪怕是向警方求助。但是,走在前头的雷伯突然止步。另一条由手电光组成的兜捕线出现在他们右侧。包围圈已经合拢,或者差不多已经合拢。

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继续一直朝前,磕磕绊绊地在越来越陡峭的山坡上爬。

他们加快速度,此时,在晴朗的夜空下已经可以看到前面是死山的一座座雪峰。“咱们绝对冲不出去,”铎夫说。“至少我不行。我没有你那

两条年轻的腿,小伙子。”他已经准备发动反

攻,这是符合他的性格的,但雷伯不让他停下。手电光的弧线现在离他们不到百米。他们只得向无底湖的西北方突围,有一刹那他们看见几辆汽车亮着前灯停在小路上,这条路是从无底湖通过来的,而另一端却在四五公里外形成死胡同。小路上已有人严阵以待,在汽车的前灯光下可以看到他们也都执有武器,有几个还带着步枪,脸朝着他们这边。“第三帝国的残渣余孽全在这里,”铎夫哈哈笑道。

他已经摔倒过两回,眼镜也丢了。黑暗中他简直什么也看不见。雷伯自然得扶着他,带手电的人们在后面紧迫不舍,越逼越近。

他们右边出现了另一些光亮,那是戈斯尔的灯火。他们已经跑了有两个小时,前面已看得见托普利茨湖。铎夫再也走不动了。他高声喊叫,向追赶他们的人说他是铎夫·拉扎鲁斯本人,他准备跟他们拼了……

拉扎鲁斯得到的回答,是六七响毛瑟枪干脆的噼啪声,这种枪在战时是发给德国军队中一等射手的。铎夫和雷伯都没有被打中。他们又往一堵峭壁上爬,坡面越来越陡,不久铎夫就拒绝再

往前走或往上爬。托普利茨湖在他们下面,几乎成垂直方向。铎夫说就在此地停下,这中空的巉岩就象一座平台,“从这里望出去风景太美了”。他平静地摇摇头,兴许还在黑暗中微笑。他说要留在此地,并打算阻止这支纳粹大军过于逼近,尽管他已丢了眼镜。“你想想,小伙子。其实,我敢肯定,凭你这脑袋瓜子,在我之前你已经想过了;咱们这样是逃不出去的。他们比咱们跑得快。所以,我要你定下神来,小伙子,要你竖起耳朵听你这颗与众不同的鬼脑袋的话,它会告诉你这是咱们仅有的一线生机……”他将尽可能坚

持到让雷伯用两条山羊腿超过死山,也许还能讨到救兵。

“我走不动了,雷伯。你有什么办法?背我走吗?我足有九十公斤重,这都是喝啤酒造成的。请走吧,小伙子。你要找到你在搜索的那个家伙,把我也算在他的帐上。”雷伯·克立姆罗德同意让他留下,开始一个人爬山。当然,雷伯才走了几分钟,就听到枪响。他还听见铎夫用最大的嗓门唱着——“我的俏姐儿躺在汪洋彼岸,我的俏妞儿躺在大海那边。”

雷伯在黑夜中拼命往上爬了大约两百米,这时听到一件庞然大物重重地摔倒在山坡上,接着

掉进了冰冷乌黑的湖水。他以为铎夫已经死了。但隔不多久,他听见两支科尔特手枪还在沉着应战,而且那个带有爱尔兰口音的嗓子又唱了起来。

但这歌声终于被未了一阵枪响所打断。

凌晨三点钟左右,他又回到望得见木屋的地方。那里看不到有人放哨,但是有灯光。他潜行到阳台上,有一个人听见他的脚步声,用德语问:“你们逮住他们没有?”

“只逮住一个,”雷伯答道。

那人出现在门口,腋下夹着一支双筒猎枪。他一看见雷伯,急忙准备举枪。雷伯的一颗子弹已经打穿他的喉咙。他走进木星,那里只有不带武器的另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中的一个,但不是盖尔达·胡贝尔。

“请别动,”他对吓得面无人色的一男一女

说。

他握着手枪(枪管朝下)检查其他几间屋子,没有发现其他人。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那个

男人,长着一张瘦削的脸和鹰钩鼻,头有点儿秃。

他问道:“您在找什么人?”

“埃立希·施泰尔。”

“我知道有一个叫埃立希当律师。”

“正是这一个。”

“我一点不晓得他可能在什么地方。甚至有可能已经死了。他的一双黑眼睛亮闪闪的,使他的相貌有点儿象犹太人。”

“你是谁?”雷伯问。

正在这个当儿,从他故意打开一半的门外传来至少两部汽车的引擎声。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这样受到保护?”

“您错了,”那人说,“受到保护的那个人晚上已经走了。我只不过是这所房屋的主人。我也从来不知道躲在这里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克立姆罗德接过那人身上带着的证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听到过阿道夫·艾克曼的名字。

约尔·白尼适在罗马见到雷伯·克立姆罗德是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十日前后。两个年轻人阔别将近十八个月之后的这次重逢倒不是什么巧遇。白尼适在意大利代表哈葛那组织主持打通移民渠道。(三个月以后,他将积极参与把四千五百一十五人装上一条美国客货船“加菲尔德总统”号,这条船因而变成了“出埃及”号。)

他和克立姆罗德将近中午时分在圣安琪洛城堡前面相遇。

“你怎么知道我在意大利?幸好我及时发现你留在别尔契克那里的条子。明天我就要离开罗马。”

克立姆罗德解释道,他去找别尔契克,“是为了向莫萨德或哈葛那的人谈一件事”,为了让人家了解他,他举出了几个能为他作保的人的名字。

“你也是其中的一个。别尔契克告诉我,说你在罗马。你能匀给我两个钟头时间吗?我想指给你看一个地方。”他把白尼适带到圣彼得广场旁边通往维亚克雷申焦的一条小街,指给他看一块用德意两种文字书写的牌子。“逃亡路线是通到这个地方的。他们经由林道和康斯坦茨湖边的布雷根茨离开德国,或者通过雷申山口,也就是你和我两年前走的那条路。他们通常坐轿车,有时坐大客车,夜里住在方济各会的修道院里。那些修道院是驿站,我为他们列了一张清单。安排出逃的人有一个名叫阿尔尼·沙义德。还有一个女人盖尔达·胡贝尔。这些人另有一份名单。到了罗马,由掌管梵蒂冈教廷某官方机构的一个德国人海德曼照料他们。海德曼向他们提供从红十字会弄来的护照。其中某些人甚至被授予神职和耶稣会教士的假证件。他们经由巴厘离开意大利,更多的是从热那亚走。一部分人去西班牙、叙利亚和埃塞俄比亚,但前往南美的很多。好几百人已经这样逃了出去。”

白尼适听了大为震惊。

“你一下子从哪儿搞到这么多情报?”

“我是在查访别的事情过程中发现这一切

的。我得把这些情况告诉什么人。”

末了那句话说明他没有应该汇报的上级或组织。白尼适其时正步步高升:上头终于认识到他的才干不应仅仅作为一名爆破手使用,于是派他执行更细致的任务。白尼适知道他这个以前的同路伙伴断绝了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一切联系。某人曾向他谈起有个姓克立姆罗德的人正在为“纳卡姆那帮白痴”效劳。

他问道:“你还跟他们在一起吗?”

“不。很久不在一起了。”

。拉扎鲁斯呢?”

“死了。”

其余只字不提。他们沿台伯河走着。白尼适仔细观察克立姆罗德,发现他变了。主要不在于身高和体重,尽管雷伯又长高了些,体重也有所增加,但他仍然是一副长脚蜘蛛的体态,走起路来还是那样明显地慢慢腾腾,凝滞的目光依旧那么深不可测。变化是在其他方面:他变得比以前老练,并且对未来显然胸有成竹。

“你找到你要查访的对象没有,雷伯?”

“差不多了。”

静默。

接着,白尼适突然说:“我一直对你怀有很深的友情。真的。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

“谢谢你。不需要。”

又是静默。

为了填补空白,白尼适开始谈论将诞生在太巴列湖旦河畔的那个国家(注:作为犹太人的国家的以色列共和国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宣告成

立。),他和雷伯以及其他许多已经来和将要来的人,终于能在那里各得其所。他谈到未来的冒险壮举,甚至准备去征服内格夫沙漠,不由得越说越兴奋。

回答来得缓慢,但很明确。

“其中没有我,”雷伯说。

“你和我差不多一样是犹太人。做犹太人也可以选择。”

“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

白尼适即使字写得很小也差不多用了二十页才录下那份清单,包括姓名、修道院、中转站等等。所有这些情报雷伯在“查访别的事情”过程中搜集到的。

白尼适在一种怪不自在的感觉推动下笑了起

来.

“这象是你在给我一份告别礼物。”

“也可以这么说,”雷伯说。

这时,他的眼睛里洋溢着温暖的友情,脸上泛起笑容。

他的大手搂住白尼适的肩膀。“谢谢你,谢谢你的一切。”他告辞后,过台伯河而去。

在丹吉尔,亨利·阿尔特也在差不多的时间又见到了克立姆罗德,“大概在四月中旬吧”。

“他来找我的时候,就象我们昨晚还见过面似的。他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做几笔买卖。他有一点钱,大约六千美元,想要把它统统押上去,来个孤注一掷,要么翻番,要么倾家荡产。

“他看上去有二十二三岁。他这第二次在丹吉尔的逗留,前后有四个月光景,这段时间内我们跑了四趟买卖,都获得成功。除去各项花销,我们的利润为每箱五十美元多一点点。第一趟有一百二十箱是他的,此后他每趟都有二百箱。算起来并不难:他的纯利可达三万五千美元。

“说到他离开丹吉尔的情况,这就和他的到来一样简单。他只是对我说,我们的合作‘对双方都极为愉快和满意——他确实是这样说的,语调缓慢柔和,带有相当老练的谦恭态度,——但他说,他要走了。我向他表示了遗憾,承认我对他怀有很深的友好感情,几乎是一种眷恋。我还对他说,我们满可以在一起挣得一笔财产。他向我微微一笑,对我说,他对此不愿兴趣。

“我不知道他的去向,但他的胳肢窝里夹着

一副小小的画,外面没有什么东西裹起来;他把画给我看,问我是不是喜欢。我从来不是这方面的行家,我在上面看到的只是一块一块的颜色。我就这样对他说,他放声笑了起来,但是这种笑从不及于双目,他的眼睛顶多只是稍稍睁大一些。

“他说:‘画上的签名是一个叫康定斯基

(注:瓦西里·康定斯基(1866—1944),俄国画家,抽象画派的创始人之一。)的人,他在三年前去世了。这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画家。亨利,一个人可以为一副画杀人,但是一个人也可以为一幅画被杀……,

“他在巴斯德林荫道上买了一只大小和那幅画一样的布袋。据我所知,这是他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初离开丹吉尔时携带的唯一行礼,他的目的地我不知道。袋里装着那副画,还有他一直带来带去的两本书……”

波哥大的烛台 —— 7

那个时候阿卡迪奥·阿尔梅拉斯五十六岁。当初他害怕成为一个画家,但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前期曾经跟埃米利奥·佩托鲁蒂学过绘画。他还远涉重洋去柏林会见克莱。至于康定斯基,阿尔梅拉斯记得很清楚自己曾到魏玛去拜访过他三四回。那是在阿尔梅拉斯还希望自己能有一点点、一丁点儿才华的时候。“然而连一丁点儿也没有。完全是一片戈壁荒漠。”

他问道:“照您看来,这是谁的画?”

那个高个儿年轻人耸耸肩膀。

“名字象是孔定伊基。不过它值很多钱,我敢肯定。至少一千美元。”

他的西班牙语完全合乎规范,尽管说的时候有些犹豫。

“您是法国人?”

“比利时人,”年轻人说。

阿尔梅拉斯把画拿到店门口,在阿根廷冬天苍白的阳光下仔细察看。这是常有的事,画家签名时把“康定斯基”(Kandinsky)中的s这个字母写得象个j,这时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打从他开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佛罗里达街的画廊门前经过,阿尔梅拉斯冲她微微一笑,然后转过身子。

“这是康定斯基,这是一位俄国画家,前不久在巴黎去世。您说得对;这画值很多钱。至少超过一千美元。您真的有意把它卖掉?”

“我需要钱。这画可不是我偷来的。”

他出示了若干单据,这些单据其实没有多大价值,只是证实此画是一年前在马德里一个名叫毛勒尔的那里合法买来的,并且合法地从马德里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

阿尔梅拉斯说:“这上头提到了另外几幅

画……”

“还有四幅,”年轻人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把它翻到某一页给阿尔梅拉斯看,上面写着:“一九四六年七月三日,马德里。从柏林的京特·毛勒尔那里购得五幅画:克莱、F·马尔克、孔定伊基、F·马尔克、A·马凯。价一千二百美元。”

“您真的只花一千二百美元就买到这五幅画?”

“他要价五千美元,但他急于脱手。”

阿尔梅拉斯闭上眼睛。“一千二百美元就卖掉一幅克莱、两幅马尔克、一幅康定斯基和一幅奥古斯特·马凯!那些欧洲人的的的确确发疯了!您是否愿意考虑把它们全卖掉?”

“我不打算这样做,”年轻人平静地回答。“也许以后……”

“或者有人愿出您认为合适的价钱。”

年轻人瘦削的脸似乎被那双颜色很淡的眼珠所刺穿,给人的印象颇为深刻,他露出笑容的时候,脸上的线条明显地变得柔和起来。

“我想是的。”

他们商定,康定斯基这幅画由阿尔梅拉斯保管数日。他表示想看看另外四辐画,纯粹是为了让他个人欣赏一下,但年轻人说他没有带来,它们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甚至不在阿根廷。他把它们留在波哥大他哥哥那里了。是的,他有家,有父亲、母亲和三个兄弟,都在波哥大。他不久就要回到那里去。

“您能说德语吗?”阿尔梅拉斯问。

他表示只会说一些常用语。“Jawchl(当然如此)”,“Kommen Siemet mir(请跟我来)”以及诸如此类,他笑得非常愉快。

“Der Blaue Reiter——‘蓝骑士’,”阿尔梅拉斯说。“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群画家组成的团体名称。康定斯基、马尔克、马凯和克莱是其中的成员。收藏家肯定有兴趣同时把您的五幅都买下来。这本身就已经称得上一份收藏。您明白吗?”

“我明白,”年轻人说。

“特别是德国血统的阿根廷人。我们阿根廷有许多德国人,最近尤其多。弗朗茨·马尔克和奥古斯特·马凯都死于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大战。他们的画是收藏家们求之不得的。他们死得早,没有时间作很多画。对于德国血统的人来说,买他们的画差不多是——我该怎么说呢?——差不多是一种爱国的姿态。”

“我明白了,”年轻人又说了一遍。“那我同意全部出售。如果价格合适的话。感谢您的诚实作风。我不会忘记的。”

不,他不能留下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址,但他还会到画廊来的。阿尔梅拉斯问他尊姓大名,他回答说,他叫亨利·阿尔特。

经过十七天的守望之后,埃立希·施泰尔出现

了。

迪耶戈·哈斯是阿根廷人。他出生在这个国家,父亲是奥地利南方的卡林西亚人(注:哈斯(Haas)是个日尔曼姓氏,如果用西班牙语读的话,是“阿斯”),母亲的姓氏——她从不放过机

会指出这一点——是德卡瓦哈尔……(后面还有

长长的一大串)(注:表明出身名门,身世显赫。)。迪耶戈是个圆脸丰满的金发青年,他矮小的身材与突出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恰成反比,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大大咧咧的旷达作风近乎不折不扣的愚蠢。除了西班牙语,他还说德语和英语,一度学过法语,近来在为一个极其富有的德国侨民埃立希·施泰尔当秘书。那时是九月份,五个月的秘书生涯已经教会他认清有关他的雇主的一些最本质的事实:埃立希·约阿希姆,施泰尔,十分有钱,十分聪明,十分漂亮,十分博学,十分斯文和高雅,但如果他不是世界上最卑鄙的小人,至少也是名列前茅的恶棍。

迪耶戈向施泰尔现出谦和的笑容。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康定斯基的名字,先生。但我准备承认他是美妙的。”他漫不经心地向那幅画瞟了一眼,发出赞叹:“真是美妙!”

然后他离开画廊到外面去欣赏街上的女人。旁边是施泰尔的汽车、施泰尔的司机和施泰尔的保镖。施泰尔并不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刚抵达阿根廷不久,便通过迪耶戈在科尔多瓦附近购得一所美丽的别墅;买下房子后不到一个星期,

数不胜数的板箱就运来了,其中藏着价值连城的财宝。甚至一向以缺乏文化素养为荣的迪耶戈,看到这么多艺术珍品也惊诧不己。与此同时,施泰尔着手规划他在阿根廷甚至在整个南美洲的未来:他打算为自己确立一个投资顾问的地位,尤其是为他那些不幸的同胞提供咨询,他们是躲避国际犹太人势力的追逐从祖国逃出来的。

Jawohl(当然如此),”迪耶戈听了这番假惺惺的热情表白后冷静地说,丝毫不为所动。他认为施泰尔这家伙门槛太精,这样的蠢话不可能是认真说的;他是一堆垃圾,而垃圾就是垃圾。他们曾在一起走进了阿根廷,去过智利等邻近国家,甚至远及委内瑞拉;也到过哥伦比亚的波哥大。

说实在的——迪耶戈·哈斯在向乔治·塔拉斯谈起此事时自己承认,——他对一九四七年九月的那一天没有留下特别清晰的回忆。从一开始他就意识到施泰尔酷爱艺术品,尤其是画。故而阿尔梅拉斯的画廊几乎是必须停留的一站;它在阿根廷堪称首屈一指,到那里去观赏康定斯基的画也就没有什么不寻常。直到迪耶戈自己遇见了王,特别是两个月以后在波哥大发生了恶梦般的那一幕以后,他才把种种迹象联系起来……

经过了几个星期,“康定斯基交易”方才真的有了眉目。在这段时间内,施泰尔曾多次重返画廊,显然在指挥一场进展缓慢的谈判。

十一月五日,阿尔梅拉斯通知施泰尔,画的货主终于决定表示同意了。

施泰尔借口要去作一次事务性的会晤,哥伦比亚,指望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他们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日六日抵达波哥大。“我讨厌波哥

大,”迪耶戈·哈斯说,“这且不说,我也瞧不起圣地亚哥、利马、拉巴斯和基多。我只是勉强忍受布宜诺斯艾利斯。至于我憎恶的亚松森和我恨得要命的加拉加斯就不必提了。事实上,只有里约热内卢是例外,尽管他们那里不讲西班牙

语……”

“请闭上你的大嘴巴,好不好?”施泰尔说时照例不提高嗓门。他坐在汽车的后座阅读一份东西,注意力高度集中在某一笔生意上。迪耶戈坐在施泰尔律师身旁。开车的哥伦比亚司机模样象一只乌龟,坐在他右边的保德,名叫格鲁伯——迪耶戈认为母牛比他还聪明一些,尽管迪耶戈对母牛的评价也不怎么样。

“我不太了解欧洲,”迪耶戈继续说,丝毫不受那句抢白的影响。“除了这里那里的几个欧洲女人以外。我几乎说服了妈咪塔——即我的母亲——让我到巴黎去住上一两年,偏偏你们这些纳粹哥儿们在那里开始了你们自己的‘旅游活动’。就我自己的情形而言,我是第三帝国的受害者。”

一小时以前,飞机从加拉加斯把三个人带到了波哥大。

“哈斯,你要是再说一句这种愚蠢的玩笑话,我就请格鲁伯揍你。他将很高兴做这件事。”

汽车驶向市中心,到那里是下午四点多。天正下着寒冷的牛毛细雨,那大概是这里海拔非常高的缘故(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海拔为2640米,虽然靠近赤道,但因地势较高,气候凉爽,四季如春)。他们径直走向他们的旅馆,就在玻利瓦尔住过的圣卡洛斯宫附近。旅馆服务台把一封信交给施泰尔。信是用西班牙文写的,署名亨利·阿尔特。迪耶戈翻译了信的内容。

“信上说,如果您要买他的画,每天晚上六

点以后您可以到查皮涅罗区巴卡塔街八号去找他。0le!(注:西班牙语:好极了。)信上没有‘0le’,是我说的。”

施泰尔决定把此事搁到第三天再说。可是后来,在急于去看他己等了两个月的那些画这种心情驱使下(迪耶戈认为这是一种狂热病),他决定当晚就去。当他们到达巴卡塔街八号时,迪耶戈看过时间:八点十五分。他们找到一幢刚刚落成的新大楼,看样子还没有人住进去。可是当他们走到门口时,有一个男人走过来对他们说,五楼有一套公寓已经有人住了。对,正是亨利·阿尔待先生.他刚刚进去,这时正在家里。

进门以后,有一条狭窄的走廊可通地下室和空屋看管人的房间。走廊把他们引到直型的扶梯前,它的第一段台阶到顶时有一小块平台。往左五六步是第二条走廊,那里有两座电梯和应急的太平梯。

照例由格鲁伯开门从而第一个到达电梯口。他走在施泰尔前头有两三米,和迪耶戈·哈斯的距离就更大,因为迪耶戈曾停下来跟空屋看管人交谈儿句,他觉得此人相当“古怪”。

迪耶戈听到枪响三声,但在那一瞬间,他并不知道是谁开的枪。他刚刚走到第一段扶梯顶上,正想跨上平台。他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去看看出了什么事,还是“尽快溜之大吉,装作我是去呼救的”。然而事态的发展没有给他选择的时间。一个非常高的身影出现在他身旁,用西班牙语镇定地向他发出命令。

“去把看房屋的人叫来。那里发生了事故。”

迪耶戈不用去叫,看屋人也听到枪声自己来了。(但是开车把施泰尔等三人送来的那个哥伦比亚司机没有来,因为大楼的门关着。)迪耶戈从那位陌生人的镇定态度多少得到一些宽慰,这才爬上最后几级台阶。

他来到第二条走廊里。格鲁伯蜷卧在一座电梯的铁门口,一侧面颊站在门上,仿佛在隔门谛听。但是血已开始顺着他的脖子往下流。

埃立希·施泰尔在几步以外,没有受到伤害,双手高举过头,脸上惊恐万状。

“趴下,”迪耶戈被告知。他马上照办,那个刚刚跑来、上气不接下气的看屋人也这样做了。

一只大手出现在迪耶戈的视野里,在搜他的身。

“请别胳肢。我最怕痒。我身上没有武器,谢天谢地。凭我这双巧手,我即使用指甲刀也会把自己弄成残废的。”

“我跟你无怨无仇,”那个陌生人深沉的声音在说。

“只要的你保持安静,伤不了你一根毫毛。”

“我会象耗子一样不声不响,”迪耶戈回答时尽最大的努力使对方相信。“事实上我已经打算整个晚上一直达样趴着。”

那人也搜了看屋人的身,没有发现什么。这时出现了片刻的静默,然后那陌生人又开始说话,这回用的是德语。

“你还认识我吗,埃立希?”

“你是雷伯·克立姆罗德,”施泰尔说。“你长大多了。”

静默。

“她死在贝乌泽茨,埃立希。和米娜、卡蒂一样。你是特地把她们弄到贝乌泽茨的,还是把她们交给利沃夫的党卫军了事?”

“我当时并没有具体考虑哪个集中营。雷

伯,你让他趴下的那个金发青年听得懂你我谈的

每一句话。也就是说,你得把他也杀死。”

“我去过哈尔特海姆城堡。”

“我要埃泼克在杀你之前让你看那些照片,如果他找得到的话。他给你看了没有?”

“是的。”

又是静默。

“我并不害怕,雷伯。不管你要对我干什么。”

“好。”

“你是怎样找到我的?”

“你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寄了张明信片给你妻子,告诉她你已经安全抵达。一天夜里我搜了她的房屋,险些把这一点忽略过去。后来我想起了你写过一个剧本,剧情发生在维也纳。剧中一个人物名叫塔兰泰洛,和明信片上的署名一样。”

“这就是一个人舞文弄墨所付出的代价。你真的有克莱、马尔克和马凯的画?”

“没有。至少在你把我家洗劫一空之后空后没有了。到电梯里去,埃立希。右边的一座。”

“东西全部在科尔多瓦,雷伯,全部都在,一件也不少。只要给我时间,我能安排好让东全部归还给你,通过合法途径。”

“进去。”

“如果我死了,你将失去一切,和你如此珍爱的一切。”

第四响枪声促使迪耶戈·哈斯抬起头来。只见施泰尔现出痛苦的怪相,仅靠一条左腿站着;子弹把他的右膝打得血肉模糊。

“不要迫使我用这样的办法杀你,埃立希。你不会得逞的。到电梯里去。”

施泰尔一条好腿着地,用墙壁作支撑,一跳一跳地向前移动。

“你真的会说德语?”

有几秒钟工夫迪耶戈没弄清楚这句话问的是

不是他。他压根儿没想过撒谎。“很流利,”他

说。“不过我到欧洲去仅仅是为了向那里女人的
裙子底下瞧瞧。”他第一次看清楚被施泰尔称

为“雷伯·克立姆罗德”的那个人的相貌。此人板着
脸,憎恨和轻蔑使他显得威严可怖。但是声音仍

保持着难以想象的平静。

“请起来走过去看看。”

迪耶戈照办了。他发现一座看起来极平常的电梯。接着他注意到,电梯的内壁仅用锃明瓦亮的薄钢板钉就,好象什么人忘了把它完工。

齐眼高的地方贴着三张照片,三张都是同一个男人在一个像是洞穴的处所的地上爬营,嘴巴张开,正处在痛苦的顶点。

“我的父亲约翰·克立姆罗德。你好好瞧瞧,埃立希。你有充裕的时间这样做。”

施泰尔瘫倒在电梯的一个角落里。他想要说什么话,但是钢板门已经关上,门锁的咔嚓声盖过了他的话音。在刚关上的门内有一扇小窗,大小可容并排平放的两只手。很快,施泰尔的面孔出现在窗孔后面。迪耶戈看得见他的嘴唇在动,但是这最轻微的声音也听不出来。

“你叫什么么名字?”

“哈斯。迪耶戈·哈斯。”

“躲开点儿。我不想让你受害。去坐在原来的地方,跟那个人一起。他不是看管房屋的,也不负任何责任。他根本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你们俩谁也不要动。”

说完,克立姆罗德干起来了。他从楼梯井那儿拿来一只布袋和整整一套电线系统。他似乎犹豫了一秒钟工夫;他的浅灰色眼睛睁大,嘴唇微微颤动,好象马上就要哭起来。但他把所有的电路一一接通。直到这时,迪耶戈才注意到血从他

右手臂上淌下来,他的茄克衫肘部上方有一个血淋淋的裂口:想必是格鲁伯有一枪打中了他。

他把电路接通以后,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电火花溅出来,也看不见其他动静。克立姆罗德退后一步,眼睛向小窗里逼视。几分钟后,他用手指在钢板门上轻轻擦一下。随后的几分钟内,他多次重复这一动作,但是一声不吭。直到他头也不回地用德语对迪耶戈说,“你来摸摸这个。”

迪耶戈再次逻俞。他伸出一只哆嗦的手,但立刻缩了回来:钢板很烫。

“这算不了什么,”克立姆罗德说话的声音好象来自远方,简直似在梦中。“一分钟以后,钢板将开始变红……”

他这才按动按钮。那是电梯起动时典型的嗡嗡声,不过这钢笼子以极慢的速度开始上升,几乎觉察不到它在动,也许一分钟才几厘米。

克立姆罗德从布袋里掏出八架银烛台和八支蜡烛,把它们排列在电梯前。电梯的钢板果然开始微微变红。迪耶戈不敢向那扇小窗里张望。

“八架烛台,八支烛光,”克立姆罗德说,“为我家的成员每人点两支……”

他把蜡烛逐一点亮。施泰尔的面孔隔着小窗看起来象在痛苦中熔化;他的眼睛似在燃烧。迪耶戈认为,此刻他可能要说什么话。克立姆罗德退后一步,用迪耶戈一时辨不出来的一种语言开始念念有词。

他念完时,在黄色的烛焰上方,在现已变红的电梯下面,出现了一片真空。电梯还在上升,钢板越来越趋于白热化。迪耶戈吓得浑身哆嗦,眼睛望着别处。

“你们二位都请起来。”

这句话是用西班牙语说的。

他带他们走下不多几级台阶的一段短梯,随后再下直型楼梯。快到下面时,那个哥伦比亚司机才发现他们。雷伯·克立姆罗德放的两枪从司机头上高高地越过,司机还是觉得自己被当作靶子,所以马上从门口消失。

“跟我来。”

他们走进看屋人住的并排两间斗室。

“请你到里边去,”克立姆罗德向看屋人命令道,把斗室门关上并且锁好。他推着迪耶戈·哈斯往前来到小街上,那里停着一辆“大众”牌轿车。

“请你开车。我的伤对我会有妨碍的。我希望你知道怎样驾驶。”

他们听见后面有脚步声:那个哥伦比亚司机向他们跑过来。他的一颗子弹打穿后窗碰到挡风玻璃的右侧边缘。克立姆罗德回敬了两枪,显然不想打中他的目标。

“请把车开出去。”

汽车又挨了两枪,但迪耶戈一个全速急转弯使他们冲出射程。车很快就到了加拉加斯大道。

迪耶戈问:“咱们上哪儿去?”

“去机场。”

“那个司机一定会去报告警察局的。而且施泰尔先生在那里也有一些很有势力的朋友。”

“去机场。”

“是,全速前进。”

他渐渐定下神来,开始恢复好动健谈的脾性,尽管他对刚才目睹的那一幕犹有余悸。

他问道:“你在那些烛台前面念念有词背诵什么?”

“‘卡迪什’——犹太教徒为死者做的祈祷。”

“因为你是犹太人?”

“再也不是了,不过我一度沾过点儿边,”克立姆罗德说……

……突然,他大叫一声:“停!”

那辆“大众”牌轿车刚刚开到圣体杨的巨大空地,两辆警车准备迎上前来堵截他们。

“掉转车头。请快一点。”

“叫我努沃拉利(注:塔齐奥·努沃拉利

(1892—1953),意大利著名赛车手,共赢得过12个世界冠军,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最伟大的赛车手。)。”迫耶戈说。

他以疯狂的速度把车头掉过来,仿佛这是他的生死存亡所系。“也许确实如此,你这个大笨蛋!”他心想。“如果说,这个声音柔和得吓人的灰眼睛高个儿不杀你的话,军事警察也肯定会把你干掉;凡是在移动的一切,他们看见就开

枪。”他开足马力直奔特乔赛车道。他正经历着一生心跳得最厉害的时刻。

因为其他车辆从左边、右边和后面纷纷出现,现在他真正卷进了旋涡,并且带着一种难以理解的喜悦心情使出全副本领避开它们,简直象在跳一支狂野的西班牙舞……

……直到遵照克立姆罗德的命令他把脚踩到

制动器上刹车为止。他甚至还来不及弄明白

(“一切都准备好了等候在那里,请放心,”雷伯说),反正发现自己已经坐到一辆卡车的方向盘后面向西开,刚才追逐“大众”脾轿车的两部警车

甚至跟他们交会而过。

过了一会儿,公路开始下旋,变成一条最泥泞的小道,在瓢泼大雨中简直什么也看不清。车的前灯在每次拐弯时所照亮的不是森林覆盖的坡壁,就是张开血盆大口的悬崖。至少有十来次,迪耶戈使用制动器已经手忙脚乱,只觉得卡车被它自身的惯性力所推动,开始在黄泥浆中直接向深渊滑下去。他每一次都奇迹一般地化险为

夷。“即使我想刹车也刹不住,”他一再对自己说。“这回非摔下去不可了,亲爱的迪耶戈!”

这种疯狂的下冲一直持续数小时之后,他们才看见前面有一片小得可怜的平地。迪耶戈踩在踏板上站起来尽全力刹车,仍未能制住,卡车撞在一大块岩石上。车终于停下了。

他们同时跨到车外。岩石的角落里有一个壁龛,那里站着一尊浅蓝和金黄双色的圣母塑像,塑像脚下有插在一只罐子里的几枝花和一些还愿的奉献,感谢圣母保佑卡车和轿车的司机们安全通过这段要命的下坡路。

“啊,原来如此,”迪职戈高兴地说,“不过我

的驾驶水平毕竟不算太差……”

他转过身来,见雷伯·克立拇罗德前额贴着岩石在哭。

在这次停留以及为了加油而作的又一次停留之后,车又走了四小时才到达比利亚维森西奥,这个市镇海拔高度(不是距离)在波哥大之下不到两公里。经过这段时间,克立姆罗德和哈斯之间的关系发展到相当融洽的地步,这也是件怪事。他们离开比利亚维森西奥东行之后,克立姆罗德问迪耶戈,他们现在何处,前面是什么地方。迪耶戈纵声大笑。“我的地理成绩从来没达到过优良。历史、西班牙语、外语以及数理化也并不好些。我靠妈眯塔想办法一向免试体育。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几乎有可能获得法律学位这件事,当然是世界大学史上最令人作呕的丑闻之一。总之,简单说来,右边什么也没有,左边是一片空地。至于正前方,那就更糟。”

“那究竟是什么地方?”

迪耶戈一边思考,一边指着前面。这有点儿象是一个历史性时刻,他问自己:“你打算怎么办,我亲爱的矮胖子小迪耶戈?”

他说:“你一直往前步行两千五百或三千公里,到某个地方向右拐弯。那就是亚马逊河。从那儿你开始划船,从理论上说,再过一千五百公里左右,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你将到达大西洋。从那里你可以回奥地利去。”

他始起头来,从那张瘦削的脸上看到一种难以想像的激情,迪耶戈顿时收敛不少。

“他们非跟你算账不可,”他说时忽然对自己

刚才的油腔滑调感到后悔。“仅仅在我这个国
家,在阿根廷,他们的投资就越过一亿美元。南

美大陆到处都有施泰尔那样的人,我还听说有一

个组织准备把更多的那号人送到这里来。他们对

于象你处置施泰尔这样的做法岂肯善罢甘休,这

可能使另外一些人得到启发。何况,看管那幢大

楼的人……”

“他不是真正看管房屋的人。我出钱买他扮演这一角色,不过他不了解别的任何事情,请把他排除在外。”

“他能不能说德语?”

“不。”

他以为这是一场恶作剧。

“那么,你和施泰尔所说的话他一句也不懂。”他笑道,一对黄眼珠闪出了火花。“我实际上是唯一的目击者,唯一知道你名字的人……”

迪耶戈拿起克立姆罗德的一只手,硬要他拔出插在腰带上的一支科尔特手枪把枪管抵着自己的太阳穴。

“砰!”他快活地说。“但我还是要告诉你,那将使我感到懊丧。”

他们经过一个名叫洛佩斯港的地方,在那里,鉴于有一架飞机曾两次在他们头上飞过,他们突然改变方向,在一片热得嗡嗡响的阗寂中朝无边无际的大草原进发。他们离开波哥大四十多小时后穿越瓜洛阿的圣卡洛斯,在十一月九日早晨到达查富赖大牧场。过了那里又是一片经过注册的大牧场,名叫奥尔克塔,他们经过最后一次长达十四小时的行程之后到达那里。至此,公路到了尽头。

虽则迪耶戈试图把卡车继续往的开,但最终不得不在一条河流前面服输。这条河上没有桥,而且他们找了很久也没有能发现津渡。

“完了,”迪耶戈筋疲力竭地说。

他把引擎熄火后,寂静又以压倒优势笼罩一切。更有甚者,他不禁感到,一件不可挽救的蠢事行将完成。从波哥大开始连续好几小时顺着盘旋式公路没命地往下冲,他们至少有二十次可能送命,但这一过程绝非预先策划,纯粹是他们从查皮涅罗逃亡的继续。后来,他们向东逐步深入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这就象是一场游戏,象是一厘米一厘米地往上爬向一个无底深坑的边沿……

“咱们这下可到了终点……”

他爬上卡车的踏脚瞪,再从那里爬上车顶。他瞧见的并不太多——丛林沿着一条黄色河流伸展,有时把河流完全遮蔽,——而由此被激起的想象却不得了:这是一片绝对无垠的空间,它无人知晓、灰绿朦胧、粘粘乎乎,有几十万平方公里,充满着野兽和……想到这儿,迪耶戈身上起了鸡皮疙瘩。

“听我说,”他忽然开言道,那种严肃的口气甚至使他自己也感到意外,“这是发疯。你压根儿不能考虑一个人径直往前走……”

“有件事我希望你能去做,”克立姆罗德温和地说,

“你我刚才使用的这辆卡车,是我从一个人那儿借来的,他不知道我要用它干什么。你会在车内找到此人的姓名地址,他也许会因为我的缘故招来些麻烦。你要想办法使警方相信他是无辜的。并且请你代我赔偿损失。”

他只穿着五天前在比利亚维森西奥买的靴子、裤子和布衬衫。他从腰带后面拔出一支科尔特自动手枪,把它放在引擎盖上。

“把这个也拿去,或者把它扔掉。至于钱

嘛……”

他把在波哥大时从中掏出烛台和蜡烛的那只布袋口朝下倒过来,抖出两本书、三份护照和一些散乱的钞票。他只把书放回布袋,然后把背带套到肩上。

“谢谢你。我会记住你的,迪耶戈。”

一分钟后他已经走开。

迪耶戈·哈斯被一种莫名其妙的绝望心情撕扯着,曾向他的背影呼唤过两三回,恳求他回来。但是克立姆罗德似乎一次也不曾听见。他径向丛林走去,并且很快就被贪婪地吞噬掉。

两天后,即一九四七年十一日十一日,迪耶戈·哈斯回到文明世界,被士兵们逮捕,他的脑袋以及身体的其他部位挨了他们几下。他被带回比利亚维森西奥,再从那里押往波哥大。在波哥大,审讯员一口咬定是他作的案,结论十分果断。不过哈斯也坚持自己的说法:他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在一支大手枪和十二颗手榴弹的胁迫下被那个狂人逼着开车,先是一辆轿车,后来换成卡车,直奔大草原的尽头,那种地方他一个人是做梦也不会去的。不,那个狂人没有说过他叫什么名字,也没有提到为什么要把施泰尔先生活活烧死,“我亲爱的老板的惨死使我悲痛万分。0le!”(末了那句“好极了”没有说出声来。)电梯用氧气割炬打开后,发现里边的施泰尔先生只剩下令人作呕的一堆烤焦的肉。

那个狂人是什么模样?

“他大约三十五岁;”迪耶戈说,“我估计他的身高在一米七十左右,黑头发,乌黑的限睛,左颊上有一道疤痕。他的左手小指缺了一截。哦,我差点儿给忘了:他走路一拐一拐的。是的,他能说德语,不过带有很重的俄国口音。不,不,不是波兰,而是俄国口音。我认识一些俄国人,错不了!他决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日耳曼人。他一度提到加拉加斯和委内瑞拉。不过我猜想他是朝南部边界方向去的。”

他又挨了几下揍,因为他描述那个狂人的模样跟那个房屋看管人提供的不太吻合,而后者甚至不是一个真正的看屋人,而只是一个临时找来的替身。迪耶戈说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个替身看屋人显然近视得厉害,而且还是个酒鬼(这倒是事实)。

此后,迪耶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位神通广大的妈眯培进行了干预,并且解释说她唯一的、有些疯疯疯癫的儿子也许什么都是(特别是个没出息的倒霉蛋),但决不会是一个“波兰犹太人或俄国共产党”的共谋犯。迪耶戈获释后,

立即去找那辆卡车的主人(他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只被打掉几颗牙),用克立姆罗德留给迪耶戈的一万二千六百二十五美元中的一部分钱赔偿了他的损失。余下的都给了那个并非真正的房屋看管人,他被释放的时候损失不大,只丢了三个指头。

麦德林有个纺织业巨头悬赏二万美元捉拿那个狂人,经他推动,在北起侬恰、南至厄瓜多尔边境的广大地域内进行了四个星期搜捕。

往东,有两个纵队的土兵和三架飞机投入搜捕。他们甚至发现了卡车到达的最后地点,便在那里的大草原中作纵深数十公里的搜捕。不过这种搜索并没有很大的信心,因为那个狂人无论怎样疯狂,也不可能疯狂到会一直朝前走。

其时,王正在走向他未来的王国途中。

(第二章 完)

瓜阿里沃人

王本人有一天对大卫·塞梯尼亚兹说,如果要他循着当年走过的路线作一番凭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实上,要不是塞梯尼亚兹坚持,雷伯也许不会费工夫回到这条路上来寻觅自己的旧踪。可是塞梯尼亚兹坚持要他这样做,并说服了他。一儿六九年三月,他和王带着许多地图,乘坐一架大型直升飞机,在这一地区上空作了一次飞行。

挡住迪耶戈·哈斯所驾驶的卡车去路的那条河名叫马纳卡西亚斯河,要不就是它的一条大支流。马纳卡西亚斯河朝东南偏东方向绕了一个弯子,然后向北流入梅塔河,而梅塔河本身又是奥里诺科河的一条支流。王没有沿着河走,他过了河朝东南偏南方向而去。想必他就是在那个时候渡过了阿里亚里河。他对塞梯尼亚兹讲起过一条被森林侵蚀了一半的小路,基梯尼亚兹认为这就是美国一家橡胶田地产商一九四二年在哥伦比亚境内的瓜维亚雷河流域开发时所走过的道路。

王还谈到离波多拉孔科尔迪亚镇不远有个独家村,在这里,瓜亚贝罗河与阿里亚里河汇合成瓜维亚雷河——奥里诺科河的另一条大支流。

关于他那次惊人的旅行,王没有作任何其他的解释。他大体上顺着瓜维亚雷河的流向前进,在步行一百天后,约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初到达阿塔瓦波的圣费尔南多,这是委内瑞拉境内的一个小集镇。

本来,这个年轻人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圣费尔南多沿奥里诺科河顺流而下到达圭亚那,或去加拉加斯,直抵加勒比海。但是他选择了东行之路,朝着人迹罕至的奥里诺科河上游一直向前,深入亚马逊尼亚腹地。奥里诺科河从帕里马山的峻岭险峰之间流过,这是一群令人眩晕和难以想象的锥体,犹如巨大的风琴管子从潮湿的丛林中拔地而起,最高的可达两干五百米。

在与王一起作第一次旅行之后的次年,塞梯尼亚兹又曾独自飞越这个地区上空。在阿塔瓦波的圣费尔南多,他发现那是一个两三千居民的小镇,照例不可缺少的玻利瓦尔广场四周环绕一座座低矮的房屋。该镇五十年前曾是委内瑞拉亚马逊地区的首府,也是橡胶探险队力图挽回那次大规模橡胶冒险颓势的出发点,可是后来实际上被废弃了。塞梯尼亚兹坐宣升飞机从阿亚库乔港起飞,越过奥里诺科河,先到埃斯梅拉尔达——意

思是绿宝石。当年雷伯到那里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委内瑞拉行政当局管辖权力所及的最远点。过了埃斯梅拉尔达,寒梯尼亚兹进入禁区,穿过三个成立不久的天主教传道区,其中最早的一个也是一九五一年才建立的。他在第三个也是建立最晚的一个传道区普拉塔纳尔着陆,受到萨雷斯会传教上、一个名叫巴尔托利的意大利人很有礼貌的接待。

塞撒尼亚兹乘飞机继续在空中逆奥里诺科河之流而上。他飞渡被洪堡(注: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德国博物学家,自然地理学家。)称为“南美洲的赫丘利之柱”(注:赫丘利是罗马神话中的力大无比的英雄。“赫丘利之柱”指的是直布罗陀海峡两岸悬崖峭壁。)的地方(实际上是一处宽度随季节而异、约为二百至三百米的急滩,即瓜阿里沃滩),并说服神经相当紧张的直升飞机驾驶员进入奥里诺科河正式由此开始的一个峡谷。他们看到了帕里马山脉的口子以及委内瑞拉与巴西接壤的边界。直至今天,那里仍然是地球上最荒凉、最神秘的地域之一。在塞梯尼亚兹的想象中,这个地区生活着无数爬行和飞翔的动物。果不出他所料:那里的蚊子每平方米有上百万个;有一种叫做赫亨的小虫,给他们蜇破的伤口至少要过一个星期才能愈合;有成

百上千种各式各样的虫豸,只要人身上擦破了一丁点儿皮,它们就会来吮血;有穿皮潜蚤,系沙蚤的一种,专在皮下产卵;有吸血蝙蝠;有一次能跳二十厘米捕食的螳蚰,这种蜘蛛毒得可怕;有红色的和其他颜色的蚂蚁;有能在一夜之间吃掉一只木柜的白蚂,蛇当然少不了,对于它们来说,亚马逊尼亚是个安乐窝;还有美洲虎、鳄鱼、电鱼……

……以及印第安人。

一九七○年,在加拉加斯,也就是克立姆罗德到过那里以后过了二十二年,有人警告塞梯尼亚兹:他要去的地方(幸好是乘直升飞机)是二十年前还被称为瓜阿里沃即猿人的亚诺马米人的地域。“先生,危险得很哪。”亚诺马米人是亚马逊尼亚地区一直拒绝与文明接触的最后一个大部落。一九四八年四月,经过了将近二千五百公里子然一身的跋涉之后,王正是来到了他们中间。

在抵达阿塔瓦波的圣费尔南多之前,他已经多次碰到过印第安人,到了奥里诺科河岸之后,当他沿着这条巨川溯流而上时,遇见他们的机会就更多了。有几次他居然能登上他们的划子,有

时侯一连乘上好几天。那些印第安人偶尔也能讲几句蹩脚的西班牙语,他们见了这个白人似乎并不怎么惊讶。此外,还有那些面有菜色的橡胶探险队,王曾与他们同路整整一个星期。他们告诉他,马基里塔雷人一般说来不算好斗,他们有时偷人家的东西,但也仅此而已。瓜阿里沃人可不一样,“他们会杀死你,年轻人,而且你还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杀你的……”接着,他们便给他讲

一些可怕的故事,描述那些定居在委内瑞拉和巴西之间的浪人如何凶狠残忍。没有任何身份证件,也没有护照,雷伯·克立姆罗德不是乘木筏就是泅水越过了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的边界,并且在圣费尔南多渡过奥里诺科河。他没有在这个小镇上出现,也没有在后来经过的任何一个村庄里露面。在埃斯梅拉尔达传道区他也是这样做的,一直等到天黑才从外围绕过那儿的几所房屋。他到达瓜阿里沃滩估计在三月底。

相遇发生在大约二十天以后。时间想必已近正午,但光线还是昏暗如晦,微弱至极的几点阳光也被树木、叶子和藤本植物组成的几十米厚的天花板完全遮蔽。某些藤本植物几乎有一米高,在这半暗不明如同海底的一片朦胧中,它们看上去就象是一条条巨蟒,有时候也确实是蛇。地上,给败叶加厚的腐殖土壤散发着恶臭,里边充

满了令人长出鸡皮疙瘩的生命幼体。这情景就象在神话中一只巨兽深绿色的、悸动着的肚子里行走。

他停下来,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要喘一口气。他右手握着把大砍刀,这是他在途中用手表换来的。迪耶戈·哈斯可能会认不出他来,他变得比以前更瘦,同时身体却起了变化青春期的一些迹象已永远消失。他的身高已达到顶点,那一米八七的瘦溜身材将是大卫·塞梯尼亚兹任何时候都不会认错的。他的皮肤被太阳晒成一种很象金子的黄褐色,这种肤色仅次于他那双浅灰色的眼睛,永远给人以难忘的印象。他的胡子从来就不十分浓密,现在留长了,使他的外貌具有墨西哥基督像的那种神秘气质。当他发现自己来到印第安人的营地时,他刚刚在一百二十到一百三十华氏度的酷暑和难以置信的潮湿中不停顿地步行了六个小时,而过去七天他所经之处的地势一直在持续升高。

过了一会几,等呼吸恢复正常之后,他又继续赶路。他悄没声儿地滑行穿过草木之墙而绝不触动枝叶,这样又走了一段距离,然后到达一块几乎有六十米长的空地。

这片人工开辟出来的空地上有三所茅屋。正象橡胶探险队向他描述的那样,每所茅屋都呈三角形,它们的主要建筑材料棕榈树干不是用任何机械伐倒,而是按照瓜阿里沃人的方法,通过扭力连根拔起和折断的。除了一个小火堆在潮气很重的空气中燃烧外,没有任何生命在活动的迹象。

他在空地边缘深绿色的树荫下呆着不动有很长一段时间,空地周围的森林一片葱笼,有时会突然泛黄,而在树梢上则变成耀眼的白色。然后他慢慢地向前移动。他挨近灶火,放下布袋,开始脱衣服,甚至脱去靴子。他把靴子、衣服整整齐齐堆在袅袅升起的灶烟旁,然后把大砍刀压在衣物堆上,刀刃对着自己,也就是说,便于别人抓起刀柄。

他退后三四步又停下,脑袋微微后倾,仰望叶丛天花板上那个很小的罅隙,这窟窿使人还不至于以为太阳已永远消失。他全身的皮肤跟他的脸和手一样,也是那种带点儿金黄的古铜色,汗水象是在细长的肌肉上涂了一层油。他等待着。先前,他曾经觉察到,除了森林的自然气息,还有窸窸簌簌的声响隐约可闻;几分钟后,他又听见了这种响声。

他们是同时出现的,一共五个男人。刚才他们听见他走近时,曾隐蔽起来,现在一个个都从藏匿的地方露面,动作象爬行动物般轻捷,几乎无声无息。他们中最高的一个只有一米六○,但个个都很年轻、健壮,赤身露体,看上去象上了釉一般锃光瓦亮。他们身上涂着红黑两种颜色,颇不俗气,正方形和菱形的图案画得整整齐齐,各人右臂上都有一小簇五色羽毛。总的效果美得惊人。其中两个人的耳朵上用笋的硬尖穿了孔。每个人腰里都系着一条编成辫状的细绳,在包皮下打一个结使他们的生殖器向上竖起。他们的头发梳成皇冠形状,把象僧侣头顶上那样剃光的一块围在当中。

然而,在那个时刻,最根本的问题是:他们都引满了大弓把箭头瞄准雷伯·克立姆罗德。他纹丝不动,这一点想必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慢慢地向他围拢来,用涂过毒药的战矢尖端轻轻触及他的身体。这时,他们当中的一个捡起了那柄大砍刀,用手指试试刀刃,还试着想把它折断,以检验钢刀的硬度。他突然把砍刀扔出去,一棵棕搁树干被干净利落地砍断了。这人顿时放声大笑,他的笑声就象是一个信号。一大群男人、妇女和孩子如同无声的影子般纷纷从树林

里出来。他们稍觉胆壮以后,便围着这个依然豪不动弹的巨人形成一个圆周。拿着大砍刀的那个人用它划了一下克立姆罗德,看见刀刃划过的地方流出一条细细的血,又笑了起来。别人也都走上前来,其中有几个还用指甲在他身上抓刮,想要证实他的皮肤颜色不是涂上去的。(橡胶探险队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们曾逮住一个黑人,因为对他的肤色很觉惊奇,几乎把他身上的皮全都扒了下来,这才弄明白他的黑皮肤是天生的。)

最后,他们统统围上来,包括妇女在内,都来抚摸他,拉扯他的头发。他的眼睛似乎对他们特别有吸引力。但是,他们跟这人身材上的差距太悬殊了,为了看他的眼睛,他们必须退后几步抬起头来。克立姆罗德就象格列佛来到了小人国。到目前为止,他们还一句话也没有说过,最先开腔的是一个年纪较大的男人,他的两个腮帮子直到眼睛下面都是鼓囊囊的,因为嘴里塞满了不知什么东西,还有略带绿色的汁水直往外淌。他说话时带着威胁的口吻。与此同时,有几个男人拿走了雷伯的衣服、靴子和布袋。有一两个把衬衣和裤子试着往身上穿,往头上套,另外几个则把靴子顶在头上,居然也能够不让掉下来,把其余的人都逗乐了。

“阿契卡(朋友),”雷伯说着面露笑容。

不知什么缘故,他的友好表示没有得到响应。忽然间,这一群人纷纷作好离去的准备接着,只不过几秒钟,空地上已阗无一人,动作之神速简直令人怀疑自己在做梦。雷伯又叫了两声“阿契卡!”但他得到的回答只是正好射在他脚边地上的三支箭,其中一支不偏不倚插在他两条腿中间。而他甚至没有看见射箭的人……

王回忆说,他在后面跟着他们,跟了“八至十天”,始终保持一百来米的距离,身上仍然一丝不技。除了两本书之外,他们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这两本书他在进入这块空地前藏起来了。他说他们有好几次想要阻止他跟在后面;或是朝他走回来,并且发出恫吓的尖叫声;或是索性向他射几支打猎的小箭,其中有两次使他受了一点轻伤,但是显然并不想杀害他。

这八到十天过去了以后(王认识到这段时间本来还可能延长),他已是筋疲力竭。他浑身布满虫子叮咬留下的数不清的疙瘩,双脚在渗血,那是被沙蚤等可恶的小昆虫啮食所致,它们往往在人趟水的时候通过暴露的伤口钻到皮肤下面把

自己包起来,那样子就象是露在壳外的牡蛎,可怕得很,而且疼得厉害。这还不算,由于他锲而不舍地生怕失去瓜阿里沃人的踪迹,他甚至顾不上吃东西,尽管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从安第斯山脉脚下开始作这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徒步旅行以来,在觅食这方面已获得一些经验。

事后王只是简单地说:“于是到了我一步也不能再往前走的时候;等我苏醒过来一看,他们都围住了我,朝我微笑。随后的几个月,我就跟他们在一起过,然后进一步南下,向内格罗河进发……”

由居心不良的SPI(注:葡萄牙文印第安人保护局的缩写。)设在莫腊以北卡马瑙河边的贸易站是由一个名叫拉莫斯的人主持的。一九四八年他三十四岁,一年前他在贝伦结了婚,七个月前他被选派到这个贸易站时,决定带着他的妻子来。在亚马逊尼亚工作的SPI全部文职人员中,他远不是最坏的一个。七个月中,他没有杀过任何印第安人,甚至还结束了在这以前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即用某些细菌使当地土人受感染——开始时引起伤风头疼,这对白人来说只是小小毛病,但对于土著居民几乎总是致命的。把枪卖给寻觅黄金和金刚钻的冒险者向来是贸易站的正常

业务,他无须了解这些枪派了什么用场。他根本不知道,这些“温切斯特73”正是当年在美国和墨西哥对印第安人作战时用过的枪支。

印第安人顾客对拉莫斯所主持的贸易站产生敌对情绪的最初迹象始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在那之前,贸易情况一直是令人愉快的:一些小玩意儿和金属炊具被用来交换天然的块金或小金刚钻,以及弓箭之类,所有这些生意在经济上是有利可图的,因为印策安人的武器可以远销里约热内卢。这种贸易还有战略上的好处:温切斯特枪的买主需要对付的野蛮人如果没有武器,这些枪支就能发挥更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十月份,印第安人开始表现出不大愿意成交的样子,尤其是弓,你无论用什么去换,他们都不干。

至于这个白人,他是在十一月份出现的。无论是拉莫斯的十六个下属,还是拉莫斯本人,谁也不可能看错:虽然他赤条条一丝不挂,他是个白人,个子很高,眼珠子的颜色极谈,长发用一条绿色的头箍束在脑门上,胡子稀稀拉拉。他来过三四回,但从来没有真正走近贸易站,总是靠后站着。别人用葡萄牙语或西班牙语跟他攀谈,他并无反应,好象没有听见似的。和他同来的瓦依米里人很尊重他,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从不自行

成交。他能讲他们的语言,声调缓慢,嗓音低沉。

拉莫斯记得他的雇员中有个姓罗沙的曾对他提起过,说他——罗沙——注意到瓦依米里人中间有三四个瓜阿里沃人,这是十分诧异的现象,因为帕里马山区各部落与内格罗河一带各部落之间的敌对状态是众所周知的。拉莫斯还确悉另一个事实:那个神秘的白人曾由一个十三四岁、出落得极其健美的印第安少女陪着来到贸易站,至少来过一次。

十二月初,在雅瓦佩里河西北约三十公里处发生了一起按拉莫斯的说法叫做“令人遗憾”的事件。一些觅宝者把一个村子的人包括年纪很小的孩子全部杀光。拉莫斯在向贝伦方面报告时,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要知道,觅宝者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而印第安人经常无缘无故敌视他们……”

十二月二十九日,一群怒气冲冲的印第安人来到贸易站,提出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十张弓交换一支温切斯特,或者一支温切斯特换金刚石若干。拉莫斯愤怒地拒绝了。奇怪的是,这对印

第安人似乎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拉莫斯得出结论,认为“令人遗憾的事件”大概已经被忘记了。但是,罗沙——这是个出生于莫腊的年轻人,他名叫乌巴尔多,会讲多种印第安方言——指出,印第安人这次不带妇女和孩子来到贸易站是不符合他们的习俗的,而瓦依米里人的态度由咄咄逼人转为随和这一引人注意的变化,应该归因于那个总是靠后站的白人说的几句话。

拉莫斯耸耸肩,笑道:“这正说明,不管他如何努力使自己显得象只猴子,他仍然是个白人,和我们一样……”

两天后,十二月三十一日,拉莫斯的妻子、怀孕已七个月的克劳迪娅,因为热得实在受不了,便打了一盆水,正把水往身上泼,透过没有玻璃的避蚊纱窗。她发现十来个瓦依米里人一动不动地站在十五至二十米外的树林边缘。她生怕被他们看见自己光着身子,急忙穿上一件衬衫,正要套上裙子,纱窗突然被大砍刀戳破后推开。她尖叫一声,便向丈夫的办公室冲去,由于怀有身孕,而且裙子还没有完全套好,行动很不方便。第一支几乎长达—米二十的战箭射穿了她的右股,第二支射中她的后背,插在肩胛与锁骨之间。她挣扎着逃到敞廊上,发现她的小叔子被将

近二十支箭钉死在房屋的木板墙上,其中六支刺穿了他的咽喉,另有一支从近处直接射入他张开的嘴巴,穿出颈后几乎有二十厘米。

克劳迪娅·拉莫斯终于支撑不住,摔倒在地,一个印第安人出现在她面前。克劳迪娅眼看他抡起一根木棒,但是并没有打下来。一声呵斥制止了他,那个白人露面了,是他下的命令。这个瓦依米里人迟疑了一下,嘟囔着跑开了。

“哦,我的天哪!”少妇哭叫起来。

这个浅色眼睛、绿箍束发的白人俯身瞧着少妇。他伸出一只手,用指尖轻轻抚摩克劳迪娅的面颊和嘴唇,一句话也没说便离去了。

乌巴尔多·罗沙从河上回来,正好看见贸易站的一名雇员喉咙被一支箭射穿,在离他十米远的地方倒下去。他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便向不远处的一个小仓库跑去。幸好那里装有百叶窗,他进了屋,把门和百叶窗都关上。等到袭击者看见他的时候已经迟了,只得狠狠地捶房子的板壁泄愤。然后他们大概放弃了破门而入的念头走了。罗沙从板壁的缝隙往外窥视,目睹了大部分杀戮场面,他事后提供的证词同拉莫斯的截然

相反(拉莫斯的弟弟之所以被杀,可能是因为与他这个当贸易站负责人的哥哥面貌相似的缘

故)。据罗沙所述,那个白人非但没有领头袭击,相反,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平息这些印第安人的狂怒,制止他们杀人;他在他们中间跑来跑去,用他们的语言来劝阻他们。

尤其要指出的是,当袭击者折回罗沙藏身的屋子,放起一把火时,又是那个白人出面干预,否则罗沙难免一死:不是被烧死,就是在他不顾一切夺门而逃时被杀死。但是那个白人把这些印第安人推开,用西班牙语叫道:“快离开此地,到河边去!”

罗沙的手被灼伤,头发被烧焦,总算在这座贮有汽油和酒精的房屋倒塌前的一瞬间逃了出来,跑到河边,跳入水中。

贸易站的雇员中,共有九人死亡(包括拉莫斯的弟第在内),四人受伤(包括克劳迪娅·拉莫斯),克劳迪娅没有死,她至今住在桑塔伦。

一九四九年四月,乌巴尔多·罗沙在马瑙斯,有人问他愿不愿意到雅瓦佩里河上游去参与同瓦

依米里人重修旧好。十二月事件之后,印第安人实际上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都去了北方,甚至可能直抵亚诺马米人居住的地域。征求罗沙意见的人名叫巴尔博扎他是一位研究、开发“塞尔坦”(亚马逊尼亚森林腹地)的专家,而且是比较严肃的一位。在巴西管这种人叫做“塞尔塔尼斯特”。使罗沙感到惊讶的是,尽管此人从属于SPI,却是印第安人真诚的朋友。从一九四三年起,仙就在巴西马托格罗索州同具有真才实学的“土专家”奥尔兰多·维拉斯·博阿斯、克劳迪奥·维拉斯·博阿斯兄弟一起工作。他对罗沙说,他虽然比较了解亚马逊尼亚南部的印第安人,却没有同亚马逊尼亚北部的印第安人打交道的经验,所以他在物色可靠的人做帮手。同他一道的有两个人类学家,但是没有士兵保护。罗沙那时已经离开SPI,为布思轮船公司工作了一段时期。从本世纪初升始,这家公司就经营从英国的利物浦到秘鲁的伊基托斯之间的航线,其中在亚马逊河上的一段航程有四千公里。出了对丛林的热爱,罗沙接受了巴尔博扎的邀请。

这一小群人于五月九日离开马瑙斯,溯内格罗河而上,经过河中的许多岛屿,抵达莫腊。到了那儿,他们采纳罗沙的建议,没有走雅瓦佩里河,而是取道布兰科河,这条河基本上是往北流

的。

罗沙把有关那个束着发箍的高个儿白人的事情告诉了巴尔博扎,并对他讲了自己的设想:如果他们能找到达个白人——他显然有足够的威信,甚至可以支配印第安人,可以安全地与他们周旋,连瓦依米里人和亚诺马米人这样差异很大的部落他都能使之共处同住——如果他们能找到这个白人,他或许肯帮助他们完成他们的和乎使命。

他们沿着布兰科河向上游而去。这条河有的地方宽达好几公里。三个星期之后,他们开始看见远处的地形都是高高隆起的庞然大物,顶部是一望无际的森林。这就是人迹罕至、令人生畏的帕卡赖马山。罗沙带着一个译员、皈依基督教的瓦依米里人塞巴斯蒂安,在布兰科河右岸一个叫卡拉卡拉伊的地方上了岸。如果他们所得到的信息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个白人可能就在这一带。

整个六月份,罗沙一直在这个地区到处寻找,都没有结果,不过,印第安人的态度使他受到鼓舞。他每到一个村子,都发现小路中央插着一支箭,箭上饰有两根相互交叉的白羽毛,这是和平的标记。他提了许多问题,但从来没有得到

回答,他们的脸上毫无表情,也许因为他们不懂得,或者因为他们不愿回答。

六月底,罗沙折回来渡过布兰科河,然后陪同巴尔博扎、一位名叫内尔松·德·安德拉德的民族学者以及塞巴斯蒂安,沿着阿雅拉尼河向上游走了大约五十公里,方向对准穆卡雅伊山。七月六日,他们一行四人来到一个村子,奇怪的是那儿好象正等待着他们的到来。人们用水果和烤野猪招待他们;烤野猪不如盐或者辣椒,这是亚诺马米人的吃法,因为亚诺马米人只喜欢清淡的食物(这种食物使人想到雨中的森林),并且本能地吃一些泥土来补充铁质和其他矿物质的不足。罗沙觉得有几张脸是他从前看见过的。

“我可以起誓,他们就是当初到拉莫斯的贸易站来的那些人,”他对巴尔博扎说,“毫无疑问,他们是亚诺马米人。你看这些图。他们现在不完全在他们自己的地区内。”

通过塞巴斯蒂安的翻译(罗沙自己的亚诺马米语已经不够用了),他被准许去村子里看看。巴尔博扎和他两人获准进入所有的茅屋——只有一处除外。这两个巴西人刚一走近那所茅屋,就有三个男人跳过来把门口堵住,既不作任何解

释,也拒绝回答塞巴斯蒂安的问题。

“那没有多大关系,”罗沙并不觉得奇怪,“他们往往禁止陌生人进入‘马洛卡’,有时候连妇女也不让进去,那是出于宗教的或其他原因。或许他仍在那里面藏着什么东西……”

或者藏着什么人。

罗沙立刻想到了那个白人。他做了一些试探。就好象是对远处的人讲话似的,他提高了嗓门用葡萄牙语说:“我的名字叫乌巴尔多·罗沙,六个月之前在拉莫斯的贸易站,你救了我的性命。那时我把自己锁在小仓库里,如果没有你,我早就被杀死了。我们只想对你讲几句话……”

没有反应。但是一分钟之后,一个年轻的印第安妇女出现了,罗沙一眼就认出她来:有一天陪同那个白人一起到贸易站来的就是她。她怀里抱着一个出生大约两个月的婴儿,皮肤白得惊人。她全身赤裸裸,只有一小簇染成红色的流苏作为耻骨的掩饰,她的体型很美,脸上也没有涂色。尤其特别的是,一般亚诺马米妇女都用细竹梗穿过鼻孔、嘴唇或者耳垂作为装饰,她却不戴。见了这些白人,她一点都不害怕,倒是颇感

兴趣地把他们打量了一番,然后走进那所禁舍。

罗沙想到,那个白人可能听不懂葡萄牙语,十二月那次屠杀发生时,他是用西班牙语叫喊的。安德拉德把罗沙的话翻译成西班牙语,但仍然没有反应。

坚持呆下去看来有困难。塞巴斯蒂安已经用简短的语言发出警告。这些亚诺马米入(他那时候称他们为瓜阿里沃人)逐渐变得不耐烦起来,开始拨弄比他们的身体还要大的战弓作威胁状,而白人们除了大砍刀谁也没有带武器。但是巴尔博扎跟罗沙一样充满信心,决定留在村子附近再看几天动静。

“Silencio(注:西班牙语,不要出声)……”

有人把手轻轻地压在罗沙的肩上,他睁开了眼睛。即使他看不清这个人的面孔,至少也能辨认出那个在月光映衬下轮廓分明的身影——个非常高而又非常瘦的身影。

“Silencio por favor(注:请不要出声)。”

说话的声音低如耳语。罗沙一下子紧张起

来,一骨碌从吊床上起身。他跟在那人后面沿河走去,同时既感到惴惴不安,又十分好奇甚至兴奋。走了大约一百米,那个束着发箍的白入转过身来,面对着他。罗沙特别注意到两点:他的身高和一双眼睛。

“你会说西班牙语吗?”

“会一点,”罗沙回答。“但我大体都能听懂。”

“你在为拉莫斯工作的时候,我曾经观察过你。你是少数几个能正确对待印第安人的雇员之一……我的话你明白吗?”

“明白。”

“现在你们不带武器来到树林里,为什么?”

罗沙把巴尔博扎的使命以及罗沙自己对这位民族学者的信任告诉了他。

罗沙还鼓足勇气加上一旬。“你应该同他谈谈。他这个人……”他努力寻找着恰当的西班牙语词来形容巴尔博

扎,“muy sinccro,debuena fe(注:很诚恳,很厚道)”

“不。叫他离开这儿,包括他的同伴.这儿不是动物园。他们明天就应该离开。”

话说得很慢,好象漠不关心的样子。这个除了一条束发箍外赤条条一丝不挂的人身上具有一种不同凡响的天然权威,一种异乎寻常的领袖魅力(要是罗沙知道这个词的话)。了解这些,也就多少可以谅解罗沙接下来怎么会提出这样幼稚的一个问题。

“你是印第安人的头领吗?”

出现在那张被月光衬托得分外清瘦的脸上的,几乎是一丝微笑。

“不。而且我永远不会做印第安人的头领。他们接纳了我。乌巴尔多·罗沙——这是你的名字,你多大了?”

“二十三岁。”

“你知道马瑙斯吗?”

罗沙回答说他出生在莫腊,不过,他当然知道马瑙所,现在他就住在马瑙斯。白人继续朝前走。

“明天你和那些人一起离开。不过我希望你能回来。一个人回来也行,或者,要是你愿意,和那个叫做塞巴斯蒂安的瓦依米里人一起回来也行。对你决不会有危险;如果只有你和那个瓦依米里人,没有其他人来的话,谁也不会伤害你们。我希望你带一些能在马瑙斯或别的地方买到的药回来。买一些磺胺药、青霉素和链霉素。这些名称你知道不知道?”

“青霉素我知道。”

“这些药名你记得住吗?”

“我记得住。但我没有钱。”

一只瘦骨嶙峋的手向他伸过来,张开手掌,掌心是几颗金刚钻。罗沙一时竞说不出话来。这些金刚钻足够把半个马瑙斯都买下来。

他低声说:“我拿了这些金刚钻可能再也不

回来了。”

这一次,瘦削的脸上慢慢地露出真诚的笑

容。

“但是你不会这么干的,”束着发箍的人平静地说。“我相信你。尽快回来。回来时沿着内格罗河逆流走到卡拉卡拉伊后面的瀑布那儿。在那儿你可以看见河中央有一个岛。你就在那儿等着,会有两个人来接头,一先一后。第一个人名叫雅瓦,他是个亚诺马米人,确切地说是其中的一支沙马塔里人。第二个叫马杜瓦拉加,是个瓦依米里人,你认识他,是他带着人袭击了拉莫斯的贸易站。请尽量多买一些药来。你把药交给这两个人。”

“那么你呢?到时候你在哪儿呢?”

“这无关紧要。Adios。(注:再见)”

几秒钟内,他就消失在树木丛中,真有点儿神出鬼没的味道。

在随后的二十个月里,乌巴尔多·罗沙在马瑙

斯和卡拉卡拉伊之间来回跑了十一次,几乎一直由塞巴斯蒂安陪同,尤其是最初几次;有塞巴斯蒂安在身边,他心里比较踏实,后来,浙渐地,他对于亚诺马米语和罗纳伊马地域的其他几种方言有了更多的了解,便开始只身前往。

他把金刚钻一颗一颗地变卖,以免引起别人贪欲的邪念,从所得的款项中他给自己留下的报酬,完全相等于过去布思轮船公司付给他的工资。扣除了这很有限的一部分,他把卖金刚钻所得的钱统统用于采购药品、买一条船以及各项必不可少的花费。

他的行为之所以特别值得称道,是因为在这二十个月里,他一次都没有见到那个束发的白人。

还有一件事比这更加不寻常。

罗沙第一次来到卡技卡拉伊以北那个岛上,遇到了沙马塔里人雅瓦,这名字他事先是知道的。这印第安人大约二十岁,看样子相当聪明,具有浮雕般的健美体型,个子相当高,至少有一米七十。

当塞巴斯蒂安译出罗沙的问话,向雅瓦打听那个束发白人的情况时,雅瓦的眼睛象两颗闪闪发光的黑色钻石,眨也不眨,仿佛他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个人。另外几次,罗沙遇到马杜瓦拉加时,情形也是如此。这个瓦依米里人的头领不如雅瓦那样叫人放心,因为就是他在去年袭击贸易站时一个人就至少伤了四条命,并且险些砸碎了克劳迪娅·拉莫斯的脑袋。

罗沙几乎费了十一个月,通过八次会面,才

使雅瓦改变那种漠然无动于衷的态度。经过那段

时间,罗沙的亚诺马米语几乎已经说得很流利,

不需要再由塞巴斯蒂安充当翻译。于是他直接向

雅瓦提问题,并且说他的好奇心纯粹基于对那个

白人的友好感情,不光是好感,还有敬意。“他

要我做的事情我统统照办了,雅瓦。”罗沙认
为,是他讲的这番道理,或者是他们之间没有译

员作中介这一点,使这个沙马塔里人一下子活跃

起来了。但接下来雅瓦告诉他的情况表明,实际

上不是那么回事,这个印第安人以前一直沉默不

语,完全是勉强抑制一种激烈的感情所致。

雅瓦告诉他说,自己的妹妹是卡赖贝的妻子(卡赖贝这个名字指的显然就是那个束发的白人),她刚刚被杀害。他和她的一个孩子,连同

他的部落的其他二十个成员,是被一群觅宝者杀害的,这群人拥有精良的武器,几个星期前才纠合起来寻找黄金、钻石和柯拉果。

“那么卡赖贝呢?”罗沙问道,这种对印第安人种种族灭绝的新动向使他由衷地感到震惊。

“走了,”雅瓦回答。

“去哪儿?”

“出丛林去了。”沙马塔里人指着东南方向。“很远很远。”

“他还回来吗?”

“他是个沙马塔里人,”雅瓦的回答很简单,口气十分肯定。“沙马塔里人应该呆在丛林里。他会回来的。”

雷伯·克立姆罗德大约在一九五○年五月底离开了布兰科河上游地区。

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他离开波哥大、初次进入绿色世界的三十二个月之后。他一头扎入丛林

这么长时间,尽管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但也获得此后他或许在任何地方再也找不到的宁静,这一时期的生活使他起了深刻的变化。

他到了马瑙斯。他没有去找乌巴尔多·罗沙联系,而是沿着亚马逊河顺流立下,直抵贝伦。

到了那儿,他搭上一艘货船——不知是充当煤舱勤杂工还是厨师的帮手。他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也不愿带一颗金刚钻,大概他认为自己没有这样的权利。

他于七月十二日到达美国的新奥尔良。

而且当天就离开那里。

黑狗——1

“先生,外面有一个人想跟你说话,”管家对大卫·塞锑尼亚兹说。

可以觉察,管家说到“一个人”时语气有些踌躇。那天是一九五○年七月十六日,塞梯尼亚兹正准备庆贺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的二十七岁生日和——也是更重要的——他的婚礼,两者都定于这一天举行。此刻是早晨九点钟,他刚穿好衣服。头天晚上,他刚刚来到纽约公园大街的岳丈家,两个星期以前,他极为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学业,并且获得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博士学位。

“他的姓名?”

“这个人不肯说出他的姓名,”管家说。

“那就请他稍候。”

电话铃响,这恐怕已是第一百回了。又是他未来的内弟克里斯托弗·佩吉打来的,这个十六岁的少年兴奋得不得了,一是因为他两个姐姐之一出嫁还是家中操办的头一桩婚事,二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大卫的祖母苏珊·塞梯尼亚兹在参加孙

子的婚礼后要返回法国普罗旺斯的老家,明天早晨克里斯托弗也将随她同往。

“是的,”大卫在电话中答道。“我祖母那儿确实有一个游泳池。你还可以到那儿去骑马,这也不假。不必客气,你一点也没有麻烦我。回头见,克里斯。”另外还有几次电话,也有一些人来找他,他的岳丈家忙乱得跟蜂窝一个样。最后,塞梯尼亚兹穿上他那件花哨得可笑的上衣,来到楼下,那里布置得象一个花卉展览会似的。另一名佣人提醒他,“那位不肯报姓名的人”可能在藏书室内,至少十五分钟前还在那里。塞梯尼亚兹这时又被缠住了,这一回是几名女傧相和招待员使他不得脱身。当他终于走进藏书室时,最初还以为那里空无—人。随后他感觉到屋里有人,而且感觉到了那人专注的目光,紧接着马上认出他就是毛特豪森的那个少年。

“显然,我是在一个很不合适的时间来到这里,请原谅,”雷伯·克立姆罗德用柔和的声音说。

苏珊·塞梯尼亚兹总喜欢夸她唯一的孙子天资聪颖、谦和厚道、礼貌周全、热情诚恳,而且对待朋友同对待家入一样诚心诚意。凭着这一切,

他称得上是个理想的孙子,只有两点除外:他几乎完全没有幽默感,而且缺乏那种锐意进取直至取得巨大成功的猛劲。对于后者,老太大不甚介竞。大卫从他们父亲、母亲以及父母的父母那儿已经得到或者将会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而且黛安娜·佩吉也将带来一千万美元或更多的陪嫁,倒是缺乏幽默感这一点一直使老太大感到十分沮丧。

“我往波士顿打过电话,”雷伯说,“电话号码是你祖母给我的。那边对我说,我可以在这儿找到你,但没有作任何说明。我本来要走了,但一位年轻的女士一定要我等你。实在抱歉得很。”

塞梯尼亚兹非常惊讶,其实何止是惊讶,他简直目瞪口呆。毛特豪森、林茨和战争——这一切已经过去五年了,而现在,他几乎不认识的一个年轻人又突然出现了。

“我不知道你在纽约,”他总算找到一句话说。“甚至不知道你在美国。”

“我刚到不久,我来仅仅是为了对你过去为我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现在我要走了。请允许我向你表示最美好的祝愿,祝你幸福如意。”

他穿着一件蓝布衬衫、一条褪了色的斜纹粗布水手裤和一双凉鞋。头发剪得很短,奇怪的是前额上有一条带状的皮肤额色较淡。尽管他好象长得高大了些,但整个体型依旧是那么干瘦、细长,象一根电线杆子。然而,从他身上可以感觉到一种令人畏葸不前的气质。

“不管怎样,”雷伯·克立姆罗德说,“你毕竞可以向我提供一些消息。当初你的那位上级,我只知道他叫乔治·塔拉斯,你愿意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吗?”

“眼下大学里正在放暑假,所以他不在哈

佛,但他可能到缅因州自己的家里去了。我把他

的地址和电活号码写给你。”和四年前当大卫的

祖母要写地址和电话给雷伯时一样,他含笑答

道:

“不必了。我记得住,谢谢。”

他迈了三步已到门口。

“等一下,”塞梯尼亚兹赶紧说。“别这样走。当初,我祖母告诉我说你去看过她,我对她没有想到问你的地址深感惋惜。”

“当时我根本没有住处。”

“那么在纽约呢?”

“还是没有。”

“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吗?”

“不用了,真的。不过我要再一次感谢你。”

“我或许可以借给你……”塞梯尼亚兹感到难

以启齿。

雷伯摇摇头。他的一双眼睛在笑。

“我将离开纽约去度蜜月,”塞梯尼亚兹

说,“大约两星期左右。然后我可能到波士顿我
母亲那儿去住一段时间。但是从九月一日起,我

将在麦迪逊大街的威洛克与科布法律事务所工

作。假如那时你还在纽约的话,我将非常高兴跟

你见面,我说的是真心话。你会来吗?”

雷伯点点头,那种欢愉的表情仍在他的眼睛里跳跃。他的一只手按在黄铜门把上,但正好在

这时,门开了。塞梯尼亚兹一看,是他未来的小姨子,她和雷伯面对面站着,几乎能互相碰到对方。

“这位是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我的奥地利朋友。这位是我未来的妻妹,夏眠·佩奇。”

“我们已经见过面,”夏眠说,眼睛看着雷伯的眼睛。“这位年轻的女士简直把我锁在这里,使我没法逃走,”雷伯说,并且同样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他们的手握在一起,这时连塞梯尼亚兹也意识到,刚刚发生的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黑狗——2

兹比抬头看了一下,对那个高个儿说:“哦,你是波兰人?”

“我从没这么说过,”高个子用波兰话随口回

答。

“可你说的是波兰话!”

“那倒不假,”高个儿说。

兹比朝地上吐了口唾沫,摇摇头。“除了波兰人谁也不说波兰话。除非绝对必要,有一个人会自找麻烦去学波兰语。”

沉默。

“坐下吧,看在上帝份上!就坐在台阶上。一个人怎么会长得这么高。刚才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雷伯。”

“雷伯什么?”

“就是雷伯。”

三个男子和一个妇女先后在报摊前停下来买一份报纸或杂志。其中有一个男人问兹比出了什么事。兹比回答说,他搭地铁时摔到一列火车下面去了,不过没什么,一切正常,倒是地铁的伤势更重,恐怕够呛。其实,兹比连站在那里都感到十分困难;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隔一会儿就不得不大喘气,把一双浅蓝色的眼睛睁得老大。

“O.K.,那就叫你雷伯,”他说。“高兹契尼亚克对我说,你这个人O.K.。通常他可不是提到随便什么人都这样说的。你卖过报吗?”

“从来没有。”

“你以前卖过别的东西没有?”

“烟卷。”

买报刊的顾客更多了,兹比也就得忍受更多的痛苦。他脸上的青肿块倒没有什么了不起——看上去怪吓人的,但他还受得了。可是他胸部的伤势简直要他的命,疼得直想大声喊叫;还有他的背脊和他的左手也在剧痛,那三个大汉曾接二

连三地用双脚在上面蹦跳。他的左手压根儿没法使,连找钱也不行。他继续说:

“那好吧。反正有你干的事。我要走开一两天,不会更多。你有阅读能力吗?”

“相当可以。”他猜到对方接下来会提出什么问题,所以兹比还没有问,他就作了回答。“是的,也能读英文。”

“你是怎样遇见高兹契尼亚克的?”

“他的兄弟是个卡车司机,我们一起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来到纽约。我能叫你兹比吗?我不知道你的姓。”

兹比说出了他的正式姓名;好多年以前,这个难念的姓氏曾经把移民局的官员差点儿逼疯。

那高个儿扬起眉毛,面带笑容。

“这个姓怎么拼法?”

“跟发音一样别扭,”兹比说。“我拼给你听,小伙子……”他不得不稍停一会儿,他的胸部疼

得象铁锤在猛敲。然后他又睁开眼睛,“我希望高兹契尼亚克关于你的介绍没有错,这也是为我着想。但愿我从医院出来以后,能看到我的报摊还在这个地方……”

他直盯着对方那双浅灰色的眼睛看了有好几秒钟。这时,有一位年轻妇女要买《纽约人》杂志,他便转过身去。

“O.K.,”他说。“O.K.,雷伯。”

尽管他的嘴唇又青又肿,一侧面颊鼓得高高的,而且好几颗牙摇摇欲坠,他还是在微笑,不是对那位走开去的年轻妇女,也不是对高个儿小伙子,可以说是在笑自己。其实,昨夜他一宿未睡,在挨了一顿毒打之后,累积的伤痛和神经的紧张已使他筋疲力竭,这时他突然不再勉力支撑。

他用手指轻轻擦着自己的左手,接着又按摩胸部。高个儿慢条斯理地说:“你的手骨折了,必须固定起来。你的肋骨也断了,也许在往里压迫背脊。而你的颧骨已经碎裂,更不用说你的牙齿了。你应该马上去病院。”

“好让别人来接收我的报摊?”

但兹比的话只是最后做做姿态罢了。他已处在崩溃的边缘,眼看着就要整个儿垮下来。

“我可以送你到医院去,”高个儿说,他的声音好像来自远处。

“难道把报摊撂下不管?”

“从我送你上医院到回来这段时间,可以让高兹契尼亚克的儿子来照看一下报摊。就这么办,咱们走吧。”

“把我打成这样的那些狗娘养的,明天或后天还会来,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

“这事我也会加以注意的,”高个儿用非常纯正而又书卷气的英语回答。“我会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上头。”

整整三十二年以后,在一九八二年以后,大卫·塞梯尼亚兹向他的电脑要了一份属于王所有的全部公司的清单,不管在什么领域,也不管以何

种形式,包括他单独拥有以及掌握股份在百分之五十一至百分之一百之间的。计算机开始运转,几个小时以后,打出了一份令人大惑不解的明细表,足有十五米长,上面开列的公司不多不少共计一千六百八十七家。

王先后用过数以百计的男男女女充当代理人——有的是受惠者,有的是挂名者。其巾有一个名字在一九五○至一九六○年间被电脑提到过十次到十五次之多,它引起了塞梯尼亚兹的注意。首先,因为这个名字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其次,因为这个名字本身非常特别。

这个特别的名字乃是Zbynv Szblzuszk。它绝对无法拼读,简直象在开玩笑。经过向联合国的一位译员请教,他才知道前面一个名字的发音是兹比涅夫,后面一个姓氏发音为齐布尔斯基,这是一个相当普通的波兰姓氏。

“还剩下一美元八十三美分。”

高个儿把找头抖落在兹比床上。“按照事先谈妥的办法,我自己留下一美元。”

“谢谢你,”兹比说,他突然噎不成声。这个过去的西里西亚矿工曾走遍纽约的大街小巷而从来不指望有谁会帮助他。他搞到的一个报摊——仅仅是使用权——实际上充其量只能为他提供抵御酷寒的一道屏障,却标志着他在社会上已经爬

到了顶峰。

“告诉我,打你的是些什么样的人,”雷伯

说。

“你就别操这份心了,小伙子!如果他们再来,你只要对他们说,你在替我卖报,别的什么也不知道。等我出了这个该死的医院,我会应付他们的。”

雷伯含笑道:“还是请你把那些人的情况跟我谈谈。”

“他们一共三个人,”兹比说。“都是墨尔伯里或伊丽莎白街的南欧仔。很年轻,大约二十岁到二十二岁。他们带着刀子和那种套在手上、有尖刺的金属家伙。他们第一次来找我是在两三星期以前。我并不是他们找过的唯一波兰裔报贩。他们也找过高兹契尼亚克。还有第五街的科瓦尔斯基。还有联合广场的奥尔特曼兄弟。”兹比举出很多名字。“他们要我们每人每天缴一美元。象高兹契尼亚克那样的大户就要两美元。妈的,象我们这样的报贩光是在曼哈顿岛南区就有将近二百人。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至少得花三百美元供养那些坏蛋!”

某些报贩愿意付钱。“的确,有些人每天能赚八至十美元!如果你的报摊设在时报广场或者中央大站门前,那点钱是容易挣到的。但对我们来说,额外吐出一美元实在够呛,等于要我们的命。这笔钱加上我们付给爱尔兰人的—美元五十美分……”

“什么爱尔兰人?”

“给我们送报纸来的那些人。”

纽约三家最大的日报把它们的发行系统合并起来,由爱尔兰人包揽这宗生意。

“我们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雷伯。我们不付款就拿不到报纸去卖。每个人都付钱,所以我们再出负担不起更多的花销。这样每天就得付两美元五十美分……”

那天是一九五○年七月十七日。第二天,老兹比刚刚从医院里出来,他本人以及高兹契尼亚克的儿子厄尔尼,幸成为下面将要发生的事情的目击者。

“蠢货,不要自作聪明。你是波兰佬?”

“不完全是,”雷伯问答道。“确切地说巴塔哥尼亚(注:阿根廷科罗拉多河以南的大片高地)人,从北边来。”

两个年轻的恶棍打量着他,眼睛都眯成一条

线。

然后,其中较矮小的一个说:“你想干什么?做一个自作聪明的蠢货?要是你想试试的话,我们准备改变你的主意。你大概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你究竟是不是波兰佬。”

“眼下我是个被兰人,”雷伯承认。他转过头来对着跟他坐在同一蹬台阶上的厄尔尼微微一笑,当时厄尔尼才十四岁。然后他又转过去朝着那两个年轻人同样笑容可掬地补充一句:“此刻,我是个地地道道的波兰人。”

“我们不喜欢别人跟我们打哈哈,”个儿较小的那个说。“最近这样做的一个家伙尝到了我们的厉害。我们对波兰佬也不喜欢。你在卖报纸,对不对?”

“我是个地地道道的波兰报贩,”雷伯回答的语气既悦耳又温和。

“那么你就付一美元保护费。这样,别人不来找你麻烦了。一天一美元,每天都得付。星期天要—美元二十美分,因为星期天的报纸要贵一些,你们赚得也多些。你付了钱就可以得到保护。没有人再会来找你的麻烦。如果你不付钱,就会给你点儿颜色瞧瞧。懂吗?你只要每天付一美元,星期天付一美元二十美分,很简单,是不是?随便一个波兰佬也能懂这个道理。”

“我大概开始明白了,”雷伯说,“虽然我是个波兰人。我得付给你们六美元加一美元二十美分,”他想了想。“总共是七美元二十美分。我看可以。”

两个年轻人吃吃地笑了。他们说,这才对。说到底,作为一个波兰佬,他还不算太蠢。一星期确实是七美元二十美分。他付了钱就可以得到保护;没有人再会来找他麻烦,他将得到保护,成为一个称心如意的波兰佬。

“那将使我十分称心,”雷伯说。“我做梦都一

直在想成为一个称心如意的波兰人。只是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他们问。

“我并不怕你们,”他说,“一点也不怕。你们是两个人,即使我拼命想使自己害怕,我也怕不起来。这不是我的过错。也许因为你们只有两个人。如果你们是三个人的话,我也许怕得起来。是的,那时我也许会害怕。但是两个人我不

伯。”

两人中的一个手里亮出了—把刀子。

雷伯摇摆头,显得挺懊丧的样子。

“不,很遗憾!”他说,“即使如此,我还是不怕,尽管我竭力使自己害怕。真的,我确实在努力。”

他用—只细长的、瘦骨嶙峋的手敏捷地扼住对方持刀的手腕子,把它拉过来,让锋利的刃尖逼近雷伯自己。他又按了一下,刀锋刺入他的三角肌和胸大肌之间的肉几乎有二厘米探。他面不改色,眼睛里还是那种迷离恍惚的神情。

带着仍然插在他胸前的刀子,他说,“即使现在,我还是不怕。当然,假如你们是三个人的话,那么整个局面将会改观。”

他把对方的手腕子推开。刀锋拨了出来。血淌在他褪色的蓝衬衫上留下圆圆的一滩。

“如果你们是三个人的话,情况就不一样

了。那时我一定会害怕。你们什么时候愿意再来

都可以。”

他们果然又来。一个半小时以后,卡车刚来回收没有卖掉的报纸和杂志,雷伯和厄尔尼正在收摊,时间大约是晚上八点钟。这次他们来了三个人。

雷伯点点头,说:“很好,这样才对!你们相信了吧?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如果有三个人,整个局面就会改观。现在我害怕了。”

那三个人互相递了个眼色。

其中一个用意大利语说:“他疯了!这家伙是个十足的神经病。”

“我想我还是付了这一美元为好,”雷伯补充了一句。

“既然我害怕了,我愿意付。不过这实在太可怜了。一天才一美元,真丢人!你们要得确实不多,这样你们是发不了财的。但是,假如你们觉得这点钱已经够了,那是你们的问题。从这些波兰佬身上只挤一美元就满足了,那实在太丢人!其实他们把你们耍了,从他们身上可以挤出更多的油水。但我不想干预你们的生意。拿去,这是付给你们的一美元。”

他们自然要用傲慢的口气问他,他说这件事太丢人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说,他们都是猪头三?他把他们当作猪头三看待,难道不是吗?他是不是在找死?他是不是想跟那个在他之前经营这报摊的波兰小老头一样挨一顿揍?

“如果你所需要的正是这个,你只要说一

声。还有,你说你有办法从波兰佬身上搞到更多

的钱,这是什么招儿?”雷伯和厄尔尼把杂志在

卡车上堆放完毕,车开走了。雷伯迈开大步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