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 借钱:利息、债务和资本的故事 (比《货币战争》更专业!比《伟大的博弈》更有趣!一本借钱都要买的书!保险、房贷、信用卡,哪一样与你无关?曼哈顿教授教你摸清“钱生钱”的门道,跳出“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怪圈,摆脱隐形贫困,实现财富自由。)
Author: 查尔斯·R.盖斯特

目录版权信息前言第1章 圣人与罪人本章导读教义和借钱的纠葛犹太人、典当行和金融业“兔子问题”引发的革命上帝的银行家“哲人圣贤”们的借钱观第2章 欢迎夏洛克本章导读双关语策略:盈利不是利息神话的美第奇改潮换风:利息的合法化银行家阴谋的破产“荷兰奇迹”东印度公司的探险荷兰:只要遵循利润法则就可以了谁养活寡妇与孤儿第3章 战争和债务本章导读债务人监狱和小银行家“慷慨”的英格兰银行泡沫中的南海公司和英国漂洋过海的《重利法》从重商主义到“看不见的手”英属殖民地的怒火偿债基金和“利滚利”“第六大欧洲力量”罗斯柴尔德的金融帝国恐慌和通货膨胀第4章 伟大的试验本章导读美国的《破产法》关于《重利法》的唇枪舌战《重利法》在美国的复杂处境卖债券的库克《重利法》再起波澜重新包装的唐提氏养老金马克思的高利贷观点作为武器的债务“贷款鲨鱼”的崛起第5章 新债务革命本章导读战争、债券和赔款借钱消费的新浪潮向“贷款鲨鱼”宣战美国巨头的债务帝国大萧条和美国梦战争和繁荣的重现债务革命的学术种子强势增长的信用卡证券化:银行的新利器第6章 老古董和新玩意儿本章导读利息差价和现值游戏欧洲美元的“春天”飙升的巨额债务墨西哥废止契约债务的新面貌英文童谣《橘子和柠檬》现代炼金术堕落天使·垃圾债券·杠杆收购主权债务违约第7章 伊斯兰、利率和小额贷款本章导读利息在伊斯兰的处境伊斯兰金融业的发展迪拜主权债务违约危机借钱给穷人小额贷款引发的危机与变体第8章 消费债务革命本章导读银行家的“浮动管理”艺术疯狂的房屋买卖火爆的信用卡市场栽跟头的息差交易信贷市场的崩溃最后一次附 录早期利率表和计算版权信息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借钱 : 利息、债务和资本的故事 / (美) 查尔斯·R.盖斯特著 ; 蒋小虎译.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6

ISBN 978-7-5596-2993-7

 

前言Preface

发现美洲大陆之后,人们渴求资产,情愿付息。这时神学家不得不对其说教布道进行重新定位。倘若人们真到了嗜钱如命、甘愿付息的田地,教会伦理就免不了改天换地。

——理查德·亨利·达纳(美国作家、律师),1867年

就在恺撒大帝遭遇暗杀的七年前[1] ,时任奇里乞亚(Cilicia)省长的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和罗马某省的年轻官员马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Marcus Junius Brutus)展开了一场辛辣激烈的唇枪舌战。这位资深的政治家斥责轻狂的布鲁图滥用自己在塞浦路斯(Cyprus)的行政权力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据西塞罗收到的消息,布鲁图在塞浦路斯以高出罗马法律规定最高数额四倍的利息发放贷款;更令人忍无可忍的是,他居然匿名躲在某个代理人后面,而那个代理人为了收回贷款,心狠手辣、不择手段。西塞罗就此事警告布鲁图,布鲁图却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结果是,布鲁图腰缠万贯地回到了罗马。

西塞罗因此创造了一个新词,后来成了罗马法律的基石。之后的一千八百年间,这段故事口笔相传,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中也有所引用。依照罗马法律,单利(simple interest)是合情合理的,复利(compound interest)则有违天理。不少古代文明都出现过利息重叠的现象,然而只有罗马人将其定为非法。

自古以来,几乎所有社会都严禁重息,更贴切地说是严禁高利贷。欠债纳息是历史最悠久的金融行为,不过自诞生以来,就被斥为贷方企图搜刮借方的剥削行为。不管借贷是以现金还是以其他物品的形式进行的,穷凶极恶的贷方总是采取“以邻为壑”之策,直至把借方逼到丢掉担保,甚至家破人亡的境地。人们对单利只是稍有微词,而征收复利却是罪大恶极,但此举又无法约束。

这个问题在古代社会显而易见,随着时间的流逝反而渐渐模糊起来。数百年来,民法——包括某些国家的不成文法(常被称为自然法)——明确规定严禁高利贷。不过众人喊打的贷方依旧招摇过市,很快就在传奇和文学作品中占据席位。就某种程度而言,理论和实际互不协调的并肩同行,导致自罗马陨落到宗教改革时期,欧洲各国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各走各路。尤其是在中世纪初期,教会认为凡是利息均为重利,复利被称为“犹太人利息”,旨在说明其阴森黑暗、有违基督教伦常的特质,它是作为社会局外人的贷方的剥削工具。

蹚过漫漫历史长河,利息和高利贷经历了从古代罪大恶极到当代繁荣商业的变迁,但在不少社会下仍贴着非法标签——美国不少州仍保持着严惩利息犯罪或“贷款鲨鱼(loan sharking)[2] ”的法律。然而也是在这些地方,人们对这类行为置若罔闻,除非经济不景气、资本短缺,或高通货膨胀,才会有人兴师问罪。这也许就是为何重利依旧是全球公开严打的典型。罗马沦陷后[3] ,资本短缺的时期远远多过持续增长、全面繁荣的年岁。因此,在举步维艰的日子里,严禁高利贷的呼声变得尤其激昂尖锐,这绝非巧合。

今时今日,高利贷就是收取超额利息的贷款,但就历史看来,这个定义是相对新潮的。起初,拉丁语usura就指代利息,具体数额因地而异;超额利息就是利息之上还有利息,或者说是usurae usararum,即叠加在未偿还的借贷本金之上的利息。

在古代社会,尤其是中世纪,收取超额利息是罪大恶极的。依照希伯来氏族的传统,犹太人相互借贷时不得收取利息,甚至连单利也不能收。但是讽刺的是,犹太人却可以借钱给非犹太人,而且教会还认可他们的贷方身份。这一漏洞让犹太人得以与伦巴底人和卡奥尔人抢占市场。

犹太人出现之前,伦巴底人和卡奥尔人是中世纪欧洲的主要贷方,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人跑出来指责。到了14世纪,多亏了伦巴底人,欧洲金钱市场迎来了新的发展。当时,在西欧从事信贷业务的意大利银行家成了皇亲国戚的出资人,业务一路向北拓展到了英格兰。和爱德华三世(Edward Ⅲ)打交道时,他们吃了大亏,但在那些财政匮乏或能力不济的国家却顺风顺水。尽管重利禁令普遍存在,但人们对贷方睁只眼闭只眼,如果期限到了,贷方甚至会给国王施压,而犹太人贷方就没这样的好命了。

这种赤裸裸的自相矛盾恐怕要归咎于传统、宗教和法律的综合作用。伦巴底人是支野蛮的氏族,6世纪征服了罗马;卡奥尔人是定居法国的西哥特人后裔。这两者的祖先社会都崇尚物物交换或以物代钱,因此,两支氏族都犯不着在法律中禁止利息或高利贷。罗马帝国后期的自然法是以文明开化社会的普遍性为大前提的,这可不包括野蛮部落。两支氏族的后代继承并发扬了借贷之法,没人高调反对,直到800年,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征服了伦巴底人,可惜那会儿,风俗传统已经定了。

野蛮人入侵将不少罗马法律条文打入历史冷宫,直到12世纪人们重拾学习热情,遗失数百年的书籍才重见天日,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思想成了包括中世纪哲学家兼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内的牧师们的主要参照。这让借贷行为更加扑朔迷离,因为学究们接受了亚里士多德关于金钱的教诲——金钱为死物,没有内在特质,只可做交换之用;金钱不可自我繁衍,因此重利不可为。大家遗漏或忽视了1130年被发现的《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s Code),其中明确禁止anatocismus(西塞罗发明的术语,即利息叠加)和alterum tantum(通过利息使债务加倍),即今天所说的“复利”。不过,尽管罗马法律对普通利息和高额利息区别对待,但在中世纪教会的法律中,连普通利息也是明令禁止的。

到了中世纪,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Fibonacci)开始讨论复利问题,从此,复利成了一道数学题。考虑到关于重利的禁令,他小心翼翼地不去触及贷款价值,而只是聚焦未来价值问题,这不在中世纪哲学家熟悉和讨论范围之内。他针对某货币单位的未来价值提出问题,最广为人知的要数:假设不断繁衍,一对兔子能产下多少后代?两百年后,名气不输其下的卢卡·帕西奥利(Luca Pacioli)首次讨论了复式簿记(又称复式记账法),同样也对高利贷问题讳莫如深。不过,斐波那契的确解决了货币贬值的问题,这在13世纪的皇亲国戚看来是符合政治路线的议题。

人们极容易信口斥责历朝历代利息控制标准不一的现象。中世纪时,教会严禁放贷收息,这和伊斯兰世界颇为类似,然而在12~19世纪,借贷(走势)却起落频繁。评论家对此各执一词,不过在必须控制利息这一点上倒是不谋而合。即便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之父亚当·斯密也提议控制利息。不过随着借贷迈入19世纪,除了不同文化和政治动机的刻意反对,人们对重利的态度趋于稳定。

“以邻为壑”如今常被用来描述一种国际贸易策略,意指某个国家通过限制性的贸易措施或政策,试图从贸易伙伴国身上占便宜。这主要源自重商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殖民国家剥削远方殖民地、确保自己出口大于进口的年代。但是,在这个重商主义时代之前,“以邻为壑”更多的是和借贷有关。世界各地的夏洛克(Shylock)[4] 都在剥削安东尼奥(Antonio),基督教的公平原则和仁慈精神却要求贷方要视借方为手足和乡亲,不伤其性命。不过,能这么做的人寥若晨星。夏洛克才不是什么乡亲父老!他借钱给非犹太人,这是妇孺皆知、由来已久的事实。在莎士比亚这部戏剧中,波西亚(Portia)在法庭上成功地为安东尼奥辩护,使其免受夏洛克的刁难,有趣的是,布鲁图的第二任妻子也叫波西亚。莎士比亚对罗马历史如数家珍,恐怕这不是巧合。

数百年来,围绕借贷的对骂声此起彼伏。贷方和早期的银行家,不论是犹太人、伦巴底人、卡奥尔人还是圣殿骑士团(Templars),他们都很清楚,自己在欧洲各国的金融技能和外域地位令其饱受羡慕、妒忌、讥讽、嘲笑,最终恐怕还会招致一些强权的打击报复。最后,他们不少人通过收取复利来弥补商业风险,或将利息伪装成灰色折现费用。至于他们所面临的风险,那可绝不是亏损这么简单,他们可能会被驱逐出境,或被关押审讯,或被没收财产。文艺复兴之前,北欧不少知名银行家都来自遥远的他乡,这充分证明,大家总是去找外国人借钱,就是因为借方可以欠债不还,还不必担心受罚判罪。

关于借贷的历史(研究)常被分为两派,一派围绕着借贷评头论足,另一派将目标瞄准在不同的社会对利息的法律态度。自罗马帝国初期以降,始于共和国终于帝国,罗马一直保持着所谓的“法定利息”。监管利息的条文涵盖在法律之中,起初是《十二铜表法》(Twelve Tables),而后是《查士丁尼法典》和《国法大全》(Digest)。其中,《国法大全》包含了不少知名演说家和哲学家的著作,是罗马对过去数世纪有关借贷思想的完美汇编。这些法律在范畴和细节上各有千秋,但都明确指出贷方向借方收取利息的最高限额,它们没有禁止利息,但希望能制定切合实际的利息标准。借用亚当·斯密的观点——社会越是繁荣富裕,利率就越低。

有人曾言,放贷收息的历史不过是精神史的表达。与其对应的,放贷是一种历史悠长的思维,充满神秘和不连贯性,几乎只存在于经济历史学家的脑海之中。这的确没错,不过却忽视了潜台词——它是三千年来不同的社会最强大的概念之一。作为自然法的一部分,它折射出了超越古代、中世纪、现代社会时空局限的公平、公正观念。利息的威力,尤其是复利,令人捉摸不透。借贷和利息蒙受了数百年的谴责与非议,尽管谁也不确定,批评者究竟是否区分或明白两者之间的差异。直至近代,复利本身才引发了某些争论。被称为“战后繁荣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意识到,德国在支付第一次世界大战重建款项时会出现复利问题。据传,爱因斯坦(Einstein)戏称此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有东西居然能繁衍出大大高于眼前价值的未来价值!18世纪,英国牧师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试图以复利收回数量可观的英国国家债务。如今,美国的贷方必须上报自己对顾客未支付差额收取的年度百分利率,然而联邦立法者对这些数字不闻不问。20世纪80年代初,数家美国大型银行为了逃避因收取高额利息招致的起诉和控告,不惜人力物力,到尚未推行反重利法的其他州设置信用卡中心,信用卡的利息是按日或月叠加计算的,金额更高。

但丁(Dante)斥责高利贷者为恶魔、厉鬼,无数作家引经据典,痛斥借贷陷阱。在19世纪初的爱尔兰,牧师杰拉米阿·奥克拉汉(Jeremiah O’Callaghan)拒绝为一个垂死之人做圣礼,直到那人放弃自己那份高利贷,而此事的最终结果是牧师被驱逐到了北部弗蒙特(Vermont)的荒郊野岭。天主教终于重新审视起了重利禁令。18世纪,教皇悄无声息地向意大利各主教寄出信件,而不是依照惯例颁发教皇通谕,一百年后,人们对那道禁令淡然漠视。历经数世纪的口诛笔伐,看到固定收入投资回报如此丰厚诱人,人们终于按捺不住了。

尽管各类金玉良言层出不穷,但比起出台合理有效的法律,全盘否定似乎更为直截了当。19世纪初,英国政府终于废除了《重利法》(usury laws)。然而,在美国却出现了不少相关争论——严禁高利贷有损企业发展,退出舞台的应当是这类法律。关于这一点,没人能够提出有力的辩驳证据;可是鉴于贷方常把借方逼入绝境的事实,又无人敢完全同意这个做法。结果是,美国的《重利法》继续存在了一百年。事实上,数十年之后爆发了重大的信贷危机,不过推崇高额举债经营和自由市场利率的支持者们似乎并未方寸大乱,很显然,他们没有意识到,1720年发生在英国的南海泡沫、1929年的华尔街崩盘以及19~20世纪美国绝大多数经济崩溃,都是因为高额借款和举债经营波及股票市场造成的。

美国的《重利法》出台于殖民时期,转变缓慢。由于绝大多数有实际意义的法律为州法而非联邦法,其改变都随各自喜好,或为数不多几个州同时改变,从未整齐划一地大改。美国内战之前,经济之变的主题由原来的敌对竞争转向了公平、公正。20世纪20年代,改变之举终于有了成效,各州开始上调利息最高限额——其实就是在换着法子要求严禁高利贷。因为如果普通贷方可以收取高额的利息——多数州的规定是30%以内——那么放高利贷者就没有了立足之地。这一点尤其重要,当时,消费贷款的主要来源是高利贷,而毫无节制的放贷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利息最高限额上调后,放高利贷者面临着严酷的考验:一是未经注册的贷方,其收取的利息低于100%;二是有组织的犯罪团伙,收取的利息高于1000%。但是,“大萧条”和“二战”使提高利息限额的进程延后了。1929年的华尔街崩盘和大萧条也是根源之一,消费疲软、务求低利息的时期偏偏碰上利息居高不下。

自18世纪初期牛顿(Newton)首次提出有效复利利率的计算公式以来,围绕复利的绝大多数谜团便清晰易懂起来。20世纪无疑成了利息的分水岭,信用卡公司和其他消费借贷公司发明了连续性利息,即最常用的叠加利率法,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计算方法。但是,令上几代人一头雾水的有关复利的基本事实却依旧没变。利息叠加在现有本金之上,即原始而悠久的“利息积累”促进了消费贷款的繁荣。人们心甘情愿地借钱购物以改善生活。但是,当权者觉得此举于大众民生有害无益,所以总在遏制消费。不少欧洲国家出台了《节约法令》(sunmptuary laws),且贯彻了一千年。如今看来,那些禁止皮草衣领和昂贵缎带的法律,可谓顽固不化、压制人性,不过很多政府会严禁,主要是为了防止下层阶级借钱消费。和当今社会不同,其出发点是防止因贷款造成入不敷出的后果,而非尽所能地扩大贷款和接受市场检验;其目标是借入钱的人,而非发起人。照此推论,已经成文的限制重利的法律效果不太好,未能很好地保护黎民百姓。

虽然由利息、借钱和重利引发的争辩不绝于耳且历时悠长,可是借钱让发达国家多数人口的现代生活更易掌控,这要是放在三百年前恐怕要被说成疯人疯语了。唐提式养老金(tontines)[5] ,这类投机性方法在17世纪初露端倪,衍生出后来的年金和人寿保险,其发展伴随着政府股票市场的发展。大范围的长期投资计划首次成为可能。欧洲人口不断飙升,不动产更加稀少,因此,数载之后,金融资产代代相传、保证收入是经济整体发展的关键。拿破仑战争之末,在英格兰,财富无关土地,大家倒也可以活得宽裕,过去数百年皆是如此。比起父辈,固定收入投资和人寿保险让生活更加无忧。

然而,金融崩溃和恐慌频频上演,多数要归咎于过度举债经营和资产价格通货膨胀。近期的金融危机说明,信贷市场是把握资本市场的核心要素。现代金融技巧娴熟、别出心裁,有关债务、偿还、过度消费危机的数百年历史准则被推翻,可21世纪仍旧重蹈覆辙,一如当初——借方手头拮据,贷方不愿再推出可以刺激经济发展的其他生产性贷款。

在古代,布鲁图发现在塞浦路斯借钱给他人大有可图,罗马允许在罗马之外的其他省份收取高额借款利息。20世纪80年代初,花旗银行为躲避当地的《重利法》,将自己的信用卡业务撤出纽约,非常机敏灵巧地来到另一个能够接受其业务的州,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这种做法后来被称为“监管套利”,即甩掉某个监管,转而投靠另一个更为友好包容的监管。这个误导性词语掩盖了理应细致监管的借钱行为。不太为人所知的一点是,布鲁图的代理人会将顽抗的借方囚禁起来,不准吃喝,直到有人饿死。而今天,陷入绝境的借方会承受更多信贷,直至彻底崩溃,宣告个人破产,不过这种做法是在19世纪才登上舞台的。在此之前,破产意味着欠钱不还的借方本人乃至其全家老小都去蹲大牢。

过去三十五年间,西方金融异类在伊斯兰世界横空出世。基于本族先哲经典之作普遍禁止利息,《伊斯兰教法》(Sharia)结合现代结构性金融,推出了所谓的“伊斯兰金融体制”:金融工具之设计和贯彻遵从《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教令。任何金融工具和投资必须遵守一套严苛的伦理标准,这套标准刻意对利息避而不谈。这一新市场和小额借贷同步发展,此举最早源自孟加拉国,旨在扩大面向穷人的营运资本、加大小型企业贷款力度,后来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开来。小额贷款的雏形也体现了伊斯兰教教旨,不过在金融社会万花筒的另一端,这和伦敦金融城孕育出的模式背道而驰。在此之前,没有人去考虑大规模借钱给穷人,最为类似的举动也要追溯到中世纪末期意大利北部城邦一个叫作“蒙特”(monte)[6] 的机构。今时今日,仅存的“蒙特”是意大利其中一家大型银行。创立二十年后,它打破惯常的借贷模式借出了一笔巨款,结果差点儿崩溃破产——那笔借给哥伦布(Columbus)的贷款从未收回,只得画掉,这成了历史上最著名的欠债不还案例。

今天,收取利息、过度举债经营见惯不怪,可是在20世纪,新金融手段诞生,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繁荣发展,一方面也带来了巨大风险。20世纪70年代,资产证券化逐渐普遍,由此迎来了借贷革命,使得信贷走向民主化。为了整合贷款,将之从资产负债表上消掉,世袭的贷方放宽了早已有之的经营标准。门槛降低意味着更多的人能够获得抵押贷款,因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2007年和2008年的房地产泡沫。放贷不再需要放贷人心思缜密,贷款被认为是可替代、可销售的。扩大信贷,然后转给证券化的投资人,这比起早先严词拒绝评价太低的借方要容易得多。

这种手段也导致信用卡广泛使用,其发放几乎不考虑偿还能力,当然,这合乎发卡人的心意。采用多样性的原则一般伴随着证券投资,信用卡发卡人得以向边际借款人甚至穷人提高信贷,他们的出发点是,向这些借款人收取的高额利率能提高自己证券化卖出的贷款总额收入。和其他那些依靠过度举债经营、玩手段的借款人一样,他们的论据是除非出现灾难性事件,否则休想撼动其金融体制,而这类事件发生的概率是1%,但大家遗漏了一个要点——过于依赖这些手段极大提高了发生概率。

回顾利息和借贷的历史变迁,人们很容易会认为,近代的贷方和金融掌舵手要么遗忘了,要么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前人惯常的做法,于是注定会重蹈覆辙。20世纪80代末期,墨西哥的大规模金融重组,其成功秘诀在于采用了源于四百年前的都铎王朝的做法。债务危机蔓延渐广,关于利息和借贷的辩论持续升温,因为借贷的剥削成分依旧存在。更沉重的词——债务——在市场化金融产品中鲜少提及,这从侧面说明,于借方而言,“信贷”是恩从天降,而非一记警钟。虽然外部包装不同,但如果信贷超过界限,结果就是债务。

时至今日,没人会认同古代先哲所谓“利息生而不公,故当扼杀”的言论,伊斯兰世界另当别论。没有信贷机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只能是痴心妄想。不过不论时间、地域,金钱之梦永远美丽动人。坐收高额利率比勤劳工作自然轻松惬意,意大利银行家、英国商人,包括莎士比亚的父亲[7] 早就心知肚明。高利贷的极端反对者也心中有数,16世纪,英格兰著名作家托马斯·威尔森(Thomas Wilson)便是其中之一,他试图影响国会对利息最高额度的辩论结果。他坦言:“三十年风霜雨雪,人世沧桑,我凡事亲力亲为,小有资产。虽然我涉水不深,但仍切身体会放贷吃息实乃最佳保收之法。放眼四海,此乃谋利最丰、伤神最少之生意。”

在2007年美国信贷市场危机爆发的数年之前,发生了一次有关借贷和利率的波折。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房地产或生产性目的的借贷与消费借贷泾渭分明,而房屋净值贷款(the home equity loan)推出之后,金融的新发展模糊了前两者的边界。二次抵押使房屋所有人为了随心所欲地花钱,对房屋进行了“解锁”——借用不动产行业的术语。借来的钱主要都用在消费上,因为利率比信用卡的利息低。结果,抵押危机来袭,房屋价值一落千丈,消费者开支急剧下滑,房地产资本价值严重贬值,导致无数借款人丢了抵押赎回权,只好宣告个人破产。

很多情形下,房屋净值贷款只是一种金融产品,体现了借贷行业的发展。同时,它无视消费者的债务,只关注房地产,因而也揭露了借贷程序中的薄弱环节。一旦两者交会,八十年前就拉开序幕的债务革命将全面铺开。房屋持有人的消费几乎占到GDP的80%,而在20世纪20年代,这个数字是67%。一旦消费者以房屋抵押来满足消费需求,一种“食人性消费”便开始了。

在启蒙时代之前,严禁重利素来是欧洲自然法的一部分,然而由于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等法学家撰文高呼理性战胜道德审判以及古代法残余思想,这些禁令形同虚设。《重利法》已经存在了数个世纪,判断依据是不固定的,这些在谈及利息和不公平借贷时都会提及。即使在公共政策领域,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的理论将被打入冷宫,然而高利贷仍旧焕发活力。关于设置利息最高额度的争论尚无定局。尽管人们刻意忽视,但利息过高依旧是个棘手的问题,借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t)的一句话:“高利贷的确难以界定,不过一看便知。”

第1章 圣人与罪人Chapter 01

上帝、自然、理性、所有圣典、所有法律、所有作家、所有博士、所有大公会议都反对重利。哲学家、希腊人、拉丁人、律师、牧师、天主教、异教徒,不同国家说各种语言的人们,均视高利贷与偷窃无异。

——罗杰·范顿(英国牧师,曾参与钦定版《圣经》的翻译工作),1612年

本章导读收取利息一直被视为工业革命之前全球历史第二悠久的行业,但它损害大众福祉,违背人们应该互助、互爱的道德观念,和其他被社会排斥的行为根本就是一丘之貉。宗教准则认为它和卖淫嫖娼、纵火谋杀一样罪大恶极,不过,世俗社会对它倒是睁只眼闭只眼。中世纪时,放高利贷者常常挤在城镇贫民区,就像妓女总聚在红灯区一样。有关利息的理论和实践总是大相径庭,不过一般而论,社会宗教气氛越浓厚,对收取利息这一行为的打击就越严厉。

起初,重利和利息总被混为一谈,并未做系统的区分,宗教性文献只有“重利”一词,意思就是利息,后世才将两者区别开来。启蒙运动时期,这两者可以交替使用,只不过“重利”成了一个带有贬义的操作性术语。由于拉丁文在欧洲的使用频率江河日下,“利息”这个词渐渐被赋予了其他意思,但怎么也甩不掉中世纪时染上的色彩。近千年来,“利息”一直承受着无益于经济繁荣的解读。

“利息”的拉丁文词源是usury(即现在所说的“重利”)或 usura;中世纪时演变为usuria,这是现代拼写的源头。这个词带有贬义,历朝历代皆是如此,因为中世纪的教会一方面严禁收取利息,一方面又允许合理范围内的“正常交易”。但是,不论在哪种商业模式下,鉴于古代社会四分五裂的状况,外加宗教传统的不同,人们对收取多少利息是“合理”的、收取多少利息是“剥削”,从未有过令人心悦诚服的定论。缺乏统一的信贷市场也意味着利息因地而异,甚至相差巨大。

与“利息”、“重利”这样明确的概念混在一起的还有“公平、公正”的概念,这便让借钱之举蒙上了厚重的政治色彩。在物物交换的经济体制下,利息是以实物支付的,所以计算起来很是棘手。假设,一位商人借给一位农夫一袋种子,怎么判断正常利息?偿还时该还多少、以哪种物品偿还?种子长大后成了庄稼,哪个价值更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因地而异的。以金钱作为交换媒介后,人们随即围绕着利息展开了“多少是正常、多少是过度”的唇枪舌战,但普通利息和现在并无二致。随着金钱使用范围的扩大,伦理道德也来插上一脚——只要还钱额度超出借钱额度,就被视为高利贷,因为放贷是好逸恶劳的产物,还要收取高利息,简直叫人忍无可忍!

再次回到那个老问题:到底多少才算“高利息”?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但凡为了必要消费而借贷并收取利息,这是有违公正的,理由就是借款人如果不借钱就无法生存。所以,这类借贷全都属于剥削,这种观点历史最长,《旧约》中就有提及。

绝大多数古代和中世纪评论家、作家一批判起高利贷来,就免不了要把《申命记》(Deuteronomy)[8] 搬出来。书中提到:“万不可向兄弟姐妹放高利贷;不论是金钱、食物或任何东西,利滚利皆不可取。”“若为生人故,此举可取;若为手足者,万万不可。上苍圣主将庇佑其子民苍生,不论身处何方,紧握手中物。”不过,此处的“手足”不是泛指,而是特指同一氏族的成员,也就是说,犹太人可以对非犹太人收利息,但不能对同族的犹太人收利息,后世称之为“申命记双重标准”。[9]

《诗篇》(Psalms)[10] 里也有类似的警戒训示。“上帝之民,不可放贷收利,亦不可剥削无辜。若有此行径,将遭上帝遗弃。”这些教化,尤其是关于借钱给自己族人的训诫,成了古代和中世纪家庭手工业最普遍、最古老的基石。

约瑟夫斯(Josephus)[11] 认为,贷方应该为碰上手头拮据的借方而知足感恩,而非图谋放贷吃利息。然而,尽管先哲好说歹说,但早期的借款合同显示,借款还息依旧我行我素。希伯来人将利率定为12%,尼希米(Nehemiah)在公元前444~公元前432年担任犹大山地(Judea)长官期间,曾颁令以12%的利率解决纷争,这一做法延续了近两千年。[12]

犹太人遵守《申命记》的教诲,只借钱给非犹太人,这一传统沿袭了数百年。但是,他们后来发现,欧洲的执政者先是纡尊降贵找他们借钱,等该还钱时,又义正言辞地说教会规矩禁止放贷收息。因此,自从和借钱扯上关系,犹太人既有所得,亦有所失。很显然,世俗法一般不会禁止借钱,但宗教却成了欠债不还的有力挡箭牌。

借钱给有迫切需求的族人,即使要收取利息,也必须少之又少,用今天的话说,仅仅是为了抵消借款成本。至于利息的最低额度是多少,谁也说不清。要是利息收高了,相当于贷方乘人之危,将借方逼入绝境,或者企图使其身败名裂,这无异于加害族人,将遭到全族上下的斥责,惩罚手段也因人而异,不过最常见的是驱逐流放。在古代和中世纪,借方欠钱不还,经证实有损贷方利益,也会被严厉惩处,不过贷方需要出示证据表明自己的确受到了损失,而且也没有收取高额的利息。在这里,利息和重利的区别显而易见。

在利息和借钱的讨论中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在罗马帝国时期,即如何准确地计算利息。如果从今到古地审视一下计算方法,便不难发现,对“利率”的概念定义和计算方法一直都在变化。部分遗存材料说明,利息计算是简单地以月为基础的,利息总额就是月度金额乘以贷款月数。利息高的贷款(拉丁文为mutuum)一般都是时间超过一年的中长期贷款。由于古代社会缺乏有组织的银行体系,因此也找不到严格的标准的偿还条款,一切都由贷方说了算。用现在的话来说,贷款人是私营性质的,即资金源头是富裕的个体和商人。

在罗马的法律体制中,声名赫赫的《十二铜表法》试图用法律来约束贵族和平民的借钱行为。一般是贵族借钱给平民,然后平民哭天喊地抗议缴利息。罗马历史中不乏禁止或控制利息的故事。公元前450年,在一次十人大公会议(Decemviri)上出台了一个法案,规定“任何人不得以超过1/12的比率收利息”[13] 。按照公元前695年努马·庞皮留斯(Numa Pompilius)推行的《十二月历法》,即法定年利率为8.33%,而按照18世纪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计算,即月利率为1%。不过这或许有些夸大其词,因为绝大多数贷款都是一个月。

1/12的利率主要源自农业,它是指一磅重的庄稼,利息为一盎司;偿还时间为每月首日;利息按年计算,不做叠加[14] ,如果叠加就称为“年度叠加”,拉丁语为anatocismus anniversarius。在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更迭的那几年里,利率上涨到12%(usarae centesimae),之后百年维持不变,而后数次调整,但公元4世纪时,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再度采用了该利率。虽然利率相对较低,但对欠债不还的惩罚却依旧残酷严厉。依照当时的法案:“一旦债务成立,或法庭颁令,则必须在三十天的法定缓和期内偿还欠款。如有拖延,债务人将被逮捕,押入法庭。如果不服法院判决,或法庭上无人为其担保,债权人有权带走债务人,或将其捆绑在木桩或链条上,或令其背负不低于十五磅的重担,一切遵从债权人之便。”对该法案的其他解读显示,只要债权人高兴,甚至可以对债务人动用凌迟之刑,以及将其子女卖为奴隶。

尽管借贷利率和拖欠惩罚的规定就在眼前,但休想每个人都遵守。布鲁图在塞浦路斯从事数目可观的借钱生意时,利率高达48%,大大超过了官方规定的12%,并且,他还雇用中介、隐藏身份,以逃避罗马参议院的监管。历史学家阿庇安(Appian)也记载了公元前89年的一件案子——债务人和债权人各执一词,闹到了罗马地方法庭上。债务人拒绝还钱,理由是一道比《十二铜法表》更早的法令规定严禁任何形式的高利贷。双方无法达成和解,法官只好放任他们继续纠缠。债权人想到自己平白无故因为某项过时的法令而追不回钱,怒火中烧,在古罗马广场上了结了法官。参议院悬赏缉拿凶手,可惜无果而终[15] 。

拉丁文的usura指代单利,usurae usurarum(利滚利)则是复利,罗马法中将后者称为anatocismus,这是大约公元前51年西塞罗从古希腊语的“利上加利”引入拉丁文的一个术语。该词早就进入罗马的立法、司法体系了,但几个世纪之后,却因查士丁尼的缘故,遭到了官方的严禁。诚然,被禁的原因并非利上加利这么简单——anatocismus是叠加在借款原数额之上的额外利息,这让借方深陷债务旋涡,情况之严峻远远超过复利出现之前,这种结局实在令人大为不快。[16]

由anatocismus带来的严重后果被称为alterum tantum,即“翻倍”。在表示利率大大超出许可范围时(官方规定为12%),这是最精准的措词。将未支付的利息叠加在本金之上并非罗马特有的现象,古代印度也是如此。一般认为,3世纪时在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Ulpian)那个年代,“翻倍”和“复利”普遍遭禁,然而在《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 Code)的监管之下却死灰复燃。[17] 这两个词体现出罗马人发展了早期的借贷利率的范围,这与数百年之后的情形大同小异。

当时官方规定的利率是12%,这成了利率的下限,而利率的上限则是alterum tantum,即“让本金翻倍的利率”。尽管利率上限很高,但至少清楚地说明了借方将面临的灾难性后果,同时也反映了官方利率总遭漠视践踏的现实。照此思路,我们也顺便窥探了一下《72法则》(Rule of 72)的起源,这一经典数学法则可以快速计算出本金翻倍所需的年数——只需用72除以利率即可。

如果短时间内就使金额翻倍,例如一两年,那绝对是违背借贷精神的。可是即便在复利情况下,贷方将借方交纳的利息再借给他人,也无甚不妥。收取复利是指,由于利息叠加、利率较高、偿还时间较长,使得借方所欠的利息居然高出了本金。这才是人们对复利忍无可忍、最终严禁的原因。但是,严禁复利并没有起到斩草除根的作用。复利,尤其是半年性复利,在13世纪早期就在斐波那契的数学作品中首次亮相了,不过具体运算方法模棱两可。

且不管利息应该如何计算,其长期存在于商贸交易之中的事实,似乎与宗教严打严禁的主张背道而驰。不过,必须明确金钱借贷和物品借贷在收取利息一事上的区别。人们常视利息为贷方好逸恶劳和借方走投无路的恶果,因而危害甚大。贷方借出一笔钱,不管借方是以金钱偿还还是以物品偿还,在绝大多数古代和中世纪学者看来,这都是一种奢侈的做法,因为贷方没有创造价值,没有收获有意义之物,但却占尽了好处。那时的农民和市民过一天是一天,几乎没有储蓄和经营资本,因此,这种观念在当时勉强糊口的经济形势下屡见不鲜,尽管后来的数百年间贸易腾飞,对商贸投资资本的要求渐渐增加,但这种想法早已根深蒂固。

除了《圣经》和罗马的一些文献,亚里士多德也被视为利息问题的哲学权威,尤其受古代和中世纪教会人员推崇。他的老师柏拉图没怎么提利息问题,不过也曾说过:“不应……借钱收利息。法律不会保护那些索要利息或本金的人。”[18] 罗马衰落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从欧洲消失,直到21世纪才被阿拉伯学者再次引入。经过再度引介,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13世纪的经院派哲人中盛行起来,集大成者当属托马斯·阿奎那。亚里士多德以独一无二的视角审视利息问题,被不少中世纪学者和经院派人士尊称为“先哲”。《旧约》、氏族派系或清规戒律对重利都持贬低的态度,而亚里士多德则是从哲学角度来看待该问题的。他认为,收取重利对借方不公平,是对借方的肆意剥削,因而是最有违自然的谋利手段,“毋庸置疑,卑鄙无耻的放高利贷者恶贯满盈,以钱生钱,敛财牟利,扭曲了金钱原本的用途”。[19] 也就是说,金钱是死物,只可用作交换媒介,不该用作自我繁衍之物;其正当用途是促进货物或服务的交易;要是放贷收利有违公正,就算进行借贷,也不能收取重利。这倒不是说古代雅典人不允许借钱收利,而只是说那时的世风舆论掌舵人影响深远,长达数世纪,在他们眼中,此举损害了借方,满足了贷方,万万不可取。

不少古代社会,例如古希腊和古罗马,《重利法》还受到道德、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这些社会出台了旨在控制意图跟风贵族或统治阶级的下层阶级大肆消费的《节约(消费)法》,法律规定了个人能够拥有的奢侈品数量。罗马的第一项节约法是《奥庇乌斯法》(Lex Oppia),于公元前215年出台生效。这项法律内容颇丰,其中一条规定了一位妇女可以持有的用于衣着打扮的饰品等物件数量。一般认为,《节约法》主要是用于扼杀非贵族阶层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只有贵族才有资格打扮得华丽奢侈,商人和平头百姓想都别想。不过购买奢侈品和借钱关系密切,因为那些向富裕公众人物看齐的人,多数要靠借钱欠债才能达到目的。很多时候,《节约法》和《重利法》有名无实,然而却反映出一种焦虑,很多人担心借钱居然是为了消费,而非生产性目的,这会浪费宝贵资源,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时期下。《奥庇乌斯法》的出台背景是与迦太基帝国(Carthage)进行第二次布匿战争(The Second Punic Wars)时期,罗马打了胜仗,该法律规定也松懈下来。和《重利法》的变迁一样,淡出舞台的《节约法》总会在后世再度登台。

教义和借钱的纠葛公元325年6月19日,君士坦丁大帝身着耀眼的金边紫袍,走进尼西亚大公会议(Council of Nicaea)的现场,恭敬地坐在300多位主教后面。会议按照罗马元老院的形式进行,由优西比乌宣读祝辞、奥塞思主持讨论。该会议是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的主教会议,为期两个多月,8月25日圆满结束。该会议最为人所知的要数当着异端阿里乌派(Arian)的面坚持“三位一体论”(Trinity),并颁布了影响深远的《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以及二十项有关纪律的教会法,其中就包括牧师不得参与放贷收息的规定。

会上提出:“不少神职人员因嗜财如命,将教义圣文抛至一边,谁都不可以钱生利,若月利率达1%……必当从名单中画掉其名,驱出教会。”[20] 也就是说,牧师要是利欲熏心、放贷收息,就将面临被驱逐的风险。这是君士坦丁对《十二铜法表》提出的借钱利率的重申。按照教规,如果平均总利率超过50%,也将遭遇同样的惩处。1%是当时通行的平均月利率,而50%一般是针对四年以上的贷款,其潜台词是:月利率低于1%或平均总利率低于50%,这是可以接受的。这句简单的话同时也透露出另一个信息,即所谓的“重利”就是指高出平均可接受水平的高额利息——和现在的解读如出一辙。但有个问题却始终含糊不清——如果牧师的借贷利率低于普通利率,那会怎么样呢?

严禁重利一旦进入尼西亚教规中,就上升到了教义的地位,而不再是惨遭宗教谴责的罪恶经济行为那么简单了。在罗马老百姓看来,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具有民法一样的作用。法学家们当然不愿承认在罗马人民眼中宗教教义比民法更有地位,但他们却赞同,如果民法与教规背道而驰,肯定是民法不对。[21]

由于蛮族和穆斯林的入侵,欧洲外部的教会开始四分五裂,迦太基已经不再属于基督教世界,因此极有必要重新明确一下。345年,迦太基大公会议(Council of Carthage)将严禁重利的教规扩散至普通信徒。类似的,蛮族入侵高卢(Gaul)之后,789年,艾斯大公会议(Council of Aix)重新搬出故有条款,采用驱逐流放的惩罚措施。[22] 而后,查理大帝(Charlemagne)也再度重申。随着西方帝国的陨落,usura(利息)和usurae usararum(利滚利)两个词的界限渐渐模糊,最后只剩下利息。

一百多年以后,罗马教会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位杰出的教皇大利奥(Pope Leo the Great),在他在位的二十年间,严禁教会人员从事放贷收息活动,同时提出有此行为的信徒将背负“收脏钱”的罪恶。尽管他没有直接禁止普通信徒的收息行为,但坚持严打还是带来了预期的效果。因为在那个时候,收取重利已然成了和谋杀、通奸一样天理不容的事,历经数世纪仍未得翻身。

古代和中世纪对借钱收息的态度根源在于时间。现代社会几乎都认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提出的基本教诲,即“时间就是金钱”。然而在罗马帝国末期以及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时期,时间都被认为是上帝恩泽人间之物。换言之,时间是公共财产,不能在个人之间买来买去。按照时长而收取金钱有违道德伦常,这一提法的创始人是早于阿奎那的法国神学家兼哲学家威廉·欧塞尔(William of Auxerre)。他认为,凡夫俗子不可算计上帝的恩赐。在宗教改革之前,罗马教会(Roman Church)是上帝在西方世界唯一的代言人,所以一切都由它说了算。从无到有创造东西,那是上帝的权力,而不是一个金融界小妖所能做的事;借钱收息是藐视上帝和教会的罪行,不容姑息!然而,这里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当时的宗教机构正在大摇大摆地收取和支付利息,而且数额可观。

君士坦丁将基督教推崇为官方宗教之后两百年,在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的统治下,东罗马帝国迎来了新的黄金时期。国王委任一群律师广泛审阅已有法律,并根据时事所需进行了调整和编纂,颁布了三部法律,分别是《查士丁尼法典》《国法大全》(Digest)和《法学阶梯》(Institutes)。其中,534年汇编完成的《法学阶梯》是一部教材,也是当时最全面的罗马法律文件。收取重利被归在“用益权(usufructs)”一类中,意思是非合法继承人企图占有财产所有人的财产,简单地说,就是坐享他人的财富和劳动。但是,对用益权的描述却是:使用并获取非本人财产之利益,但未对该财产造成实际性损害。[23] 这听起来好像把收取重利视为合法行为了。书中还明确,以高利率收取利息,只要未破坏原来的资产或抵押物,均获允许。该书秉承了古代和中世纪的思想,认为可以收取利息,但不得伤害借方,不得危及其人身和财产安全,否则就是违法行为。在当代,偿还行为不得让借方破产。不过,借钱利率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要看钱是借给谁的。一般说来,借给普通个人的话是6%,借给商人的话是8%。同时,依照各地区的情况、金钱的用途,利率也会有所变化。但无论如何,严禁利滚利。当然,有人搞复利,不过不会在贷款合同上写明,美其名曰“保护借方”。

牧师不得放贷收息的禁令一直持续到9世纪。800年的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把皇冠戴在查理头上,宣布他是罗马人的皇帝,德国历史上的第一帝国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登上历史舞台。在三个多世纪前被毁灭的西罗马浴火重生,由基督教王朝执掌,而君士坦丁堡的东帝国被孤立,不再被西欧人视为名副其实的帝国。查理大帝抓住机遇,将两大古老势力连为一体,政教合一,他自己则肩负起国王的职责,有权决定教会及民间事务,借贷自然也归他管。

为巩固政权,查理大帝朝意大利进军,打败了伦巴第人——这支日耳曼氏族自6世纪查士丁尼逐渐衰落时便一直占据着意大利北部。最早进入意大利的伦巴第人并不是基督教徒,他们信奉阿里乌主义(Arianism),这与当时罗马教会的教义背道而驰。在体验了《查士丁尼法典》和《狄奥多西法典》的苛刻之后,他们着手编撰自己的法律,对待借贷行为的态度极其开明,例如:“某人向另一人借钱,并达成协议,如果债权人要求五年内还钱,而债务人无力偿还,则协议必须延长至十年;如果要求十年内还钱但无力偿还的,债务人可要求延长至二十年;如果地方首领或法官提出偿还要求,协议得到证明,则债务人或其后代应当偿还。”“如果十年之内协议未获两次延期,且首领或法官未在二十年内明确提出要求,则之后债权人不得再提此事,无权起诉债务人,除非遭监禁。”[24] 如此人性化地对待债务人,或许是受了细致入微的罗马法律的影响,较之查士丁尼之前的法律,仁慈太多了。这或许是因为伦巴第人的社会并不是以金钱经济为基石的,结构相对简单,和罗马比起来,似乎还处在原始阶段。

和教皇大利奥及查士丁尼一样,查理大帝也将借钱收息的禁令从神职人员扩展至普通信徒。他以挚友教皇哈德良一世(Pope Hadrian I)生前汇编的《哈德良法典》(Hadriana)为基础,制定了禁止普通信徒从事放贷收息的法令。作为欧洲最强硬的统治者,查理大帝在位时期,通过文论和宗教大公会议,禁令继续得到强化。面对新政权下各类氏族法律不一的状况,法令汇编无疑可以便捷地将名目繁多的法律纳入统一的框架之下,包括借钱和收息。而且,禁止收取利息的法令作用非常显著。850年在帕维亚(Pavia)召开的一次宗教集会,迈出了漫长变迁之路的第一步。在那次集会中,人们要求将参与放贷收息的普通教徒逐出教会;放贷者死后,借方应当获得赔偿。显而易见,查理大帝的威慑开始影响借钱收息的变迁,这也使得严禁重息成了欧洲贸易发展历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障碍。

再后来,在关于借钱的教会文件中,人们把收取利息与偷窃相提并论。这些文本出现的时间与欧洲贸易复兴相吻合,这无疑对贸易的全面发展构成了严重的阻碍,不过也恰是因为这种复苏,引发了有关借贷的新争论。丰盈可观的借贷利润充满了诱惑,实在令新兴商界人士难以抵抗,从而促进了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初期银行机构的发展。

商人通过正常交易累积财富,并逐渐发现,比起正常商贸行为,放贷更能赚钱,于是乎借钱开始流行起来。富裕阶层花钱享受的自由时间更多——古希腊人称为享受闲暇——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比起辛苦劳作糊口,提供金融服务能够创造出更多的闲暇,不论是在中世纪还是在现代社会。自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以来,还没见过这么多商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探索新领域。种种现象令拥有无上地位的教皇坐立不安。

犹太人、典当行和金融业中世纪的欧洲,借贷业可谓蒸蒸日上,很多人单靠放贷吃利息就能维持生计。不过,干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总得找个亮堂堂的名头,因而,当时的私人借贷大多是通过当铺老板进行的,以至于数百年来这一行业得到蓬勃发展。不过,这行当在当时名声不太好,一般位于城镇孤立地带,周边居民往往是些犹太人、当铺老板以及风尘女子。所有当铺标志无一例外都是三个悬挂的金色圆球,这成了中世纪借贷业的身份标志。

向当铺老板借钱要有抵押物,这跟今天的情况是一样的。中世纪的稗官野史特别喜欢讲述借方一无所有的故事,例如借方无力支付高额利息,偿还不了贷款,最后连抵押物都搭进去了,云云。当铺服务于社会各阶层,对平头百姓和皇亲国戚一视同仁,不过主要是以穷人和下层阶级为主,谁家揭不开锅了,只要有东西可以抵押,就能从当铺借到钱。这不属于资本运营贷款,因为其目的不是生产性质的。当铺在欧洲遍地开花,被广大民众视为衣食父母,尽管利率高得吓人——年利率往往超过50%。当铺老板绝大多数是犹太人,后来,他们在消费贷款领域游刃有余。他们的事业成功地催生了一种新型金融机构,尤其是在意大利,这推动了个人金融的革命,也让借贷更为人性化。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人们意识到运营资本的必要性——尤其是意大利的城镇居民——居然是因为一道宗教命令。方济会(Franciscans)认为,当铺不可或缺,如果其收取的利率在合理范围之内,那么对于从当铺借钱的普通大众而言,这无疑是极有价值的服务。在那个没有银行和金融机构服务于个人的时代,当铺是私人借钱的最后选择。14世纪初,方济会修士杜兰德·圣普西安(Durand of St. Purcain)提出新倡议,要在已有的国家借钱形式之外,设立国家放贷机构,与私人放贷并行。多数城邦的惯常做法是商人和富人公民如果要借钱,必须向当权者交纳大约5%的利息,这实际上是让当权的高官显贵白白占了便宜。设立公共放贷机构的构想引发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这些公共贷方可以按照名义上5%的利率或者更低的利率借钱给公众,并且不会担上任何不好的罪名。抵押品还是需要的,不过比起私营的当铺或贷方,成本更低,逼债的程度更轻。

国家借方在拉丁文中最初被称为mons,新设立的“公共放贷机构”则是montes。15世纪后半叶,montes演变成montes de pietatis,字面意思是“怜悯之山”。绝大多数公共放贷机构依旧服务于穷人,不过后来有的演变成了银行。方济会迅速和教皇呈水火之势,商品经济急速腾飞,教皇却依旧想继续严禁借钱收息,很快,教会风光不再。

另一项商品经济的重大发展是对汇票的逐渐认可。这些媒介对于国际贸易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汇票,不同国家的双方无须跨国运输价值不菲的货币,就能进行放贷或兑换,也大大降低了运输风险。这使得人们能够更放心、更便捷地和外国人开展贸易合作,同时也打开了欧洲的大门,中东的思想和改变逐渐进入欧洲。

在10世纪和11世纪,贸易在西欧复苏,这是十字军东征的起因,同时也是结果。1096年,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Ⅱ)发起了第一次东征,1099年攻下耶路撒冷,达到巅峰。该事件的一大主要影响是使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东帝国重新建立联系,并且开启了与阿拉伯世界的往来。于是,贸易在三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间开展起来。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犹太人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们曾经居无定所,从不指望融入某个特定的社会,结果反而拥有了国际性的视野。放贷一直是他们的独门手艺,只不过那时放贷并不像12~13世纪时那么重要,因此,当时不少王国、侯国都要将他们驱逐出境。[25] 4世纪末期撰写完成的《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或Theodosian Code)区分了异教徒、分裂者与遵守新帝国宗教信仰(天主教信仰)的高贵公民。该法典将矛头指向违背三位一体论的摩尼教(Manichean)异端分子,并且明确指出:任何人——包括犹太人——如果违背教义,将面临相应的民事惩处。随着教义的发展,所谓的“他者旁人”渐渐特指犹太人等“倒行逆施”的放贷者,这使得他们处于社会边缘地带,任人呼来喝去。犹太人在挣钱和借贷方面尤其精明,因此,民众对他们怀着满肚子的狐疑。中世纪时,人们茶余饭后总免不了要说说犹太人杀害基督徒的事情,渐渐地,各种罪恶滔天的事全都被推到了他们身上,一旦有人煽风点火激起民愤民怨——尤其是在宗教裁判所——犹太人的生命就令人堪忧。在那样的环境下,不止一位犹太商人被指控屠杀婴儿或其他各类同等恶劣的罪状,一般是怎么有利于原告的钱包就怎么罗织罪名。

到了十字军东征时期,犹太人的放贷业务竞争激烈。并非所有的放贷者都是犹太人,很多放贷者来自意大利北部、法国南部和低地国家的伦巴第人区域,“伦巴第”这个词后来特指放贷者或者当铺老板。可是,在借方眼中——尤其是在国王和亲王看来——放贷者全是犹太人。无关宗教信仰,很多政权都喜欢将放贷者统称为“我的犹太人”。13世纪前,英国的法律称放贷者为“国王的犹太人”。这种“他者旁人”的立场能够拉开贷方和客户之间的距离,要是政坛有什么风吹草动要征用财产,贷方也可自求多福。“犹太人”逐渐成为放贷者的代名词,尽管带有浓重的种族色彩。1215年,英国国王约翰(John)在兰尼米德(Runnymede)签署《大宪章》(Magna Carta),其中两章特别提到犹太人和放贷:“若有人从犹太人那里借钱,不论多寡,在偿还债务前离世的,如果其继承人尚未成年,则不得收取利息……如果债权属于我们(国王),则除所借本金之外,绝不收取任何他物。”[26]

放贷者中还有一些是卡奥尔人,他们是西哥特人的后裔,定居点就是后来的法国南部。和伦巴第人不同,这支氏族的《西哥特法典》(Forum Judicum)明确规定了贷款能收取的最高利率。这与《十二铜法表》惊人的相似,该法典要求:

任何人放贷收息,一个金币(solidus)的年利息不得超过三个银币(siliqua),每8个金币的年利息为一个金币,债权人有权依照上述规定要求债务人偿还本金和利息。若有书面协议,债权人向债务人索取的利息价值超过上述限额,则该协议将被视为非法,无法生效;若有任何一方违反法律规定支付或收取高额利息,则利息不做退还。[27]

这等于规定了最高年利率为12.5%,即便另外签订书面协议,也不得违背此规定,这也间接说明多数西哥特人并非文盲。该法典贯彻执行了数百年,其理论与《十二铜表法》更接近,在语言措辞上也很类似。然而事实上,卡奥尔人的行径明显与《西哥特法典》背道而驰,因而在法国是声名狼藉的放贷者,不过这也再次证明,并非所有的利率上限都有人遵守。严格来说,法国的卡奥尔人在拥有西哥特传统的西班牙定居点独自为政,因此大可宣称,自己只不过是适应布鲁图的放贷原则,采用当地通行的利率而已。

和伦巴第人一样,西哥特人最初也属阿里乌派,直到安定下来才皈依天主教。所以,他们并不承认尼西亚大公会议或《尼西亚信条》严禁神职人员从事放贷收息的规定。在罗马人眼中,他们何止是刁民蛮族,更是异端分子,因此在自然法理论形成阶段,他们游离于教会规定之外也属正常。他们干起放贷这一行来,可以说是天赋异禀。11世纪以后,这两支刁民蛮族的后裔与犹太人正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英格兰,“长腿”爱德华于1275年严禁犹太人放贷,1290年下令将犹太人赶出了英格兰。一百年后,法国也大规模地驱赶过犹太人一次,不过驱逐力度最大的恐怕要数1492年的西班牙。

犹太人风光不再,手上有必备资源的就剩下伦巴第人,放贷自然风险重重。考虑到借钱给高官显贵需要承担很高的风险,绝大多数放贷者收取的利率基本是15%~18%,而他们借钱给普通商人的利率则是5%~25%。于是,国王更加震怒,觉得没收放贷者的财产是再公正不过的举动。

“兔子问题”引发的革命12世纪的欧洲正处于充满朝气与活力的时代,十字军东征、城市崛起、民族国家建立,在此背景下,罗马艺术达到了最高峰,欧洲商人与东帝国及伊斯兰世界也有了更加频繁的往来,后人称之为“12世纪的文艺复兴”,它象征着贸易和知识的全面重生。然而,尽管贸易正在改变着欧洲的政治经济面貌,但教会对放贷收息依旧不肯松口。不过,为投资者和存款人支付利息实在是必须的,否则如何补偿风险成本呢?因此,收取利息的方式变得更加别出心裁了。

格拉提安(Gratian)推行的教义汇编《格拉提安教令》(Decretum Gratiani)探讨了借方和贷方之间的关系,提出如果双方是敌人,就没有公平正义可言,允许放贷收息。这就好比法律允许大家杀死敌人,那么自然没有理由反对收取重利。一般而言,如果借方未能偿还债务,将会沦为贷方的奴隶;等还清债务,这种主仆关系才算了结。[28] 对放贷收息的各种特例和细节的描述充分反映出教义的细致繁杂,同时也折射出贸易事务中借鉴三段论逻辑所导致的不连续性。

《格拉提安教令》问世一百年之后,出现了一种更务实的方法。阿佐·博洛尼亚(Azo of Bologna)针对《法学阶梯》和《查士丁尼法典》展开了一项著名的研究工作,他指出,虽然收取利息是违背上帝旨意的,但应“根据现实社会的实际所需”采取容忍姿态。[29] 尽管上述两类法律似乎不兼容,然而即便是教义的维护者也认为,只要民法不明目张胆地违背教会法,两者是可以并存的。这种认识尤其重要,因为在12世纪初期,新诞生的“股份制(compagnia)”逐渐取代源自希腊-罗马的“合伙制(societas)”,成为欧洲新型合作模式。很显然,新模式远比旧模式灵活。在合伙制下,一个合伙人的投入要么是劳力要么是资本,每位合伙人都要承担同等的责任和风险;而在股份制下,合伙人支付的资本更为繁杂精细,包括合作经营赚取的收入、额外投入的资本以及其他投资者的存款。存款其实就是利息,不过在合作经营的过程中被称为“酌情支付款项”,通过这种鱼目混珠的方式,躲避了放贷收息的禁令。

另一个躲避重利禁令的高明手段是确保偿还贷款或投资时,金额超过原借款数,但对利息只字不提。其他的办法还包括借方给贷方“送礼”,或借方故意弄错还款日期好让贷方合理估算损失后索取赔偿。[30] 这提高了合作经营资本来源的灵活性,也吸引了更多外界投资者,对业务扩展至关重要。绝大多数情况下,股份制和合伙制的合作伙伴是家人亲戚,或是各种有关联的伙伴。经营不善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很有可能被打入大牢,甚至家破人散,或被卖去当奴隶。[31] 因此,对合作伙伴知根知底是商业活动成功的前提条件。

重利禁令让商业机构在措词上小心翼翼,但即便教会三令五申,依旧架不住贸易迅速发展之势。教会认识到这一点,也试图应对合作制度的问题。13世纪,托马斯·阿奎那提出:“将金钱以某种合作形式委托给某商人或工匠,金钱所有权并未因此转移给后者,仍属于原所有人。受委托的商人或工匠使用这笔款项时,风险由原所有人承担。如果盈利,鉴于所有权归属,原所有人有权要求获得部分盈利。”[32] 这种阐释将其中一方合伙人定位为代理人,而非商务交易的当事人,这在当时的确是创新之举。

拖欠贷款的惩处因地而异,有的要求债权人归还欠款、蹲大牢,或把债务人卖去当奴隶。不过在传统上有政治难民而非财政难民的管辖区域,一般都可以申请减免。于是,可以让债务人躲开债权人的庇护所出现了,主要是在教堂或圣地。但是,请求庇护对于债务人而言并非一劳永逸,因为一旦寻求庇护,其财产将不再受保护,而且在债权人的要求下,会被民政机构拿走。庇护渐渐盛行开来,尤其是在伦敦,那些居住条件最好的庇护所自然最受欢迎。一个城市总有几家特别受债务人青睐,其中一家是建于1056年的圣马丁大学院教堂(Collegiate Church of St. Martins le Grand),特为寻求庇护人士打造,直到大约五百年后,亨利八世(Henry Ⅷ)将寺院庙堂悉数瓦解,这座庇护所才退出历史舞台。另一处庇护所与迦密(Carmelites)白衣修士(White Friars,等级长袍)有关,与中殿(Middle Temple)毗邻,由帕特里克·格雷(Patrick Grey)在1241年建立。

12世纪时,贸易往来和私人交易都已经开始明目张胆地收取利息,从表象到本质,利息都似乎与高利贷毫不相干。收取利息只要不伤害借方就行,也就是说,借方应当能在合理的时间内偿还贷款,不至于让自己身陷囹圄或一无所有;另外,贷款必须用于生产目的。从技术上来说,贷方的主要业务不应该只有放贷,这样才能避免被扣上放高利贷的罪名。贸易和工业日渐繁盛,贷款需求增大,利率一路飙升,英格兰的个人贷款利率为40%~120%不等,意大利的商业贷款则在20%上下浮动。[33] 个人贷款利率超高,放贷者一般都是当铺老板。需求增多一方面让当铺变得举足轻重,另一方面也让其身陷险境,因为教会对贷款的态度很明确:绝不姑息!这种一刀切式的严禁无疑是在打击和阻挠经济发展,因而争论的焦点仍是不招人待见的放贷者收取高利息的问题,渐渐掌握权力的当铺自然招来了教会的极度不满。

1139年和1179年,教皇英诺森二世(Pope Innocent Ⅱ)和教皇亚历山大三世(Pope Alexander Ⅲ)分别召开了第二次、第三次拉特兰大公会议,毫不留情地斥责收取高额利息的行为,并强调谁要染指,将不得接受圣礼。然而在世俗社会,即便统治者对教会旨意嘴上唯唯诺诺,可终究是在商言商。第三次拉特兰大公会议也不得不承认,“重利之罪恶扎根已深,很多人完全无视《旧约》和《新约》的禁令劝诫,正经事不做,一门心思放贷收息,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34] 对此,最严重的惩处就是将放贷者逐出教会。

1215年,中世纪最声名显赫的教皇英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 Ⅲ)

主持召开了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会上提到:“基督教越是对放贷吃息坐视不理,犹太人就越在这行当中无法无天,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耗费掉基督徒的所有心血。”[35] 教会对犹太人态度十分强硬,甚至可以说是蛮横——犹太人既要满足借方或世俗当权者的需求,又被迫在衣着打扮上异于基督徒,而且不得担任公职。通过衣着来辨别犹太人成了中世纪分辨放贷者和非信徒的惯用之法。

借贷实践史上最浓墨重彩的年份之一是1202年。一位曾云游四方的意大利人斐波那契撰写了《计算之书》(Liber Abaci,或Book of the Abacus),将阿拉伯数字介绍到了欧洲。欧洲传统的数学计算主要是用罗马数字,一碰上个位数以上的运算,这套系统就爱莫能助了。《计算之书》不仅介绍了小数、平方根、比例、整数和分数的运算法则及具体应用,也为利率的计算提供了方法。在这之前,对借贷的口诛笔伐持续了数个世纪,但如何计算利息依旧没个标准。

斐波那契原名李奥纳多·皮萨诺(Leonardo Pisano),他的父亲是一位意大利外交官,出生于1170年左右。“斐波那契”的原文是Fibonacci,字面意思很广,最常见的两种解释是“大笨蛋”和“闲晃者”。不过,这位年轻小伙和“笨蛋”二字完全不沾边儿。他去北非看望外交官父亲,就是在那里学会了印度-阿拉伯数字体系,于是撰写了这部百科全书式的数学著作。1202年的欧洲还没有印刷术,因此,《计算之书》是以手写稿的形式问世的,并且很快引起了中世纪数学家们的注意,尤其是神圣罗马帝国弗雷德里克二世(Frederick Ⅱ)王朝的那些人。在回答弗雷德里克的顾问们提出的问题时,斐波那契阐述了著名的“兔子问题”。[36] “一对兔子一年生出377对兔子”这个结论令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弗雷德里克立马成了他的资助人。结果,欧洲迎来了一场数学革命,也使得人们一瞥当时对利息到底有多少认识。

《计算之书》成了中世纪学校的必修课,其中的方法多数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年轻的男子则从中学习商业技巧。其中有一道题涉及复利问题,非常吸引眼球。

假设某人有1枚货币(denaro),每五年可增加1倍,那么一百年后,他有多少枚货币?

斐波那契的解答很简单——每五年增加1倍,100年就增加20倍,无须使用方程式,他靠笔算就可得出未来价值为1048876。[37] 放到贷款问题上,想要达到相同数值的未来价值,利率约为14.355%,而且还只能通过半年复利来计算。也就是说,一枚货币(现值)的半年利率为7.1775%,经过两百个半年,才能获得上述未来价值。中世纪商人显然都有复利的概念,但首个有文字记载的案例则出自斐波那契,尽管他只是计算了结果,对“利率”只字不提。

然而,一个重大的问题浮现出来了——斐波那契的例子隐藏了复利的计算方法,如果将此视为可以接受的,那么势必引起坚决反对“利滚利”的教会权威的愤慨。更重要的是,以复利为例成了中世纪放贷者消耗敌手价值的手段——当权者手头缺钱时,就进行货币贬值。对此,斐波那契举了迪纳厄斯(Denarius)小银币的例子。

这种硬币一直是罗马帝国的主要货币,出现在大约公元前211年的罗马共和国,也就是第二次布匿战争[38] 期间。当时的罗马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之所以推行这种银币,主要是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军团开销。起初,迪纳厄斯的币重为4.5克,不过这个重量只保持了很短的时间,公元前2世纪就减到了3.9克。然后到了尼禄(Nero)统治期,由于银的贬值,迪纳厄斯被减少到3.4克。在公元3世纪后期,后来的罗马皇帝将它贬值到3克,最终被安东尼安币(Antoninianus)[39] 所取代。

斐波那契在著作中费了大量笔墨解释“合成钱币(alloying monies)”的问题,尽管看上去是道数学练习题,实际上却说明了如何让货币贬值以达到预期的结果,否则把它放在实用数学中实在有些别扭。私人投资者解决货币贬值的方法之一就是复利,即利用规律性的利息叠加来弥补贬值带来的损失。例如前文提到的那道数学题中,若按年度复利计算,一年后只能得到669138枚货币,也就是说,幸好可以用半年复利来计算,才多了额外的379738枚货币。生活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王公大臣眼皮子底下的中世纪商人对此可是心知肚明。

16世纪采用公历(Gregorian Calendar)之前,欧洲通用儒略历(Julian Calendar),斐波那契的利率计算也基于此。当时,利息的计算要根据新一年的日历略作调整,这就催生了首个利率牌的问世。而启发斐波那契思考、撰书的阿拉伯数学体系,则大大激励了一群果断勇敢的开拓者,他们成了欧洲首批跨国银行家。

上帝的银行家14世纪早期,政教冲突愈演愈烈,1302年教皇卜尼法斯八世(Pope Boniface Ⅷ)发布的训令《一圣教谕》(Unam Sanctam)最能反映两派冲突之激烈。教皇在谈到宗教和世俗权力时总结道:“倘若世俗权力犯下罪过,当由宗教权力拍案定夺……但若是最高宗教权力犯下罪过,有盖棺定论的权力的只能是上帝,绝非凡夫俗子。”[40] 如此极端地捍卫教皇的权力无疑将法国的腓力四世(Philippe IV)和英国的爱德华二世(Edward Ⅱ)变成了教皇的奴仆,腓力还是爱德华的老丈人。

卜尼法斯的强硬立场让政教关系陷入了历史低谷。腓力气得火冒三丈,于是绑架了教皇,结果没多久,教皇就一命呜呼了。国王的拥护者推选克雷芒五世(Clement Ⅴ)担任了教皇,教皇法庭迁至阿维尼翁(Avignon),克雷芒是历史上首位遭遇“巴比伦囚禁(Babylonian captivity)”的教皇,而这一现象持续了一百多年。因此,克雷芒在教会中最具现实操纵力的事情就是对皇帝唯唯诺诺。当教皇权力和军队势力勾搭上,新兴金融阶层可谓大难临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十字军东征是借贷行为的分水岭。这支庞大的队伍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抢占国际银行业,大大赶超了遍布全球的犹太人而成为欧洲首要的放贷者。东征期间,这群人一直占据优势地位,个个成了银行家暴发户,然而战争一结束又被打回了原形,成了14世纪大规模政教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这就是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s)。

圣殿骑士团原是一支宗教军事队伍,诞生于1119年新征服的耶路撒冷,由两位法国骑士雨果·德·帕英(Hugh des Payens)和格弗雷·德·圣欧莫(Godfrey of St. Omer)发起。1128年,特鲁瓦大公会议(Council of Troyes)正式认可了圣殿骑士团,圣伯纳德(St. Bernard of Clairvaux)还为他们制定了行为准则。

圣殿骑士团是耶路撒冷拉丁国王鲍德温二世(King Baldwin Ⅱ)自行出资的,创立宗旨是保护那些从欧洲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鲍德温把他们安排在皇宫的所罗门圣殿(Temple of Solomon)遗址里,这是唯一留存至今的哭墙(Wailing Wall)。这支队伍起初名为圣殿贫苦骑士团(Poor Soldiers of the Temple),靠行乞为生,但却以极高的热情坚守着苛刻的条例。他们的行为准则是“绝对服从”和“禁欲主义”,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强,他们在欧洲的名望被蒙上了一层神话的色彩。居住点和庙宇也渐渐遍布欧洲,英国、西班牙、法国以及德国都有他们的踪迹。

事实上,自创建之初起,圣殿骑士团就以庙宇为据点,发展出了一张非常巧妙的融资网络,并演变为欧洲首批银行网络。他们的集资能力也和他们自身一样具有传奇性,在欧洲无人能及。因此,这支最初靠乞讨为生的队伍成了妇孺皆知的致力于耶路撒冷复苏的宗教骑士团体,并推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汇票、票据和外币的使用便捷了许多,圣殿骑士团也算是苦尽甘来。

不过,圣殿骑士团的国际业务也不是没有缺点。耶路撒冷失守以后,他们将自己在耶路撒冷的部分业务转到了法国南部,这让美男子腓力四世(Philippe IV)如芒刺在背。圣殿骑士团是个错综复杂的军事组织,有别于欧洲封建主义一贯的组织模式。作为一个骑士团体,他们有权宣战,有权签订和平协议,有权不听从任何王族安排去打仗,因为除了教皇,他们不效忠任何人。[41] 虽然腓力是出了名的治国无方,但他绑架了卜尼法斯八世,成功地让教皇从此以后对世俗权力俯首称臣,这无疑让圣殿骑士团一个头两个大。偏偏在那个时候谣言四起,说他们富可敌国,这让诸如腓力这样手头吃紧的皇帝瞪大了眼睛——一旦骑士团在法国站稳脚跟,得到其财富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在英格兰,圣殿骑士团在搬到弗利特街(Fleet Street)之前,首先在伦敦霍尔本(Holborn)安顿下来,所有教堂都仿照耶路撒冷圣殿的圆形风格而建。今天,三大律师学院(Inns of Court)之一的中殿便坐落于此。骑士团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成为英国社会根基性的一部分,与财政及皇权密不可分。圣殿骑士团在伦敦的业务让爱德华二世获益匪浅,尤其是犹太人被驱逐出境之后,骑士团又是掏腰包又是提建议。伦敦的神殿成了国王和富商的金库,此处被认为是资金存放的保险柜,因为它由僧侣骑士团打理,神圣不可侵犯。约翰王(King John)将皇家珠宝首饰和一些重要文件都存在那里。为十字军东征筹集的资金也特地交给圣殿骑士团保管,尽管也出过一点儿小意外——

有位骑士挪用十字军款项被发现了,皇帝饶恕了他,但骑士团没放过他。[42] 爱德华二世实在不敢对圣殿骑士团怎么样,因为自己的福祉和他们唇齿相依——至少在初始阶段是这样。然而,圣殿骑士团在法国的人数增多,势力渐大,这才出了岔子。

法国国王觊觎圣殿骑士团的财富,可要是用拳头镇压无疑会破坏他们一手创建的国际银行体系。骑士团是银行家,对汇票、票据很有一手,但不直接放贷,其收益主要来自外汇交易,而不是吃高额利息。他们就是借助这个方法避免了可能存在的高利贷指控,因为教义允许从外汇交易中获取利润。经院派的神职人员——教义的捍卫者——对这一做法也无可诟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骑士团遭受打击、财产被没收时,仍然没人指控他们放高利贷。[43]

圣殿骑士团诞生于十字军东征的政治浪潮中,13世纪末14世纪初又被卷进了风起云涌的政教斗争。中世纪时,诸如格里高利教皇和亨利国王在卡诺萨的那种较量屡见不鲜,不过几乎每次都是教皇笑到最后。罗马不仅有言辞凿凿地维护教皇权力的文献,而且一次次搬出来,以劝告国王们效仿君士坦丁大帝心甘情愿将帝国献给教会,将政治权力让给教皇圣座(Holy See)。文献称:“我们认为将帝国和国王权力迁至东部地区是合理之举……我们颁令,依照我们神圣帝国法令及其他圣洁之令所建立的各种制度体系均不得遭人践踏破坏,直至世界末日。”[44] 尽管到了15世纪,人们发现这其实是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伪造的,但在当时却被视为宗教史上重要的一环,至少在罗马人看来,这象征着宗教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教皇卜尼法斯被腓力如此羞辱,使得权力天平倾向了国王。

1307年年初,以精明能干著称的“美男子”腓力广发密函,下令各地官员逮捕法国的圣殿骑士团。10月13日,对于法国的圣殿骑士团而言,这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星期五——没有任何征兆,138位骑士被捕,其中包括国王的朋友大团长雅克·德·莫莱(Jacques de Molay)。他们的财产被没收,然后接受了多明我会(Dominican Order)审讯。严刑拷打果然非常有效,受刑者老老实实地交代了各种罪行,重伤死亡的人也不少。效忠于腓力的神职人员捏造了多项指控,包括邪神崇拜和变态性行为等,不过没有放高利贷这一项。腓力早就虎视眈眈,但处理汇票业务在当时不算高利贷行为,因此,比起放高利贷的罪名,其他那些罪名似乎更有说服力。同时,腓力向克雷芒五世大力施压,后者只得遵照吩咐,煽动其他管辖区的国王效仿腓力,严厉打击圣殿骑士团。

不过,爱德华二世显然对老丈人的举动有所不满,他表示自己不会和圣殿骑士团对着干。骑士团被审判为异端邪教时,英国已经在民法中严禁使用酷刑,没有武力迫害,骑士团至少可以保住小命。爱德华还极力游说卡斯蒂利亚、阿拉贡、那不勒斯和葡萄牙的国王也不要迫害骑士团,可惜失败了。克雷芒要求爱德华遵守基督教法,而英国的法律也必须服从基督教法,因此,爱德华占了下风。1308年,他终于下令逮捕英国的圣殿骑士团并没收了其财产。为让骑士团认罪伏法,宗教审判者在英格兰短暂动用了酷刑,不过很多骑士在被移交到审判者手上之前就已经逃走了。

骑士团富可敌国,这叫囊中羞涩的国王及其盟友教皇如何坐得安稳!1312年,克雷芒颁布教皇训令《至高之声》(Vox in Excelso,或Voice in Heaven),表示尽管难以证实,但他坚信圣殿骑士团的罪名全部成立。克雷芒的说辞无疑成了中世纪教皇的一大污点,后世数百年都饱受诟病。其实早在二十五年前,腓力就宣布骑士团的财产权没有法律效力,只是那时他尚未落实决策。

克雷芒和圣殿骑士团这么一闹腾,直接结果就是在1311年的维也纳大公会议上,所有允许放贷收息的世俗法全部失效了。这次大公会议的初衷是要解决骑士团的问题,但其措词遣句却分明在说骑士团和放贷问题密不可分是导致教会各阶层问题百出、冲突频频的根源。会议宣布:“基于此,出于根除这些罪大恶极之行径的目的,经本次神圣大公会议之批准,我们裁决,所有地方法官、首领、长官、执政官、审判长、顾问或其他任何将来执政各地区的官员必须严格遵守……如果收取重利,或在此情形下,未按要求悉数归还借款,则驱出教会。”同时还宣布,如有人支持放贷收息无罪,也将面临严重的处罚。无论是谁,沾上异教徒罪名,招惹上宗教审判,处分就绝对不会手下留情。

克雷芒和腓力击垮了圣殿骑士团的基石,不过维也纳大公会议结束的时候,大团长雅克·德·莫莱还活着——他认了宗教审判给他定的一个较轻的罪名,从而躲过了严惩。[45] 但是,1314年,他与另一位资深的骑士杰弗里·德·查尼(Geoffroi de Charney)被判定为“重蹈异教覆辙”,被绑到巴黎的木桩上烧死了。[46] 和烧死其他骑士团的成员一样,火慢慢燃烧着,只有这样,宗教审判员才能让公众胆战心惊,杀一儆百。至此,骑士团终于溃不成军,尽管在此之前超过半数的人已经归西了。他们的财富原本是要福泽罗马的,结果却统统落入了腓力的口袋。腓力吞噬了骑士团之后,国家财力瞬息猛涨,不过也就是昙花一现。中世纪原本极具传奇特色的一幕突然结束,而且惨不忍睹。教皇及其盟友狼狈为奸,霸占了深得欧洲放贷者们青睐的骑士团的财物,而犹太人也被逐出了法国和英国,这使得欧洲的放贷者们苦不堪言。

当然,圣殿骑士团的突然陨落也有积极作用,至少为其他放贷者和银行家的崛起创造了必要条件,也推动了欧洲早期银行体系的建立。意大利城镇的商人伸开触角,除了经营常规业务之外,也开始放贷。13世纪初期,在圣殿骑士团借钱给教皇之初,邦西尼奥里(Bonsignori)和托洛梅伊(Tolomei)等商业家族就已经在佛罗伦萨南部的锡耶纳(Siena)开创了自己的银行事业;佩鲁齐(Perruzzi)和斯卡利(Scali)等家族也在佛罗伦萨(Florence)扎稳了脚跟。不过直到15世纪,美第奇银行(Medici Bank)才在佛罗伦萨建成,其名望和地位可谓举世无双。银行业是有风险的,但是从普遍意义上来说,借贷给商人的风险显然比借钱给当权者要小一些。

中世纪末期出现了一种具有时代特性的金融手法,即所谓的“干交易(dry exchange)”。具体说来,就是存在国际汇票交易关系的某借方和某商业贷方,用不同的货币进行标价;贷方收到汇票后,将汇票交给借方在海外的分支或代理人,获取交易部分的金额。由于金钱本身没有跨洋过海,所以才将这种交易称为“干交易”。[47] 如果计算得当,贷方能从汇率差价中赚上一笔,而这一开始看起来并不存在利息。这种借贷方法首次出现是在伦巴第银行家之中,当时正值教会严厉打击重利的顶峰时期,这恰恰成了他们逃避罪责的惯用漏洞。

“哲人圣贤”们的借钱观尽管后来教会在重利问题上受到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影响,直到12世纪末期,柏拉图一直是绝大多数中世纪思想家主要的哲学启发源泉。流传在西方的亚里士多德著作支离破碎,得益于穆斯林哲学家阿维森纳(Avicenna)和阿威罗伊(Averroes)的传播,其著作才广为人知,这两位哲人在12世纪末对欧洲学者而言耳熟能详。虽然十字军东征未能在中东施展基督教的沐雨春风,倒是为东西方贸易和文化往来做了点儿实质性贡献,于是让人们对不少希腊学者哲人有了重新认识。亚里士多德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政治学》(Politics)的希腊语原文由威廉姆·穆尔贝克(William of Moerbeke)于1260年翻译引入,也是亚里士多德作品中最后译介的作品之一。威廉姆是阿奎那的朋友,也是多明我会修道士。在阿奎那将其纳入教会思想之前,高利贷禁令一直缺乏稳固的哲学基础。可一旦向世人证明,就连亚里士多德都贬斥高利贷,于是乎理论或教旨都有充分权威性将其打压严禁。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高利贷是一种有关家庭组织的行为,属于内部事情,关乎民间社会发展。公平正义要求贷方不得占借方便宜,而是要在保证双方公平的情况下,向借方伸出援助之手。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不仅是家庭经济学的根基,也是所有社会制度的根本。通行于家庭的原则理应普及至全社会。公平正义源自家庭。如果单一经济问题的核心都是有失公正的,那么这些概念做法放到整个社会也将一无是处。

中世纪讨论借贷收息问题,最响当当的基督教思想家要数托马斯·阿奎那,他对亚里士多德亦步亦趋,对“哲人圣贤”的核心概念——公平、正义——顶礼膜拜。

和多数中世纪的神职人员一样,1225年出生的托马斯·阿奎那家境殷实,父亲兰道夫(Landulph)是阿奎诺伯爵(Count of Aquino),他安排年幼的阿奎那接受多明我会的教育,但在阿奎那15岁那年却又反对儿子加入多明我会。为了制止阿奎那入会,家人们可是没少花心思,甚至花钱雇佣妓女来引诱调戏他。但是意志坚定的阿奎那不顾家人的反对,还是加入了多明我会。该会将阿奎那派到科隆(Cologne)跟着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Alertus Magnus)学习,结果在那里得了个“呆牛”的绰号,但很快,他的智慧之光开始闪现。而后,他在巴黎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学习,并获得了教会博士学位。其间,他与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ouis IX)关系很好,偶尔共进晚餐。1274年,他已然成了一位声名远扬的传教士,教皇格里高利十世(Gregory X)派他去参加第二次里昂大公会议,可惜半路上归天了,只留下未完成的杰作《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万幸的是,已完成部分足以使它成为教会神学奠基性著作。

在《神学大全》中,阿奎那把数世纪以来围绕重利的种种论调做了一番总结。一直以来,支持借贷收息的绝大多数言论都是以“支付高额利息是自愿之举”为中心的,而阿奎那则赞同亚里士多德关于借出去的钱本身不具繁衍性的著名论断。他在《神学大全》中写道:“贷款收重利本身就有违公平、正义,因为此举是在售卖不存在的东西。”[48] 因此,放贷者还必须为此赎罪。“凡为人者,若以不公平之手段获得某物,必当奉还;同理,以放贷所获之金钱,也必须退还。”[49]

在阿奎那看来,自亚里士多德之后,金钱的用途就一直很明朗,“金钱的合理及首要用途在于消费或商业交易”。[50] 这里并没有明确财富是如何积累、储蓄的,不过大致可以推断,挣钱和存钱都应该通过货物及土地的交易,而不能像现代社会这样通过投资获取回报。这听着像是阿奎那解读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一大缺口,但实际上,情况要复杂得多。

阿奎那对现实中的商业活动倒也不是一窍不通,至少他认识到,商业的存在是再自然不过的,日常交易其实也牵扯收益。于是,他借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另一个观点,即可以向物品——包括放贷——索价,但买卖双方均不能在价格上吃亏。如果能确保这一点,价格就是公正的。也就是说,售出价格可以比物品本身的价值高,但不得超过持有人应得的价格。[51] 这一概念围绕着商业交易的公平问题展开思考,但究竟有多少价值就另当别论了。

假设一件物品的售出价格是持有人应得的,那么持有人就必须进行一项计算,用现在的话来说即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倘若这件物品对于持有人而言,价值要比所标价格对应的价值高出10%,则他有理由在销售时通过价格多收取10%。但是,除此之外,这个理论就没多少说服力了,因为调整和估测价值的方法粗糙而含糊,市场缺乏制定价格的标准。不过,在这些说辞的背后,教会力量取代了市场调控。

但是在中世纪,利率似乎不会影响到机会成本的计算。现在销售证券时为了补偿卖方在下一轮利息支付日期之前遭受的机会损失,买方要支付高额利息,而在中世纪,利率的概念似乎毫无意义,至少对教会人员来说是这样的。价值的衡量不取决于利息,因时间流逝而收钱也行不通。

阿奎那还论述了用益权的相关描述。他提到,《法学阶梯》将用益权视为可接受的行为。根据他对罗马法的解读,《法典》之所以认可高利贷是因为它被归类于“半用益权”,换言之,直至当时,世俗法(不是教会法)接受这一形式,倒不是因为公平,而是可以防止贷方占借方便宜。罗马法代表了基本的公平概念,可是没有拓展性亦无确凿性:“我们借钱出去,或是做好人好事,都不该寄希望于人,而当寄敬畏于上帝。”[52] 换言之,利息本身不是问题,违背亚里士多德各项标准的是收取或征收高利贷。阿奎那特意挑出这段话,因为《查士丁尼法典》对中世纪法律变迁带来了广泛影响。这部法典当时依旧举足轻重,但丁为国王在天堂安排了归宿,可放高利贷者只能被打入阴曹地府。

阿奎那将政治和伦理叠加,严格控制放贷收息,他的著作被广泛应用于最高等的哲学和神学教育。但是,他也承认,贷方收高利息违背法律,可是如果借方将这些钱用在正当之途上,那么借方是无罪的。

不过和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是,阿奎那的观点充斥着13世纪盛行的对非基督徒的鄙视。面对非基督教徒,他严格划分放贷者和犹太人,尽管当时的宗教法宣称要一视同仁。

但是,犹太人好像不受放贷收息禁令的制约,因为依照《申命记》,他们可以借钱给外族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宗教特性之下,阿奎那难免从大流,提出犹太人应当与基督徒一样要受禁令制约。鉴于有人钻《圣经》的空子,于是整个社会高喊“四海皆兄弟”。大家都是兄弟姐妹,自然就能禁止放贷行为了。这增强了教会对犹太人及其他非基督教信徒的掌控。

然而,尽管舆论纷纷扬扬,犹太人照旧我行我素,而且在放贷这一行名号越发响亮。虽然西方传统下的高利贷历史,其起源是《旧约》的评头论足,可直到13世纪,犹太人才是欧洲的首要放贷者。到了阿奎那的时代,他们早已打出银行家的名声,他心知肚明,教义和实际迟早会分道扬镳。借贷还将继续,因为欧洲人口增长态势使其成为必然。

和对让犹太人免受基督教法律制裁的模棱两可态度不同,《神学大全》传递的其他观点相对明晰。允许犹太人放贷的另一缘由是要避免更大的罪恶——基督徒迫于无奈不得不从事高利贷行为。教义在这一问题上也是南辕北辙,然而现实所迫,必须“拯救”基督徒,让他们不要陷入如此罪大恶极之行径。

阿奎那在写给布拉邦公爵夫人(Duchess of Brabant)的一封信中甚至提出让当权者制裁犹太人的大致设想。布拉邦公爵临死前要求没收领地内的犹太人的财产,公爵夫人特为此事写信给阿奎那请求帮助。阿奎那的答复是:“城邦当权者有权没收他们的财物,就如同有权处理自家物品一样;只有一点,不得夺走其基本生存所需的物品。”[53] 这看上去有点儿苛刻,不过和亚里士多德对放贷者的观点倒是一脉相承。从别人那里因收取利息而得到的财富都要充公,但不能让放贷者身无分文,这和不能让借方陷入财政危机是出于同样的考虑。阿奎那特别热衷于号召犹太人把收取的高额贷款退还给借方,而且坚称,如果被抓到现成的,一定严惩不贷。唯一让犹太人稍稍宽慰的是,不论宗教信仰,只要存在放贷收息的行为,这些惩处措施都适用。

这些措施并不是阿奎那的独创,他不过是顺应潮流罢了。一百年前,英格兰北部建起数座西多会修道院,掏腰包的是埃伦·林肯(Aaron of Lincoln),他是英格兰最富有的犹太人金融家之一。埃伦死后,亨利二世(Henry Ⅱ)将其绝大多数土地和财产据为己有,然而,在一次资本严重损失之后,亨利发现自己即便继承了2万英镑的财富——几乎是安茹帝国(Angevin)一年财政收入的一半——自己还是债务缠身。[54] 几年之内,理查德一世(Richard I)执政期间,约克爆发大屠杀,英格兰北部很多犹太人的财产被充公。到了阿奎那的时代,总是囊中羞涩的爱德华一世(Edward I)颁布《驱逐令》(Edict of Expulsion),正式将犹太人驱逐出境。

在现实生活中,教会对放贷等各类违法乱纪的态度让忏悔者不知所措。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强制要求,每年至少有一次忏悔告白。放贷收息之罪显然分不同的层次,那等待放贷者的命途会是怎样的呢?14世纪,正儿八经的忏悔成了教会的例行事务,于是各种辅导牧师和神父如何倾听忏悔者告白的手册应运而生。除了一长串违反清规戒律的罪恶,《忏悔者手册》还特别指出,放贷收息之罪恶必须严惩。有一部叫作《意识之罪》(Ayenbite of Inwyt)的手册论述了七种借贷收息的形式,和阿奎那及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基本一致。其中一种形式指出,有人将利息放入借款本金里,企图掩盖收取利息的事实,“更无法容忍的是,债权人……甚至还索要额外财物,而且常常将利息纳入本金里一起计算”。[55] 这折射出当时的人们对复利已有所认识,虽然还相当肤浅。

对利息的整个讨论都以公正价格以及不择手段的贷方收取高额利息的各种伎俩为主导。最遭人鄙视的“在邻居十万火急时借给邻居一点儿小钱,条件是邻居必须为自己劳作,借出去1便士,要邻居付出价值3便士的劳动”。[56] 至少在忏悔室中,教会依旧遵循《旧约》,视放贷收息为赤裸裸的剥削。对交代高利贷罪过的标准惩戒,似乎和社会对高利贷的态度变迁与时俱进,事实证明这是中世纪普及教义的有力渠道。《意识之罪》只不过是教会撰写的数百本手册之一,为忏悔和改过提供一些标准指引。显而易见,放贷是重点关注的滔天大罪,应对方式一定要统一,尤其鉴于和其他人一样,从事放贷的基督徒越来越多。

阿奎那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倒也不能说是苛刻死板,至少从侧面反映了时代的变迁。神职人员不能从事放贷收息,对于从事放贷的基督教徒,教会自有一套解决办法,而教会又时常被当权者玩弄于股掌之间。犹太人不走寻常路,世俗统治者也不得不红着眼让他们从事放贷,因为这些统治者因为国防的问题,总是处于缺钱状态。教会将放贷收息定性为比一般的滔天大罪还要严重得多的罪过,这主要是因为有阿奎那的著作撑腰。

阿奎那对利息的主要贡献在于一直让借贷处于风口浪尖之上,然而,不管教会如何打压放贷行为,也不管放贷者时常突然被搞得倾家荡产,总之,中世纪的商业仍在缓慢地匍匐前进,信贷机构也无视各类警告而崛起。文艺复兴时期,银行家对时间的看法与教会的传统解读产生了实质性的区别。时间逐渐以金钱来衡量,至于如何叠加计算,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第2章 欢迎夏洛克Chapter 02

中世纪后半叶,随着贸易的不断发展,借钱做生意已成必然,也越发常见。因此,经院派开始对这些事和“利息”另眼相待,后者纯粹为了钱,但他们觉得自己这么做是被逼无奈。

——古斯塔夫·卡塞尔,1903年

本章导读在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之初,欧洲官方仍旧把放贷收息看作违背人性的罪恶行径,然而,意大利和欧洲各地都在上演着轰轰烈烈的商业革命,借钱已经成了社会化的现象。放贷属于教会的管辖范畴,教皇自然成了首位金融监管者,不过教会行使权力时可谓谨小慎微,甚至非常小家子气,只敢承认利息对商业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15世纪时,人们的学习激情重新被点燃,对金钱和借贷的讨论热情也达到了历史新高。放贷收息依旧是人们关心的话题,不过已不像阿奎那的时代那样备受瞩目了。金钱不可自我繁衍的观念正在悄悄改变,相关的解读也不再一味的负面和消极。

关于金钱的新思维为早期的借贷争论注入了新血液。1588年,意大利作家博纳多·达文扎蒂(Bernardo Davanzati)为金钱做了一次无懈可击的辩护。在佛罗伦萨学会(Academy of Florence)的一次演说中,他称赞金钱是“一项伟大发明,是造福万代千秋的工具,如果用于邪门歪道,受骂挨罚的该是用钱之人,而非金钱本身”。

如果想把金钱用在“不正当”的目的上,那就必须深入了解其本质,其中就包括流通数量。在文艺复兴之前,一国的货币供应数量被认为是恒定不变的。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观点是,货币供应和社会产品总量相关,产品增多,对货币的需求也将增大;如果流通数量没有相对的增长,将会造成通货膨胀。银行家和政治家认识到,只要能计算好流通数量,就能防止不少当权者惯用的充实国库的伎俩——通货膨胀,这是当时最热门的经济话题,不过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们一般称之为“贬值”。

美洲的金银进入欧洲之前,货币的价值是相对稳定的,除非当权者刻意贬值。而之后,欧洲物品价格上涨,西班牙加大贸易进口,反过来又推高了价格。达文扎蒂曾发问:“如果当前银子数量是109枚,而之前是当作100枚来使用的,难道不是说,现在能用109枚支付原本价值100枚的东西吗?”[57]

中世纪末期,金钱作为国家的必备工具越发引人注目,不过直到金钱被视为促进贸易合法的手段时,人们才普遍接受并理解利息在商业发展中的地位。公元600年~1000年,罗马衰落之后,不少金钱经济体崩溃,社会甚至倒退到了物物交换(的程度),因此,从金钱角度来讨论放贷收息问题似乎是多此一举。不过,中世纪的学者们可不会纯粹为了讨论金钱而撰文,他们开始探究金钱在国家中的地位,最常见的就是金钱在政治实体中扮演的角色。国家是有生命的有机体,而非法律堆积而成的统治机器;政府是大脑,人民是身体,金钱则是血液。最早提出这一理论的是14世纪的马西利乌斯·帕多瓦(Marsilius of Padua)和尼克尔·奥里斯姆(Nicole of Oresme)。尽管依照现代人看来,这两人都不能算经济学家,但他们有关国家有机体的理论却推动了“金钱是国家血液”的主张。1485年,法国三级会议(French Estates General)[58] 采用了这一主张。[59]

中世纪末期,人们对高额利息的态度基本没有变化,不过大家也就是嘴上厉害,商业和贸易还是自顾自发展着。斐波那契在《计算之书》中对复利的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金融史的严峻考验,因为它反映出利息的论述和计算曾采用过相对复杂的手段。尽管古代和中世纪的人们总在唾骂和批判放贷收息,但这一行为却非常普遍,这成了古代和中世纪最奇怪的悖论之一。所谓“一人不事二主”,从理论上来说,人们应该对教会忠诚,而不是债权人,尤其是当债权人是犹太人或是某支极不受待见的氏族时。

现代利息的论述是依赖利率和叠加频率进行计算的,而中世纪和古代对利息的讨论从未明确提出过利率,只说需要偿还的数额,这是不争的事实。早期的数学家和银行家似乎早就知道这一点了,不过从未言明,斐波那契所举的例子就是印证。一个单位货币,半年利率为14.355%,按照五年时长计算,终值为两个单位货币——但他却从未提及叠加和利率。还有一个问题他也避而不谈,即14.355%的利率究竟是否算高?如果对利率的描述使用百分比,那么讨论借贷问题会容易许多,但如果使用贷方所期待的结果,那就困难多了。重新描述一下上面的例子,就是——我借出去一个单位货币,希望在五年之后收回两个单位货币,这算不算重利?

中世纪神职人员和银行家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坦陈这比收回1.5个单位货币要更艰难。如果不借用利率百分比,这一问题将模棱两可。为何某位借方要接受14%的利率,而另一位借方的利率更低?学者们没有去讨论信用风险,因此整个过程往好了说是主观判断。中世纪判断风险的标准是借方的人品或与贷方的熟稔度。要是被收取的利息高过平常额度,任凭是谁都要为自己低人一等而哭诉高利贷。

如果收取利息的是职业贷方,或者说“显性高利贷者”,中世纪给出的结论便是,不管未言明的利率是多少,一律算作高利贷。相反,如果回报利率是出于盈利性合作事业,答案就没这么斩钉截铁了。是谁支付回报?如果是通过借钱给他人剥削而来,那自然是高利贷。如果是海上商贸,是能够带来盈利的货物交易,这潭水就不那么清澈见底了,因为这牵扯到复杂交易,如何判断其道德本质有待深入思考。教会权威从不会去费心思量这类交易,除非是演变成了对簿公堂。即便如此,相关各方也一定要小心谨慎,万万不可让人觉得自己违背了宗教法。

不过,要是断定这一行持续了两千多年,结果无人思及信用风险,似乎有违情理。或许最佳佐证还是第一个例子。《申命记》提到,犹太人不得向其他犹太人收取利息,只能向非犹太人这么干。这段话要是放到当代来解读就应该是,相比较于借钱给自己人,借钱给非犹太人风险更高,所以可以允许高利贷。犹太人受制于同一套法律管辖,可非犹太人就不同了。在氏族社会,大家心照不宣,非氏族成员必须支付一定费用,而在氏族内部这被视为一种慷慨赠予。

因此,高利贷的收取完全靠主观判断。如果缺乏信用风险标准概念,明确利率的做法又尚未推行,那么倘若某人只需支付1.5个货币单位,而要支付两个单位货币的那位仁兄就可以说这是高利贷。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简要论述了不公平待遇,显然那时还没倡导公平、正义。复利出现之后,高利贷变得更加戏剧化,因为众所周知,利息支付越频繁,就越有失公平。当时尚未利用百分比统计复利收入。直到推行了更标准化的利率计算方法,大家才深入了解高利贷,不仅是单利,还包括以频率表达的复利概念。可即便有了这些进步,中世纪的利息的概念一直延续到19世纪。

对此,博纳多·达文扎蒂也提出,“毋庸置疑,每个国家都应当有一定量的金钱,就像每个身体都该有一定量的循环血液”。[60] 他同时指出,金钱不能完全掌握在富人手中,因为这样存在切断下层阶段金钱流动的风险;而且,流通中的货币也不能任由财政亏空的国王想贬值就贬值,一个健康的政治实体想要预防疾病,就必须要求各个环节都能良好地运作。

达文扎蒂言简意赅的发言为当时的经济思考指出了方向。西班牙人发现美洲数十年后,金银进口导致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让教会头疼不已,但也改变了其对放贷的看法。如果价格上涨,利息是否会亦步亦趋?如果前所未有的新探索改变了经济环境,放贷收息的禁令又将何去何从?

双关语策略:盈利不是利息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初期,贵族的举动也为放贷的变迁施加了关键影响。皇帝和贵族信用低不说,连皇家金库里那些钱的价值都保不住。这使得放贷渐渐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其罪恶性终于打开了一个缺口。

14世纪,法国知名牧师尼克尔·奥里斯姆在《论金钱的首创》(Treatise on the First Invention of Money,大约发表于1360年)一文中指出:放贷不过是金钱的第二罪过,金钱的第一罪过是改变。他所说的“改变”并不是指调整外观或指定价值,而是像美男子腓力四世那样,刻意贬低其价值或用其他货币代替。皇帝和贵族是金钱最邪恶的敌人,他们除了将犹太人驱逐出自己的领地,还让钱变得不值钱,同时使得臣民因为苛捐杂税而揭不开锅。在中世纪的借贷和银行历史中,犹太人和圣殿骑士团被视为牛鬼蛇神,而皇帝则是绝大多数金钱危机背后的煽动势力。

1512~1517年,第五次拉特兰大公会议召开,这是最后一届讨论放贷问题的宗教会议,尽管教义对这一行径似乎已经没有多少可论述的空间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会议特别提到了深受穷人欢迎的公共放贷机构。有人指控这是国家组织收取利息,这会对借钱的穷人带来伤害,教会也曾竭力反对公共放贷机构。然而,在这次会上,教会对这一指控的回应却令人大吃一惊——“无论如何,它们都不该受到谴责。相反,这类放贷恩泽天下,应当嘉奖推广……”[61] 不过这一支持的背后原因绝非出于教义,而是出于现实的考量,这充分显示出,数世纪的商业发展终于对教会产生了积极影响。教会把这些机构称为信贷组织,并提出只要支付的利息是为了抵消借贷成本,且不会对借方造成伤害,就不算高利贷。也就是说,公共放贷机构是非盈利性组织,不过在当时,其采用的是低利息的当铺运营模式。

这些公共放贷机构中最有出息的,当数今天的意大利西雅那银行集团(Banca Monte Dei Paschi Di Siena)。西雅那银行集团1472年成立于古城锡耶纳,旨在秉承借钱给穷人的传统。二十年后,该机构踏出了最初的经营范围,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92年的大航海提供了贷款,然而这笔钱未能收回来。发展至今,西雅那银行成了全球最古老的银行,以核心资本计算,其全球排名第六十七位、意大利国内排名第四位。

当时这家大当铺的老板为什么会选择僭越界限,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对银行服务的需求以及高额回报很快就影响了意大利北部城邦的公共放贷机构。

对数学和学习的热情推动了商业实践的发展和细化。虽然当时意大利的贸易院校已经普遍教授斐波那契的著作,不过很多商业行为并未规范化,依然沿袭自罗马帝国。直到15世纪末期,这一状况才得到改变。

1494年,首部广受认可的记账方法论著《算术、几何、比例总论》(Summa de Aritmetica, Geometria, Proportioni, et Proportionalita)问世,这在商业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从13世纪初开始,复式簿记经历了近300年的发展,第一次有了整体统一的方法,能够更精准地体现出成本和收益。尽管构思比较简单,目的也很单纯,但在当时确实极具创新意义,因为它为广大商业人士提供诸多便利。

《算术、几何、比例总论》的作者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帕西奥利(Luca Pacioli)出生于1445年,曾在帕多瓦大学接受教育。他的第一份工作是为威尼斯富商安托尼奥·洛姆皮亚斯(Antonio Rompiasi)的孩子担任家庭教师。除了教学,他还帮助雇主打理生意,对日常贸易事务非常有见地。这部作品是用意大利文撰写的,因此意大利商人都能读懂。

帕西奥利特别用一个章节阐释威尼斯式记账体系,并解释了如何计算公司盈利。不过,这本书并不纯粹以务实为出发点。整部作品中,帕西奥利一边不厌其烦地论述盈利,一边又强调相信上帝的重要性,这样才能让他的核心思想看上去不那么世俗。很显然,他这么做是为了避开借贷及盈利等更棘手的问题。他浓墨重彩地讨论了商人要想盈利,就必须能力不凡,这成了15世纪管理类书籍的典范。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商人的偏爱,“在伟大的共和国里,良心商人之言辞最为可贵,他们言而有信”。[62]

尽管传统上喜欢将帕西奥利视为复式簿记的功臣,但意大利之外的商人早在数世纪前就以各种方式采用了这种方法。早帕西奥利一百年的乔叟(Chaucer)就曾提及。他在《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中讲述了一位名叫约翰爵士(Sir John)的僧侣从一位商人那儿借了一笔钱,这位商人对这笔债紧追不舍。僧侣没有直接把钱还给商人,而是给了他妻子。《船长故事》这样写道:

那天您大发慈悲心,

感恩您愿借钱予我。

我祈求上帝保佑您,

然我已还钱给令正,

悉数还清在您钱柜。

令夫人心知又肚明,

那可是夫账妇来记。[63]

显而易见,乔叟写这篇作品是顺着泉涌文思,却折射出复式簿记的实际应用,不过他用了双关语修辞格。更为核心的是,在乔叟时代,借方和贷方一般会使用记账棍,放贷时将棍子折断成两半,等还清欠款时,又重新放回一起。这恐怕能够解释上文僧侣的复式簿记概念,不过帕西奥利对该术语的应用远比记账棍复杂精确。

帕西奥利后来为米兰公爵卢多维奇·斯福尔扎(Ludovico Sforza)工作,很快,米兰就成为欧洲百花齐放、精致典雅的地方。在那里,他结识了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两人一拍即合,成了合作伙伴。1509年,他吸收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Euclid)的思想,出版了《神圣比例》(Divina Proportione),并由达·芬奇绘制插图。这部著作共三册,主要论述了在文艺复兴时期被广泛应用于建筑和设计且深受达·芬奇推崇的黄金比例(golden ratio)。帕西奥利最终回到了家乡,于1517年逝世。

帕西奥利之后,旨在帮助商人和金融学徒的文献增多,16世纪的法国商业得以发展。不论教会持什么样的态度,十四本商业算术书中,还是有十本是指导读者如何计算利息的。不过,这些手册用盈利或利润掩盖了利息,同时也讨论了复利问题,即偿还本金时要收取的金钱额度。有些人喜欢把复利称为“犹太利息”,这其实是在暗示: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是不会向同胞收取复利的!但是,不管怎么解读,既然计算方法已经有了标准,那就在没有明确提及利率的情况下,也能算出究竟能得到多少利润。

来看一个1565年的例子:某人投入1000里弗(livre)[64] ,6个月后赚到350里弗,他想知道,如果按照同样的利润计算,借出去4500里弗,那么11个月之后能拿多少钱?[65] (答案是7387里弗,其中4500里弗本金,2887里弗利润。)在这个案例中,单利为每年70%,不论贷方信仰的是哪种宗教,这绝对算得上是超高利率了,不过如果说成“回报很可观”,那就无可厚非了。果然是高招!

自锡耶纳的那些银行机构陨落后,得益于这些创新,意大利银行业迅猛发展,再一次证明了就算和金钱打交道是种罪恶,广大人民仍然甘之如饴。

美第奇银行在佛罗伦萨总部之外的其他意大利城市——甚至包括伦敦、布鲁日[66] (Bruges)和日内瓦——都设有分支,为自己在这些地区建设本土化的机构铺平了道路。究竟应该怎样来理解金钱的社会作用?许多学者百思不得其解。尽管当时提出的理论过于基础和简单,但却为大家提供了某种视角,以认识为什么自罗马帝国以来每每论及借贷收息人们便义愤填膺。

神话的美第奇在12世纪中期到13世纪中期,佛罗伦萨的人口增加了五倍,虽然总数没有中世纪的巴黎和米兰多,但增速却是空前的,远远超过罗马和伦敦。或许与巴黎和米兰这样的城市相比,佛罗伦萨缺乏强大的政权和悠久的历史,但很快,财富弥补了它在这些方面的不足,这主要归功于新兴的银行业。

13世纪末,银行主要集中在锡耶纳,这是一个小城市,在佛罗伦萨南部的一座山上,离佛罗伦萨约四十公里。当时的众多银行家族都在为教皇和皇室做贡献,借出去容易,收回来却非常困难。在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后,锡耶纳的银行家终于发现,法律只是为统治者制定的!

1298年,当时最重要的银行家族——邦西尼奥里家族破产了,意大利的金融中心转移到了佛罗伦萨。很快,佛罗伦萨的银行贸易被三大伦巴第人银行家族占据,他们分别是佩鲁茨(Perruzi)、巴尔迪(Bardi)和阿希亚尤里(Acciaiouli)。尤其是富可敌国的巴尔迪家族,据传,其资产相当于英王爱德华三世一年的收入,而爱德华三世自己也是巴尔迪的主顾之一。不过,由于利息禁令,他们的主要收入并非来源于存款付息和高利率放贷,而是今天所说的“收费银行业务”。收费业务不同于放贷利率高于存款利率的差价银行业务,它是指办理外汇、汇票或黄金交易时收取固定费用。这种做法非常普遍,连罗马也不得不认可,因为教皇老是缺钱,而收入来源又太多,必须依赖兑换机构进行货币转换,或为各教区拨付补助。

自13世纪起,犹太人银行界就在意大利定居了,而且大多数在罗马和一些大城市。银行家们承蒙教皇庇护多年,但也免不了起摩擦,每当利益受到威胁,犹太人银行家就会向教皇圣座积极游说,双方倒也相安无事。

就是在这个时期,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在佛罗伦萨得以建立,复式簿记的使用、信用借贷形式的开创、转账和汇兑的发展,佛罗伦萨的商贸一片欣欣向荣。这些银行机构和梵蒂冈(Vatican)关系不错,但一些臭名昭著的当权者借方就没那么友好了。他们的财富既成就了其响当当的银行家名头,也让其更易受到打击。在英国和法国的百年战争期间,由于巴尔迪和佩鲁茨两大家族与英王爱德华三世业务往来密切,结果全都破产了。

当时,为了打赢法国,爱德华四处寻找能够为自己支付军费的资金来源。他禁止英国出口重要的产品羊毛,这给主要买方佛兰德(现在的比利时和荷兰)的衣物制造商们带去了致命的打击。他用麻袋装着英国造的羊毛作为抵押,借钱支付战争费用。他也试图授予富裕的英国羊毛制造商行业垄断权,以换取经济利益。可惜,这些计划最终都失败了。爱德华大致清点了一下,发现自己居然欠了7万英镑的债!其中,巴尔迪5万英镑,佩鲁茨2万英镑,这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相当于数百万意大利达克特金币(ducat)。[67] 巨大的战争开支使爱德华视意大利人为玩物,他把两个家族的银行代表囚禁在伦敦塔,随后又将其逐出了英国,终结了两大家族银行不求盈利的传奇故事。

很多小型银行机构未能存活,它们势单力薄,无力承受政坛更迭和14世纪中期席卷欧洲的人间浩劫黑死病所带来的社会波动。天灾人祸沉重地打击了欧洲的信贷市场。14世纪末,佛罗伦萨的“三大家族”最终悄然落幕、销声匿迹。但是,银行业的需求却日益加大,很快,另一个名声显赫的佛罗伦萨大家族填补了这一空白,在一片萧条与动荡中,美第奇银行大放异彩,成为最瞩目的新势力。

13世纪初,美第奇家族离开故乡加弗吉奥罗,想去佛罗伦萨碰碰运气。他们绕着圣洛伦佐教堂安了家,从圣洛伦佐步行到老市场(Mercato Vecchio)只需几分钟。那里是商业中心,一大早,通向这个大广场的街上就车水马龙、果蔬满目,热闹非凡。美第奇家族从事的是货币兑换的业务,到了13世纪末,已然成为当时有名的贸易家族。不过,他们真正摆脱“贵族”或“商人”的名头,被列入佛罗伦萨主要家族的名单,是在1296年阿迪尼格奥·德·美第奇(Ardingo de Medici)当选为行政长官之后。

佛罗伦萨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其领导者是行政长官,由抽签选出,任期两个月。由于暗箱操作,签逐渐被一些重要的家族所操控。美第奇家族注定将会长期受到景仰,继阿迪尼格奥之后,鲁奇奥·德·美第奇(Guccio de Medici)和阿伟拉多·德·美第奇(Averardo de Medici)也曾当选行政长官。

在14世纪初,佛罗伦萨共和体已经进入了不安定时期,经济长期萧条,接着黑死病来袭,近三分之一的欧洲人死于那场鼠疫。而此时,美第奇家族已经发展壮大,核心家族达到二三十之多。利用佛罗伦萨三大家族破产所造成的空白,美第奇家族开始进军银行业。他们建立了独立的小公司,兄弟们以合伙人的身份联合起来,共同提供最初的资金,每天一起打理银行,忙于外币兑换、小额存款,以及羊毛商人、纺织商人的季节性贷款。渐渐地,相对精明或者说相对幸运的几家小公司,平安度过了政治和鼠疫的冲击,成为美第奇家族的力量基础。

1397年10月1日,乔凡尼·迪·比奇·德·美第奇(Giovanni di Bicci de Medici)在佛罗伦萨成立了一个总公司,为向伟大的美第奇银行表示敬意,人们广泛地接受了这个日子。毫无疑问,罗马,以及罗马教廷(教皇法院)和所有出席者的支持,为银行提供了很好的收益来源。佛罗伦萨成为欧洲银行业的重要都市,为投资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美第奇银行的启动资金是1万弗罗林(这种金币每个重3.5克左右),其中,5500弗罗林由乔凡尼·德·美第奇提供,其余部分由两个合伙人提供。在第一年的交易中,银行获得了大约10%的利润。据说,乔凡尼在老家加弗吉奥罗买了农场,使自己的资产多元化,以应对变化无常的世界金融。随后,美第奇银行看重佛罗伦萨的羊毛加工业,又提供三千弗罗林建立了布料生产车间。不过,乔凡尼是个谨慎的银行家和投资者,即使是在银行最繁荣的时期,他也没有像已经没落的三大家族一样广泛扩展业务,而是在佛罗伦萨周边买了许多地。他不仅创建了美第奇银行的业务法规,也为家族打下了坚实的财富基础。后来,这家银行机构的管理者是其更为人所知的继承者——科西莫(Cosimo)和洛伦佐(Lorenzo)。

美第奇银行很快成为业界翘楚,它与教皇以及不少欧洲有影响力的商人都有合作,在意大利及欧洲各地均设有完善的分支网络。和先前的圣殿骑士团、巴尔迪家族、邦西尼奥里家族一样,美第奇银行也没有直接放贷,而是运用一套非常精密的汇票制度,用“盈利亏损”来掩盖利息,即将利息包含在汇票成本里。

美第奇银行的各个分支也按照这个模式运营,看起来只是在搞收费业务,而不是放贷。它们间或也进行当铺业务,但不是面向急需现金的穷苦百姓。乔凡尼曾贷款给原来的约翰二十三世(JohnⅩⅩⅢ)[68] ,以教皇的镶嵌珠宝的头冠为抵押品。后来取回这件抵押品的是后继者马丁五世(Martin V),他也是这个家族银行的优质客户。

15世纪伊始,银行的实际运作在欧洲渐渐站稳脚跟,汇票和放贷组织的地位已经不可撼动,商人圈子出了不少银行家,不过很多都保持着商业银行家(merchant banker)的身份,这个术语沿用至今。虽然相关业务无处不在,但主导市场的还是意大利人,他们是名震欧洲的专业金融家。得益于意大利银行家慷慨的捐赠,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和建筑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科西莫捐钱资助修道院修葺,希望教会出训令赦免美第奇过往的罪行,很显然,他是在为自己和后代免遭可能的利息指控而努力。[69] 类似的捐赠在15世纪的意大利屡见不鲜,巴黎圣母院就是放贷者捐钱建成的,精明如教会自然也知道该从哪儿去弄钱做那些崇高伟大的事业。

中世纪末和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意大利银行网络推动了欧洲金钱市场的进步,绝大多数意大利城市都有银行中心,只有罗马情况比较特殊。当时,教会的行政机构罗马教廷(Roman Curia)是银行的主要客户,因此,美第奇特派了面向罗马教廷的银行专员,为了开展业务,他们甚至要陪同教皇出差,不过一般是在意大利境内。[70]

总之,美第奇竭尽所能避免利息问题,但想要逃开佛罗伦萨的政治审核谈何容易!想要保住财富,必须得到当政者的肯定,然而当政者对这个家族不可小觑的财富又疑又怕,即使美第奇借助自己与教皇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关联也难保安稳。

美第奇也算是盛极一时,可惜命数太短。1464年,科西莫去世,整个家族——乃至佛罗伦萨——都被他的儿子皮耶罗(Piero)掌管,直至1469年;接着又交给科西莫的孙子洛伦佐执掌,直至1494年;最后,皮耶罗二世接过了家族,管理了没几天就彻底破产了。

银行厄运的开端是经济的严重衰退,黑死病和百年战争的影响延续了一个世纪,这是美第奇家族和佛罗伦萨遭遇的最大灾难。1422年~1470年,佛罗伦萨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从72家减少至33家;到了1494年,只有6家幸存了下来。[71] 在这次经济衰退中,不少曾与美第奇银行有过业务往来的公司纷纷破产,皮耶罗和儿子都无力回天。曾经由科西莫掌管的这家银行,经历了转瞬即逝的绚烂,虽然“伟大的洛伦佐”是这个家族在政坛上的知名人物,可是继承者们都不擅长银行业务,错用了家族银行一手遮天的权力,结下的梁子远远多过交上的朋友。

除了时代的商业难题之外,佛罗伦萨的政治气氛也是银行破产的一大原因。15世纪90年代初,美第奇家族没落后,爱搞焚毁、手段残暴的布道者萨佛纳罗拉(Giorlamo Savanarola)控制了这个城市。这位极端的牧师主张苛刻严厉的天主教精神,对银行家以及教皇的金融伎俩不屑一顾。由于当时经济萧条,他所宣扬的朴素的天主教思想颇得人心。

1494年,洛伦佐的儿子皮耶罗二世执掌了家族银行,就在那时,年轻的国王查理八世(Charles ⅤⅢ)领导法国军队打进了佛罗伦萨,皮耶罗二世不愿投降,所以撤出佛罗伦萨。家族资产由此被鸠占鹊巢,银行成了一盘散沙。十八年后,美第奇家族才重回故里。

近一个世纪的辉煌、欧洲有史以来最成功的银行网络,自此化为乌有,然而它的运营模式并没有被遗忘。欧洲信贷机构再次出现空缺,这促使很多荷兰和英国的小商人开始放贷给客户,尽管仍是一波三折,但历史的车轮终于开始步入国家银行体系的初始发展阶段。

改潮换风:利息的合法化文艺复兴让人们对金钱和利息的传统观念产生了进一步的质疑。1517年,路德(Luther)将自己的文章钉在维滕贝格教堂(Wittenberg Cathedral)的门上,尽管没有全盘接受放贷收息,但至少勉强默认了利息的存在,他显然也意识到利息是商业和宗教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们能够容忍利息,但要满足“借钱用于生产”和“借方有权决定偿还条款”这两个条件,只有这样,贷方才能名正言顺地收取5%~7%的低利息。

加尔文比起路德开明一些,他所拥护的伦理道德被马克斯·韦伯誉为“资本主义核心”。加尔文反对亚里士多德的“金钱不可繁衍”的观点,他认为如果把钱用在能够带来收入的土地上,就可算作生产性的,因此可以收取利息。为此,他还举了一个例子:

富人A坐拥大量固定的土地资产,但缺少现钱;B虽不及A富裕,但拥有大量流动现金。A想向B借钱,B作为债权人,可以直接把A的土地买下来,也可以把某块土地作为担保(抵押),直到A把债务还清为止。既然这么苛刻的契约都被认为是公平的,那么设想一下,B不这么做,而是收利息,这一行为凭什么要受谴责?说白了,这不过是愚弄上帝,是小孩子的把戏![72]

换言之,贷款是达到目标的最佳方案,但如果将土地抵押出去,麻烦更多,潜在危机更大,还不如收利息来得快捷便利,那么,为什么要谴责利息呢?

路德承袭了《申命记》的传统观点,而加尔文则与《申命记》背道而驰。他认为,“犹太人不得借钱给其他犹太人”的禁令只不过是古代犹太人的政策[73] ,而不是普遍性的宗教法规,随着时代的变迁,必须接受借贷和利息,那些金科玉律也必须改变。不过,他也赞同收取合理利率,不得伤害借方。在这个问题上,两位改革者达成了一致。

加尔文主义者非常谨慎地解读对合理利息的接受态度。在荷兰,伦巴第人银行家收取30%左右的高额利息,他们不得参加圣餐仪式,妻子有责任将丈夫从罪海中拯救出来。在此背景下,不少教会拒绝接受这些银行家的捐赠,认为这些捐款恶行累累。然而,改革后的基督教提出了一个极具价值的论点:重利是指消费贷款的高额利息,合理利息是指借方能够利用贷款获得收益的生产性贷款的利息。[74] 这是改革者做出的最具实质性的让步,从而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

大约在1545年,新教徒与罗马分道扬镳,对商业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刺激了英国国会。亨利八世(Henry ⅤⅢ)执政时,他着手于解决借贷带来的问题。国会颁布了一道法令,规定10%为合法利率,任何人以高于这个利率收取利息,将面临相当于三倍利息的罚款。

国会的措施让商业得以继续发展,也为借贷之争注入了新血液。不过这道法令命数不长,很快就被1552年另一道法令所取代。爱德华六世(Edward VI)当政时期,不仅废除了10%的利率,而且规定收取利息为非法行为。到了1571年,新的法令又恢复了10%的利率,并且规定任何超出法定利率的合同均无效,同时,如果有人放贷利率低于10%,也要接受惩罚。

这道新法令导致英国关于新利息上限的案子层出不穷,法学家爱德华·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旁听了部分案子,然后评论道:“那些玩心眼儿的放贷者,或明目张胆,或暗度陈仓,以收取高于10%的利息,但最终,那些狡猾的狐狸没能逃避法律的追究,他们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75] 当然,还是有些贷方能够绕开法律的,比如通过延期偿还收取更多的利息。

都铎王朝(Tudor dynasty)时期,货币贬值和放贷收息的问题同时出现。亨利把英镑贬值,同时又试图限制利率,因为如果利率超出官方上限,就会破坏贬值政策,进而影响货币政策。在这方面,亨利沿袭了很多中世纪当权者的做法,不过限制利率一般是被称颂为朝公平正义迈出一步,而非是向银行家和放贷者点头哈腰。货币贬值是创收的惯用手段,不过亨利不必重蹈前人覆辙,落个倾家荡产的结局。

新法令为放贷收息进行了新的界定,但“利率10%”是现在的说法,当时的说法是“一百镑中的十镑”,而不是“10%”。但不管怎样,这道法令为皇室带来了一些收入。1578年,光是犯罪者的罚款就达6600英镑,且悉数落入了皇室之手。[76] 举报者也得了不少好处——揭发不合规定的放贷者能领一笔奖金。

自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以来,英国时常出台节约法,下令穿金戴银是贵族特权。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三世时期,数次颁布节约法。1574年,伊丽莎白又出台法律,女王在宣布该法律时附有评论,值得留意。女王陛下的部分指示是,游手好闲的“一干人等企图穿华服将自己扮成绅士,这些人刻意炫耀,不仅是在浪费自己,也是在糟蹋父辈留给他们的财产和土地,还让自己债务缠身,身陷囹圄,难逃法律制裁,难免会干出违法乱纪之事,他们原本可以效忠祖国,现在却为非作歹”。[77] 她的这番担忧得到后代法庭及评论员的响应,其中包括两百年之后的亚当·斯密。

16世纪中期,卷入借贷旋涡的其中一位贷方名叫约翰·莎士比亚(John Shakespeare),他是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的父亲。约翰是位羊毛商人,也涉足放贷,那时很多英国小商贩都这么干。因此,那位诗人和戏剧家在撰写《威尼斯商人》之前就对这一行有切身经历。威廉·莎士比亚的父亲搞放贷不太顺利,他数次被指控放高利贷,至少一次被带上法庭。1570年,来自雅芳河畔斯特拉特福(StratfordUpon-Avon)的约翰被两位举报人指控放高利贷。有一次,他对1569年的一笔贷款收取20%的利率(每100英镑贷款收20英镑),另一次为25%(每80英镑贷款收20英镑)。两次情况,他都被指控违反1552年的法令放高利贷。按照这道法令规定,任何利息都是非法的。一年之后,这些指控依旧有效,因为这利率仍旧高出1571年法律规定的10%额度。都铎王朝时期,如果成功在法庭上证实高利贷,举报者一般能得到违法者缴纳的一半罚款。但是,两次案子中,约翰·莎士比亚只上过一次法庭,未经审判就了结了案子。[78]

不过他儿子对利息的论述更为众人所知。《威尼斯商人》展现了对待高利贷的所有传统态度观念。安东尼奥(商人)找夏洛克(犹太人)借钱,他认真听夏洛克提的要求,也打算同意,其实也知道这些条件一定蛮不讲理。夏洛克提出苛刻要求,因为觉得自己过去在安东尼奥那儿遭受不公待遇。夏洛克对安东尼奥说道:

施以援手,我愿为之。

同去公证,你我言定。

绝不反悔,你情我愿。

到期之日,若你欠债,

未照约定,偿还借款,

一如所定,则欠之款,

以你肉还,重量一磅,

从哪切来,从哪割走,

任凭我愿,你当服从。[79]

安东尼奥立即答应,压根儿没有预料到未来的财政困难会让自己无力偿还借款。之后,夏洛克准备行使自己的合同权利,从他身上割肉,波西亚的辩词力挽狂澜。她(乔装打扮)辩驳道,夏洛克当然可以行使他的权利,不过根据法律,他不能让对方流一滴血。这显然是在借用放贷不得构成伤害的传统观念。夏洛克气急败坏,知道自己输了,只好作罢。尽管父亲吃了不少苦头,威廉·莎士比亚还是沿用了利息的传统定义,而并未提及黄金法则。安东尼奥命好,传统赢了。不过,这里流血的喻意非常明显,虽然这和中世纪的普通概念有所出入。在威廉·莎士比亚看来,让安东尼奥流血,夏洛克也休想逃过一劫。如此说来,流血象征着风险,毋庸置疑,放贷者可不愿去冒此风险。

在更为正儿八经的法律界,经院派对借贷普遍性的排斥主要是因为16世纪法国法学家查尔斯·迪穆林(Charles Dumoulin)。查尔斯出生于1500年,他的多数评论直截了当,对教会神父的素养深表怀疑,尤其是阿奎那。他对传统教义不屑一顾,对借贷的接受态度就是最佳佐证。他有段话写得尤其义愤填膺,对经院派极尽嘲讽,但也承认了信贷风险:“经院派的博士们,不只是神学家,还有那些宗教专家和法学家……压根儿不懂放贷,也不懂法律限制利率的意义。由于他们既没有法律知识,又没有实际经验,所以错误百出。试问,有谁放贷是单纯为了提供放贷服务,而不是补偿损失或防止被占便宜,不是为了分享债务人没准能获得的收益?”[80]

就某层面而言,这番话极具时代特色,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典型态度,折射出对当下的关心和对过去的排斥。查尔斯之所以不加掩饰地作此评论,是因为他自视甚高。他曾说:“我不向任何人屈服,也不受任何人指手画脚!”1564年,他因为撰文抨击特伦托大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而蹲过一段时间的大牢。他还对格拉提安评头论足,令教皇火冒三丈。不过在1566年即将归西之时,他和罗马重修旧好,和多数银行家一样,希望自己来生不要遭罪。

尽管16世纪中期《重利法》逐渐松动,但托马斯·威尔森(Thomas Wilson)却对重利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威尔森出生于1525年,毕业于伊顿公学(Eton)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Cambridge),是一位功成名就的学者和外交官。玛丽女王(Mary)执政期间,他离开英国前往意大利,结果因为自己的政治信仰而被指控为异教徒。意大利政府下令要求他回英国去,他不服从,被宗教审判所关了一年的大牢,然后越狱逃走了,直到1560年返回英国。

威尔森后来为英国皇室多方效力,在司法部工作,还多次参与国会,完成了不少外交使团任务。他强烈谴责高利息,指出这与安特卫普(Antwerp)金钱市场的正常市场利率截然不同。16世纪下半叶,英国出口大幅增加,圈地不断,物价飙升,英国西南部的锡矿产量增多,纺织成为主要的制造业。为了满足激增的资金需求,英国银行体系渐渐成形,不过主要从业者还是形形色色的商人。这说明相较于意大利的银行业,英国的银行业还只处在家庭小作坊阶段,不够精细和发达。[81] 威尔森的观点恰恰契合了都铎王朝不断发展的经济状况。他认为,超高利息和真正的利息有着天壤之别,前者是违背公平和自然的,后者却代表着公平和自然[82] ;国家出面将利息合法化,并设定最高额度,这才是万全之策。

16世纪末期,传统观念再度向各类形式的利息发难,主要集中在欧洲大陆。本尼迪克丁·阿丰索斯·维拉古特(Benedictine Alphonsus Vilagut)于1589年在威尼斯出版的《高利贷文集》(Tractate on Usury)中,把各类高利贷批判得体无完肤。他认为凡是超过原来贷款额度的都算作高利贷,放高利贷者不能参加圣礼,不得葬入教会墓地,甚至不能赎罪。只有主教才能决定是否接受放高利贷者的财产捐赠,神父没有决定权。为了不让维拉古特一枝独秀,六十年之后,还是在威尼斯,欧侬拉托·利奥塔迪(Onorato Leotardi)以同一标题撰写反高利贷著作,这次是将放高利贷者等同于谋杀犯。他们的罪过可不止偷窃那么简单了。

不过,虽然有国会法令和威尔森的努力,但英国仍然把所有的利息都视为重利,这触发了17世纪为期三十年的争辩。1612年,罗杰·范顿义正言辞地提出要严禁利息,认为利息“能给我们带来的益处有限”,收取任何形式的利息都是违背法律的。十三年后,罗伯特·菲尔默(Robert Filmer)坚定不移地支持日常业务中涉及利息的商贩们。他认为借贷与利息对商贸至关重要,只有苛刻的利息才有失公平。菲尔默更大的能耐是论述了利息和早期的英国年金问题。这种关联性不言而喻,如果没有利息,国家如何抚养孤儿?“如果没有借贷这些或公或私的麻烦事儿,国家政策也别想为孤儿做好事。”[83] 这一论述撇开了道德神学观念,首次将公共政策纳入考虑范围。

范顿认为,在高利贷问题上,伊丽莎白制定的法律太过人性化,而爱德华六世(Edward VI)全盘禁止,这更切中要害。他还给出了十多种证据,“即便是无宗教信仰、从未听说过反高利贷圣典的学者”,例如亚里士多德,也认为这有违德才,严加斥责。可他有关利息的论证有些模棱两可。伊丽莎白时代一百收十的上限不足以令他接受只有高过10%的利率才算作高利贷,不管法律如何界定,任何利息都是高利贷。他秉承了长期以来将所有利息等同于高利贷的传统,暗示伊丽莎白法律从根本(道德)上说来有失妥当,这让同时代的另一位知名学者发话,此人极少和经济学问题扯上关系。

菲尔默猛烈抨击反对高利贷的观点,范顿首当其冲,菲尔默认为他的对手在高利贷定义和应用上有点儿小题大做。他的批评为后世的争辩明确了方向。利息和高利贷的定义问题萦绕数世纪一直悬而未决,菲尔默在范顿的思想中揪住这个问题。“他也没说清道明何为高利贷,只不过是罗列了其他各式人物的描述,却不告诉我们他的态度。”[84] 菲尔默进一步解释高利贷能带来的好处,不过却未能给出一个全面实用的定义,这在当时屡见不鲜。能和社会谴责对着干,然后留待后世给出定义,他心满意足。他的辩驳有些部分是政治性的。菲尔默是保皇主义者,他撰写的《父权》一书淋漓尽致地论述了君主制的起源和优点。范顿在点评都铎王朝利率上限与重利法道德观的冲突时,对君主制多少有些愤愤不满。如果将高利贷视为合理利息,就等于认可其高效性和实用性,从而也就是站在了君主制这一边。换言之,菲尔默的政治观念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难以普及,然而却与早期的新教传统一脉相承。路德因为憎恨教皇以及其各类金融罪行,主要是买卖圣职,所以连带也鄙视高利贷。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也为借贷摇臂助威。培根出身显赫,曾为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James I)效力,可是他和哥哥安东尼(Anthony)仍时不时面临财政困难,所以不得不求助于贷款。坊间盛传,他哥哥就是《威尼斯商人》中的安东尼奥的原型。培根对待金钱的态度是相当现代的。他以英国乡村绅士特有的风度说道:“金钱如粪土,只可用之弃之,别无它用。”他本人与放贷者打过交道,因此对其人其事的点评也非常实际。“因为总有借贷需求,如果不能自由放贷,人心必然不满,因此一定要允许。”“有些人对银行……等新兴行业满腹怀疑,妄下定论;不过也有极少数人认为借贷有实际用途。”[85] 培根在借贷问题上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提议设立两种利率:一个是5%,一个更高一些,后者面向的是商人;以更高的利率放贷给商人必须得到批准。比起同时代的人,他的想法更为灵活,然而当时官方银行的怀疑心态反映了举国上下对此看法的普遍不信任。

虽然围绕着借贷和利息的矛盾争议和理论争辩持续不断,但在16世纪时,一个特殊的机遇大大推动了利息的合法化进程。1582年,一位荷兰工程师及数学家公开了首个利率表,从而让银行家一直秘而不宣的计算方法曝了光,由此迎来了长期债务合同的市场化,并推动了金融改革。

银行家阴谋的破产西蒙·斯特芬(Simon Stevin)于1548年出生在布鲁日。他曾在安特卫普的商界当过记账员,之后在布鲁日市政府担任税务员,后来以35岁“高龄”进入大学,当时,他已在科学界颇具声望。1582年,就在托马斯·威尔森去世一年后,斯特芬出版了《利率表》(Tables of Interest),将银行家们藏了数年之久的利率计算方法公之于世,也让教会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复利的作用。

事实上,意大利和荷兰的银行家使用利率表的历史足有数百年,但他们从不公开,这就像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约定俗成和潜规则一样。斯特芬将其公布出来,这无疑是一项造福百姓的举动,因为但凡有点儿算术基本功的人,都能按照公式算出结果。

同年,新公历取代了原来的儒略历,从而改变了年利息的计算,这绝非巧合。斐波那契时期,人们采用的是儒略历,每年有365.25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1580年,春分已经比理论上的时间晚了近10天。新公历修正了这一误差,很快被欧洲绝大多数天主教会采用。而英国和它的美国殖民地直到1752年才采用新公历。在两套历法并用的时期,由于一年的天数不同,复利的计算发生了变化,导致欧洲商界出现了一些问题。

利率表一被公开就在商人中流传了开来,斯特芬的表格中包含了年金的折现值表和年金终值,利率从1%到20%不等。在之后的两百年里,更多的实用性表格工具不断涌现,为日常商务提供了便利。教会对利息的官方立场并没有改变,不过,各类表格的不断出现和频繁使用,至少说明了人们对教会的顾忌已经被更务实的“在商言商”观念所取代,甚至连16世纪的新教领袖都开始包容利息,只不过态度没那么明朗罢了。

斯特芬对数学的实际应用最大的贡献之一在于引介了小数。如果没有小数,恐怕复利表的全面发展和高效利用只是痴人说梦。斯特芬在使用小数时,用了特殊的标记符号,表格中的各个项目在现值前面少一个点,所以,这些现值看起来就像一连串毫无意义的数字。或许现代读者无法立马理解这种用法,不过这和现在的现值、终值表其实是一样的。

威尔森的论述基本以道德宗教为主导,而斯特芬则围绕着数学。斯特芬的表格列出的利率数高达20%,在威尔森看来毫无疑问是重利。他们几乎同时效力于各自所在的荷兰市政府,不过至于威尔森是否知道斯特芬这个人或他的作品,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两人都意识到,西班牙人从美洲将黄金进口到欧洲造成了通货膨胀。东西比以前价格更高,单是这一现状就足以说明,金钱的使用绝不能恣意而为,姑且不论道德层面的问题,至少现实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

威廉·韦伯斯特(William Webster)追随着西蒙·斯特芬的步伐,于1620年出版了英国首套利率表,其中包括年金的计算。不过,碍于伊丽莎白规定的利率上限,韦伯斯特在他的表格中所使用的利率没有超过10%。

关于通货膨胀的最为务实的论述者要数著名的法国政治理论家让·博丹(Jean Bodin)。他最有名的著作是出版于1576年的《国家六论》(Six Books of the Republic),除此之外,他还写过一篇简论,讨论了发现美洲六十年后欧洲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相比于他的政治论调——先是拥护人民政府,后又偏向君主制——他对通货膨胀的观点更能激起读者的群愤。他认为,通货膨胀是资源管理不善的后果,是西班牙和法国国王闹出的事。他对西班牙的态度非常明确——“眼下的现实是,西班牙人原本只能从法国获取必需品……可如今跑到世界另一端挖金掏银搞香料,和我们做买卖。”[86] 这和可以在本国内挖掘矿物的北欧及英国形成了对比。

从美洲进入西班牙的金银推动了西班牙的进口,间接对欧洲其他地方的制造品价格带来影响,尤其是那些和西班牙有贸易往来的国家。但即便如此,西班牙北部的利率并没有大幅飙升,甚至还低于先前几百年的限额——16世纪时,西班牙给亲王的贷款利率为6%~18%,而在14世纪是15%~18%;给国家的贷款依旧维持在6%~15%,不过15世纪意大利各城邦陷入内战时,利率有所上升。[87]

这就是说,银行支付存款或收取贷款的利率没有因为物价的上涨而做出相应的调整,由此,借贷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在通货膨胀腐蚀现有的生活水平之前,欧洲必须找到新的收入来源,为自己注入新的财富增长,这样才能在连年征战和利息偏见的背景下维持生存。

“荷兰奇迹”荷兰律师胡果·格劳秀斯的著作补充了新教改革者对借贷的挑战,此人在1582年斯特芬出版利率表格之后一年出生。格劳秀斯心智早熟,11岁时便入读莱顿大学,三年便毕业。三年之后,他陪同一个荷兰外交使团来到法国,在法国期间,奥尔良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法国国王盛赞他为“荷兰奇迹”。格劳秀斯而后从事法律工作,并撰写法律著作,其中《荷兰法学入门》(Introduction to the Dutch Jurisprudence)成为法学院标准教材长达150年之久,在1901年之前南非也是采用该著作。不过他最知名的要数国际法论著,这些著作开启了学科新疆界,再度将高利贷搁置一旁。

格劳秀斯的经典著作《战争与和平的权利》(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是法学界阅读最广的作品之一,在习惯法国家之外,其重要性堪比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的《英国法释义》(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格劳秀斯的基本论点是,凡是违反国际法律秩序的国家,都要依照已接受的战争法律,收到其他国家的军事惩罚。格劳秀斯列举了各类法律类型,其中包括自然法,他坚称自己的观点与基督教一脉相承。他对高利贷的态度无疑是敲响丧钟,要终结卫道士对高利贷和放贷者的处置。出于律师对抽丝剥茧的嗜好,他驳斥了阿奎那及教会神父们的观点,间接承认了债务资本的价值。论及高利贷,他直言:“那些允许使用金钱或其他物品获得补偿的世俗法,和自然法或天启法并不矛盾。”他认识到信贷风险,于是补充说明,“在荷兰,普通贷款利率为8%,向商人收取12%的利率并不违背公平,因为风险更大。”但是,如果利率超过风险范围,那么放贷就成了“一种敲诈或剥削行为”。[88] 信贷风险正式进入高利贷讨论之中。

同样重要的是,反重利法在“高级法”中渐渐式微,尤其是在托马斯眼中的自然法体系中,他将其等同于上帝永恒之法。这是有史以来首次力图证明,收取利息绝不违背民间社会习惯做法,这类做法是格劳秀斯本人对自然法的观念基石。利息只不过是对贷方所要承担风险的一种自然补偿。格劳秀斯倾向于将收取真正意义上的高额利息视为公民行为不当,仅此而已。虽然这为问题解读带来了更多灵活性,不过还算不上是对所有高利贷传统观念的一记丧钟。

格劳秀斯深知《申命记》对高利贷的阐释,他进一步提出,犹太人不得向其他犹太人收取利息的禁令与其说是道德戒律,倒不如说是政治规定。因为犹太人可以通过放贷收取非犹太人的利息,这些文字只能证明,高利贷绝非违法之举。这纯粹是对《旧约》禁令的法律解读,而非宗教阐释,这进一步撼动了被援引数世纪之久的宗教圣典权威性。同样,他以类似方式批评了罗马人:“加图(Cato)、西塞罗和普鲁塔克(Plutarch)等人对高利贷的谴责并不适用于问题本质,而只是触及普通偶然事件和结局。”[89] 换言之,共和国时期的罗马人没将问题说得令人心服口服,但是后人却对这些观念染色着墨。

格劳秀斯将高利贷身上的自然法——永恒法——剥离,将高利贷从当代自然法理论的困境中拯救出来,他算不上大功告成。17世纪,高利贷禁令依旧有效,商业社会的利息和复利仍然存在,长达数世纪的冲突尚未完结。在接受高利贷的战斗中,格劳秀斯绝非一人作战。和他同时代的一个人为打破放贷的陈腐枷锁,走得更远,陷入四面楚歌的公众舆论。

17世纪,对格劳秀斯的评论屡见不鲜。相对深刻犀利些的要数德国哲学家、法学理论家赛缪尔·普芬道夫(Samuel Pufendorf),他放弃了神学,转而投入法学研究。1670年之后,他的重要著作相继问世。他在自己的自然法著作中论述了格劳秀斯关于高利贷问题的阐述:“格劳秀斯反对高利贷其名,但允许其实。他认为,有些事情看着像是高利贷,但本质截然不同:债权人将自己的钱借出去会有损失,理应获得补偿;而他可能收获的收益,也应当予以尊重。”考虑借贷还要衡量机会收益和损失,这一提法无疑更加坚定地指出了高利贷的存在价值,因此再也没有实际理由对其严禁。他继续发问道:“对那些假惺惺不用钱放高利贷而是顺其自然的人,谁人不笑话?”[90]

1638年,克劳迪亚斯·萨尔马西斯(Claudius Salmasius)撰写的《论高利贷》(On Usury)一书为后世更著名的经济学家开辟道路。他认为,经济活动不仅必要而且合法,必须鼓励。利息对商业至关重要,放贷也应当鼓励。他更具现代冲击力的观点是,如果允许银行家业务竞争,而不是对重利法律东躲西藏,利率就会降低。为了在竞争中胜出,他们就不得不提出尽可能低的利率。这是首个明晰标示之一,说明经济思想已经超越了货币贬值和高利贷《圣经》解读的局限,从而以竞争和银行业务为推动标准。

克劳迪亚斯·萨尔马西斯(Claudius Salmasius)其实是克劳迪·萨马斯(Claude Saumaise)的拉丁文表述,这位法国学者于1588年出生在勃艮第(Burgundy)。他曾在法国学习,而后又去了德国海德堡大学(Heidelberg)深造,他研习经典,信奉新教主义。值得一提的是,在初期的学术生涯里,他曾为早期的反教皇学者编辑文章,后来出版了自己最为知名的学术著作,这是一部论述罗马历史学家普林尼(Pliny)思想的重要作品。后来他在莱顿从事教学工作。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学术批评,因此著书论述高利贷对于他而言再自然不过,尽管他因此遭到因循守旧者的蔑视。这本书的确令荷兰教会接受放贷者,可以让他们担任圣职,从而结束了该国长达数世纪的禁令。

英国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 I)1649年被废,萨尔马西斯和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两人为查理一世的功过著文对骂,好不热闹。坊间流传,萨尔马西斯收了一百枚金币的好处费,对查理被弑一事大加指责。而这边弥尔顿,他代表的是废黜并将查理一世斩首的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 Cromwell)和反皇派,回敬萨尔马西斯。1651年,弥尔顿用拉丁文撰写了一篇文章反驳他,弥尔顿讽刺说:“谁给了萨尔马西斯好处,教唆着他如此油腔滑调,非要和我们打文字战?他这本事的师父就是他的贪欲,那一百枚雅克布斯金币就是流亡国王(查理二世)钱包里的重要物件。”[91] 这无疑是在暗示收买萨尔马西斯的是查理二世。这场争辩战中,反对君主制政府的弥尔顿胜出,而萨尔马西斯则带着他对高利贷的开明观点黯然失色。17世纪对政府合理模式的唇枪舌战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高利贷争议,利息的世俗化要另待时日了。

斯特芬、格劳秀斯和萨尔马西斯的著作汇在一起就可清楚显示,1 6 ~17世纪荷兰对高利贷争辩的贡献不可小觑。路德和加尔文或许开启了对高利贷禁令的辩驳,然而却是这些精通数学、法律和经典文论的世俗学者延续了早期改革者的强大动力,而此时新教伦理也开始普及。斯特芬在数学领域颇有造诣,他出版的首部利率表著作与未来很多金融创新改革都发挥了同样作用:曾经的神秘莫测终将为大众所知,这一进程也揭开了高利贷神话的古老谜团。

东印度公司的探险经年累月的贸易增长改变了人们对放贷和利息的态度,但有件怪事却叫人疑惑,即政治的“两极”——早期的民主思想家和保皇党——都在提倡放贷收息。不少人一面坚守着保皇党的阵营,一面提倡把合理的利息作为政府和商业运转的润滑剂;同时,那些主张人民政府的思想家也认为收取利息是广大非贵族阶层改善生活的一种渠道。

这绝不是偶然,而是体现了当时的主导性经济理念。文艺复兴后期,欧洲官方积极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强调出口要超过进口,到处寻找金条。当黄金成为全世界衡量财富的标准,经济政策的重心自然是铆足了劲儿夺取最多的黄金,尤其是在美洲被发现、西班牙大量进口金属之后。这就要求贸易国家重视国际贸易,同时需积极维持贸易和扩张之间的平衡。因此,重利法的自由化与重商主义政策并驾齐驱、结伴而行。

不过,欧洲官方历经了数百年才意识到这一点,自然是悔不当初。通过货币贬值从自己的同胞手中夺取财富并不是长久之策,相比之下,发展贸易显然比没收财产更得人心。依照文艺复兴时期的观念,净出口国最富裕。这一想法必然要求激进的扩张政策,有时还伴随着迫不得已的结果。政府必须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通过加大国内生产来平衡进口,否则将会大难临头。博丹对西班牙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进口黄金固然令人艳羡,但如果黄金是用来购买基本生活用品和成品的,唯一的结果就是所有的东西全都变得昂贵起来。

为了生存发展且又不引起国内物价飞涨,政府必须灵活运用重商主义政策。多数推行重商主义的君主制政府把垄断权独家授给某些商人和贸易公司,要想获得独占权,就必须缴纳更多的收入来孝敬君主。这是当权者滥用特权的一大实例,而那些获得独占权的个人或机构则把这一切视为至高无上的荣耀。

1 6 ~17世纪的君主们永远囊中羞涩,一如往昔,幸好他们还找到了这么一条生财之道。但是,这让共和党人士以及早期的民主思想家们极度不满,因为不少提议让借贷自由化的人士也多多少少称颂起君主制来了。

1599年,伊丽莎白一世授权建立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以创造新财富,这应该算是早期重商主义中最经典的案例。东印度公司是首家致力于探索欧洲以外地区的联合性股份公司,有125个持股人,7.2万英镑资金,1600年开始运营。公司对持股人进行了划分:第一阶层持股人购买的股票金额在500~2000英镑,他们在最高法院占有一席之地,有权直接干预公司事务,对公司有最高决定权的董事也将从这个集团中选出;第二阶层持股人绝大多数是贵族和富商,他们期盼着能够大赚一笔。这种联合股份制公司至今依旧被认可,而在当时则是对利息禁令的一记重击。

东印度公司通过海运保险合同和低利率的公司债券来筹集资金,因此,它的资金实际上是股票和债券的混合。由于1624年英国的官方利率降至8%,1651年又降至6%,[92] 所以公司首次远航后,债券的利率低于都铎王朝时期规定的10%,而持股人在每次成功远航后能获得大约20%的分红。显而易见,在初始阶段,股票持有人明显比债权持有人更占优势。1687年,詹姆斯二世投资了7000英镑,从此英国君主也成了公司的投资者。

在起步阶段,公司为每次远航发行了单独的风险股票。1600~1 6 1 2年,该公司在中东累范特和远东组织了12次探险。1612年之后,公司取北道绕过危机四伏、用时过长的好望角,积极探索前往东方的路线。12次远航以单独风险投资为组织形式,销售给投资者的股票名义价格为每股100英镑,每次远航筹集的资金大约在4~8万英镑,完成远航后就清算持股人或赚或亏。这12次远航没有赚大钱的只有两次,其余10次每次盈利都高达200%。[93] 显然,有了联合股份制公司,贷方再也不用像原来那样躲躲闪闪了,也没人再揪住收取利息的小辫子不放。

东印度公司早期的一位董事名叫托马斯·曼(Thomas Mun),他于1615年当选,1641年退出。刚步入成年之时,曼就成了一位贸易商,在中东和意大利积累了丰富的商业实战经验。1630年,他撰写了当时最为有名的重商主义文论——《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England’s Treasure by Forraign Trade),不过,这本书在20年后才在官方出版。他言简意赅地道出了重商主义基本原则:“必须通过对外贸易充实财富和国库,一定要严格遵守该准则;每年销售给外国人的货物价值一定要超过我们对货物的消费价值。”[94] 财富的创造仰仗顺差,但并不一定要君主持有大量现金盈余。曼指出,国王一有钱就会到处宣战。

联合股份制公司的诞生为金融业带来了新曙光,中世纪禁止利息的观念渐渐被消磨。利息逐渐得到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认可,这也得益于17世纪的西欧利率相对较低。不过,放贷收息仍然是个问题,甚至到了20世纪,依旧是立法之争的一大主题。

卡尔·马克思后来评议道,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合理的利息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而资本主义最伟大的评论家则认为,宗教改革时期的商业理念已经改变,在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人们开始对新教伦理津津乐道。

荷兰:只要遵循利润法则就可以了起初,欧洲官方为了能把金银收进教会和政府的金库里,大多都在生财之道上设了关卡,犹太人和锡耶纳的三大家族,以及神话的美第奇都未能幸免。但随着贸易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重商主义成了经济政策的重心,和英国王室一样,荷兰官方也开始为商业保驾护航,从而创造了令许多欧洲国家眼红的经济奇迹。

荷兰政府非常开明,但凡和商贸没有直接关系的行政服务,几乎都可以外包,别说市政厅办公大楼最初是租的,连打仗都可以雇兵。这一举措的最大利处在于控制了行政成本,避免了战争引起的苛捐杂税,从而为资本运作创造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和空间。因此,荷兰政府能够一门心思地推动资本扩张,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

17世纪初,荷兰对货币进行了改革,将各省五花八门的货币都统一为荷兰盾,后又对币值进行了确定。这种金币信用度非常高,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英国和亚洲之间的贸易都用荷兰盾付款,连波兰的粮食生产商都希望买家用荷兰货币结算。而同期的西班牙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却发行了大量的劣质铜币,其结果是,西班牙从殖民地采来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进了荷兰。

统一货币和稳定币值为储蓄担保做足了准备,政府又通过发行国债来筹集资金。可以说,国家信用是发展的重要资本,这是荷兰最早发现的。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儿子出世时,荷兰送去了一个纯金打造的箱子作为贺礼,里面装满了由阿姆斯特丹证券市场发行的债券。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那可是能够不断获得溢价的“纯金”啊!

荷兰政府还认为,企业最重要的工作是去发现市场、适应市场需求,从而建立一个新的贸易体系。因此,荷兰的公司发展迅速,与荷属东印度公司相比,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资本小得多。一个法国人曾说:“在荷兰,贸易使国家获利,也使个人获利,两者是并行不悖的。投资和贸易是自由的,没有任何事情对商人而言是绝对禁止的,只要他们遵循利润法则就可以了。”贸易的自由使荷兰成了“生意人的天堂”。

由于风险投资的狂热刺激以及政府的大力推动,荷兰人将自己在金融创新中的聪明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银行、证券交易所、国债市场、代理人、信用制度、有限责任公司等,说其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奠基者也不为过。银行为证券交易所提供了结算上的便利,推动了资本上千倍地扩张。

1609年,阿姆斯特丹创办了能够提供高质量货币的贴现银行,只要交易双方都拥有该银行的账户,就可以直接转账,甚至取现,从而避免了货币转换及价值波动带来的风险。而且,买卖双方只见金钱不见人,有票据就能付钱,因而取消了身份限制,大大方便了结算和资本运作。

由于荷兰的银行所提供的货币和票据兼具安全性与便利性,加上荷兰商人在世界市场的迅猛扩张,阿姆斯特丹很快成了欧洲储蓄和兑换的中心,并在之后近九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领先地位。1640年以后,阿姆斯特丹成了世界贵金属贸易中心。1683年,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建立了新的贷款制度,规定可以用金块或硬币作为抵押获取最长六个月的货币贷款。这一制度创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繁荣的贵金属贸易使阿姆斯特丹的汇率能够保持稳定,反过来又巩固了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到了1660年前后,阿姆斯特丹无可争辩地成了多边支付体系中的核心角色,并且一直保持到1710年左右。

荷兰的另一个金融创新体现在金融市场方面。同样是在1609年,阿姆斯特丹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政府官员、大资本家,以及普通老百姓都参与了进来,共同享受着高风险带来的高利润。1605~1720年,荷属东印度公司的红利回报为22%,其中,1670年,荷属东印度公司的红利分配利率高达40%,交易所的股票牌价猛蹿到510%。1612~1654年实现的利润总额约970万佛罗林,平均每年44万佛罗林,和股东们的收益相比,这实在是少得可怜。1724年以后,公司不惜借钱给股东发红利,1699年的一项账目表明,最初的650万佛罗林的投资所创造的价值约等于64吨黄金。整个17世纪,荷兰积累的资本比欧洲各国的总和还要多,对外投资是英国的十多倍。

阿姆斯特丹的证券交易所是国债买卖的主要场所,也是欧洲最主要的债券市场,在这里还可以观察到外国的债券价格起伏。在1747年的一张证券行情表上,我们可以看到44种证券、3种荷兰的股票、25种尼德兰的公债券、4种英国的公债券,以及6种德意志的公债券。1796年,交易所还有39种外国债券的交易,尽管英国退出了,但波兰、西班牙、美国、瑞典等国却相继加入了。荷兰在欧洲、东印度和美洲的外国债券总资金超过3.4亿荷兰盾,难怪有人曾形象地说,荷兰就是一个由各国舰队守卫的账房。

整个17世纪,实际掌控“欧洲央行”的是荷兰人,连罗马皇帝都认为如果欧洲少了荷兰的资金将无法生存。而事实上,真正的“欧洲央行”是十来名阿姆斯特丹的头等批发商。他们聚在一起研究信贷业务,如果有需要,当场就能让2亿多佛罗林在全欧洲流通起来。因此,说阿姆斯特丹是“17世纪的华尔街”并不为过。

谁养活寡妇与孤儿商业发展了,汇票使用广泛了,国际贸易自然也就蒸蒸日上了,不过地域风险依旧阴魂不散,使得有些商业交易存在着高风险,其中之一就是海上运输,尤其是在国际码头。教会还严禁借贷,如果插上一脚,这些风险对商业活动造成的影响将更加麻烦。

在传统上,海上交易有合同的制约,交易机构的资本家和实际运输机构均要履行合同。如果借贷确实与合作伙伴关系相冲突,受损的就是经济发展。路程越长,风险就越大,海上贸易就越不可能开展,因为双方都担心会折本,而且如果全军覆没,极有可能会遭到借贷收息罪名的起诉。

到了14世纪初期,合作伙伴制依旧是商业探索中最常见的风险共担方式。当时,欧洲商界还没有诞生保险,不过呼声已经越来越高了。令人忍俊不禁的是,第一套保险合同上明确地写着:鉴于利息禁令这一障碍,在定义合作伙伴制时刻意使用模棱两可的措词,以避免提及利息。

为了不违背禁令,海运合同一般会注明贷方和借方或者银行和运输商为合作伙伴关系,如有违约,由债务人负责。不过,这些合同不会明确指出没有出现意外情况时的责任承担问题。因此,贷款和利息悄无声息地进进出出。

合同中刻意留下的漏洞无意间促成了早期某种金融创新的形成,最后推动了保险合同的发展,同时也为即将开始的跨海探险开辟了道路。早在13世纪,人们似乎就认识到这一漏洞了。阿奎那曾指出:“妄图以比公正价格更高的价格销售物品而刻意遮遮掩掩,这和欺诈邻居、令对方损失惨重同样罪大恶极。”[95] 不过,造假非法的合同是一回事,灵活避开教会对利息的诸多法律则是另外一回事。合作各方意识到自己面临的风险,自然不会对阿奎那言听计从,这样才能使保险合同更加靠谱。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中世纪极受欢迎的一种金融产品却没有被利息的是是非非缠住,那就是年金,这主要是得益于其政治上的重要性。当时,年金作为一种资金筹集渠道深受追捧,而借方不是穷人这一点,也使得它更容易被广泛接受。年金能够避开利息禁令,原因有两个:具备牢靠的金融合同、符合罗马法对受益权的定义。

年金是指在特定的年限之内偿还固定额度的贷款,在中世纪常被称为“人口调查”。年金的借方往往是政府、贵族或其他一些有组织的机构,从贷方那里一次性借一笔款,并签署合同,在约定的年限或在贷方有生之年,按照一定的利率偿还贷款。贷款前提是借方有收入,一般是可耕种土地的收成、税收或征收的其他费用。

西蒙·斯特芬的利率表让人们对16世纪业已成熟的金融手段有了初步的了解。他对年金终值的计算是基于实践的。自中世纪起,欧洲便将年金销售给希望获得稳定收入的投资者。不过,和其他涉及利率的做法一样,年金的一大特点是对年金本身缺乏明确的定位,只是为某段时间向接受方支付一笔钱,时间一般按年计算。斯特芬的表格为该问题做出的贡献在于解释了数额叠加的利率。

正常情况下,定期支付的金额是固定的,支付时间贯穿人们的一生,或者略短。当时战争频繁、政治动荡,所以年金时限越长,风险就越大,不过就算是时限较短的年金,其出售条件也是一样的。梵蒂冈认为年金是合法的投资形式,教皇马丁五世(Martin V)和教皇加里斯都三世(Calixtus III)分别在1425年和1455年颁令批准。[96] 教会僧侣和那些富人一样,将手中大量因捐赠得来的钱用于年金投资。然而,他们总是找不到信得过的银行机构,因此,只好把钱投给政府或贵族,这是少有的值得信赖的长期投资,不至于让投资者首先遭遇风险。年金渐渐成为首个“寡妇和孤儿”投资渠道。[97]

而另一方面,年金也是欧洲用于筹集长期资本的首次尝试。早在14世纪,布鲁日便制定了一项计划——市政府发行的年金将主要用于孤儿院的地产投资,要确保孤儿有稳定的收入,直至法定成年年龄;[98] 之后,市政府将拿回本金,自主使用。这一计划非常人性化,也极具金融眼光——偿还期限取决于孤儿的年龄以及有权继承财产的法定年龄。这使得偿还期限能够估算出来,年金也能够有效运作。然而,期限太长的年金就让借方犯难了,因为会受到买卖双方各种因素的影响。

17世纪,年金在英国和荷兰更为盛行,很快就成为股票市场形成之前政府融资的最常用方法。这还多亏了统计学和概率论的发展。在17世纪以前,今天所说的“精算统计”完全依赖于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大约在公元225年制定的表格。这份表格显示了预期寿命,以六十年为基准判断一个人的寿命年长。据说这表格和当年帝国向军团前成员支付年金有关,有些成员四十多岁时便退休,也得到罗马批准。不过这种计算本身的生命力也不可小觑,直到19世纪,意大利北部的托斯卡纳(Tuscan)政府依旧将其运用于官方目的。不过,这些表格并未包括后来所称的概率论分析,概率论是直到17世纪才由爱德蒙·哈雷(Edmund Halley)、约翰·葛兰特(John Graunt)和威廉·佩第(William Petty)总结提出。他们的依据其实是对寿命的分析。中间这数百年,尽管平均寿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欧出现各类人口因素影响寿命,可无人试图修正或挑战乌尔比安的理论。

概率论的提出对欧洲金融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对购买者的平均寿命没有正确的判断,年金何以存在?这就说明,绝大多数年金都不成功,尤其是那些期限较长的。没有精算学,年金的成功就只能依靠低利率。很多情况下,相较于银行家或政府的存款利率,依靠土地收入的年金利率高不到哪儿去。荷兰为接受者提供的年金利率尤其低。这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因为年金支出利率越高,借方的风险就越大,反之,利率越低,风险也就越低,给接受者的钱也就越少。同时,借方还能成功避开高利贷的罪名,因为他们的收入源头是生产性财产。

虽然在提供长期年金方面,英国落后于荷兰,但英国一干上这一行,立即就蓬勃发展起来了。这就像在斯图亚特(Stuarts)王朝之前,英国的银行也不及荷兰和意大利的同行,但到了17世纪末就迎头赶上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把詹姆斯二世赶下台,将威廉三世(William Ⅲ)推上英国王位。威廉来自低地国家,和他一起来的还有精通长期金融的专家顾问,英国财政由此开始提供年金。只要人们相信政府或其他机构提供的这些盈利能够长久,那么长期金融产品市场就将繁荣发展。当英国骄傲地宣称,自1066年以来自己“从未被侵犯”时,这已经不是国家荣耀那么简单了。事实上,这个“宣言”也是极佳的年金营销策略。

年金后来成了最有保障的通用借钱法,利用这个方法,意大利城邦为各类名目筹资,英王亨利一世招募了一支军队,但德国政府禁止这么做,理由是这会让银行家占尽便宜。放到现代来看,当时那种相对古老的年金形式其实类似于收入债券(又称收益债券)的多次支付。在中世纪,最常见的筹资目的是打仗,虽然利息具有剥削性,可为了招募并养活军队而抵押领地或城堡是合情合理的,尤其是当为了完成上帝旨意时,这一做法就更无异议了。

按照当时的标准,年金的长期利率其实低于短期利率。这与现代社会的“风险-回报”关系背道而驰,原因在于:一个不受独裁控制的国家——如果多少算个国会政府的话——就算发生政权更迭,其发行的年金好歹还有继续支付的可能性,甚至会比之前略高一些;而受独裁暴君统治、没有民主机构做支撑的国家就难说了。即便是威廉三世,一开始年金也卖不出去,因为人们担心斯图亚特王朝会复辟,当这种顾虑消散后,年金销售前景也迅速明朗起来。

就整体上而言,在17世纪,欧洲从罗马帝国沿袭而来的利率期限结构呈负面倾斜态势。这就从宏观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意大利银行机构原本如日中天,后来却一落千丈——为了获得最大盈利,这些机构选择和国王、亲王合作,因为这些人能够支付高额的利息,然而,他们绝非最合适的信贷风险人。当政治动荡,就会出现高利贷,中世纪绝大多数时候以及文艺复兴早期均是如此,也就是说,低利率和政治稳定性密切相关。

尽管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非常巧妙地描述了对待借贷的传统态度,但到了17世纪末,欧洲绝大部分地区都开始伸出双臂欢迎“夏洛克”。合理的利息和高利息泾渭分明。古老的高利贷禁令开始改变,不过仍有人揪着不放。资本主义精神成为商界主宰力量,之后将会让贸易的重商主义体制主宰社会三百年之久。当面对割掉对方一磅肉,但不能让对方流一滴血的无奈抉择时,夏洛克很知趣地溜走了,因为他深知为了要回钱非要和传统对着干是徒劳无益的。对方扭转了蓄意伤害的局面。一百五十年后,波西亚的辩护自然将更具技巧性。不幸的是安东尼奥,16世纪的威尼斯尚未出台《破产法》。要是当时有这法律,他就不用担心债权人对自己造成身体伤害。

事实是,自放贷出现之日起,人们就已经欢迎放贷者了,尽管一开始并不是明目张胆的。欧洲的贸易飞速发展,重商主义政策进一步推行,“以邻为壑”的概念已经摆脱其雏形,并成为一种体制,纳入国家官方政策,而不再局限于有待商榷的放贷行为。不过,对这一术语的古老阐释并未消失,在关于借贷和利息的争辩中不时被提及。

第3章 战争和债务Chapter 03

自亨利八世(Henry Ⅷ)以降,国家的财富和收入持续增加,且在这一进程中,速度不是渐行渐慢,而是越走越快。

——亚当·斯密,1776年

本章导读宗教改革后,由于贸易和海外扩张的快速发展,关于借贷和利息的禁令渐渐崩溃,尽管之后的数个世纪,这些禁令依旧是某些人的情感和道德寄托。可是,现实在借贷之争中胜出,资本主义开始走出教会教义的阴影。

在自由化解读利息和贷款这个问题上,荷兰绝对功不可没。就现实层面而言,斯特芬的利率表让普通民众首次发现了银行家的阴谋;从更高层面而言,格劳秀斯让借贷摆脱了托马斯式的阐释,与此同时,也尽量让其受制于自然法。两人的功劳加在一起,形成一股新动力,为早期资本主义和放贷发展注入了力量。贷方被视为贸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再是“边缘人”。大家可以名正言顺讨论金钱,犯不着遮遮掩掩的,或者把金钱说成迫不得已的罪恶。就连“资本主义”本身,都是用复利来定义的——钱生钱。

虽然早期的新教改革者对待借贷的态度与16世纪天主教徒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人口因素开始将“放贷”这个术语中的那枚钉子拔出来。改革者承认了重利和合法利息之间的不同;天主教虽然没有正式宣布,但也默认商业的必要性,但总体而言对借贷仍旧不依不饶。欧洲人口迅速增加,对外扩张需要资金,这显然比对金钱的批判更为重要。只要夺人性命的黑死病退去,社会趋于稳定,对资源和制造的需求就会急剧飙升。1550年,英国的人口恢复到瘟疫爆发之前的水平,几乎在同一时间,人们重新审视了《重利法》。

对人口增加的关注开始影响人们对借贷和利息的争议。扩张压力缓解了对借贷和负债的批评,尤其是考虑到如果发展停滞就会陷入饥荒和资源短缺的困境中。人口是当时的热门话题。苏格兰著名牧师兼学者罗伯特·华莱士(Robert Wallace)是英国人口学家兼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学术引导者。罗伯特在1761年评论说:“如果对比我们最为了解的国家的古代和今天……多数国家的古代人口远超过今天……这或许会给我们一种感觉,即只要照顾周全,就能养活大量人口。但是我说,人口将比所宣传的多十倍,我所说的绝非虚言。”[99] 华莱士的社会论点比起马尔萨斯更加理想化,然而所能期待的结果不言而喻。社会必须发展,也有足够的空间承载发展,但是,人口成倍增加,最终会导致食品和资源供不应求。发展需要投资、扩张和承担风险,而这些行为空前需要放贷的支持。

其实人们从很早就开始考虑人口问题了。1666年,英国赶走了最后一场瘟疫,政府和企业家都希望未来能够稳定。然而,寿命变长将带来潜在的人口危机,值此背景,爱德蒙·哈雷对死亡率的研究推动了年金市场的发展。年金的卖方依旧需要支付高额利率,不过,这种行为已经普及到国家层面,范围也越来越广,为战事和扩张筹集资金。最后,股票市场也发展起来了。

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年金逐渐盛行,一些新产品也应运而生。这充分显示金融界已然重拾自信。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乐意接受那些创新,因为那些新产品包含投机成分。

其中,最有名的创新要数以洛伦佐·唐提(Lorenzo Tanti)命名的唐提式养老金,此人是一位颇具开拓性的那不勒斯(Neapolitan)医生兼冒险家,他制定的这一做法旨在帮助支撑法国金融。他向法国首席大臣马扎然红衣主教(Cardinal Mazarin)提出提议:从不同年龄的人那里筹资,根据年龄层分组;国家每年向最年轻的一组支付4%的利息,并根据平均年龄给年纪较长的组支付较多的利息;如果有人去世,同组的存活者将分享回报,因而单个人拿到的钱自然更多;等到一组中最长寿的那个成员也逝世,该组原本应得的资金余额就归国家所有。

马扎然也是意大利人,出了名的好赌。他非常中意这个提议,不过由于财政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的反对,这个提议最终还是遭到了拒绝。唐提还试过其他各类集资方法,例如彩票制度,可惜也未获得官方采纳。1695年,他去世时一贫如洗,而这些提议却存活了下来。法国人不采纳,荷兰人和英国人却欣然接受,经过改良加工,在他有生之年就有好几个养老金项目问世,只不过并未提及他罢了。现在我们只能用这个术语来缅怀他。不过,正如中世纪一样,战争阴影从未消散,绝大多数唐提式养老金项目都旨在为军事行动筹集资金,而不是让受益人领一笔稳定可靠的退休金安享晚年。

唐提式养老金是一个关于概率问题的金融案例。在17世纪后半叶,概率是一个热门话题,科学界、政治界和宗教界都喜欢谈论概率。瑞士数学家雅各布·伯努利(Jakob Bernoulli)撰文论述概率论,这对推动金融和风险管理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詹姆士·哈林顿(James Harington)和约翰·弥尔顿则著文讨论了“轮值共和”政府的作用,要让能力相当的各个政府定期“轮值”,这有赖于概率。很多无法预测、难以解释的事件依旧要推给宗教,于是概率事件又和上帝意志扯上了关系。概率的探讨还触发了投机行为,直至概率的科学论述击败传统观念,投机才从高效金融规划中剥离出来。唐提式养老金对那些认为自己会比同组成员更长命的投机分子非常具有吸引力。

荷兰不少城市都采用了唐提式养老金,不少项目还推广到了国外,尤其是英国。[100] 一百年间,在这两个国家,这些项目后来被国家资助的年金计划取而代之。不过,“唐提”这个名称还是保留下来了。不同的地方开始推出类似的金融计划,包括独立之前的美国,不过由于含有投机成分,不招官方待见。这个名称还和早期的美国股票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纽约证券市场开始运行时,贸易商们聚集在纽约市一家名叫唐提咖啡馆(Tontine Coffee House)的地方,之前各项交易都是在华尔街户外展开进行。那家咖啡馆的建设资金是依靠销售养老金得来的,参股者就是那些支付部分订金的贸易商。按照最初的计划,房产将留给最后活下来的七位组员,内战之前财产权到期。阿尔巴尼(Albany)也有一家名称相似的咖啡馆。[101]

唐提式养老金采用了并不科学的人寿表格来说明可能的支付计划,其依据往往是对一小群人的观察,或是从教会获得的有限的出生及死亡记录。这使得其回报充满投机性,不太可靠。而后,国家资助的年金于17世纪问世,需要更为科学而广泛的精算表格,以提高可信度。首个值得表彰的贡献者是爱德蒙·哈雷(Edward Halley),现代人对他的认识更多的是以他名字命名的彗星,即哈雷彗星。当年金表格和科学的人寿表格相呼应,年金的销售较之以前就有了更扎实的基础。

哈雷是天文学家,22岁时就成为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的成员。他的工作是造币厂的副主管和皇家天文学家。1700年,威廉三世命令哈雷指挥一艘舰船前往南大西洋和南极,研究那里的地域情况,并汇报信风走向,这为航海的数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回到英国后,哈雷成了牛津大学的几何学教授,尽管在几年前,他应聘牛津大学的天文学教职时被拒绝了。在年金方面,他在对德国布雷斯劳市(Breslau)[102] 的观察研究和档案分析的基础上,对年金计算和具体做法进行了改革。他在自己论述年金的著作中指出:“购买者能活多久,就要为这一时间段支付相应的费用。这一计算必须以年为单位,所有年份缴纳的价值总和将等于此人寿命时长的年金价值。”[103] 即预期寿命较长的年长购买者和年轻购买者必须支付不同的保险费用,这一论述无疑是对唐提式养老金当中的概率概念的反驳——唐提式养老金的支付原则是同组成员比谁活得更久。(后世对哈雷表格的援引请参见附件。)

不过在当时的英国,不论年龄长幼,政府仍向所有的年金购买者收取相同标准的费用,从购买到支付的时间差也相对较短,大约为十四年,亨利八世执政期间又缩短至七年。哈雷的研究表明,应该在较长时期以后再支付,而且要根据年龄估测来支付。[104] 一旦采用新方法,政府将节约一大笔可观的资金。不过在哈雷有生之年,政府我行我素,依旧发行着代价昂贵的年金。

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后,威廉三世登基,给英国财政施加了不小的压力。筹钱之举势在必行,新政府铆足了劲儿思考筹集现金的新渠道。英国利用寿命估测的成果,于1692年向公众销售首支年金,不过这和唐提式养老金如出一辙,换汤不换药。政府的目标是向公众销售100万英镑的年金,承诺回报可观;销售获得的资金主要用于英法战争;利息先由政府掌控,七年后将会支付7万英镑给仍活着的年金购买者;如果年金没有全部销售出去,则购买者每支付100英镑将获得14英镑的回报。这属于人寿年金,由于没有全部售出,一年后政府又开始兜售另一种年金,条件相似。但是,两次都没有划分年龄层,因此年轻的年金购买者自然受益更多。直到下一个一百年,人们才利用寿命表格,并以1万名购买者为基础,估算可能支付的额度。

新的计算方法为利息之争扭转了乾坤,因为很显然这是在替借方省钱。由于从购买到支付的时间间隔延长了,并且购买者支付的保险金也根据个体年龄有所调整,因而从总体上来说,作为回报需要支付的资金减少了,而回报低就意味着利息低。

哈雷活到了86岁的耄耋之年,令人无奈的是,他原本可以更长寿,偏偏不听医生劝,饮了一杯酒。1742年,哈雷去世。当时食品中毒并不多见,至少对于贵族阶层和高等知识分子来说更是难得一见。在哈雷之前的约翰·葛兰特(John Grant)撰写的《死亡率报表》(Bills of Mortality)成为寿命的标准参照,并列举出各类死亡因素,该《报表》首次出版于1662年,据其计算,22.9万人(他的统计样本人数)中仅有14人会因中毒致死(不论何种中毒)。哈雷一直热衷并付出如此之多心血的百分比,最终还是没有放过他。

尽管都铎王朝设立了利率上限,但利率最终还是下调了。詹姆斯一世执政期间,1624年,利率从10%降为8%;查理二世复辟后的1660年又降至6%;安妮女王(Queen Anne)在位时期的1713年甚至降至5%。不过,法学家和国会议员仍旧坚称,尽管上限下调,但重利依旧有待商榷,例如英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援引罗杰·范顿提出:所谓非法不是指那些“不咬人”的放贷,而是那些“吃人”的放贷(特指犹太人);如果有人选择“践踏自己的良心”,那么10%的利率就会被接受,而不是遭受谴责。[105]

总体说来,果真如此,教会将是最大受益者。查理二世复辟时期,英国政府出台法律将官方利率降至6%,其中提到,“调低原来一百收十的利率是英明之举,能促进贸易,通过改善畜牧业提高土地使用,于国于家将大有裨益”。[106] 重商主义者已经意识到低利率的好处,大门如今敞开,迎接更视野开阔的高利贷观点。不过这一进程实在缓慢。

查理二世复辟之后,英国的金融开始初具规模。政府销售长期汇票,并承诺将在约定年限内完成支付。这些东西成了金边证券的前身(英国财政部证券)。当时,英国财政部由乔治·唐宁(George Downing)领导的一个委员会管理。在唐宁的管理下,英国财政部脱离了国库。因此,英国国家债务越来越重,对资金的需求每年都在剧增。

唐宁曾在克伦威尔(Cromwell)麾下的军队和国会任职,还曾作为英国外交官前往法国和荷兰。他的功绩包括在荷兰人的启发下重组了英国财务部、在伦敦建造唐宁街(紧挨其在伦敦市的某处房产)。他还协助撰写《航海法》(Navigation Act)。他的孙子出资建设了剑桥大学唐宁学院(Downing College)。这位外交官为捍卫英国重商主义政策立下汗马功劳,被查理二世封为从男爵。唐宁于1684年去世,不久,世界上第一家国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登上了舞台。

债务人监狱和小银行家在17世纪的英国,债务人监狱已经屡见不鲜了。不论是否涉及利息问题,只要债务人无法偿还债务,债权人就要将他们关禁闭。这是当时的惯常做法,不少知名人士都受过折磨。

1691年,一本名为《压迫者的痛诉》(Cry of the Oppressed)的书问世,严词谴责债务人在监狱中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作者莫瑟斯·皮特(Moses Pitt)曾被关在伦敦臭名昭著的弗利特监狱(Fleet Prison,又译舰队监狱),他列举了债务人监狱的种种罪行,其中包括看守者施暴强奸、强迫犯人吃老鼠苟活、和猪关在一起抢食等。

英国著名小说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也蹲过债务人监狱。他的事业——包括海洋保险的冒险业务在内——失败了,欠下了高达1.7万英镑的债务,他根本无力偿还。1692年了,他被人追着讨债,不禁感慨万分,“没人比破产者更凄惨无助……(我国法律)为债权人的邪恶和报复开了方便之门……而债务人却没有半点儿机会申诉自己的无辜。”[107] 笛福在伦敦弗利特监狱关了几年,当然,他原本也可以到债务人避难所去寻求庇护,当时伦敦有好几家,都是中世纪的避难所的“遗物”。但是,法律依旧视那些寻求庇护的人为罪犯,只有宣告破产,将债务全部还清,这些人才能重新在社会立足。债务人监狱的存在无疑是一个历时已久的悖论:债务人被关禁闭,无法从事生产活动,又如何还钱呢?

这一问题从未得到解答。尽管国会议员詹姆斯·奥格尔索普(James Oglethorpe)等人也曾努力过,但18世纪初期,在国会上通过的保护债务人的措施最后几乎都失败了。即使在五十年后,债务人监狱依旧屹立不倒,而且“生意火爆”。

笛福对“破产者”这一术语的使用是符合17世纪标准的。1542年,亨利八世执政时期,英国出台了一部法律,被认为是英国首部《破产法》。[108] 该法律规定:只有贸易商才能经由财政部长宣布破产。这里所说的“贸易商”是指为盈利而买卖商品的商人,而不是指那些从事无形资产交易的人。具体说来,如果贸易商无力偿还债务,债权人就可以把他告到财政部长那里,部长有权没收债务人的财产,用于偿还贷款,或把债务人关入大牢,直到把钱还清。该法律的宗旨是为债权人提供补偿。这一做法和保护破产人免受债权人伤害的现代观念恰好相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英国,尽管表面上出现了《破产法》,但实际上债务人却仍备受折磨。

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执政时期,英国出台了后续的《破产法》。这些法律拓展了原来的规定,伊丽莎白制定的法律区分了“破产者”和“资不抵债者”——后者原本是指无力偿还债务的非贸易商。

之后的两百年里,政府制定了各种措施,希望既能保护破产者,又能安抚债权人,不过债务人始终处于不利地位。

债务人受苦受难,银行业却因破产者的不幸遭遇而蓬勃发展。不少商人发现放贷和日常业务一样能赚钱,法院也乐意和这些人站在同一阵营中,以帮助债务人,其中不乏发家致富者。1692年,一位名叫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的苏格兰商人在伦敦的河岸街(Strand)上开了一家铺子,店铺的标志是三个皇冠,这简直就是以前当铺店的三个金球标示的“银行版本”。坎贝尔主营金器以及包括存钱、贷款和兑票在内的银行业务。他身后有个强大的赞助人——阿盖尔公爵(Duke of Argyll)。很快,坎贝尔就为安妮女王办理银行业务了。这家店铺后来演变成了为整个英国王室理财的顾资银行(Coutts and Company),坎贝尔家族和皇室的密切关系维持了近三百年。

“慷慨”的英格兰银行小型银行在英国昌盛起来,但大型银行依旧处于空白之中。17世纪末期,英国的财政危机四伏。自1625年起,英国经历了两次内战,政局动荡不安,国库极度亏空。1689年,威廉一世娶了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由此入主英国,但他接手的只是一个烂摊子,加上与法王路易十四正在打仗,威廉一世不得不绞尽脑汁四处求钱。1692年,首个唐提养老金项目问世,政府承诺将从1700年开始向购买者支付10%的利息。不幸的是,该项目只筹得10万英镑。于是第二个唐提式养老金项目又诞生了,并将利率提高到了14%,最终筹到了约90万英镑。两年后,由于和法国的战争在持续,英国政府再度向公众筹钱,为了吸引投资者,自然要多给点甜头,因此,当时发行的政府债券时限为16年,利率为10%。然而,钱远远不够!

就在英国政府一筹莫展之际,以坎贝尔为代表的小银行家证实,依靠存款、放贷就能过上小康生活。英国政府意识到机会要来了,如果要筹集小银行家难以企及的大笔资金,就必须依靠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机构。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的成立,为荷兰吸引了大量储蓄,英国人敏锐地注意到,要想在商贸领域超过荷兰,就必须拥有更多的资金来源。乔什亚·察尔德(Josiah Child)是一位商界大亨,在英属东印度公司任职。他非常钦佩荷兰银行业的做法,他认为荷兰商界的很多辉煌成就是因为“他们对银行的善用,这无疑大有裨益,据传,银行为社会带来的收益每年至少有100万英镑,恐怕这不是空穴来风”。[109] 尽管察尔德是积极的重商主义者,但他也提议要设置利率上限,理由是低利率是社会富裕和健康的表现,这一观点的提出比亚当·斯密早了一百年。

经过激烈的讨论,1694年,在英王的特许下,世界上第一个私有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成立了。这一举措的实现,少不了另一位“冒险者”的努力,那就是苏格兰商人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英格兰银行的规划者。帕特森意识到,国王总是缺钱,谁要是能第一个建起一家覆盖全国的银行,就一定能拿到为皇家服务的独家特权。他向枢密院(Privy Council)递交了建立国家银行的申请,最终得到了国会的批准。

当然,反对的声音也不小。首先是詹姆斯二世的拥护者们,他们担心此举将进一步巩固威廉和玛丽的地位,因而强烈反对设立国家银行;其次,小银行家们也不愿有新人和自己竞争,因为一旦新银行占了上风,他们就不得不给出更高的存款利率。但是,反对无效,在阵阵对骂中,国会通过了建立新银行的提议。

帕特森担任银行行长,不过一年之后就辞职不干了。他后来领着探险队去了巴拿马(Panama),可是结局惨淡,他灰溜溜空手而归。

他和曾经的唐提一样,在银行发展史上没获得应有的嘉奖,甚至连创建者名单里都没有他的名字。他和唐提、乔治·唐宁3人代表着对金钱和银行的务实态度,这都是源自于商业实践,而很多高利贷和中央银行的反对者压根儿没有这些切身体验。

新银行不仅办理存款、放贷业务,还发行纸币。由于拥有特许权,不受《重利法》的制约,支付和收取的利息往往超过其他私人银行。诸如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垄断型贸易公司也要收取12%的利息,并宣称这是因为自家业务绝大多数是在海外开展。显而易见,体制化的利率远远高出重利法定上限。1716年,国会正式批准该银行可以酌情支付利息。[110] 官方高利贷利率上限仅适用于该国普通百姓的小型交易。

支持者们意识到,用纸币取代金属硬币大大有利于信用建设,而且毋庸置疑,银行首批顾客将获益最多。正在流通的硬币的金属含量令人担忧,很多时候还被公民又削又割,难以量化,无疑令官方伤透脑筋。纸币可以让贷款变得更加统一,而且可以大数额进行。威廉三世宽松的金融态度为银行营造了友好的政治环境。据估计,1690年,皇室年收入达到160万英镑。其中三分之二用于英法战争以及镇压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叛乱。[111] 威廉急需一笔战争贷款,不过鉴于他信用背景堪忧,机会渺茫。

英格兰银行向社会招募董事和股东,谁要是能认购2000英镑或更多,就有资格成为董事。最后,包括帕特森在内的14人成了董事,另有股东1330人。

新银行的第一个目标是筹集120万英镑,并以8%的年利率借给英国政府,同时,政府需要另付4000英镑的管理费。也就是说,政府每年只要花10万英镑,就能借到120万英镑的现金,而且永远不用还本金!这对当时的英国政府和皇室成员而言,正是雪中送炭。为了“报答”慷慨解囊的新银行,英国政府允许其独家发行国家认可的银行券(Bank Note)。这些得到国家认可的银行券就是国家货币,即英镑的前身。换言之,英格兰银行拥有了独家发行货币的权利,但不得超过其自身资产总额。

英国政府用公债向英格兰银行借钱,而英格兰银行则用自己发行的银行券来购买国债。国债是未来税收的凭证,这就意味着政府的税收将落入新银行的腰包。如果政府想买回流通在外的国债,就必须用金币或银行券。就这样,英格兰银行成功地把皇室的私人债务转化成了国家的永久债务,而抵押品就是劳动人民的税收。从此,国王有钱打仗了,皇室有钱享受了,政府也有钱做自己喜欢的事了,而银行家们则获得了大量可观的利息,可谓皆大欢喜。

在英格兰银行出现之前,股票没有相应的市场,而英格兰银行的早期发展无疑推动了股票交易。在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创立之前,英格兰银行是最大的金融机构,自然也就成了新加入的股票买卖商们的心头好,在南海泡沫时期,这些人将英格兰银行和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越推越高。这种新职业并不令人艳羡,尤其是在1720年泡沫破碎之后,引起了广泛恐慌。反对者总将股票买卖戏称为“荷兰金融”,因为这种构思是从荷兰学来的,是英格兰银行和新君主的代名词。詹姆斯二世的那帮顽固拥护者认为这家银行不过就是新国王的小跟班,阻碍了他们重回斯图亚特王朝的道路。

丹尼尔·笛福也严词批评股票买卖,以及首个交易场所——伦敦交易巷(Exchange Alley in London)。他将纸币和信贷批得体无完肤,充分折射出自己之前和债权人之间的旧恨。在他看来,“破产者和乞丐让股票买卖更加扑朔迷离,我们现在可以估测,一张写有57人姓名的黑名单,这些人在这十年里飞黄腾达,霸占巨大地产……他们工于心计、玩弄手段、巧借丑闻不断的股票买卖……其中的龌龊难以看清”。[112] 不过无人在乎他的抱怨。股票买卖很快就成功扎根,也成为伦敦股票市场的发展里程碑。

英格兰银行和政府之间还有一项届满条款,要求政府每十二年必须更新特许权。[113] 由于对战争的资金需求源源不断,这种更新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有必要的。18世纪初期,英国陷入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Spanish Succession)的泥潭,于是,特许权被延长了一段时间。那是到当时为止欧洲代价最大的一次战争,战争的起因是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驾崩,有人图谋篡夺皇位。英格兰银行再次以高于官方标准的利息吸引了大笔资金以支付战争开支。

最值得玩味的是,由于英格兰银行的远见卓识,国家货币和永久国债从此被捆绑在了一起,货币发行得越多,也就意味着国债越多,而经济发展和偿还利息必然要求有更多的货币供支配。钱从哪儿来?自然还是从银行借!所以,英国政府的赤字“一路高歌”,自1685年至1700年暴涨了十七倍,从原先的80万英镑飙到了1380万英镑,而在此期间,英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只增加了一倍多。到2005年年底,英国政府欠的钱达到了5259亿英镑,占英国GDP的42.8%。

泡沫中的南海公司和英国英格兰银行为政府和公民提供资金,充当着中间人的角色。除税收外,政府的其他收入主要来源于扩张和贸易。海外贸易公司为谋取财富增添了一抹冒险主义色彩,但若和债务管理问题联系起来,结果可就没那么令人振奋了。

英格兰银行为投资者制定的利率最后降至5%,但并没有被英国举国上下接纳,这时就需要另建一个机构来为战争筹资。于是,1711年,南海公司成立了。

新机构获得了以皇室名义在南太平洋扩展的独家特许权,但在创办的头六年并未到过海外。到了1720年,有人提出了将所有的国家债务聚到一个屋檐下的想法。南海公司向国会提出,自己愿意认购3000万英镑的国债,作为回报,国家必须一次性支付一笔钱,并以每年5%的利率为剩下部分支付利息。英格兰银行自然不高兴自己在这件事上被抢了风头,于是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可惜被拒绝了。不久,国会通过并接受了南海公司的建议,于是,该公司的股票价格以迅雷之势从125英镑上涨到了2000英镑,六个月内平均涨幅超过500%,最高涨幅达到了1400%!

在当时,收取高额回报已经渐渐普遍,而不像一百年前那样十恶不赦了。换言之,依靠投机获取高收益不再专属于从事风险经营的商人们了。这也滋生了奢靡之风,不少作风堕落的英国绅士为了维系奢华的生活,常常债台高筑,而南海股票的发售使得他们有了新的捞钱渠道,而且不用工作,何乐而不为呢?投资者趋之若鹜,其中包括半数以上的参众议员,就连国王也禁不住诱惑,认购了价值10万英镑的股票。在南海公司的带动下,整个英国的股份公司都成了投机对象,人们不顾这些公司的经营范围和经营状况,疯狂地购买股票,唯恐错过大捞一把的机会。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军人和家庭妇女,甚至连物理学家牛顿——都卷入了这个旋涡。1720年5月,牛顿买入了南海公司的股票,并在早期的上涨阶段及时卖出了,获利5000英镑。但后来,他又重新买入,最后亏损了2万英镑。事后,他不得不感叹:“我能计算出天体的运行轨迹,却难以预料到人们如此疯狂。”

泡沫发展到最高潮时,南海公司的名称以及其标志一度成为最时尚的装饰品。衣服、马车和其他家用设备上全都贴着“南海”二字,以彰显股票持有者紧跟最新投资潮流。亮晶晶的泡沫还催生了一些前景堪忧的小型投资项目,其中一个项目是,购买者支付两个几尼[114] 就能得到一张100几尼的凭据,而当天晚上,项目的兜售者就带着2000几尼的非法所得逃之夭夭了。[115] 还有一个项目宣称可以让投资者从墨西哥进口驴子。

南海公司为了圈钱,编造虚假信息,给投资者们描绘了一幅金灿灿的致富之图。然而,随着公司经营的真相的揭穿,泡沫很快就破灭了。1720年6月,为了应对各类股份公司的大泡沫和各路卖方搞出来的小泡沫,英国国会通过了《泡沫法案》(Bubble Act)。事实上,提出《泡沫法案》的正是南海公司,其目的是遏制市场竞争,因为当时各类联合股份公司推出的投资计划层出不穷。依照该法案,所有的联合股份公司在交易前都必须获得皇家特许权。这无疑是英国历史上首部金融监管法。不少公司被迫解散,公众终于清醒过来。

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对一些公司的不信任逐渐扩展到了南海公司身上。从7月份起,外国投资者首先抛售南海股票,国内投资者也纷纷跟进,南海股价一落千丈,其跌落速度可与上涨速度相媲美,众多投资者慌了手脚。据一家英国报纸报道:“据说,一位萨福克(Suffolk)的骑士得知股票跌到800,立刻自缢身亡了,因为他掏了1万1千英镑给南海公司,他怕自己饿死街头。”[116]

那位萨福克骑士自杀一个月后,即1720年9月,南海公司的股价跌至每股175英镑,从贵族到普通商人,社会各阶层无不受其影响。然而受创最重的还是南海公司自身,程度略轻一些的是英格兰银行。英格兰银行并未直接被南海公司拖下水,不过也的确遭遇了存款流失的困境。泡沫烟雾散开后,南海公司还有些盈利,不过国会可没有轻饶南海公司的董事会和财政大臣——财政大臣被关进了伦敦塔,公司部分董事的财产被没收。不少评论员和批评者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几近癫狂的投机,这和法国把责任推给约翰·罗(John Law)如出一辙——他提出的地产银行计划(land bank scheme)引发了密西西比泡沫(Mississippi Bubble)。

《泡沫法案》也希望能保护公民不被假冒的年金计划蒙骗。政府推出的唐提式养老金和年金,自首次诞生以来,买卖双方都在弄虚作假。小册子作者阿贝尔·伯耶(Abel Boyer)在创始于1718年的月刊《大不列颠政治局势》(The Political State of Great Britain)中,披露了无数起诈骗事件。年金购买者伪造他人死亡方便自己快点儿领钱,而另一方面,有些死者亲属隐瞒死亡消息,好继续领钱。唐提式养老金更是引起一群人密切关注,他们研究购买者的家族史,然后下注,看哪些人寿命更长。更令人发指的是,有人为了加快精算统计数字,花钱雇凶。这种恶行延续了两百多年。到了20世纪,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那部谋杀案小说《命案目睹记》(4:50 from Paddington)的杀人动机就牵扯唐提式养老金。即便到了1719年,英国年金行业仍旧混乱不堪,不少年金项目未能及时支付给购买者。当有人提议将所有国家债务全部纳入南海公司,年金自然也被涵盖进去,因为它们是国家收入的一个大头。

当时,南海公司为了补偿心有不满的年金购买者,用股票来代替未支付或拖欠的金额。在泡沫时期,受益人能拿到价格不断飙升的股票自然心满意足,然而当泡沫破碎时,很多年金项目也跟着化为泡影,结果便是爆发大范围的财政灾难。很多年金一开始就无视正儿八经的死亡率表格和年金表格,提出了每年25%~50%的回报率,这根本不具可持续性,或者说是不现实的。之前的几百年里,收取高额利息就是通过“以邻为壑”的策略来实现的,而在现实生活中,支付高利息带来了同样的结果。可见,现代金融诈骗在当时就已经诞生了。

18世纪初期,英国出现了两家人寿保险公司。1705年,友好终生保险公司(Amicable Society for Perpetual Assurances)成立,该公司承诺,如果投保者去世,公司将支付一定费用,以作为投保回报。五十年后,公平人寿保险公司(Equitable Life Assurance Society)也成立了,为55岁以上的人士提供保险。公平人寿保险公司还采用了最新的寿命估算方法,保单条款也依据申请人的健康状况而定。它与友好保险一样,也推出年金计划。尽管政府推出人寿保险项目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不过就某种程度而言,那只是国家的筹资项目,而非补偿。

私人年金说白了就是为了逃避重利法而进行的借钱行为,而借钱的最常见形式是一个人从另一个人那里借一笔钱,例如1000英镑,并承诺每年还100英镑,直至死亡。因此,贷方自然要衡量借方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后才能决定是否借钱;万一借方刚借不多久就一命呜呼了,贷方可是连本金都收不回。为了避免这种潜在的损失,贷方就为借方购买人寿保险。换言之,私人年金和人寿保险不过是某些人掩盖借贷真相、收取高额利息的一种手段。

18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财政状况越发复杂,政府发行了更多的统一公债(consols),但缺乏稳定性,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发行于1751年的利率为3%的统一公债。政府的初衷是弄一个永久性年金,因而没有到期日,其收益的计算也非常简单。这项公债后来成了英国最有名的证券,直至19世纪被另一个统一公债取代。“永久性”给政府施加的压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沉重,因为统一公债还有一个特点——如果利率降低了,可以召回。[117]

唐提式养老金及其变体在英国依旧势头不减,还在爱尔兰盛行起来,尤其是工薪阶层,很多人热衷于投机,甚至把自己弄得身无分文。一家英国报纸评论道:“从唐提式养老金的数量就可看出,经纪人肯定能从中拿不少好处。”[118] 唐提式养老金是为逃避法律制裁而推出的最早的金融产品之一,可是当这个秘密被意识到时,已经过去数年之久。1777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保护无辜者免受欺诈的《年金法》(Annuity Act),规定不得向未满21岁的人销售唐提式养老金。该法律还要求年金必须申请注册,这使得之后的私人年金项目开始减少。

私人彩票在英国也很普遍,但是,因为禁不住诱惑的人们常常希望一夜暴富而把血汗钱全都投进去,外加一些诈骗丑闻,于是被法律禁止了。唐提式养老金表面看来是在为将来打算,但仍是一种赌博手段。普通投机者最大的乐趣是赌自己比同组成员更长寿,因而对其背后的预期寿命和死亡数据并不清楚,不过唐提式养老金还是会给购买者一些好处。

有位读者曾写信给伦敦的一家报社,提出疑问:那么多劳动人民购买唐提式养老金,绞尽脑汁想要变成富人,这和私人彩票如出一辙,那么,禁止私人彩票的法律是否也同样适用于这类养老金呢?然而,报社给出的答案却是否定的——“任何一种合同,若兼有付出和回报,那么就是好的……因此,禁止私人彩票的法律只能针对所指事物,不可做延伸或类比的解读,也不应牵扯唐提式养老金。”[119]

公众的热情充分说明,在南海泡沫破碎之后,英国人还是对此类投机冒险行为趋之若鹜,并且将一直持续下去。政府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为公众制定能够带来稳定回报的投资项目的同时,也创造一些社会效应。不过鉴于英国财政摇摇欲坠,这可不是轻而易举之事。

漂洋过海的《重利法》虽然遭遇了投机、泡沫和诈骗,可高利贷依旧在经济争辩中占据一席之地。英国对待利息的态度很快就漂洋过海到了殖民地,又在那里存活了两百年,有的地方因此而引发的争辩和监管,其残酷严厉比起宗主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法律被照搬到殖民地,高利贷氏族性的古老禁令再度浮现。

英国在新世界的殖民地沿袭了宗主国对高利贷的态度,而且还锦上添花。重利法律移植过来时做了些改动,以适应新殖民地的法律,而后又做调整与新国家宪法融合。这将为后来美国出台高利贷成文法埋下铺垫。多年以来,英国的高利贷成文法有习惯法为补充,不过两者都被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吸收进去。这在以后将是个大麻烦。

习惯法跟着英国殖民者进入最早的13个殖民地,绝大多数殖民地的立法者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采用了更为正式的重利法。最早采用重利法的是1641年马萨诸塞州的殖民地立法机关。法律提到:“一年债务每100英镑收取8英镑乃最高上限,一旦超过,不论总金额,一律要罚,仅汇票除外。”这显然是秉承了詹姆斯一世制定的上限。不过,法律并未提及对放高利贷者的具体惩罚。至少一位19世纪的学者坚信,《重利法》的本质是氏族性的,因为新来的移民思想和背景大同小异,法律对惩罚措施只字不提,说明这禁令和希伯来人的非常相似。[120] 将汇票排除在外则清楚证明,早期的殖民者脑子里想着做生意,从而证实商贸在早期殖民中的作用。

马萨诸塞州一直保持着8%的利率,直至1692年下调至6%。其他立法机构纷纷效仿。同一年,马里兰州将最高利率调整为6%,和贸易有关的交易维持8%,例如香烟生产或海上运输。马里兰州对最初的伊丽莎白时代法律亦步亦趋,如果有人以更高利率搞高利贷,则要三倍赔偿。宾夕法尼亚州在1700年将6%定为永久利率,纽约州是在1717年,康涅狄格州是在1718年,南卡罗来纳州是在1719年。前两个州将6%设为上限,当时南卡罗来纳州的利率较高,为10%。不过,纽约在这方面开了先河。最早是规定6%利率的使用年限为五年,到期则失效,这成为美国立法史上首个届满条款之一。后来该利率上调为8%,1737年再度调回原来水平。

其余的殖民地开始效仿,6%是最常见利率。佐治亚州是国会议员詹姆斯·奥格尔索普于1733年建立的,这块殖民地最大特征是为英国的债务人提供庇护。这一倡议是英国一些学者提出的,奥格尔索普帮助他们组织了一次考察,最后在这块殖民地安顿下来,并以乔治二世的名字命名。奥格尔索普愿意拔刀相助,因为他的一位挚友因高利贷问题被关押在弗利特监狱,染上天花丢了性命。佐治亚州于1759年通过《重利法》,弗吉尼亚州(1730年)、新泽西州(1730年)、北卡罗来纳州(1741年)、特拉华州(1759年)和罗得岛州(1759年)也通过法律,规定6%的利率。

只有新泽西州相对较高,定为7%。[121] 6%的标准做法一直延续到《重利法》开始废除,这一过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

乔治三世执政期间,在美国之外,国会将印度的利率设定为12%,西印度群岛和爱尔兰设为6%。这些殖民地的法律和英国法律一样,非常全面,同样也适用于贴现贸易票据和汇票。如果各方之间汇票再贴现,则是违反高利贷上限,美国殖民地绝大多数法律会盯上这种做法。海洋合同由于运输风险更大,往往不包括在内,或者上限更高。中世纪以来,这种做法被运用地越发娴熟,通过刻意伪造海洋合同,掩盖利息。

殖民地对不同贷款的区分较之两百年后要简易得多,最高单利即便不是全部也至少是绝大多数贷款的官方最高上限。渐渐地,财产概念越发复杂,单一标准利率开始难以承受自身压力。20世纪出现了消费者利息,虽然根基不稳,但风险模式将发生改变,随之改变的还有最高利率。不过到了这一时期,放贷依旧是相对简单的事,其中牵扯的利率也仍旧以《重利法》为主要参考标准,不过市场利率可以而且也的确大幅偏离这些条条框框。抵押物总是必需的,一旦借方欠债不还,就会没收抵押物。

虽然重利法律在美国殖民地使用广泛,同样广泛的还有对其排斥。绝大多数殖民地将高利贷视为民事纠纷,而非犯罪行为,惩处较轻,而且几乎从未落实。人们惯常的做法是制定例外情况以及想方设法逃避《重利法》。其中一种逃避方法是“干交易”。这是源自中世纪的一种交易手段,借方签了汇票,可交易的第二方细节却刻意只字不提,这样借方和贷方就能使用不同利率。汇票在两头都是同时执行。此时,借方就能通过巧妙安排向贷方支付更高的利息。在这之后又出现了另一常见做法,即回购交易(repurchase transaction),借方向贷方销售某个抵押物,接着以超出《重利法》规定的高价再买回来。这两种手法均难以识别,因为它们都是借贷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在这些烟雾弹之下,《重利法》有名无实。[122]

不过《重利法》在美国殖民地盛行的原因绝非仿照宗主国法律这么简单。未来将证明,这些法律的寿命要比英国的长久,英国《重利法》在1854年被废除。它们的成功是得益于一部原本看似不可能成为畅销书的书籍,偏偏在美国殖民地大受追捧,销售量和英国不相上下。从1755年到1765年,威廉·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出版问世,弥补了大西洋两岸习惯法汇编材料的空白。虽然他对高利贷问题的论述既称不上推陈出新也算不上一针见血,不过却为美国后来两百年的《重利法》奠定了基石。

布莱克斯通在编撰这部《英国法释义》时,还算不上是知名法学家或倡导者。他是一名平庸的律师,1763年回到牛津研习法律。他的研究汇成了洋洋洒洒四部著作,成为当时有史以来最著名的研究英国法律的书面材料。就很多方面而言,他的成就和格拉提安在教义方面的研究颇有类似。布莱克斯通后来成为国会议员、女王参事和法官。他和其他很多知名评论员不同,当他坐上法官之位时,他早已名声显赫。

他对高利贷的论述和当时英国主流法律完全吻合,没有新颖之处。希伯来人禁止高利贷,经院派则以亚里士多德“不可繁衍”的观点为佐证,彻底严禁各类利息,基于此,布莱克斯通提出:“摩西戒律显然出于政治目的,而非道德考虑。它只是严禁犹太人不得从自己族人那里收取利息……除非允许金钱借贷,否则贸易无法发展,如果金钱使用禁止额外费用,谁还愿意借钱出去;或至少就无处借钱了。”[123] 古代严禁高利贷是民智愚钝的产物,与商贸发展背道而驰。这一评论虽然不太惹人注目,不过却是当时的社会主流思想,并且为美国在20世纪制定反对高利贷的国家法律奠定基石。

英国殖民者也带来了利息计算方法,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虽然西蒙·斯特芬的表格自1582年就被引入欧洲大陆,不过九十年之后英国才制定了全面的类似表格,并采用了英镑等其他分计量单位计算现值和终值。虽然威廉·韦伯斯特的表格是首先在英国出版,不过并未采用小数来衡量终值,而是用英镑、先令和便士来计算结果。该表只涵盖了5%~10%的利率。另一套名为《放债人》(The Money Monger)的表格,又叫《放贷者历书》(Usurer’s Almanacke),于1626年在英国出版,并采用了8%的利率,詹姆斯一世执政期间将利率下调至该水平。斯特芬的表格按照1%的增量涵盖了1%~20%的利率跨度。[124] 结果,另一个便捷式的表格版本开始盛行,得益于它的简要便利,在殖民地大受欢迎。英国出口的这份表格原本是作为“计算手册”(快速计算表格)出版,专供中学男校学生使用,由詹姆斯·霍德(James Hodder)于1671年在伦敦城出版。詹姆斯是一位教师,也是一位校长,出版过一本名为《霍德小数算术》(Hodder’s Decimal Arithmetik)的著作。1719年该书修订版在波士顿出版,成为首部在美国殖民地出版的英国计算手册(请参见附录)。

从重商主义到“看不见的手”17~18世纪,反对重利的道德及神学观念渐渐稀薄,公众已经普遍接受高额利息。人口得到了增长,生活水平也在提高,而连年的战事,尤其是三十年战争以及英、法之间无止无休的冲突,使人们已经越发意识到经济金融对公众福祉的作用,因而对经济金融事务更加上心。和这些发展一同出现的还有更多基于人口因素的新观念。

在法国,关于放贷和利息的争辩和几百年前一样热烈。孟德斯鸠为该问题增添了一抹现代特色,他认为:“借钱出去不收利息,自然是一件品德高尚的善举;然而毋庸置疑,这只是宗教的清规戒律,不是民法的实践。”[125] 尽管当时整个社会越来越世俗化,但宗教氛围依旧很浓厚,而作为一名贵族,孟德斯鸠所体现的不是宗教而是世俗的商业观点。“……贷方要面临遭受惩处的危险,自然要获得些补偿。”[126]

孟德斯鸠把海运贷款单独拿出,再次强调其风险高于其他贷款类型,必须要支付更高的回报以补偿贷方。丹尼尔·笛福的破产遭遇就是最佳证明。要是中世纪的商人和贸易商对教会苛刻的禁令言听计从,那么,探索和发现压根儿就是痴心妄想,因为如果没有合理的补偿,谁愿意去承担不断增加的海上远航风险呢?

围绕着新的金融产品和年金项目,利息的发展又迈进了一大步。当时著名的数学家兼哲学家让·勒朗·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对利息做出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论述。达郎贝尔与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共同撰写了《百科全书》(Encyclopedia),该著作于1751~1772年在法国问世。达郎贝尔在《百科全书》中对高利贷问题给出了睿智的解读。他的观点今天依旧为人所知是因为采用了利率表,由此为那些数学欠佳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图像化的规则解读。这可以算作是阐释单利和复利的里程碑,最终为高利贷争辩做出了技术层面的贡献。在当时,这些规则除了数学界之外,其他人知之甚少。他指出:在贷款的不同阶段,单利和复利会对借贷双方带来不同影响;在借贷时间少于一年,针对同笔贷款、同等利率,借方以复利支付的实际金额要少于单利的情况;当利息正式和本金挂钩,相比较于等到年末,如果他提前还完贷款,那么实际金额相对较少。这是因为单利计算是将应付金额平分成两部分,或按季度分为四部分。相反,根据折现表,复利现值更高,该表格将用于计算偿还金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