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先生。”米勒开始显得有些紧张。

“德语呢?”

“我也说德语,”米勒答道。

“法语?”

“是的,先生,也说法语。”

“大概也说意大利语吧?”

“会一点儿,先生。”

“可是西班牙语不行?或者依地语?希伯来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波兰语?”

“看样子他不象能说波兰语,”女的说,“这是很明显的。”

她第三次露出微笑。

“请别见怪。其实,我觉得你很有吸引力。只不过你要是能说波兰语,我会感到非常奇怪罢了。”

“不会,先生,”米勒说,“那些语言我都不会。对此我实在抱歉。”

塔多伊兹·特普弗勒注意到了他的下属那付焦急的神态,认为自己该过问了。他来到出纳员米勒的窗口那儿,正好那个男的在用温和的语调说:“尽管存在这些小小的困难,我仍然相信我们可以打交道。”

“我能帮你什么忙吗,太大,还有你,先生?”特普弗勒问道,“先生的贵姓是……?”

“斯利姆·扎帕塔,”那人面无表情然而彬彬有礼地说。随即他又伸出细长的食指,示意特普弗勒走近点,向他附耳道:“说实话,那不是我的真名。我在这儿用的是化名。要是你能为我保密,我太感谢你了。”

“他准是个疯子,”特普弗勒心想。“要不就是个古巴人。现在巴蒂斯塔下了台,一个名叫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取代了他。最近几个月,瑞士出现

了许多古巴人,他们带着的钱正是哈瓦那的新当权者垂涎三尺的目标。”

“我无非想把一张支票兑现,”那男的说。“也可以说,提一笔款子。”

“那是再简单不过的,先生,”特普弗勒说,那股飘逸劲儿以后他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总不免要回忆起来。“只要承蒙不弃,在敝行开过
户……”

“我有户头。”那男的说,“不过我什么支票也没带。能不能麻烦你给我一张空白的现金支票?”

特普弗勒提到了若干必要的手续。只要手续完备,他以及银行的全体雇员,且不说整个瑞士联邦,都将听候扎帕塔先生的吩咐。如果他开的是密码账户,那就更不在话下。是不是?

“是的,”那人说。

他们走进旁边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办公室。手续办好了。斯利姆·扎帕塔有礼貌地按了手印,说出了他的秘密帐号、他的姓名的三个缩写字母

RMK,甚至同意出示护照。

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

特普费勒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他很快地请示过上司之后,便去拿了一张空白支票。

“手续完备,”他回来时觉得有必要这么说。“你只要写下所要提取的金额就行了。”

“我身上没带笔,”扎帕塔—克立姆罗德斯斯文文地说。

这时,特普弗勒才又一次吃惊地注意到,那个年轻女人已在一张柔软的矮沙发上坐下,显然想要打盹。她已脱去鞋和袜,这会儿正在卸去她的迪奥套装。

现在她身上只有一副胸罩和一条带花边的短

裤。

“有什么不妥贴的吗?”那男的问。

特普费勒咽了一口吐沫,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写字桌上。

“没什么,”他说。“一点没什么,先生。”

支票放在桌上。他看见的是倒象,不过上面的数字自然不会看错。只见那只又大又黑的手写下一个很小的“1”,然后是个大不了多少的“0”。

“我是写得小了一点,”扎帕塔—克立姆罗德认真地解释说,“我觉得这样可以少花一点,留有余地。”

第二个“○”,接着是第三个……

“我想要条毯子,”那年轻女人说,“我有点儿冷。”特普费勒下意识地抬起头来,可是立即又为此而恨不能自杀。这会儿她已完全光着身子,脖颈枕在两只手掌上,右脚跟搁在左脚腕上。

“这位先生会把我们的支票拿去并兑现。而且他肯定愿意——”

“对极了,”特普弗勒说,“对极了,对极了。”

他开始感到自已有些意马心猿,便把注意力

重新集中到支票上。

第五个“0”,第六个,第七个…

“我的上帝啊!”特普弗勒暗叫,“我的确是在和疯子打交道。”

第八个“0”,然后是个“3”,然后是逗号,然后是“45”。“好了,”扎帕塔说着把支票转了九十度。

他那双灰色的眼睛直盯着特普弗勒,毫无表情。特普弗勒咳嗽起来。

“对不起,”特普弗勒说, “你漏填了大写数字,你还忘了加逗号。”

扎帕塔—克立姆罗德似乎颇感诧异,他把支票拿了回来。

“没那回事,”他说,“逗号明明在这。‘3,45’是地道的欧洲写法。这是没有疑问的。在这儿。亲爱的,你能过来一下吗?”

特普弗勒低首垂目,津津有味地研究起自己

的膝盖来。

“这是个非常可爱的逗号。”那年轻女人的声音说,“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不对。这些银行家就爱找岔子,简直叫人难以相信。他们全都一个样,把你的钱收进去时眉开眼笑,可是你要往回拿的时候……”

特普弗勒依然俯身凝视着自己的双膝,一边有点儿瓮声瓮气地说:“对不起,先生。不过,你要是就让逗号撇在那个地方,金额将要超过十亿瑞士法郎啊。”

“不是瑞士法郎,而是美元。”扎帕塔—克立姆罗德回答说。“确切的数目是十亿零三美元四十五美分。我完全肯定我的帐户上有三美元四十五美分。其余的么,我没把握。你最好去了解一下,先生。回来时别忘了毯子。”

于是,一些咄咄怪事在塔多伊兹·特普弗勒的身上发生了。

他是瑞士人,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祖父都是银行家。特普弗勒家族从事银行业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当我的祖父说到银行的时候,”他常

说,“我们通常都要静默片刻。

然而,他刚走出办公室,就爆发出一阵无法抑制的大笑。显然,这是神经质的笑,但怎么也克制不住。

那天他做的第二件怪事是:走进他平素最恨的人——信贷部主任奥特马尔·布罗克曼——的办公室,连门也没敲。

“姓下有个脚登平底鞋而没有穿外衣的人,向我们递交一张十亿美元的支票。”

说到这儿,他又忍不住大笑起来,差一点摔倒。他这一阵歇斯底里是自己描述那人的打扮所引起的。

“你醉了,特普弗勒,”布罗克曼说。

特普弗勒总算把那张支票放到桌子上。他本想说:“你自己看吧,”但哪怕只是为了说这样一句话而暂时敛笑,他也做不到。

布罗克曼向支票瞥了一眼,耸耸肩膀。“一个疯子。悄悄打个电话给警察局吧。”

接着,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于是重新拿起支票仔细察看。然后,他站起来,走过去打开墙上的小保险箱,取出一个笔记本开始查阅。

同一天,上午十点二十五分,阿洛伊斯·克纳普正在出席瑞士银行家联合会的每月例会。一听到要他接电话,副会长克纳普心里就不痛快。然而他没有显露出来:作为一个银行家,作为一个人,他从来不动声色,就象一具冰冷的骷髅。一九六○年,他刚满五十岁。

“什么事,布罗克曼?”

他听着,然后问道:“你把一切都核对过了吗?”

然后他说,“我这就来。”

十一点,他赶到银行。布罗克曼和年轻的特普弗勒小心翼翼地在那里迎候。

“他在哪里?”

他们领他到底层的那间办公室去。

“进去前最好先敲一下门,”特普弗勒建议说。虽然他仍然非常想笑,不过在克纳普面前总算还能克制住白己,没有失态,因为在他眼里克纳普无异于从奥林匹斯山上下来的尊神。

克纳普敲敲门,听到里面说“请进”以后才进去,并且随手将门关上。他在屋里逗留十到十五分钟。出来时,他脸色有点苍白,右脸颊上清晰可辨地印着女人朱唇的痕迹。他看着特普弗勒。

“他要与你打交道。就你一个。你是特普弗勒,对不?那好吧,头里走,请进。”

特酱弗勒朝办公室里走进去的时候,听见了以下的一问一答:“十亿美元!这是发疯。我们该怎么办?”布罗克曼问。

“照付。”克纳普回答。

走进办公室以后,特普弗勒发现那个年轻女人裹者他送去的一条毯子站在沙发上。那男的衬衫已脱掉,他的面孔给用唇育涂成一张大花脸,

象个准备打仗的印第安人。他愉快地笑着。

“你叫什么名字?”

“塔多伊兹·特普弗勒。”

“我可喜欢塔多伊兹了,”年轻女人说。“他真可爱。”

“我可以称呼你塔多伊兹吗?”那男的问

道,“请叫我雷伯。啊,还有一件事,塔多伊
兹。这十亿美元我想要一百元票面的。请别给我

比一百元更大的票面。你只要把它们堆在什么地

方就行了。”

“至于那三美元四十五美分,”年轻女人

说,“你就瞧着办吧;要么一张三美元四十五美
分的钞票,要么全部给零钱。不,等一下。给零

钱吧,那些厕所真叫人讨厌。我们女人进去之前

得准备好零钱,不过男人就不需要了,如果你明

白我的意思的话。”

特普弗勒意识到事情不大对头,在接下来的几个钟头里,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有人竟然会来递上这么一张支票,真是件怪事,本身是反常

的。这且不说,但克纳普的反应表明,这个灰色眼睛的男人确实有资格走进这家在瑞士数一致二的大银行,要求提取十亿美元巨款。很好。这证明他拥有十分可观的财产。但在全世界的确有若干人富到这种程度,这样的人也许寥寥可数,可他们毕竟是存在的。看来这里还有别的原因。

就说那个男的吧,也不知是何许人。特普弗勒受过祖父严厉的教诲,经常阅读金融界的报纸。象霍尼德·休斯,亨特,盖梯,古尔本基安,奥纳西斯这些人,以及比他们略低一级的亿万宫翁尼亚霍斯等辈,特普弗勒不但知道他们的名字,也见过他们的模样。他也知道有一个叫丹尼尔·路德维希的,虽然此人不那么出名。但是,眼前的这个人叫克立姆罗德。天晓得有谁听说过克立姆罗德这个名字!

他问道:“还有什么要我做的吗?”

“来一大缸马丁尼,多加冰块,”那女人

说,“再来点儿香槟和鱼子酱。鱼子酱你就以我
的名义打电话向伊朗国王要;他有几听上品。告

诉他,你是为夏眠·佩吉打的电话,他一切都会照

办。”

“香槟要什么样的?”特普弗勒问道。

“请要一九四五午酿的佩里尼翁牌玫瑰红的那一种。先来三四瓶两升装的。不要太大的瓶,请不要六升装或其他更大的瓶。瓶子太大,泡沫就少了。雷伯!”

“什么事,亲爱的?”

“你应该给这个年轻人一千万或一千五百万美元。他真可爱。”

“我一定加以考虑。”那男的非常温和地

说。“只要他们把我的支票兑现。看来是要等些
时间的。塔多伊兹!”

“有何吩咐,先生?”

“我想要一份汉堡包,如果这不是太麻烦的话。法兰克福有一种汉堡包好极了,是为驻扎在德国的美国士兵做的。你能办一下吗,塔多伊兹?”

“完全可以,先生,”特普弗勒说,“我乐意效劳。”他本想顶住那双灰色眼睛火炬般的目光但

最终还是把自己的视线移开了。一个想法油然而生,而且马上就会进一步得到印证:这人不是疯子,确实不是。他也许是在开玩笑。可是那个女的就不同了……

因为,尽管她的美貌举世无双,她毕竞不正常,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她的快活完全是胡闹,一举一动实在离格儿。特普弗勒从中觉察到一种病态的亢奋。

这天,特普弗勒破题儿第一遭走进阿洛伊斯·克纳普的办公室,发现那里的气氛象是在举行军事会议。决策人物全部到场;更有甚者,不出一小时,连年高德劭的雅各布·菲斯利也赶来增援——他已是七十八岁高龄,三年前就退休,由克纳普接替他。

“给我们说说现在那里的情况,特普弗勒,但别提他的名字。”

“他们要香槟,但不是一般的香摈,要鱼子酱,也不是一般的鱼子酱,还要汉堡包,同样不是一般的……”

“请收起你这付傻样,”克纳普说,“坐下,特普弗勒。听着,我们那位客户只想和你打交道。为此,从现在起,别的事情你都不要管了。一方面,你要与这位客户经常接触;另一方面要与菲斯利先生或我保持联系。你的任务很简单,尽量满足客户的要求,只要所费不超过十万法郎。要是超过那个限度,就找菲斯利先生或我商量。你结婚了没有?”

特普弗勒只是订了婚。克纳普点点头,似乎至少这个情况是个好消息。他继续往下说。

“张罗这样一大笔钱,我们得花点时间……”

“他要求票面都不超过一百美元,”特晋弗勒鼓足勇气打断上司大人物的话。

克纳普闭上眼睛,然后又睁开。

“那样的话,我们还得多花两天时间。总共三天。在这三天里,特普弗勒,你要随叫随到。在我们兑现他的支票之前,如果我们的客户,或者说你的客户,坚持要呆在银行里(看样子他会这么做),你就想办法弄清他们的意图是什么。要是他们想睡在这儿,我们可以把威廉·退尔

(注:瑞士的民族英雄,银行用他的名字给贵宾接待室命名)室布置成卧房,另外给你提供一张小床。”

特普弗勒莫名其妙地看着克纳普。一个想法在脑际闪过,大概克纳普也疯了,还有年高德劭的菲斯利,以及在场的全体决策人物,除了他自己,所有的人都疯了。

“睡在这儿?在银行里?”

克纳普冷冰冰的目光象子弹射穿了特普弗勒。然后他宣布,“菲斯利先生和我想跟特普弗勒单独谈谈。”

其余的人都走了,留下特普弗勒一个人面对两位上司大人物。

“特普弗勒……”年高德劭者和克纳普同时开

腔。

然后克纳普以敬重的口气说:“那么就请菲斯利先生先谈……”

“不,不,不,不,阿洛伊斯,”年高德劭者

说,“现在是你当家。”过了几秒钟,他又补充一句:“谢天谢地。”

“特普弗勒,”克纳普说,“你也明白,我们面临着一种绝无仅有的局面,瑞士银行界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

“也许世界银行史上也没有先例,”年高德助者说。

“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挑战,满足对方提出的要求,”克纳普说,“做到精确、高效、迅速、稳妥,尤其是稳妥,特普弗勒,这是我们的光荣与骄傲,我们这个企业得有今天,就是靠的稳妥。”

特普弗助恭敬地竖起一个食指。

“我能提个问题吗,先生?”

“可以,年轻人。”

“我们这位客户帐上真有十亿美元?”

他马上想到,自己不该提这个问题。两位上

司大人物直勾勾地望着他。

“别让我们怀疑你有精神病,特普弗勒。更要紧的是,我们这位移户选择你作为他与我们之间的唯一联系人,你可别再添麻烦了,否则我们还得担心这样的选择不知会带来什么后果。世界上没有人会在一个银行帐户上存十亿美元的,特普弗勒。事情是这样的:这位客户享有的信用限度超过那个数目,由于我们与他之间预先有一项专门的安排,我们必须满足他的要求。”

克纳普深深地吸一口气。*

“特普弗勒,本星期五下午三点,我们的银行对外停止营业,表面的理由是整理内部事务。在这之前,银行的一切工作要照常进行——至少,我们希望做到一切照常。所不同的就是耍有七八名男女工作人员不分昼夜四处物色这些钞票。我们拿不出十亿美元一百元票面的钞票,特普弗勒。跟那个数字差得很远。我们要跟全国的银行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银行联系,很有可能还得跟美国的有关企业联系。我们将不得不开动一台具有世界规模的庞大机器,动员专机和护送人贝。如果我们能在三天内达到目的,那将是得到神助的结果。其中也有你的一份功劳,特普弗

助,亏不了你。你的名字是塔多伊兹,是不是?”

“是的,先生。”

“塔多伊兹,还有最后一点,我们—菲斯利先生和我——想要强调一下。几分钟前,除了菲斯利先生、你和我以外,我们银行的管理部门还有另外五个人在这间办公室里。他们不知道我们那位客户的名字。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另外一个是布罗克曼)。因此,塔多伊兹,如果由于你的疏忽(不管什么么原因,哪怕只是你说了梦话),让别人知道了这件事(不管是银行内部还是银行以外的人,让外人知道就更糟),知道有这场灾难临到我们头上,特别是万一让人知道了造成这场灾难的那个人的名字,那么,我凭着《圣经》向你起誓,我决不让你在瑞士找到别的工作,哪怕当一个养路工也休想。我要亲自过问这件事,塔多伊兹,即使把我的有生之年全部用上也在所不惜。我是不是把我的意思说清楚了,塔多伊兹?”

“是的,先生。非常清楚。”

“那好,你去吧,午轻人。”

他们果真把威廉·退尔室布置起来。从多尔德大饭店借来了两个房间全套床上用品,在那里摆好。他们还打通了一堵墙,这样可以通过毗邻的一栋大楼和银行后部的几间屋子到这个临时客房去,而不致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各个方面都有许多事情要做,忙得不亦乐乎。当然,得布置一个浴室,还得有间厨房,以便热一下从外面订来的饭菜,何况那个做汉堡包的专家当天就从法兰克福被接来,还带来了要用的料和全套装备。

还有电话线,总共五条。

“我还需要打几个电话,”那位客户向特普弗勒解释,“不过我不想占用银行里的普通线路。那会使我感到不是滋味。另外趁我现在想到,如果不太麻烦的话,是否请你给搞一个小小的放映室。扎帕塔太大喜欢看电影,尤其是亨弗莱·鲍曼演的。你能费心搞一下吗,塔多伊兹?那真是太感谢了。”

确实,那人打了不计其数的电话。有几次,

特普弗勒听到了这些用好几种语言进行的电话交谈的片言只语。那人至少能说十种不同的语言,而且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时极其敏捷,令人“耳不暇接”。

至于他说了些什么,特普弗勒一点也不懂,而且很快就产生这样的想法:那人可能是在闹着玩儿,或者,不如说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他的妻子开心,如果那女的真是他妻子的话。

这个年轻的瑞士人不愿相信这些电话谈的都是正事,否则他将不得不相信世上竞有这么一个人:他通过电话经营着分布在全世界的几百家公司,其业务包括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无一例外。而且在电话指挥中用的全是代号和莫名其妙的数字,从不提及一个人名。

在特普弗勒看来,这一切全都毫无意义。显然,他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让这个年轻女人高兴。

事实证明,在对她的看法上,塔多伊兹·特普弗勒最初的直觉是正确的:她是个疯女人。特普弗勒觉得这事没什么可笑。相反,他意外地感到很可悲。谁都不可能不注意到那男人对她的无限柔情和轻怜蜜爱。还有他那无可比拟的耐心。

可见,这第一天忙得够呛,来来去去的次数很多,尽管这样,却没有引起外界注意,甚至银行的雇员也没有觉察到任何异常的迹象。

晚上,营业时间结束之后,一切终于平静下来了。威廉·退尔室在二楼,通常是接待贵宾用的。现在,它与整栋大楼的其余部分隔绝开来;另外加派了两名门岗,不过他们谁也没看见那一对,也不知道有这么一男一女在里边。

克纳普给特普弗勒下的指示是很明确

的:“塔多伊兹,你留下陪着他们。就算我个人请你帮这个忙。事过之后,你可以随便休假,我们将考虑你在我们银行的前程。不过你要陪着他们。塔多伊兹,尽你所能为他们提供方便。必要时还得伺侯他们用餐,随时听从他们的吩咐。塔多伊兹,你要相信我们的这位客户;他的所作所为自有他的理由。”

起先,特普弗勒还以为克立姆罗德不是此人的真名,甚至怀疑他可能就是丹尼尔·路德维希,因为特普弗勒从未见过这位著名船王的照片;不过他太年轻了,不大可能是路德维希。特普弗勒相信克纳普一开始就明白那个年轻女人是疯子,

而排演这出为期三天的闹剧,纯粹是为了让那个叫克立姆罗德的人能够——该怎么说呢?——能够露这么一手,在他爱得神魂颠倒的女人面前摆一摆阔,也许还想跟她一起发上几个小时的

疯……

而这个所谓的克立姆罗德,始终明白结局会是怎样的……

第二天,忙乱的现象有所缓和,至少在局部上是如此。有关人员均已安顿停当,反正挥金如土,所费不资。整个二楼对任何人封闭,只有克纳普和特普弗勒除外。第一天晚上,特普弗勒根据年轻女人的愿望,给德黑兰挂了个电话,使他大为诧异的是当他提到夏眠·佩吉的名字时,对方的反应极为热情。接着,他的诧异进而变为震惊,因为国王居然亲自来接电话,关切地打听她的情况。“我想她很好……哦,陛下,”给闹得稀

里糊涂的特普弗勒回答说,“她只是想吃点儿鱼子酱,要我……”

至尊的国王陛下说他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会发布必要的命令,并且表示:如果特普弗勒能向佩吉小姐转达他的诚挚的问候,他将十分感

激。

鱼子酱由一架专机空运到苏黎世。两位举止庄重、沉默寡言的伊朗人——显然是外交官或特工人员——通过内部出入口把鱼子酱送到银行里。

“我真象在白日做梦,”二十二年之后特普弗勒回忆说。

第二天晚上,歇斯底里发作了。根据事先的安排,在与威廉·退尔室相隔两间屋子的一个小办公室里,给特普弗勒安排了一张小床。九点钟左右,他听见一阵玻璃砸碎和重物落地的响声,紧接着传来一声尖叫。

他迟疑了一下,然后跑过去。他敲敲那扇门,那个男的叫他进去。他发现那人正抓住年轻女人被反剪过来的一双手腕子。那女的眼珠上翻,气喘吁吁,流着口水,拼命地反抗着。

“请帮一下忙,”男的说。“我们把她抬到床上去。”

特普弗勒问他是否要叫个医生来。

那人回答说:“不用。这只是一次神经性的发作,我妻子常犯这种病。我知道该怎么办。”

他镇静得异乎寻常。特普弗勒帮他把年轻女人抬到床上。打了一针以后,几乎立见奇效。

“这下她要睡了。”

那双灰色的眼睛突然流露出无限忧伤的表情,特普弗勒以为那人承受不住这般压倒一切的悲哀,恐怕会哭起来。于是,他转过脸去。

“塔多伊兹!”

“有何吩咐,先生?”

“谢谢你。”

特普弗勒点点头。这时该说什么,或者该做什么,他心中不太有底。

那人温和地说:“给我谈谈你自己吧。你有兄弟姐妹吗?你结婚没有?”

他们就在这空荡荡、静悄俏的银行里谈了大约半个小时,主要是特普弗勒一个人谈。他说了许多事情,不过特别介绍了他那位严厉得可怕的祖父安东·古斯塔夫·特普弗勒。克立姆罗德好象根本没听,迷离恍惚的眼神茫然凝视著不知什么地方,可他提出的问题表明事实上他听得很认真,倒是特普弗勒认为所谈的内容并不值得如此认真对待。

最后,特普弗勒告辞,回到了他的小床上。但他无法入睡。他故意把门开着。万一那边需要他时比较方便;透过门缝,他可以看见威廉·退尔室内的灯光依然亮着。两小时后,他从床上起来,又走到那里去问了一下有没有需要他做的事情。

“没有,谢谢。”那人温和而有礼貌地说。

他坐在年轻女人睡的那张床旁边看书,看一本约翰·博德默尔翻译的德文版荷马史诗,这是从阿洛伊斯·克纳普的私人藏书中借来的。

“整整一夜他就是这么过的;我敢肯定。直到清晨他还坐在那里,”特普弗勒事后回忆道。

上午,当特普弗勒又见到那一对时,他发现那年轻女人——显然她的名字叫夏眠·佩吉——几乎没什么不正常,起先有点没精打彩,却更显得楚楚动人,但随后她的麻利劲儿与粗鲁的幽默又渐渐恢复。看起来她很正常,只是在两朵紫罗兰般的一对眼睛深处闪烁着狂热的异光。

在过去的两天里,装甲卡车已多次开到银行,其中有几次从苏黎世其他银行开来,它们都最大限度地让出自己的美钞,但大多数车次来自机场。第三天,来往的车次更多,但由于银行比平时提早关门,这一切很少有人看见。

运来的钞票陆续堆放起来。

十亿美元的纸币究竟要占用多少空间,谁也估计不出来。如果单选某一个房间可能嫌小,为安全起见,决定还后把钞票堆在大厅中央铺好被单的地上。

特普弗勒利用闲暇算了一笔账。

一百元票面的钞票,每十张一沓,连同扎钱的带子大约厚七点五毫米——新钞票稍薄一点,用过的稍厚一点,他取的是平均数。他算出,把

用带子扎起来的百元钞票一沓一沓叠成一堆,一百万美元就能堆到七点五米高。

他想算出,以每堆十六点五厘米长、六点六厘米宽、七点五米高计算,多少堆的面积相当于一平方。

答案是九十堆。每平方米堆九千万美元。我的天!五间屋子的一套房该容得下多少钱哪!

……而十亿里面有一千个一百万。

假设用九十除一千……

十一点一一一平方米。

当然仍旧是按每堆高七点五米计算的。这简直是发疯。就算天花板有这么高(某些地方确实达到这般高度),但要登上这样巍巍然一堆的顶部,至少是不切实际的。“我们这位客户要是想点点数的话,”特普弗勒想,“他得借助于一架直升飞机,起码也得有一柄登山用的破冰斧。”

他认为,与其把它们垒得那么高,倒不如减低高度,增加堆数。比如,把原来的一堆匀成五

堆,这样计算起来也不难。

答案似乎是可行、合理的:这么一铺开,大约五十六平方米、一点五米高的一垛就是十亿美元。

他想,不管怎样,大厅里应该堆得下。这已经挺不错了,除了大厅,别的地方都不行。

塔多伊兹·特普弗勒算得那么精细,结果证明是错误的。误差虽不是很大,却也不算太小。

这令人咋舌的一大垛钞票占地六十平方米,有些地方的高度还略微超过两米。原因很简单:他们弄不到那么多百元票面的美钞,只好用五十元甚至十元、五元、一元票面的补足。

这样一来那垛钞票的体积也就相应地增加了不少。第三天晚上七点左右,威廉·退尔室的电话铃响了。特普弗勒拿起了话筒,自从最后一辆装甲卡车开走后,他就一直巴巴地在等这个电话。

电话里克纳普的声音说:“好了。”

于是,他们三人下楼去:那一对儿挎着胳膊

走在头里,年轻的瑞士人跟在后面。

空荡荡的大厅里,除了那十亿美元的钞票外,只有阿洛伊斯·克纳普和拄着手杖、年高德劭的菲斯利。那个自称克立姆罗德的人(至少在特普弗勒心目中这不是他的真名),甚至没有走近那垛巨款。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眼神表明他的心思不知远在何方,脸上那种幽默或愉快的神情早已影踪全无。

那年轻女人则不然,她绕着那垛钞票慢慢地打转。

“十亿美元?”

“十亿零三美元四十五美分,”克纳普答

道。“在承兑你们的支票这件事上,让你们久等
了,请原谅。”

夏眠消失在钞票后面。但她的话音在反响很大的拱顶下回荡着。

她问道:“这些全是你的,雷伯?”

“是的,”那人说,依然一动不动。

“你总共有它的多少倍?”

“我不知道。”

“两倍,雷伯?五倍?十倍?”

“我不知道。”

她重又出现在四个男人的视野里。

“要是我一把火烧了它呢,雷伯?我可以烧光它吗,雷伯?”

“可以。”

“真的可以吗?”

“是的。”

不过他带着迷人的柔情含笑添上一句:“只是,你会把银行一起烧掉的。”

“那就把银行买下来。

“我们要银行干什么,亲爱的,你不觉得这是个挺沉闷的地方吗?”

那女人看着他,眼睛里突然充满泪水。

“你太可爱、太温柔了,雷伯,我爱你。”

“我也爱你,夏眠。”

她倚在钞票垒起的墙上,无声地哭了起来。

特普弗勒、克纳普、菲斯利三人先后转过身去,不敢看她或克立姆罗德,这时克立姆罗德的脸跟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

“现在带我回那个地方去吧,雷伯。让他们把我再关起来。”

大厅里面有几名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站岗,不过是在门外。克纳普作了个手势,警卫让他们过去。

门关上之后,特普邦勒依然没有动弹。

克纳普对他说:“回去吧,年轻人。一切都过去了。”

“这些钞票怎么处理呢?”

“那儿来的放回哪儿去。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特普弗勒点点头。当然。

他迈步朝门口走去。

“塔多伊兹!”

特普弗勒连身体也不转过来就说:“我知道,不能把这事说出去。”

他走了。他一句话也不想跟任何人说。其实,他倒是更想哭一场。

王臣——7

夏眠·佩吉死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

跟往年一样,她和家里人一起在美国过圣诞节。现在陪伴她的除了几个埃塞俄比亚姑娘外,还有一个瑞士女人——她是个医生,一直在夏眠身边,从不走远。在纽约和康涅狄格州的两个星期里,她显得很活跃,甚至很愉快,只是她的眼神时常表露出那种令人焦虑的亢奋。逢到这种时候,那个瑞士女人——她名叫玛尔塔·霍德勒尔——就会非常谨慎地接近她,随时准备进行干预。但每次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没有向更坏处发展,夏眠总是笑着说:“我很好,玛尔塔。”

她十分疼爱大卫和黛安娜·塞梯尼亚兹的孩子们,这一年,跟前些年一样,她带来的礼物不知多多少少。其中有一所做得非常逼真的瑞士乡间小木屋,有六个房间,家具摆设应行尽有,甚至包括一座逗人发笑的钟:一只杜鹃会在最最出人

意料的时候从钟里跳出来,用撤酒疯的假嗓子发出尖叫:“现在是孩子们的时代!爸爸妈妈有神经病,孩子们还是好好儿的!”

整个小木屋,包括烟囱,是按二比五的比例制作的一件模型。

因此,当塞梯尼亚兹的夏威夷仆人想把放在花园尽头的小木屋内部打扫一下时,他们只好跪着干,有时候还得爬进去。(这座模型是由一个木工组乘货运飞机专程从苏黎世来组装的。)

孩子们甭提有多么喜欢这件礼物。当然,他们坚持要在自己的小木屋里度假,把自己和他们的表兄弟、表姐妹、小朋友一起锁在里面。晚上要他们出来洗澡,得经过耐心的谈判,还得有人从中说项。自然,他们崇拜他们的夏眠阿姨,只有她才想得出这种别人想不出来的点子……

……大卫·塞梯尼亚兹岳家的人也有同感,甚

至包括她的妻子在内。每次塞梯尼亚兹硬着头皮提出夏眠的问题(他只敢称之为夏眠的“神经质”),他们总是耸耸肩膀。他们也许想批评他老提这事。夏眠性格怪僻,而且从小就是这样,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他们听说她和“那个

克立姆罗德”结婚了,可是除了黛安娜见过他一两次外,其余的人都没见过他。他们甚至还听到这样一件事:说是一九五五年春天,在地中海某处,夏眠曾在自己的游艇上向她的鬼男人开了几枪。(大卫曾把从乔治·塔拉斯那里听来的真实情况告诉妻子。)不过这事没多大根据,警方实际上没有作什么调查,再说,谁知道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个克立姆罗德或者德立克罗姆无非贪图她一千万美元的嫁妆,这是可以肯定的,夏眠跟他结婚想必是闹着玩儿,后来要把他干掉同样也是闹着玩儿。佩吉家的成员中数她最聪明,无论哪一个男人都不能强迫她做她不愿做的事。八成是那个克立姆罗德去向她要更多的钱,如果实际上是他向夏眠开了几枪,而夏眠素来宽宏大量,也许决定不把他交给警方,那倒是不值得奇怪的。

“更何况,如果夏眠真的有什么不正常,那总是看得出来的。她在美国、欧洲都找医生看过,这点她从不保密。但是大夫可曾决定要她住院治疗呢?没有。她住在瑞士,苏黎世附近有她巨大、豪华的别墅。她要个把医生老围着自己转,那是她忽发奇想的结果,就象别人相信什么测心术或星相学一样。

“真的,大卫,你看吧!……她有任何不正

常的迹象吗?她一个人生活,我是说没有丈夫或孩子,难道是犯罪的吗?为什么一个女人不能够独身?你们男人全都一样:如果一个男人不愿结婚生孩子,你们都认为他简直是个英雄,但如果一个女人也想这么做,你们就认为她是疯子。”

电话是一月十六日深夜打来的,确切地说是十七日凌晨两点(欧洲时间上午八点)左右。塞梯尼亚兹接过电话,只听得一个带德国腔的声音说:“出事了,先生,情况严重。”

到了苏黎世,他和黛安娜租了一辆汽车,顺公路朝东南方向走。那所别墅坐落在一片美丽的高地上,正好俯瞰瓦伦湖。

玛尔塔·霍德勒尔在门口等侯,她的眼睛又红又肿。

“我将永远责怪我自己,直到我离开人间,塞梯尼亚兹先生。直到我离开人间。”

她又哭了起来。霍德勒尔跟着夏眠有七年了。她不是唯一经常看顾夏眠的医生;还有两位

医生跟霍德勒尔日夜轮班工作,另外还有护士。这所豪华的别墅有为数多得出奇的仆人和所谓秘书,其实等于一所私人精神病疗养院,只为一个病人而设,目的是保护这个病人,防止她伤害自己。

“昨晚我们看了一部影片,我们经常放映电影。她非常安静,比平时安静得多,而且清醒,非常清醒。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我有责任:那种清醒本身应该引起我的警惕……”

夏眠刚从美国回到瑞士的时候,发过一次病,时间很短。她总是这样的。“因为她在美国看到了那些孩子。每一次这样的旅行都会给地带来同样的不利影响。要是由我们作主的活,我们绝不会让她去的。”

但她似乎很快就恢复了。就她的情况来说,最难捉摸的就是她又变得正常的几段时间。“近两年,那种神不守舍的状况在她身上越来越少了,那种状况会使她连最接近的人名字也给忘了。包括她的丈夫,她也认不出来……不过她似

乎有所好转。去年他们在苏黎世一起过了三天,她丈夫告诉我们,说情况很好。只是她回来后又发了一个月病……”

夏眠十一点钟回她的房间。埃塞俄比亚侍女把她扶上了床。另外两个医生中的一个去给她吃药,她便安然入睡,大家也都放下心来。“因为当时我们肯定她至少能酣睡八个小时。”

“我们在她枕头下发现了药片。她假装吞了下去,假装睡着……”

她丈夫不在家时,总有两个埃塞俄比亚侍女陪她睡觉。她们没有听见任何动静,因为夏眠用药麻醉了她们。“她预先就计划好自杀了,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她穿着睡衣走出家门。我们

在雪地上发现她的脚印。即使不出别的问题,她也会冻死的,因为这天夜里很冷,气温为零下十五摄氏度。我们可以肯定那是在凌晨一点左

右……”

夏眠在树底下沿着一条直线行走,一直走到花园的尽头,进了园丁的小棚屋,那些狗也不叫,因为它们认识她。她直接坐在冻得很硬的地上,先是割破自己的手腕子,但血冻住了,于是夏眠使用了长柄大镰刀,把它戳进腹部……

“她至少过了一个小时才死去……”

迪耶戈·哈斯已在那里。塞梯尼亚兹夫妇是获悉以后搭第一班飞欧洲的班机来的,尽管如此,哈斯还是比他们早到至少两个小时。他不仅在场,而且发号施令,俨然是这一家之主,每个人都很自然地服从他。在这情绪激动的时刻,向来讨厌这个小个儿阿棍廷人的大卫·塞梯尼亚兹,再也遏制不住自己的反感。

“你有什么权利样样都要插一手?”

那对黄跟珠子冷漠地注视着他。

“我是执行雷伯的命令。”

“夏眠·佩吉是我们的亲属,”黛安娜说时气得直发抖。

“她是我妹妹。”

“她是雷伯的妻子,”迪耶戈镇静地回答

说。“这是最根本的。与此相比,别的都算不了
什么。”

从他的金色瞳孔里,大卫——不管是对还是错——似乎看见了一股嘲讽的意味,这使他勃然大怒,他以前还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你他妈给我滚出去,马上就滚,”他说,“这是夏眠的房子。”

“这是雷伯的房子,”迪耶戈说。“这里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首先包括我,还有你,塞梯尼亚兹。反正雷伯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为此,即使我得把你们——你和你的太太——杀了,也在所不惜。这下明白了吧?看起来你还有些不相信,那么,我告诉你,律师的名字叫卡尔·西格瓦特。这是他在苏黎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很愿意为你拨这个号码。他在等着你的电话,只要提一下你的名字就行。他能说英语。”

他拨了号码,用德语说了几句话,然后把话筒递给塞梯尼亚兹。电话里的声音告诉塞梯尼亚兹,整个别墅,以及里边的每一件东西,哪怕最微不足道的,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位哈斯先生的财产,医生、护士、仆人以及其他一切人员的费用也是他支付的。西格瓦特补充说,如果塞梯尼亚兹先生和太太一候丧事料理完毕就能到他的事务所去一趟,“鄙人将不胜感激”,这样他们可

以共同处理克立姆罗德太太遗嘱中的一些细节问题。

大卫挂上电话。

迪耶戈一步也没有移动,但是他说:“仪式将在明天上午九点举行,遵照克立姆罗德太太的意愿,遗体将予以火化。一切都已安排就绪。”

“她的亲属没法按时到这里来。”

“那跟我丝毫没有关系。”

乔治·塔拉斯于同一天下午赶到,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他大为震惊。

“大卫,我恳求你别让你对迪即戈的敌意占了上风。他一切都听从雷伯的,而且从法律上讲,夏眠确是克立姆罗德太太。这你知道。冲着迪耶戈出气毫无意义。”

夏眠的母亲、父亲和大卫·塞梯尼亚兹的母亲以及其他三四个亲属,都在当天晚上赶到。因此,第二天到火葬场去的至少有十个人,另外还有原来照料夏眠的人员。

但其中没有雷伯。

塞梯尼亚兹又一次与迪耶戈发生冲突。

“他在哪里?”

“在他愿意呆的地方。”

“难道他不打算到场?”

最后那两个字塞梯尼亚兹几乎是尖声喊出来

的。

“他愿意干什么,谁也管不着,塞梯尼亚兹。”

那双黄眼睛始终不脱嘲弄的意味,而在这几天里特别露骨地表明,这个矮胖子身上蓄有非同小可的敌意和狠心。无论在火化夏眠遗体之前、之时或之后,这个阿根廷人从未有半点感情流露。他看着别人,看着泪流满面的女人和悲不自胜的男人,脸上几乎带着狞笑。

“你比他更疯狂,”塞梯尼亚兹再也想不出什

么问罪的话,最后只得对他这样说。

迪那戈皮笑肉不笑地答道:“任何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可能超过雷伯。”最后他又补充说:今天下午和今天晚上我将处理一切有关这里的人和房子的事情。雷伯说过,如果你、你的太

太……或者她们,”他用下巴指指佩吉的那一群

亲属,“喜欢这屋里的任何东西,你们就先去

拿。喜欢什么就拿什么。一切都计划好了。我已中止保险。”

“见鬼去吧,”塞梯尼亚兹说。

“我确实希望有朝一日能会一会魔鬼,尽管我并不真正相信此公的存在,”迪耶戈答道。“我对于这样一次会晤抱有厚望。”

事实上,他说“今天晚上”这话时的神态引起了塞梯尼亚兹的好奇心。一月二十日傍晚,他和塔拉斯回到瓦伦湖附近小山顶上那个别墅。

在这之前,塞梯尼亚兹和佩吉一家参加了宣读夏眠遗嘱的仪式。这个年轻女人留下大约二千三百万美元。她的兄弟姐妹的孩子们得到一千万美元——正好是一九四七年她满二十一岁时得到

的款额,其余的全部遗赠国际儿童基金会。

“至少那个克立姆罗德没能从她手里把她的钱骗去,”塞梯尼亚兹的岳母指出。

别墅里原来的雇员全部遣散,遣散的方式无可否认是很慷慨的。

这房子是一栋漂亮的白色三层楼建筑,坐落在一个占地十二公顷的花园中间,另外还有附属建筑和马厩。塞梯尼亚兹在夏天和春天到那儿去住过两三回,知道在这两个季节里那儿鲜花盛开。整个一栋楼共有三十个房间,全都布置得富丽堂皇。

当塔拉斯和塞梯尼亚兹把汽车开进两旁都是参天大树的一条长长的小路时,天已黑了。但这栋楼里每一扇窗子和每一扇开着的门无不灯火通明。起初他们以为也许在举行什么晚会。车在两排柱子中间的门廊里停下。黑漆大门洞开,他们就走进去。

他们立即嗅到一股气味。两人交换了一下忧虑的眼色。当他们发现溢出的汽油正顺着部分覆

盖在白色楼梯上的黑色合成橡胶地毯慢慢地淌下来时,这种忧虑更是有增无减。几乎在这同时,迪耶戈本人出现在楼梯顶上,往下看着他们。他手里拿着一罐汽油。

“你们来得正好,”他说,“再过几分钟就太迟了。雷伯说了:‘如果他们要这屋里的任何东西,让他们拿吧,不管什么东西……’”

他笑嘻嘻地表示:那就请吧。不过要快。

“你要干什么?”塞梯尼亚兹问道。

迪耶戈举起手里的汽油罐,把里面剩下的一点儿浇在楼梯扶手上。塔拉斯的裤脚也溅到了汽油。

“对不起,塔拉斯先生,”迪耶戈说。“你当然猜得出我要干什么。”

“这非常明显,”塔拉斯说。

塞梯尼亚兹朝楼梯那边跨了两步。

“啧啧啧……”迪耶戈说,“瞧。”

他举起右手,给他们看一只金质的打火机。他轻轻一按,小小的火苗窜了出来。迪耶戈笑了。

“这栋楼里的汽油足够把整个苏黎世变成一片火海。我自己正蹚着汽油走呢。要是你再跨前一步,塞梯尼亚兹,咱俩就得同归于尽。要是你不相信的话,不妨再走近点……”

“大卫,看在老天份上,快回来,”塔拉斯说。塞梯尼亚兹无可奈何地退了回来。

“现在,你们二位必须出去把你们的车开

走。我既不要烧车,也不要烧人。雷伯没有叫我

把你们烧掉。”

他哈哈大笑,手依然举着明火,随时可以点着这一大片汽油。

“走吧,大卫。”

塔拉斯把他的同伴拉到门外被前些天来来往往的人踩结实的雪地里。

“大卫,请你把车发动起来,停到稍远一点的地方去。”

“必须制止他,”塞梯尼亚兹说,一边气得浑身发抖。“我们应该去叫警察……”

“请闭上你的嘴,快把这该死的车开走,塞梯尼亚兹君。”至少这一回,塔拉斯说话不象平时那样讲究措辞了,尽管声调还算平和。

塔拉斯看着汽车开走,然后跑回到台阶上,正好面对面碰上从里边出来的迪耶戈,他手里又拿着另外两罐汽油。塔拉斯举起手来。

“我不想阻止你。”

“我知道,”迪耶戈说,“雷伯说过。”

他从塔拉斯旁边擦肩而过,显然无动于衷。

“当心你的脚,教授。”

汽油都洒上了。迪耶戈末了把罐里剩下的统统倒在木窗板上。然后他朝着给主楼里辉煌的灯火映照得如同白昼的一些附属建筑那儿走去。

塔拉斯看见他又用汽油把那些平房和马厩浇了个透湿。乔治走到五十米外一颗落叶松旁,倚在树干上。他在打颤,或者说在哆嗦,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他觉得冷呢还是心里激动。他听见,塞梯尼亚兹踩着积雪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走过来,一声不吭地站在他左边。

“你冷静下来了吗,大卫?”

“是的。”

“现在你明白了吧?”

“是的,我想是明白了。不过这太可怕。”

“哪个王八蛋说过不可怕呢?”塔拉斯说。他在想:雷伯也许就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藏在黑夜里,毫无表情,睁着那双猫头鹰似的眼睛,内心燃烧着地狱之火。天哪,那个人的痛苦肯定比任何人更甚……

第一团火焰出现了,起初有些羞羞答答、躲躲闪闪的样子。

蓝幽幽的火舌沿着仆人住房的木头阳台的栏杆蔓延过去。它突然变成了熊熊烈火,黄色的火光令人目眩。就在这刹那问,只听得一片杂沓的马蹄声和马嘶声传来,与眼前的景象是那样格格不入,塔拉斯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呢。

但这些声音是真实的。迪耶戈又出现了,他骑着一匹光背的栗色马——那马有三只脚是白色的,——后面还用一条长长的缰绳牵着另外八匹马。他策马离开火场,但到了那两人跟前,就连忙把马勒住。

“雷伯没有说过怎样发落这些马。但他知道只有这些马才是我唯一关心的事情。”

他稍微转过头去看看那栋白色的房子。他一抡臂,把打火机朝门廊扔去。那栋三层楼的别墅顿时火光烛天。

他见状发出一声狂叫,那些马在雪地里疾驰而去,很快就被黑夜所吞没。

王臣——8

自那以后,虽有其他许多人见过王,跟他谈过话,然而能说出王来踪去迹的只有迪耶戈·哈斯一个人,而他多多少少向乔治·塔拉斯透露过一些情况。

象佩特里迪斯兄弟、阿洛伊斯·克纳普、保尔·苏必斯、中国人韩某、罗杰·邓恩、厄尔尼·高兹契尼亚克、弗朗西斯科·桑塔纳、亨利·钱斯、埃塞尔·考特这些人,当然还有塞梯尼亚兹和塔拉斯,他们每人都见过王好几次,有的还跟他在一起呆上几天。在夏眠死后的五年中。雷伯·克立姆罗德经常旅行,走遍了好多稀奇古怪的去处,往往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比如,在六十年代初,尤其是一九六三年,克立姆罗德着手在东南亚开设纺织厂,随后又开发电子工业。当时,他少说也曾拜访过十次以香港和新加坡为活动基地

的韩某。

他继续扩充他那错综复杂的公司网,这种情况至少又持续五年,直到一九六六年。与此同时,塞梯尼亚兹启用了一套新分类系统管理他的档案,这是要借助于电子计算机的。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扩充了在五十八街的事务所地盘,增加一层楼面放他的计算机。

“在一定程度上,”后来他说,“我可以探索雷伯留下的踪迹。我们难得见面,见面时,或者雷伯打电话给我时,他也从来不说自己一向都在哪里。他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黑狗间接指挥,而黑狗的人数也增加了许多,在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间达到了二十六名。”

“在发挥黑狗的作用方面,他只是把一开始就采用的那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加以完善。这些人中的大部分,确切地说是十四人,原先均为罗马尼亚籍,一般往往是犹太人(但不一定个个都是),多数情况下是美国公民(但也不一定个个都是)。我不太清楚罗马尼亚人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情况,也不太清楚,两次大战之间以及一九四五年以后,为什么瓦拉几亚人、摩尔多瓦人、特兰西瓦尼亚人纷纷移居到别的国家去。不过,在

寻觅雷伯昔日的踪迹过程中,会得到这么个印象:全世界到处都有这些罗马尼亚人。有一天我甚至接待过一个化名迪米斯特里斯的人,他拿着澳大利亚的护照来到我的事务所,向我汇报雷伯新建立了三家公司:一家航空公司,两家采矿公司,设在新南威尔士和珀思,那就是说在韩某的封地里。”

“然而,不管他们属于什么血统或国籍,他们都有某些共同的特性,那就是:狂热地、盲目地忠于雷伯。他们奉命来向我汇报,可是只要该交代的事情刚一结束,如果我请他们跟我谈谈雷伯·克立姆罗德的情况,他们必定会茫然凝视着我,问道:‘你指的是谁?’”

“关于雷伯的日常生活,我们唯一的消息来源就是哈斯。”

当然还有乌巴尔多·罗沙以及某些南美洲人。但在克立姆罗德发动第二轮攻势期间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大卫·塞梯尼亚兹根本不知道有罗沙其人。同样他也不知道若热·索克拉特斯和埃默森·科埃略的存在,对于正在南美大陆悄悄地进行并且初具规模的壮举当然一无所知。

因此,韦科猎奇这段插曲,是通过迪耶戈·哈斯,又通过乔治·塔拉斯传到塞梯尼亚兹耳朵里的。

在达拉斯,雷伯用了两天时间跟石油巨头和银行家们商谈。照他一贯的做法,他并不亲自参加谈判,而是由两位律师代劳;一个是名叫加里·莫尔斯的得克萨斯人(他一直不知道克立姆罗德的名字),另一个是头脑灵活,有良好教养的墨西哥入,名叫弗朗西斯科·桑塔纳。

桑塔纳是一名王臣,在一九六四年七月韦科事件前后,他已为克立姆罗德工作了九个年头。至少,一九五五年春天,他的名字己出现在塞梯尼亚兹的档案里,当时一个新的卷宗表明了他的身份,第一页上标着一个红色的“特”字。

他个子细长,相貌英俊,长而又大的眼睛说

明他有点儿印第安血统,看上去象个西班牙—墨

西哥世家子弟;可是,别看他外表如此,他的出

身极其平凡、他生在一个遥远的印第安人村庄,

由于运气好,加上刻苦用功,他获得了好几张文

凭。乔治·塔拉斯戏称他为“马塔多尔”(刺牛

士)。看他那股机灵劲儿。说话准确流畅,谈判

时头脑冷静,思想集中,颇有几分象斗牛场上的明星奥多涅斯,尤其象多明京。

弗朗西斯科·桑塔纳是个负责多方面事务的王臣,包括低税率区域内的产业和有关委内瑞拉、美国、加勒比海石油方面的事务,尤其令人惊奇的是,连海水淡化他也管。

在达拉斯谈判中,他的公开身份是一个美国—墨西哥财团的代表。该财团在达拉斯市内、达拉斯郊区和沃思堡拥有一万公顷土地,都是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七年买进的。据塞锑尼亚兹统计,这些地产共有一万九千五百公顷,所有权属于五家巴拿马挂名公司。一九五七年是克立姆罗德与突多尔·安盖尔一起搞内华达行动的一年。

跟桑塔纳打交道的人,是当地势力最大的两个小朝廷的成员;奈西姆·沙哈则代表克立姆罗德从事大规模白银投机时也跟他们打过交道。

在莫尔斯的协助下,桑塔纳照例在谈判中表现得很活跃,同时一丝不苟地严格执行克立姆罗德事先给他的指示。而雷伯权充给这个墨西哥人携带文件的助手,并以这一身份列席会谈,只要

桑塔纳打一个手势,雷伯立即带着他特有的幽默感跳起来为“头儿”点烟(桑塔纳抽的是一种长长的雪茄)。三项预先计划好的交换事宜达成了协议:克利夫帕克湖附近的若干公顷地产交换商业区的几栋大楼,达拉斯—沃思堡收税公路附近的土地交换几家公司的部分股权,以后这部分股权通过增资或不增资再交换另一个公司的大部分股权。这笔交易虽然在一九六四年七月结束,其实在十四个月前莫尔斯和桑塔纳就着手进行了。

成交总额约为七千三百万美元。

“你真的给那头墨西哥蠢驴点过雪茄?”

迪耶戈驾驶着一辆小型运货车。三个小时以前,天刚亮,他和雷伯就离开达拉斯西行,至于为什么要往西,迪耶戈不知道。

“其中有个律师,叫卡尔森,就是面朝弗朗西斯科和莫尔斯的那个,以前见过我一回。那是五年前在休斯敦的时候。这次他几乎认出了我。在休斯敦时,别人告诉他我叫德雷姆勒;而这一回,弗朗西斯科向他介绍我叫富恩特。”

“圣母啊!”迪耶戈用讥消的口吻故作惊人之叹。“那可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他到达拉斯来找死啊?而刺牛士应该事先告诉你卡尔森也要到那儿去。你一定记得他的名字。”

“对方临时换了人,而莫尔斯又忘了通知弗朗西斯科。莫尔斯再也不会跟咱们一起工作。迪耶戈,我饿了。”

他们刚刚穿过阿比林,车正朝着埃尔帕索的方向直奔佩科斯。迪耶戈仍然不知道干什么去。雷伯说走这条路,他就走这条路。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他们在达拉斯住了两夜汽车旅馆,临走时雷伯说:“咱们把衣服换换。”他们便脱去套装,解下领带,换上旧紧身裤、不太新的牛仔衫,已经穿乏了的尖头牛仔靴。“穿这些东西真不舒服,”迪耶戈抱怨说,“对于我这双小脚,对于我肉墩墩的小屁股,对于我这个可爱的小大肚子,都不好受。我看上去就象系列动画片里的米老鼠或神速的冈萨雷斯,就差一项阔边帽。”

“顺便提一下,”雷伯说,“你还真需要一顶帽子。奉劝你在这一带地方不要光着脑袋乱跑。”

“还有什么?”迪耶戈说着叹了口气。

他们右边出现了一座小屋,四个白色的大写字母“FOOD”表示那里有吃的卖。

“要不要停下?”

“不。”

“我想你饿了。”

“可以忍一下。咱们还没到地方。”

“我很想知道咱们在往哪里去。你说的哪里?”

“甜水镇。”

七月二日上午十一点左右,他们到达那个地方。照迪耶戈说,那个地方根本不值得这么大老远赶来,甚至连停靠一下也不值得。这是个小地方,房屋排成一长列,好象在烈日下永远沉睡不醒了。

雷伯选了一家看上去很普通的饭馆。他们要了牛排,迪耶戈不知多少次完全不抱什么希望地

向侍者说明,他的牛排要嫩一点,嫩一点,外面颜色很红,里面差不多是生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心里已经认定了,他拿得准牛排端上来时必定过了火候。何况这名侍者摆出一副压根儿不想听的样子。事实果真如此。他们吃了起来。随后,就在他们快吃完那必不可少的苹果排时,事情发生了。

一个男人走进饭馆,他的两条肌肉发达的膀臂刺着花纹,一头短发象个海军陆战队士兵,他戴一顶黑色的牛仔帽,帽子上有一条蜥蜴皮或蛇皮饰带。他左手拿着—个铁皮罐,盖着盖子,还用皮带扣住。

他把铁皮罐放在贴近自己的一张凳子上,要了杯啤酒。

迪耶戈知道雷伯的脾气,注意到他眼睛里闪起了火花,这表明雷伯发现了什么乐子。

他问道:“怎么回事?”

“瞧他旁边墙上的海报。”雷伯说。

迪耶戈抬头望去,但几乎得站起来才能看

清。关键的几个字是:“韦科”(他知道这是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城市)、“兜捕响尾蛇”和“三百美元奖金”。迪耶戈只觉得—股冷气直透骨髓。

“咱们就是为这个来的?”

“嗯……”

迪耶戈知道兜捕是怎么回事,他也知道响尾蛇是什么东西,他大吃—惊。

这—惊非同小可,他以为自己马上会开始呕

吐。

“你们应该自己去抓那些鬼东西,”那个手臂上刺花的人说。他名叫乔克·威尔逊。“这些是我的。不过,你们要我跟你们一起去找,那也可以。二十块钱。”

“六块。”雷伯说。

双方以十二美元达成协议。

他们的黄色小运货车离开了甜水镇,驶进赤日炎炎的山丘,那里的气温至少有五十五摄氏

度。威尔逊带着一切必须的装备:钳棍(其顶端是用编起来的铁丝做成的钳子)、小镜子、一罐汽油,还有那个不可缺少的铁皮罐。

他们在头一个小时内就捕到三条:这些爬虫躲在一块背阴处的岩石缝里,甚至它们也受不了这样的酷热。但在以后的两小时内,却连一条蛇的影子也没看见。

“这一带剩下的蛇已经很少,”威尔逊解释说,“不过算你们走运碰到了我,我对这该死的地方了如指掌。你们放心,你们答应我的十五块钱不会白花。”

“十二块,”雷伯笑着说。“回去后另加一杯啤酒。”

他们用小镜子聚集阳光,有条不紊地点着岩石的每一条缝隙。最后,一窝蠕动的爬虫给逼出来了。威尔逊把一根小铜管插进汽油罐,开始慢慢地洒汽油。

“看着点,朋友……”

随后的几分钟里他们用钳棍捕到六条响尾

蛇。雷伯正在惊异于其中一条作横向移动时敏捷非凡,这条蛇已经游过来咬他的靴尖。

“这条响尾蛇正是你要的那种,”威尔逊

说。“它不象别的鬼东西扭动,它一下子就他妈
住旁边窜。这蛇一口气能窜到一英里半以外。你

已经看见了,可以相信这话不假。这些是参加比

赛的响尾蛇,朋友。你千万得小心点。只要再抓

住一条,你他妈就凑满十条了。”

那天他们捕到的蛇中有六条角形响尾蛇,最长的一条有七八十厘米。一条卡斯卡韦尔响尾蛇,足有一米五十长,背上照例有马赛克花纹,许多斑点这接成带状图案顺着蛇身延伸。其余三条是背上有菱形花纹的衲脊蛇,最长的一条有二米。

至于它们对人的危害,那是很明显的,但又不完全相同。角形蛇和衲脊蛇能把毒液射进血管内壁,破坏组织。卡斯卡韦尔蛇很特别;它的毒牙跟衲脊蛇一样,有时候有四厘米长,它的毒液里有一种神经毒素,能造成肌肉、特别是心肌的麻痹。

“那得看是什么人了,朋友,”威尔逊回答迪

耶戈向他提的一个问题的说,“如果你非得让一条这样的鬼东西咬的话,那宁愿让角形蛇或衲脊蛇咬。那些卡斯卡韦尔蛇最他妈不是玩意儿。不过,无论让哪一种响尾蛇咬了,反正不出三四十分钟都得完蛋。同样报销。”

第十条蛇,一条衲脊蛇,是在夜幕快降下时抓到的。它正想追一只兔子。迪耶戈和雷伯两人动手,把它夹住在地上,然后提起来挥舞,塞进铁皮罐里。威尔逊只管啪的一声把盖子盖上。

“那不是我的蛇。我,我只是个向导。这你们可不能忘记。十三块钱?”

“十二块加一杯啤酒。”

迪耶戈只觉得身上的血都凝固了。他们回到小型运货车上。

“你想去韦科参加比赛?”

雷伯点点头。咸尔逊好奇地着着他。

“以前玩过响尾蛇吗?”

“实不相瞒,没有,”雷伯回答说。

比赛在一个农场特地腾出来的大谷仓里进行。一些大型的农业机械被用来搭成临时看台,中间留出一小块竞赛场地。这个农场在韦科以南十来公里的布拉索斯河畔,离达拉斯的摩天高楼四十五公里。

赛场中央放着一个细铁丝笼子,不过三米见方。笼子没有顶,铁丝网壁高达一米二十。观众有二百五十到三百人,每个人都是花了一美元五十美分来看这场比赛的。

“你明白我对你的要求吗,迪耶戈?”

“明白。”

“迪耶戈,要是你在我发出信号之前就动起来的话,决不原谅你。”

“我明白,雷伯。”

谷仓里静了下来。一只小铁箱里的东西刚刚倒进笼子,十条响尾蛇就舒展开身子,其中好多

条摇响了尾巴。有一条狂怒地撞着铁丝网,不成比例地张开蛇口,两次咬住铁丝。人群开始起哄,就象狂热的观众见一头雄赳赳的公牛进入斗牛场时那样。

当第一组出场时,喧闹声立即平息下来。一组是两个人。他们身穿紧身裤和衬衫,头戴牛仔帽,脚登牛仔靴。手上不戴手套之类的任何东西。其中一个携带一只装谷物用的那种厚麻袋。

他们等到比赛主持人发出“开始”的信号,立即行动起来。其中一个人用很长的钳棍夹住响尾蛇,把蛇头紧按在赛台的木板上,手指紧紧扼住它腭下的要害,然后把蛇扔进麻袋里。他的助手只把麻袋口张开必要的一刹那工夫,不多也不少。一个人抓蛇的时侯,另一个人把麻袋在空中挥舞,让蛇与蛇之间保持距离。

他们的动作不太快。把十条蛇一一抓进麻袋实际用了两分十秒以上。

“不错。不过你们的速度还可以大大加

快,”比赛主持人说。他提醒观众,这项比赛的纪录是一分零九秒。

“雷伯!”

“别忙,迪耶戈。”

雷伯依然双手叉腰,眼神显得飘忽而邈远。

“雷伯,谁跟你进笼子去张麻袋口?”

“威尔逊。”

场内鸦雀无声。第二组进了笼子。

“让威尔逊见他的鬼去吧,”迪耶戈突然横下一条心说。“我要去为你张麻袋口,不要别人。”

“不。”

“那好吧,雷伯。那样的话,你先得把我打昏过去。否则,我,我要跳进笼子里去坐在那些该死的蛇身上。”

迪耶戈处在两种使他同样毛骨悚然的恐惧夹攻之下:一是对响尾蛇的恐惧,这是明摆着的;二是眼看雷伯死去而自己束手无策,就连跟他一起死也办不到,这比前一种恐惧更厉害。他从没

想过要阻止雷伯“玩蛇”(这是威尔逊的用语)。即使他有过这个念头,也会立即打消,因为他在一切事储上都追随雷伯。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跟着走,必要时鼓鼓气或推一把,反正一条路走到底。不管是什么路。也不管终点是哪里。

“雷伯,我恳求你,”他颤抖着,眼睛里噙满泪水,

“别拒绝我,雷伯。”

“乔克,”冒伯镇定自若地对威尔逊说,“计划有一点变动。迪耶戈将代替你去张麻袋口。其余的非常简单,乔克,只要我不朝你看,你什么也别做。什么也别做。清楚了吗?”

“朋友,这简直是发疯,”威尔逊说。

“我会盯住你看上几秒钟,那时,只有在那个时候,而不是在这以前,你才能插手。”

“行。如果你愿意这样的话。”

“我愿意这样。”

他们被排在第五组。第四组的两个人来自附近的一个市镇,他们创造了一项新纪录:把十条蛇抓进麻袋只用了五十九秒,这是一个惊人的纪录。看来那三百美元的奖金已经非彼等莫属。他们开始杀死那些蛇,剥去蛇皮,准备在煤炭上烤熟后,美餐一顿,以此来庆祝他们即将到手的胜利。

第三组不那么顺利。他们不得不让人从笼子外面帮忙,用爪形钩将蛇压下去。抓蛇的那一个腿上给咬了,立刻被抬上三辆待命的救护车中的一辆,送进医院。

雷伯这一组在抓前面九条蛇时一切正常,尽管速度不太理想。当第九条蛇扔进迪耶戈张着的麻袋时,时间已过去了将近一分半钟,迪耶戈也已经大汗淋漓。他认为,雷伯的动作也许可以更快一点。但是,雷伯每一次都毫不犹豫地用他的大手抓住三角形脑袋紧挨在蛇脖后面的部位,然后从容地做最后一个动作,把拼命扭动的蛇身不慌不忙地扔进麻袋。他脸上毫无表情,但他曾向迪耶戈作了两次微笑。有那么几秒钟时间,迪耶戈竟以为雷伯决定放弃这个计划了。

现在轮到了第十条蛇。这是一条花纹美丽、

色彩鲜艳的衲脊蛇,近一米五十长。当雷伯靠近时,它摆好了决斗的架势:蛇的尾部成S形垂直竖起;脑袋前后摆动着,摆幅很小,标枪似的叉形舌头几乎一动也不动……

……直到雷伯右手的棍子伸到离它不到二十

厘米时,那舌头突然以闪电般的速度射出来,在紧接着的十分之一秒内,雷伯用左手迅速抓住蛇脑袋后面的部位,随后对于象鞭子一般连连空抽的蛇身完成合围。

“瞧着,迪耶戈,”雷伯说,同时作了第三次微笑。

他把棍子扔掉,小心翼翼地用右手替代左手的位置掐住蛇脖子。他使劲一攥,蛇的上下腭立即张大,大得难以置信,毒牙清晰可见。

“好,”雷伯说。

他张开左手伸到蛇的面前,并且松开攥住蛇的右手。人群发出尖叫。毒牙直接插进大拇指和食指根部的虎口。

“迪耶戈,麻袋请抓牢,”雷伯把牙咬得紧紧

地说。此后,他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时有一个人跳进笼子,夺过马上就要从迪耶戈手里掉下来的麻袋。另一个人即威尔逊一个箭步冲到雷伯面前,割去蛇脑袋,把蛇牙从雷伯手上拔出来。他和另外两个人托住雷伯的胳膊和两膝把他抬出笼子放到一张桌子上。

雷伯的整个身子都在颤抖,他脸色煞白,牙关紧咬,眼睛闭拢,鼻孔收缩,一声不吭。

有人说:“非挖去坏肉不可。”

被咬的那只手在肿胀,随着血液循环受阻和皮肤变得麻木,肿胀扩展到腕部和前臂。

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谷仓。

“我们只好等待,”威尔逊说。“他叫我一直等到他朝我看的时候为止。不信问他的朋友。”

“我们只好等待,”迪耶戈说,他那一对黄眼珠子好像在燃烧。

三十秒。

“看好救护车,”威尔逊说:“别慌,朋友。”

“四十秒,雷伯,”迪耶戈说。

“别慌,朋友。”

“五十秒,”迪耶戈说。

这叫雷伯抽搐起来,要不是有两个人扶着他,他准会摔倒在地上。

“别慌,朋友。”

“一分钟,”迪耶戈说。

又过了二十五秒后,雷伯睁开了眼睛,看得出他还想展出笑容,那双清澈的灰色眼睛首先寻找迪耶戈,然后才看威尔逊。

“好!”威尔逊尖声叫道。

他们把他扶起来,架着他直奔早已开着门等在那里的救护车,司机坐在方向盘后面担架等物全部准备着。一名护理人员想阻止迪耶戈上救护

车,不料那个阿根廷人竞用一支科尔特自动手枪的枪管抵着他的腹部。

“要是他在咱们到那儿之前死去,朋友,咱们都得死。Muy pronto, por favor。(注:西班牙语,请快一点。)”

在那辆救护车上,他们没有采取任何麻醉手段,就用一把刀子切除了所有坏死的肉,从左手的虎口往上,通过整个腕部,几乎一直到肘部,切去将近三十厘米长长的一条,最坏的地方有五厘米宽。进刀的深度在五毫米左右,血相对来说流得比较少。

后来,韦科的医生们对迪耶戈说,他们那种屠夫式的蛮干根本不管用。“但偏偏有那么一些疯子以此为荣,把他们的伤疤看作骄傲,在这方面,你的这位朋友大概可以创造某种纪录。”

当然,不管怎样,雷伯没有因此而死去。

王臣——9

乔治·塔拉斯确信,如果以为在韦科事件以及迪耶戈·哈斯拒绝参与的其他一些事件中,雷伯·克立姆罗德实际上是自寻灭亡,那是荒谬的。

“失去了唯一为他所爱的女人,他仿佛掉进了地狱。他痛不欲生,于是乎地跑遍整个世界,动不动就向夺走了他的夏眠的死神挑战——把雷伯想象成这样一个人,自然颇有浪漫主义色

彩。”

“然而,那是在用常人的尺度衡量一个非同寻常的人。”

“他是古往今来地球上最有钱的人。六十年代中期,他就拥有并亲自掌管一份价值七十至八十亿美元的财产,在那时候,这相当于甚至超过了路德维希和盖梯两家财产的总和。可是,在这

方向他还远远没有到达自己的颠峰。”

“不。要说有什么浪漫主义的话,那也是在别处,而且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水准上。他与响尾蛇的这场对抗,对于他的整个生活方式具有典型意义。这无非是一段趣闻。要理解这一点,只消回忆一下一九四七年他与迪耶戈·哈斯初次相遇到分手的情形那时候,他一头钻进世界上最大、最神秘和最危险的丛林,活着从那里出来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他是怎样一个人,不妨再回忆一下,他是怎样白手起家发的财;可是在拥有不可思议的巨大财富的同时,他却隐姓埋名,一直到最后。”

“衡量雷伯·克立姆罗德这个人,必须用比所有这一切大得多的尺度。通过他最后那件惊天动地的壮举,我对这一点看得更清楚了……”

一九六四年九月,弗朗西斯科·桑塔纳来到纽约。这是他第一次和大卫·塞梯尼亚兹见面,大卫·塞梯尼亚兹也只听说过他的名字。桑塔纳的两个助手比他先到,他们是分别来的,互相之间并不认识,各人都以为自己是在单独执行一项秘密使命,很明显,桑塔纳对自己的下属同样也在使用

雷伯·克立姆罗德十分珍视的严密隔离制度。

这个墨西哥人自己不愿到东五十八衔塞梯尼亚兹的事务所去。一天早晨,他打了一个电话,用事先约好的暗语讲明自己的身份并且用流利的、委实无懈可击的英语很有礼貌地问,能不能劳塞梯尼亚兹大驾到他下榻的旅馆来一次。

在这之前,塞梯尼亚兹从神秘的杰思罗给他送来的一份报告中已经了解到桑塔纳的全部情况,特别是了解到桑塔纳在雷伯的干部队伍里地位越来越高。桑塔纳的班子做过大量工作,使克立姆罗德一些新的大规模扩张计划得以实现。塞梯尼亚兹感到好奇,所以他爽快地同意了。再说,他并不经常有机会离开事务所到别处洽谈工作。

“我对于你了解得极少,”桑塔纳说,“仅限于雷伯告诉我的;而他只是说,我应该把一切都向你汇报,毫无保留。我能提个问题吗?”

“你随时都可以提问题,”塞梯尼亚兹回答说,心里着实觉得有趣。雷伯的使者(不论地位高低)在向他吐露秘密之前表现出犹豫,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你是谁?”桑塔纳问。

“一个律师,”塞梯尼亚兹说,“和你一样。一点不多,一点不少。”

他料想得到,有一连串问题在这个墨西哥人的舌尖上亟欲一吐为快:你是什么人,我凭什么该一五一十向你汇报?雷伯·克立姆罗德是什么人?他是不是别人的代理人?如果是,那么是谁的代理人?谁能居于雷伯之上,这样的人能是谁呢?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人可以对雷伯发号施令?

尤其是这最后一点,折磨着所有来见塞梯尼亚兹的人。

他们往往对克立姆罗德怀有一种狂热的感情,满以为只有在他们自己心中珍藏着雷伯的秘密,一旦发现还有另一个人同样参与其事,就会感到气愤。然而,这些人对于雷伯都没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一个也没有。他们每人所掌握的只是一台复杂的巨型机器的一个小小的部件,只有塞梯尼亚兹能把这台机器组装起来,然而,即使是他塞梯尼亚兹对于这一切是否了然于胸呢?归根到底在一九六四年,他对于正在南美趋于成型的

事还一无所知。

倘若塞梯尼亚兹为自己居于这个特殊的地位而飘飘然洋洋得意,那么,乔治·塔拉斯有一句话可以使他两脚着地回到现实中来。这个缺德的塔拉斯曾提出这样的设想:在世界上某个地方,甚至就在纽约城,或许有另一个塞梯尼亚兹正同样感到飘飘然洋样得意,或许也在组装那台复杂的巨型机器……

塞梯尼亚兹对桑塔纳说:“我的任务是保存好记录,仅此而已。不妨说我是一名文牍。”

这位墨西哥人一双黑眼睛冷峻地仔细打量着塞梯尼亚兹。最后他的态度似乎有所缓和。他问塞梯尼亚兹是不是看过桑塔纳的一个助手送到东五十八街去的文件。塞梯尼亚兹说看过了。

“这是一桩了不起的生意,”桑塔纳几乎带点儿勉强的口气说,“仅达拉斯行动一项就意味着一亿多美元。”

“的确了不起,”塞梯尼亚兹同意说,并竭力做出很有感触的样子,脑子里却这么想:也可以这么说,眼下我这个被认为毫无幽默感的人却在

扮演雷伯的角色。

“还不止这些,”桑塔纳继续说,“在马拉开波和加勒比海的石油生意,估计也有这么大的数目,很可能比这还要大。如果再加上一亿五千万,大概比较接近现实。”

“真是惊人,”赛梯尼亚兹一边这么说,一边在想:加起来总共只占雷伯全部财产的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至少据我所知只占这么一个比例。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数字就黯然失色了。

“此外,”桑塔纳又说,“还有那座海水淡化

厂……”

塞梯尼亚兹从一开始就知道那桩生意是怎么回事。它最初于一九五六年在案卷里出现,那是在第二轮攻势开始之后不久。起先,一家巴拿马公司——它也属于克立姆罗德所有——分三个阶段向墨西哥政府租用十万公顷无人居住的沙漠地带。第二家同样不由雷伯出面的公司安装了可以同时生产饮用水和食盐的全套设施。这第二家公司由一个名叫埃利亚斯·白尼适的人经管,塞梯尼亚兹发现此人是约尔·白尼适的叔伯兄弟,业已移居美国。第三家公司总部设在泽西岛,它负责建

造价格低廉的住房。第四家公司在一个由桑塔纳推荐的墨西哥籍受托人监督下,从事土地分块买卖,把这些土地一块块地转卖给农民或墨西哥公司。第五家公司,一家保尔·苏必斯在其中占有很大股权的法国公司,建造了一个能容纳十五万吨轮的港口。

第六家公司——根据一项委托协议书,弗朗西斯科·桑塔纳成了它的业主——负责每年销售一千五百万吨食盐。

“有一些新的发展,”桑塔纳说,“我要亲自到这里来,只要能见到你就把这些新的发展告诉你。关于海水淡化厂有一些新情况。我们已经签订了在阿拉伯半岛建造其他海水淡化厂的合同,条件很优惠。贝鲁特有一位名叫沙哈则的黎巴嫩银行家,代表我们与阿拉伯酋长们会谈,我曾向雷伯建议以某种方式酬谢他。但这并不是主要问题。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一项谈判,想要把我们在墨两哥的一家工厂重新买回来。很快就要签订合同了,价格是六千万美元;那是个好价钱。问题不在这里。几年之前,我们与日本化工界某财团签订过一些有关食盐的协议。这些协议刚加以

续订;他们的律师姓韩,此人极难对付。他是从香港来的。他的顽固劲儿足以使任何人发疯。不过我们现在不提他吧……我要谈的是海运问题。

这使我有点儿伤脑筋。我们与一家利比里亚公司签订了一项由他们独家包运食盐的合同,至少这一次我对合同的条款极不满意。”

“有什么区别呢?”塞梯尼亚兹问道。“反正全部都要转卖给一个德国财团。”

“这家利比里亚公司过去三年中从我们手里弄走了巨额利润。”

“这事你与雷伯讨论过吗?”

“讨论过好几次了。他承认在签订最初几项协议时,他犯了一个错误。他本来打算认晦气算了,但是经我一再坚持,他同意我把这场官司打下去。我遇到的对手——利比里亚公司方面的律师——是在纽约的希腊人,佩特里迪斯兄弟。这哥儿俩简直是花岗石脑袋。你认识他们吗?”

“名字听说过,”塞梯尼亚兹说。“他们很有点儿名气。”

说这话的同时他心里在想:“如今王臣与王巨发生了火并!当桑塔纳跑去告诉莆伯说准备要掐死尼克和托尼时,我可以想象雷伯一定什么表情也没有。这场混战真够瞧的!”

“塞梯尼亚兹,”那个墨西哥人说。“有时候我对雷伯不大能够理解。大多数时候他是出色的,的确很出色,我说话用词可是经过斟酌的。可有时候他完全销声匿迹,万一我真需要他的时候,不知上哪儿才能找到他……”

“发生过那种情况吗?我是说,是不是有过你需要他而又无法找到他的那种情况?”

“还没有过,”桑塔纳说。“但那是可能发生的。何况,我所指的不仅仅是雷伯在哪里的问题。有时候他处理一些事情马马虎虎,象这次海运问题便是,让人觉得好象他对钱根本不感兴趣。我并不是抱怨。恰恰相反。但是我需要对某个人谈谈这种情形……塞梯尼亚兹,有没有什么

事情是我应该知道而不知道的?我不相信,也无法相信雷伯会犯错误。你会笑话我,但我认为他几乎是万无一失的。你能回答我的问题吗?”

“你所需要知道的,你全都知道。”

塞梯尼亚兹面带笑容。他险些笑出声来,因为桑塔纳刚才提到的那些人其实都是王臣:韩某、沙哈则、苏必斯、泽西岛某公司的埃塞尔·考特、佩特里迪斯兄弟,还有桑塔纳自己。甚至包括埃利亚斯·白尼适在内,虽然他还不是王臣,而只是受雷伯的委托为他经营一家公司。这些人互相争斗每个人都觉得别人“顽固而不好对付……

而跟他一样掌握着秘密的雷伯把这些都看在眼里,暗暗发笑。

这个墨西哥人在其他方面一贯精明,此刻却突然显得大惑不解;然而,塞梯尼亚兹自己在雷伯面前不也经常感到困感吗?两种情况何其相似乃尔?想到这里,塞梯尼亚兹再也不觉得可笑了。

“谈到雷伯,弗朗西斯科,我和你有同样的感觉,他不是一个寻常的人。”

他们的友谊由是而始。

弗朗西斯科·桑塔纳之所以要会见塞梯尼亚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根据雷伯的命令,在过去的

一年里,桑塔纳与乔治·塔拉斯搭档从事一次与低税率区域有关的特殊任务。在神话般的巨额财富积聚之初,是塔拉斯在整整一大批国际法专家的协助下,担当起了财政方面的组织工作。整个系统有点儿象是好几座金字塔,一座挨着一座,每一座由一名王臣负责。金字塔的规模大小不一,视所属领域而异。系统的纽带乃是雷伯本人;而塞梯尼亚兹则知道它的存在。

因为这个系统的实质和存在都是秘密的,所以他们大大地钻了五十年代初期某些国家和地区立法的空子。那些地方只要在可能和有利的情况下对于要求保密的公司也表示欢迎,塞梯尼亚兹曾在他的案卷里看见过一系列企业,它们的总部设在巴拿马、摩纳哥、列支敦士登、泽西岛或者格恩西岛。

从一九六二年起,直到一九六八年随着殖民统治的削弱或消失,在这张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些富有异国情调的地名:巴哈马群岛、库拉索岛、开曼群岛、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直布罗陀、香港、马恩岛,甚至还有太平洋中部一个名叫瑙鲁的小小珊瑚岛。

当然,还有利比里亚。

克立姆罗德在利比里亚先后成立过将近一百八十个公司办事处——包括那些已经解散了的。

“大卫,”塔拉斯曾经说:“我越来越老了。我这副可怜的肩膀开始承受不住年岁的重压,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对我来说已一年比一年劳累。我已要求雷伯找个人,让这个人现在能和我一起工作,最后取代我的位置。我不知道雷伯会挑选谁……”

这个人是弗朗西斯科·桑塔纳。

塞梯尼亚兹后来说:“他和另外一个人——一个荷兰人,我叫他德弗里斯——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任务不是创建公司(除开桑塔纳亲自掌管的那些),而是监督这些公司的建立,在起初阶段还得注意所选择的低税率区域是否安全。至少有三个目前已是众所周知的低税率国家——或者说三处岛屿,因为它们往往就是岛国——实际上是桑塔纳和德弗里斯‘发明’的。我了解这个情况,因为我负责一项被雷伯命名为‘弥尔顿’的特别预算,这名字的含义一目了然,它指的是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和《复乐园》。这项预算有助于……说服(且不说‘收买’)有关的一些小

国政府。这并不单单是一种贿赂。例如有一次,一个新成立的国家就通过了一些符合我们愿望的法律,交换条件就是我们的一个海运公司与它签订一项合同。”

塞梯厄亚兹邀请桑塔纳第二天与他共进晚餐,墨西哥人欣然接受了邀请。他们两人年龄相仿,都是四十刚出头,而且对好些事物的见解相同,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俩都十分认真、精细,做每件事情都一丝不苟.谨慎周到。比方说,大卫对尼克·佩特里迪斯还不算讨厌,尽管尼克的想象力丰富得象个希腊海盗,大卫也并不讨厌保尔·苏必斯,两人能用法语流利交谈,但是苏必斯的冷嘲热讽使他很恼火,唯有桑塔纳的严谨与大卫非常投合。

在乔治·塔拉斯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他曾说:“刺牛士和你一样,也没有什么幽默感,大卫,你们两人都具有会计师的气质。你们相互很合得来……”

桑塔纳离开纽约不久,就让他的一个助手给塞梯尼亚兹送去一份新的案卷,内容是有关—笔交易的,桑塔纳自己在这次交易中只起了次要的

作用。他被召去商谈在牙买加购买一宗地产的有关事宜,但并不知道这宗地产将派什么用场。实际上这是一项更大的行动的组成部分;这项行动由菲利普·范登伯格和埃塞尔·考特两名王臣负责,目的是要在加勒比海诸岛建立两个旅馆系统。范登伯格和考特彼此并不认识,每人各负责一个系统,互相间展开竞争,这些都是克立姆罗德安排的。

桑塔纳在案卷里面附了一封信,邀请塞梯尼亚兹到他家去住一段时间;桑塔纳的家在墨西哥的尤卡坦省梅里达市。

他们互相又通了几封信之后,到一九六五年春,塞梯尼亚兹一家子———当时已经有五个孩子——终于成行前往墨西哥。他们在桑塔纳相当简朴的家里度过两个星期,还因为近水楼台的关系去参观了一些马亚人的庙宇。桑塔纳高兴地声明,他自己有几分马亚人血统。

直到十天之后,桑塔纳才提出下面的问题。

“大卫,你大概不会回答我,但有件事实在叫我迷惑不解:雷伯究竟要这八百万棵加勒比松做什么用?”

“你说什么?”塞梯尼亚兹楞然问道。

“加勒比松。就和你在我们周围所看到的那种树一样.准确的拉丁文学名叫做

Pinus Carybea。”

“你刚才说是多少棵?”

“八百万。”

塞梯尼亚兹的惊愕并非做作,他好不容易保持了外表的平静。桑塔纳当然误解为他是装糊涂。

“对不起,”他笑容可掬地说。“我真不该向你提这个问题。我看得出,我的冒昧使你很为难。我们再也别提这档子事。还是来看看‘塞诺

特’吧。这是一种相当大的天然井,满有意思。从前,我们的祖先把祭神的活人往里扔,不过先要把牺牲者用珠宝打扮起来。象这样死法倒不

坏……”

塞梯尼亚兹琢磨着:雷伯要八百万棵加勒比松到底想干什么?

这个疑团使塞梯尼亚兹简直坐立不安。回到纽约以后,他象干什么亏心事似地仔细查阅他的案卷。当时,他那里已经有一千二百多个公司的档案。实际上全部都是克立姆罗德公司。一九六五年的计算机处于早期的水平,但它还是能够显示,在它的存储器里从未提及有关“加勒比松树”的任何交易,连一点影子都没有。

塞梯尼亚兹试着找另一个条目:“树”。

这下子他发现了,并且被提醒,在挪威、瑞典和芬兰,雷伯在林业方面拥有很大的股权。此外,他的一家加拿大公司,同一家完全没有听说过的(至少是塞梯尼亚兹所不知道的)阿根廷公司合伙,在一九六三年与尼基塔·赫曾晓夫的苏联签订过一大批关于林产品的合同;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在保尔·苏必斯的帮助下,这些合同又续订过一次,看来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关于这笔交易的两份完全相同的案卷,按照雷伯的双重监督制度,送到塞梯尼亚兹那里:一份由苏必斯送来,另一份由一名瑞士黑狗送来。

这还没完。四年前,一家法国和意大利合营的林业公司,把它百分之五十一的股票卖给了设在巴拿马的一家典型的克立姆罗德公司。

塞梯尼亚兹越来越被吸引住了,便进一步查下去。突然,案卷中出现了一个名字:海梅·罗查斯。塞梯尼亚兹对这个人一无所知。罗查斯在那家与苏联签订合同的阿根廷公司任经理。他还是

巴拿马那家公司的法律和财政顾问,那家公司对非洲的森林也有兴趣。也是这个罗查斯在加拿大签订了至少一打合同。

这些都是一名王臣的典型特征。然而,关于这个人,塞梯尼亚兹并没有收到过一份“绝密。面交收件人”的报告,也没有标有红色“特”字的个人档案送来。

一般说来,这意味着此人无足轻重。但在这里,矛盾十分明显。塞梯尼亚兹暗自思忖:“我无法相信雷伯会有这样的疏忽,那么……”

办公塞电只剩他一个人71他决定继续查看。(他总是等到别人都走了以后才开始这样的调查,因此这件事花去了他几个星期的时间。)他开始搜寻与海梅·罗查斯有关的一切。这个名字又出现了十四次,与另外十四个公司有关。显然,这个罗查斯到过许多地方,除了苏联、斯堪的纳维亚和非洲外,他还曾出现在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和中国;他还在南美,特别是在委内瑞拉参与过重大行动。他的大部分活动与农业或多或少有些关系,或属于树木栽培这个领域,但是有两次他也在别的买卖中起过作用:一次是有关高岭土的,究竟是一笔什么买卖不太清楚,另一次是

购买在法国的整座一批造纸厂。此人的踪迹常常和其他一些王臣的踪迹相交:在中国和印度支那与韩某相交叉,在法国和中东与苏必斯和沙哈则相交叉,在委内瑞拉与桑塔纳相交,在非洲与考特相交,在斯堪的纳维亚与高兹契尼亚克相交。但是这个人一直深藏不露。只是由于弗朗西斯科·桑塔纳偶然提到了那八百万棵树,塞梯尼亚兹才得以在一个包括三万五千多个名字的系统内发现这一个名字,海梅·罗查斯。

他觉得自己好象无意中撞上了什么庞然大

物。

一九六五年的夏天过去了,克立姆罗德一直没有露过面。秋天和冬天也一样。据塞梯尼亚兹所知,雷伯在一九六六年来过纽约三次。那年出现了许多新公司,塞梯尼亚兹所记录的数目超过了一千五百家。几乎每天都有一名黑狗送来一份新的案卷,在这个时期,塞梯尼亚兹的组织能力受到了真正的考验。他不能去度假,还不得不增加人手。尽管计算机用得比以前多,办公室的面积仍然越来越嫌小,他甚至考虑搬到别处去。但是雷伯不同意。

“这没有必要,大卫。我们刚刚越过浪峰。

今后的情况将趋于平稳。”

因为工作忙,塞梯尼亚兹每天办公将近十五小时,再也没有时间去考虑海梅·罗查斯。事实上,近来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这个阿根廷人的名字,好象他已不再为克立姆罗德工作。归根结蒂,可能这就是谜底。

塞梯尼亚兹后来说:“当时我产生了雷伯所有的副手通常产生的那种想法。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如果他要我知道这件事的话,他自己
会……’所以我什么也没说。

“此后,到一九六七年十月,事情发生了。”

塞梯尼亚兹接到通知,要他到布鲁克林某高级住宅区的亨特巷会面。那是一座典雅的褐色沙石建筑,造于十九世纪,开窗望得见曼哈领壮观的画面。“找艾利·丹侬。”这个姓氏听上去象是爱尔兰人,而“艾利”这名字男女都适用。

亨特巷是一条林萌道,艾利·丹侬原来是个年轻女人,高高的个子,棕色的头发,漂亮极啦。看得出她是个画家。塞梯尼亚兹到达时,见她手

里拿着画笔,身穿一件罩衫,上面溅得五颜六色的,倒也好看。她迎上前来,盈盈含笑接待了塞梯尼亚兹。

“他出去了,不过马上就回来,”她说。“他请你原谅并且少候。你是不是愿意当天使,愿意不?”

“天使?”

她扭摆着臀部走在前面,把客人引进一间挺可爱的工作室。架子上一幅油画画的是些圆圈和粗线条,从中可以看出一张小孩面孔的轮廓。

“我需要一位天使,把他画在正中间儿。但你的头发是红色的,没听说过有红头发的天使。”

“我不是红头发,”塞梯尼亚兹悻悻地说。“那是一种金褐色。”

“这个说法可以商榷。不管它是什么颜色,反正你喜欢上好的咖啡、煎得很嫩的牛排、芹菜末炒蘑菇、掼奶油拌草莓和勃良第葡萄酒。我们订了几箱‘瑶池’。他说你爱喝这种酒。午餐将在

一个半小时后准备好。请坐,随便一些吧。他告诉我说,你很讲究礼仪。如果你想打电话或者洗淋浴,请自便。我要去画完我的天使。其实你还真有点儿象天使……”

她嫣然一笑,笑得很甜。同样的局面出现了:大卫·塞梯尼亚兹再一次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人,却弄不清楚这个人与雷伯是怎样一种关系。这个女人提到雷伯时并不叫他的名气却称“他”;还说“我们订了……”,这意味着他们之间有某种

亲密的关系。“可是我甚至还不知道雷伯在她面前用的是什么名字?”塞梯尼亚兹思忖道。“我只知道他们要我在这儿吃午饭,一切都已经为我准备好了,甚至还有‘瑶池’,这的确是我的爱好之一,而那个家伙还真记住了!”

“我的确要打个电话,”他说。“取消另外一个约会。”

“登上一段楼梯便是书房。他说你可能要用电话,我又你们准备了满满一缸马丁尼酒,完全按你们的口味调的。”塞梯尼亚兹上楼去,见一个白色的房间,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家具,电话却有八台之多,此外便是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几十本书,包括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和意

大利文。这里也有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一本依地文原著(注: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美籍犹太人,197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再就是一些法学著作,其中有两卷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爵士的《国际法概论》、几卷《吉尔曼国际法手册》和《国际贸易法杂志》,还有早年在哈佛的那些日子里乔治·塔拉斯曾要他下许多功夫啃过的一些范本。

塞梯尼亚兹看得出雷伯没有放弃钻研法律。

直到此时,他才注意到一个绿色的文件夹醒目地放在桌子上许多电话机旁边。文件夹上有他熟悉的字样:“绝密。面交收件人”。

另外还有他不那么熟悉的字样:D.J.S.是不是大卫·詹姆斯·塞梯尼亚兹的姓名缩写?他一边在电话里要秘书把所有的约会改期(时间另行通知),一边伸手去拿那个绿色的文件夹。

但他终于没有把它拿过来。他挂断电话,走

到第二把椅子那儿坐下,拣了一本索尔·贝娄

(注:美国作家,父母为俄籍犹太移民,1977年
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书看起来。几分钟之后,他

听见前门开启和关闭的声音,还听见有人说话,

然后,雷伯高高的身影悄没声儿地出现在门口。

“对不起,我来晚了,大卫。我想从曼哈顿走回来,但是我把自己步行的速度估计错了。你应该把文件夹打开来。”

他这话的意思很清楚,既然我把它留下来,那显然是给你看的。否则我就犯了个错误。可谁能想象雷伯·克立姆罗德会犯错误?塞梯尼亚兹又一次感到不快。

“请原谅,大卫。我有时候使你觉得为难。请不要生我的气。”

他走进屋里坐了下来,仍然是他习惯的一种姿态:双手插在上衣兜里,两腿伸直,下巴抵在胸前,眼神迷离恍惚,他和蔼地说:“现在你愿不愿意看一看文件夹?”

塞梯尼亚兹放下贝娄的书,走到桌旁。文件夹内只有一页打字的文件。上面写着:“塞梯尼亚兹,大卫·詹姆斯,一九二三年九月二日生于纽约州纽约市。详见前卷。自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这段时期内没有什么可报告的,按照命令,一切监视将于一九六

七年一月一日零点开始停止。”签字只有一个字母J。

“杰思罗,”雷伯说。“想必迪耶戈把有关他的情况告诉了塔拉斯,想必塔拉斯又告诉了你。不言而喻关于我手下一些人的情况的档案是他派人给你送去的。他还将继续这样做。”

“我被……监视起来有多久了?”

“一九五○年一月一日零点开始。(注:此处有些疑问,前文提到雷伯是一九五○年七月才到的纽约,八月才开始的创业,不太可能从一月起监视塞梯尼亚兹。)不过,想必你已经觉察到这一点。”

“他发现我干了什么?”

“什么也没发现,这使他非常失望。重要的什么也没有。杰思罗深信,任何一个自由人都是罪犯,只是没有被查出来。可是你和塔拉斯大大地动摇了他这个基本信念。”塞梯尼亚兹想到塔拉斯也和他一样,多少感到一点安慰。

“塔拉斯也一样,”雷伯说。他那种能猜透别

人心思的本领实在令人恼火。

“对他的监视也解除了?”

“是的。”

雷伯举手阻止对方开口。

“大卫,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时候让杰思罗停止监视乔治·塔拉斯的?对这个问题我将不予回答,请你别问。究竞我是先表示信得过乔治,后表示信得过你呢,还是相反,知道这一点并不重要。反正你知道现在的状况就行了。既然你已知道我派人监视了你十七年,你一定会问:为什么现在我要撤销命令?我只能回答:我不知道。大概是到了一个人不能不完全信任另一个人的时候。”

“你使我觉得很不痛快,”塞梯尼亚兹说。

“因为我这种自问自答的做法?我知道。我情不自禁。”

他笑了起来。

“不妨说,我有时候情不自禁。”但是他很快就止笑敛容,眼睛又朦朦胧胧地地望着塞梯尼亚兹。

“二十二年又一百五十四天之前,大卫。记得吗?”

“记得。”

“对于那一天的记忆是不是一清二楚?”

“当然比不上你的记忆。”

那双灰眼睛颜色似乎变深了些,目光呆滞,就像着了什么魔进入被催眠状态。

“Mon Dieu,mon Dieu,La vis est La, Simple et
tranq-uille……(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生命
在那里,单纯而宁静……)大卫,下面的你还记
得吗?”

塞梯尼亚兹觉得自己在软化。渐渐地,他让感情占了上风。

“Cette paisible rameur-la vient de la ville!

(那和平的隐隐噪声来自市镇……)”

“对,大卫。”

“Dis,quas-tu fait,toi que voila,

pleurant sans cesse,dis,quas-tu fait, toi que voila,de ta jeunesse……(哦,你,你做

了什么,老是没完没了地哭泣?哦,你,你做了什么,以你的青春?……)”

沉默。雷伯点点头。他在微笑,态度极为亲切、友好。

“我提起这些往事并不是想……搞感情讹

诈……”

他把腿挪动一下,从衣兜里抽出手来,张开手掌,露出大拇指与食指相交处长长的伤疤。

“刚才我一路走,一路确实在想一九四五年五月的那一天。‘我决不会忘记我救过你的
命。’写这句话的也是一个法国人。你的确欠我的情。要是没有你,我早就死了。我没有忘记这件事。”

“你从不忘记任何事情。” “这并不永远是长处。”

这番话表明他几乎为此而感到苦脑,这有点难以想象。又一阵感情的冲动向塞梯尼亚兹袭来,他想:楼下那个女子看上去很象夏眠……

两人又默默无言。

过了一会儿,雷伯站起身来,开始来回走

动。

“海梅·罗查斯,”他说。“当初我曾这样想:不知你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发现他的名字。结果你花的时间比我原先预料的少一些。自从我意识到你已知道此人,我就存心避开你。我还没有作好准备。你从哪儿得到的线索?弗朗西斯科·桑塔纳?”

“是的。”

“当我在他面前谈到那八百万棵树的时候,我注意到他很惊讶。后来你到梅里达他家去了。

他会向你提到那些树,这是合乎逻辑的。大卫,有两个人,他们的名字几乎是一样的:海梅·罗查斯和乌巴尔多·罗沙,这第二个是巴西人。你不要把他们混淆起来。很快你还会知道其他一些名字:埃默森·科埃略和若热·索克拉特斯,也是巴西人。另外,象恩里克·埃斯卡兰特、吉姆·麦肯齐、让·科尔切斯科、特拉雅诺·达席尔瓦、黄森、乌韦·索别斯基、德尔·哈撒韦、伊莱亚斯·魏茨曼和埃塞尔·魏茨曼、莫里斯·埃弗雷持、玛尔尼·奥克斯——这些人次要些,虽然他们对我来说也极为重要。他们还没有出现在你的任何案卷里。但是我们今天会面,就是要谈这些人。”

他又坐下。灿烂的阳光照耀在东河和曼哈顿上空,给这些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群抹上一点儿人情味。

“大卫,过去的几年里,我同时进行着几项业务,你和我知道这些业务总共有多少项,知道它们有时候是多么复杂。如果用钱来计算,我的身价究竞是多少,你可能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是贪得无厌的。我对此不感兴趣。”

他微笑着。“你知道,我这不是装腔作势。”

“我能向你提供准确的数字,”塞梯尼亚兹说。“如果你给我一些时间。四个星期,或者五个星期。误差不超过百分之二。”

“我一天都不给,大卫。”

“你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把别人都抛得老远。”

“那很好,”雷伯说时略带几分嘲意,似乎觉得挺可笑,但并不显得无礼。

他伸出大而瘦的一双手,除了伤疤处,皮肤都呈棕褐色。在那时候,塞梯尼亚兹并不知道这伤疤是怎么得来的。雷伯没有戴手表,也没有戒指。

“大卫,过去的几年里,我在做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它比以往我所做过的任何其他事情意义都更为重大。我还没有对你谈过这件事,而且,在明年之前,我也不打算告诉你。这是一项要作很长时期努力的事业,大卫。如果你同意的话,两年以后我带你到那儿去,看看它究竟包括哪些内容……”

塞梯厄亚兹暗自思忖:“他还没有拿定主意要不要告诉我。”他深知雷伯的脾气,从上面那些一句进、一句出的话里,看得出这是雷伯的缓兵之计。

“的确是这佯,”雷伯说。“我还没有拿定主意要不要告诉你。”

“既然如此,你就什么也别说。”

两只大手第一次握在一起。

“大卫,我在缔造一个国家。”

雷伯说他已投资八亿美元。但那只是开了个头。他估计至少需要四十亿美元。可能更多,很可能。还有相当一部分问题需要解决。他说“相当一部分”的时候,同几分钟之前说他所开创的事业有“许多项”并且“很复杂”的时候语气完全一样。

那位年轻的女画家来通知,说午餐己准备好。进餐时,他们讨论绘画、书籍和电影,艾利

攻击一个名叫尼古拉斯·德·司塔尔(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1955自杀)的人,而雷伯却狂热地为之辩护。可是,一吃完饭,雷伯和大卫就回到楼上那个白色房间里去,把门锁起来。

王说,从一九四九年或一九五○年以来,他或多或少有这个想法;在那之前并不想,真的不想。也许想法还不那么清楚。他有很长时间没把这件事情想透彻。但是现在他考虑成熟了,或者几乎已经成熟,反正谁也说不准。

“我指的是我的梦想已明确,大卫。至于实现这个梦想,还早着哪。还有一些重大问题需要解决,还要克服许多阻力……然而我是正确的。

一个自由人,如果由于这些障碍,由于一些国家或者只是一个国家的干预而不能实现他合理的梦想,那么,这人只能算是在最野蛮的时代浑浑噩噩过日子,一旦出现无论什么样的专制制度,他都得当顺民。你对我是有所了解的,大卫……这难道是我所能接受的吗?”

他一下子变得口若悬河,坐在大卫·塞梯尼亚兹对面滔滔不绝地谈了好几个钟点。而塞梯尼亚兹则被搅得晕头转向,一忽儿相信这个构想行得通(连他也相信起来了),一忽儿又认为荒唐透

顶、愚不可及。他一声不吭地听着那个安详的声音一一列举,哪些计划已经完成,哪些正在进行,哪些尚未上马。

最后,塞梯尼亚兹问:“你把这事告诉乔治·塔拉斯没有?”

雷伯笑道:

“是的。”

“还有谁知道?”

沉默,暗淡无神的眼睛突然变得目光如炬,有几秒钟简直凶相毕露。

“除了乔治和你,大卫,在世界的这一部分没有别人知道。除了那里的人,谁也不知道。”

“迪耶戈·哈斯呢?”塞梯尼亚兹忍不住问道。

又是沉默。夜幕在徐徐降落。

“暂时我就说到这里,大卫,”雷伯说。“记住,不是明年,而是后年,我要让你看一些已经

相当成型的东西。我非常希望你来参观。随便你什么时候来,比如四月底。只要给里约热内卢的迪耶戈打个电话,对他说你想到伊帕内玛他的家中去住几天就行了。请不要和别人一起来……还

有一件事,大卫,今后我要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仰仗于你。如果你应允的话。如果你能应允,你将拥有一切必要的权力。估计今后几年我一定相当忙……”

塞梯尼亚兹特地到缅因州去了一趟。

他熟悉塔拉斯夫妇的那座惹人喜爱的小房子,熟悉那里天花板漆成好多种不同红色的房间,战后的最初几年,塞梯尼亚兹到那儿去过,那时他回到哈佛大学继续读书,乔治·塔拉斯仍然是他的教授。

这座房子没有变化,但多了两间屋。

“用来放东西……是啊,放东西!好把所有

这些书堆在里边。我真不知道拿它们怎么办才好。”

“那就换大一点儿的房子。”

塞梯尼亚兹不知道塔拉斯每年收入多少钱,但是他素知雷伯慷慨,所以想象得出数额一定相当可观。估计这位以前的教授买三四幢房子是不成问题的。

“别说蠢话,塞梯尼亚兹君。对于我来说,还有什么地方比这儿更惬意?再说,我喜欢这里的景色。”

他那犀利的目光透过镜片注视着来客。

“什么事情让你烦恼啦,大卫?”

“他把他的构想告诉了我。”

“喔!”塔拉斯没有作出其他反应。

沉默片刻之后,他很自然地接着说:“现在是我喝茶时间。你也喝一杯吧?”

塞梯尼亚兹这才意识到只有他的朋友一人在家,他有点儿迷惑不解。

“雪莉好吗?”

“她一会儿就回来,”塔拉斯回答.

但是他答话时的神态引起了塞梯尼亚兹的注

意。

“没发生什么事吧?”

“一些小问题。可怜的雪莉再也不是那么年轻了,不管她自己是怎么想的。不过没什么严重的问题。还是谈别的事吧。”

他作了一个自己给自己解嘲的微笑,就像迪耶戈·哈斯那样。

“谈谈你的情况,不谈雷伯。大卫,凡是雷伯的事情,我无条件支持。你也一样,虽然你以你一贯的勇敢精神进行抵抗。我不想对他做的事情提出异议。对于我来说,一切都很简单:我确信有幸在我的一生中遇到一个天才。一个疯狂的天才也罢,一个天才的狂人也罢,你爱怎么说都可以,反正都一样。总之是一个天才,而且是命定的。我对他怀着世上所有的爱。他所做的一切,不管是什么,他都做得很好。至于我理解不理解,那是无关紧要的,所以我们还是不要讨论

这一点。到底什么事情使你如此烦恼?因为雷伯即将赋予你重任?”

“这就足够使我今后睡不着觉,”大卫说。

“你已经把一大批最好的律师和专家网罗在自己周围,你有惊人的组织才干。我一直有此感觉,但总是模模糊糊,而雷伯却能够看到这一点;他把赌注押在你身上,他赢了,而且还会赢。在过去的十五年里……”

“十七年。”

“过去的十七年里,这个王国的全部资料,包括最微末的点点滴滴都在你这里汇总,这是有史以来由一个人创立的最庞大的王国。它的规模究竟有多大,恐怕只有你一个人明白。也许连雷伯自己都讲不清楚,尽管他有异乎寻常的记忆力……你还是不要牛奶吗?”

“和以前一样。谢谢。”

“……他也不可能把自己所有的成就列出完

整的清单。他毕竟是人,虽然我有时候觉得他好象不是这个星球上的居民……白糖放在那个有‘桂

冠’商标的广口瓶里。不,我并不要,谢谢,我不能再吃糖了。另外……我们还是回到我的书房去吧。我喜欢在炉边喝茶、吃松饼。”

他们离开红色的厨房,到猩红色的书房去,中间经过烟脂红的餐至、酒渣红的大厅和石蜡红的起居室。大卫知道,还有一间玫瑰红的洗衣房、宝石红的藏书室、石榴红的另一间藏书室、番茄红的汽车棚、樱桃红的食品贮藏室和仙客来红的电视室。“那一间的颜色是雪莉心血来潮想出来的。”塔拉斯曾解释过。“仙客来!真是异想天开!”

他们在壁炉前坐下。

“另外,亲爱的大卫,当年你还是我学生的时候,我就对你另眼相看,你认为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是我爱上你了吗?你别觉得肉麻,我这是开玩笑。雷伯对你的看法和我对你的看法一样。索性把话挑明了吧,我们两人——他和我一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有时候征求我的意见,这当然没什么奇怪,有时候他在我面前自言自语谈自己的想法。他并不指望你替他把财富增加许多倍,根本不需要这样做。老实说,即使坐着什么也不于,他的财富也会自行增长,达到喜马拉雅山的

高度和规模。我并不反对谨慎,但我不主张过于谨小慎微……你不尝尝这些松饼吗?……信不信

由你,雷伯把卡伐诺一家统统接到美国来,安顿在这儿,就因为卡伐诺太太——她是这一家子的灵魂——会做世界上最好吃的松饼。的确如此。你不用对我说他疯了,或者说他的构想是疯狂的;你也不用对我说我同样是个疯子,居然相信他的构想。”

乔治在他坐的那把紫红色大扶手椅内往后一靠。“大卫,我的老弟,我不知道雷伯什么时候能把那颗‘卫星’送上天。但是,哪怕我预先知道最后的结果,这档子事总难免一场恶战。让我们为疯狂和梦想干杯,因为,大卫,只有疯狂和梦想才合乎情、顺乎理。”

装一条木腿的海龟 —— 1

乌巴尔多·罗沙把摩托艇的螺旋桨马达关上,周围立刻进入宁谧状态。这条褐色的河看起来象静止的一般,要不是突然会出现溜溜打转的旋涡和汩汩的水声,你还以为这是一潭死水呢。和往常的黎明时分一样,凝聚在枝叶扶疏的绿墙高处的水汽,雨点似地纷纷落下。晶莹的露珠从叶片上大颗大颗往下掉,不时发出淅淅沥沥的声响。但这是仅有的响动;就连巨嘴鸦也不吱声。

麦肯齐和科尔切斯科已经醒来,雅瓦和他手下的三个印第安人更不必说。其中一个印第安人决定活动一下。他光着身子翻过舷栏,滑进齐腰深的水里。他有本领把船身引进别人看不见的航道。在某些地方,摩托艇是从植物枝叶纠结形成的绿色拱顶下通过的,拱顶又低又暗,艇上的人只好平躺着。

“阿罗阿米,”那个印第安人说。

“当心蛇。”罗沙为同船的另外两个白人翻译那句话。

他们一把又一把地拽住低垂的枝条推着船身

前进,如此走了大约六十米,到绿色隧道的尽头,顿时豁然开朗,又见到了晨曦。他们来到的地方象个被丛林团团困住的小池塘。水面上弥漫着雾霭朦朦。罗沙灵敏的鼻子从中嗅到一股淡淡的烟昧,那四个属于亚诺马米部落的印第安人大概也嗅到了。雅瓦的反应只是眨巴了一下眼皮,几乎很难察觉。

他们把船靠在又低又窄的岸边。简宜象变魔术似的,霎时间,出现了一支护卫队:总共三十个男人,头顶都剃得精光,赤身露体,用藤编成的细腰带在包皮下面打一个结,把他们的生殖器提起来贴紧身体。他们手执乌木大战弓。双方一句话也不说。摩托艇被拖上岸,马达也卸下来藏好,一切都塞到枝叶丛下藏起来。他们甚至把船底在软泥地上拖过后留下的痕迹也消除干净。

树林把这群人全部吞没。他们以通常的队形前进:两个纵列并排定在一条小路的两旁。其实这怎么能叫做路呢?就连跟森林打过二十年交道的罗沙也无法辨认哪儿有路。走到一个地方,他们听到啪的一声响,很象是引满的弓弦突然被松开打在弓背上发出的声音。

向导们警觉地原地停步。一些人到前面去搜

索,其余的等着。但搜索的人很快就回来了,并且不出声地笑着让大家看他们开路时扯下的蛛网,证明周围没有敌人埋伏。罗沙不是傻瓜,他还是觉得会出乱子。近两年多来,他一次也没有听到过发生流血冲突的事。但是亚诺马米人是永远叫人捉摸不远的。由一个女人或一次狩猎引起的区区小事,很快就会升级,形成大祸。他曾多次看到这种疾如闪电的愉袭,那时,从表面上毫无动静的丛林墙后,会突然飞出长达一米五十的冷箭,叫你猝不及防。

他们朝前走了好几个钟头。不时有一群群猴子尖叫着从他们头上穿过绿色的拱顶,其高度又不能用弓箭加以截击。然而,行军还是变成了狩猎。起先,他们发现了一群野猪新近留下的脚印,于是有三四个人用一种味儿很冲的褐色液体抹在胸脯和肩膀上离开队伍。打野猪的猎人先得让自己身上发出味儿,随时作好准备,而且绝对不能说出捕猎目标的名目,否则那畜生立刻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要是打头站的发现什么地方有野猪刨土时踢起来的一小堆树叶,他只须用一种特别的声调说:“我看见了几只鸟。”其他人就明白了。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又有两批人象第一批那样离队出猎,循着狗留下的穴痕走,或者停下来,在整整一窝犰狳藏身的地方搜索。罗沙真

走运,竟在幽暗的背荫处撞上一条身上发出绿色磷光的蛇。他立即用大砍刀的刀背把蛇砸死送给雅瓦,雅瓦把蛇牙钉进一棵树干,用这样的办法拔去毒牙,再割下蛇头,把蛇身扎住止血。这个沙马塔里人笑了。

“即使打猎的空手回来,今天晚上我们也不愁吃的了。”

但种种迹象表明一切顺利:他们没有碰上任何“奥里希耶”——自然死亡的动物,也没有听见任何“阑巴利”鸟的叫声。猎手们细心地在自己经过的地方留下一些断树枝,横在小路上,以此切断猎物的逃亡路线逼着它们往回走。而且,他们也没在靠近犰狳掘土的地方大便。

几个小时以后,猎人们归队带回来两只野猪,还有其他一些小野味。

晚上,队伍停下来围着一个火堆过夜。年纪大一点的动手熏肉,年纪轻一点的张罗挂吊床。天黑以后,他们发现一个树洞里有蜜蜂,于是便把蜂蜜拿来对了水喝。那天猎获的大小野味都没吃,因为吃了会带来厄运。他们吃的是煮“麦

皋”和“阿腊”——这是两种用矛刺死的鸟,属鹦鹉

科,不过主食是烤香蕉、坚果、毛虫和大白蚁头。后面这两样东西麦肯齐不敢领教。这位专门研究热带水果栽培的植物学家在新几内亚和非洲住过,但在吃的方面他还保持着一些清规戒律。而让·科尔切斯科则不然,他津津有味地吃着白蚁。作为一个地质学家,他在安第斯山区和中美洲住过多年,他对待大多数事情的态度比苏格兰人麦肯齐开明。

第二天一早,他们又动身了。动身前,雅瓦把他们留下的余烬吹旺,口中念念有词:“鬼魂,鬼魂,你留下熄火……”要是不这样做,那

就有遭到死者灵魂袭击的危险。那些不会生火的鬼魂经常在树林里游荡,有些并不伤人,但有些会从背后抓住猎人,摔断他的肋骨;还有更糟的,那就是把他的“命根子”夺走。

第二天黄昏将临时,他们到达了“沙博诺”(营地)。雷伯就在那里。

这是一个临时营地,设在一座小山顶上,将近有二百五十人。一座座三角形的窝棚环抱着一块空地排成一个圆圈,周围是一道荆棘树篱,用以阻挡袭击,防止鬼魂或传播疫厉的恶魔“沙瓦拉”渗透进来。窝棚顶上盖的是一种叶柄有刺的

大张树叶,叫做“米约马”,这种树叶比仅用于歇一夜的“开替巴”树叶更能挡住雨露。

天还没亮,雷伯就在科尔切斯科好奇的目光注视下打扮起来。他全身裸露,头发几乎披到肩上,额上带着一条碧绿碧绿的蛇皮头箍。他朝地质学家露出微笑。

“你也应该束一条带子。以防万一。”

他指指那些做母亲的围在孩子们腰间辟邪的树皮阔带。

科尔切斯科迟疑不决,心想:“他是不是拿我逗笑?”

“你就照做吧,”乌巴尔多·罗沙板着脸说。

他用亚诺马米语说了些什么。一个女人咯咯地笑着走过来,双手捂着脸。她把树皮裹在地质学家束住裤子的皮带外面。

在这同时,雷伯从他的窝棚顶上取下裹在树叶里的一包东西。他从包裹里拿出用橡浆那样的胶水粘合起来的树皮屑、藤末子和一些草木的碎

片,小心翼翼地把这种混合物倒在一张香蕉叶子里。然后,他用从一张旧的吊床上扯下来的股纺绕在蕉叶周围,把这些东西点着了火。它们只烧了短短一会儿工夫,夜晚的潮气就把火给灭了。雷伯又另外扯下一些股绳,非常耐心地如法炮制,直到这种混合物彻底焙干、全部烧光。他不时用棒搅动这一小堆东西,却从不用手指去碰。

未了,他用一块石头研磨烧剩的灰,把草木灰放到另一张叶子上包起来,夹在手和大腿之间使劲挤压,前后摇晃着身子,用亚诺马米语诵念咒语。

他又用叶子做了个漏斗,把已变成赭色的草木灰倒进去,他这么干着的时候,在他旁边燃起了一堆火,上面放一个赤陶葫芦。葫芦里的水已经煮开。雷伯把漏斗放在另一个空葫芦上,然后,把沸水慢慢地、几乎一滴一滴地倒在草木灰上,完全象倒咖啡一样。一种琥珀色的液体——颜色越来越深——从漏斗底部滴入空葫芦。

“箭毒,”麦肯齐说,他向前探出身子,完全看出了神。“只有亚诺马米人才用渗滤的办法做箭毒。亚马逊尼亚其余的印第安人都是熬制的。所用的草木属马钱子一类,它们的混合物一旦与

铈酸发生化学反应,就会产生出一种引哚基醋生物碱……”

“请不要说话,”罗沙说。“仪式开始了。”

那些战士兼猎人已走近来,在愈来愈亮的晨噶中保持肃静。他们每人捧着一只赤陶小碗,领取自己的一份箭毒。散去以后,他们同样诚惶诚恐、缓慢庄重地开始用野草沾着箭毒涂在箭头上,并立刻放到无焰的火上焙干。

雷伯浑身上下晒成棕黄色。此时,他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谛视着科尔切斯科,目光熠熠似乎比平时明亮,好象在问科尔切斯科敢不敢指出,眼前这一切是否能容忍持怀疑态度的旁观者不阴不阳地一笑置之?

阳光终于高过绿色的树墙,照耀在茫茫无际的林海上。紧接着,一架直升飞机出现了,天上地下的景物年代相距之远,足以使人以为产生了幻觉。那是一架大型的西考斯基,装有天线可以直接与外界联系。

飞机降落在这个石器时代营地的正中央。

“记录到十六个新树种。”麦肯齐说,他的嗓门有点儿粗里粗气,苏格兰口音很重。“加起来,这一带的树种我们知道的已有二百四十八种。但没有一种特别符合既定的标准。纤维和含脂离要求太远,我们能从中得到的纤维素质量肯定很差,再说我们还会碰到重新造林的老问题,最顺利的话也要四十年。很可能需要五十或六十年……”

直升飞机的机舱很大,分隔成两部分也绰绰有余:一端是舒服的座舱,另一端是车库,里面有一辆吉普和一辆名叫“陆地海盗船”的轻便汽车。座舱本身又分成四小间:两间卧室,一向是王住的,另一间放着可睡六个人的铺位;一间浴室,一间是备有无线电和电话系统的会议室。

雷伯正在与纽约通话。他用英语说:“请把那些数字告诉我,托尼。完了以后,让尼克跟我说话。”

他捂住受话器,瞅着麦肯齐,问:“进路问题怎么样?”

“我们得新修一条大约一百英里、也就是一

百六十公里长的路。还得架三座桥。达席尔瓦会向我们作更详细的汇报。”

雷伯点点头。他向电话里说:“我听着呢,托尼。”随后的两分钟里,远处的声音在向他报数字。“托尼,池田开的价还有反复。要跟他联系上,找出变动的原因。两小时后我再打电话给你。现在,请尼克听电话……喂,是我,尼克。

我想知道那艘货船为什么在开普敦比原定的时间多停了四天。还有为什么这家保险公司把我们的索赔要求拖了这么久?给芝加哥的兰斯·洛维特打个电话,让他负责这件事情。还有件事:找一下保尔,告诉他,过五十分钟我打电话给他。是的,我知道他在温哥华,也知道那里现在是凌晨一点,但我要和他通话。谢谢你,尼克。”

他挂上电话。

“干吗要新修一百六十公里路?我们可以利用K17路段。”

“那将需要一条与它衔接的路,工程就更大了,不过我可以问一下达席尔瓦。”

“我自己去问吧,吉姆。那么你呢,让?”

“我要谈的是高岭土问题,”科尔切斯科立即答话。“过去九个月的研究结果得到了证实。矿床的质量是最好的一种,而且就在地面表层底下。只要用脚跟扒开地表就瞧得见。”

“你做过估算没有?”

“粗略地算了一下,至少在三千万至五千万吨之间。我按计划留了一批人在那儿。六个星期内我就能得到准确的数字。”

“这样我们在世界范围内能名列第几?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