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某人借了100英镑,为期三年(按年叠加),利率为6%。若按照复利计算,一年后利息是6英镑,两年后将变成12.36英镑,三年后则是19.10英镑。但这里的要点在于六个月后必须提前偿还贷款。根据利率表,例如西蒙·斯特芬的表格,如果在前六个月后就还贷款(前提是合同允许),那么这些以复利终值为基础的折现表格显示,实际支付的利息为2.92英镑(使用小数标示,以0.9708英镑现值为基础)。相反,如果按照单利,实际应支付利息为3.00英镑。因此,按照复利支付的金额实际上会低于单利计算。但是,如果超过一年,结果就完全相反。因此,结论非常明显清楚:债务人的优势只在第一年,之后,债权人的优势逐年递增。[127]

达郎贝尔采用的例子属于高利贷,因为其假设条件是贷款期限内,利率会增加三倍,“从道德层面绝不允许高额利率,这个例子不过是为方便解释计算过程而已”。为了支撑论点,才使用了高额利率,换言之,在计算欠款或应支付金额方面,正常利率会造成不同结果,鉴于普通常见,或许不会让读者大吃一惊。英国一家反对君主制的报纸援引了达郎贝尔对高利贷的论述,于是哀叹道,这套方法“对这个国家的商界人士恐怕起不了多少实际意义,因为他们对复利几乎一无所知”。[128]

《百科全书》出版时,达郎贝尔遭人指控,罪名是宣称复利实际上有利于借方。这显然不符合他所给出的例子。计算手册和基本利率表已经广泛使用,因此在18世纪末期,有人没有见过例子中的表格然后煽风点火,实在难以想象。似乎,复利仍旧是世界第八大奇迹之后的另一神秘事物。

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说,人们勉为其难地接受了高额利息,其背后的引导力量其实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者认为,在与邻国的贸易中占上风才是国家目标,后来,这种做法在国际贸易中被称为“以邻为壑政策”。但是,这个概念更多是源自古代和中世纪,而非国际贸易。即便对让间或有来往的国家和贸易伙伴搞“以邻为壑”过于醒目,可人们将高利贷视为高额利率从而接受,并且后来国际贸易对同一过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两者存在的关联人们早已遗忘。

重商主义依赖于高额利息,尤其是在航海和贸易领域,很多评论家都认为,如果没有高额利息,放贷将会演变为风险更高、成果更低的行为,绝对无法创造多余的价值。

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毫不留情地批判了重商主义。虽然休谟不是同乡威廉·帕特森和约翰·罗那样的金融实践者,可他对利息的点评极其务实,完全基于货币数量理论。重商主义的概念是,相比较于一个国家用货币衡量的国内财富和商品供应量,进入一个国家的贵金属数量并不那么重要。如果经济体强盛,则利率会一直偏低。相反,高额利率是经济体衰弱的表现。“高利息有三大源头:极高的借贷需求、财富有限无法满足该需求、商贸带来高额利润。这些源头都清楚地表明,商贸及工业发展受到限制,和金银的短缺没有关联。”[129] 反过来就是低利率的情况。休谟将利率水平纳入历史背景。在早期社会,不公平现象普遍,富人向穷人收取高利息,那么高额放贷利率显而易见。这一概述体现了中世纪和罗马一千年历史的实情。

休谟去世那一年(1776年),亚当·斯密恰好出版《国富论》。社会普遍认为这本著作为重商主义时代画上句号,从而开启了以市场为动力的贸易时代。综合来看,休谟和斯密就利率问题进行了深入全面论述,反映了两人对重商主义作用的类似观点。斯密偏向扩张和技术。虽然他的论述也是历史性的,不过另外还沿袭了一种技术性观点。他解释道,从历史来看,16世纪初期的通货膨胀是因为从新世界进口贵金属导致的。进口之后,欧洲总体利率下降,这与预期背道而驰。尽管可以通过诸如休谟采用的货币量化理论来为高额利率正名,不过斯密以古老的贬值作为例证。但是,这一论述也是遵循了刚刚诞生不久、恰好风靡的重商主义理念。他认为,如果“现在的一百英镑相当于当时的50英镑,那么现在的五英镑就相当于当时的两英镑10先令(即2.50英镑,20先令为1英镑)。因此,如果降低利率,从原来10%下调为5%,在使用某笔资金时,现价值等于当时价值的一半,则利率也是等于以前利率的1/4”。[130]

进口黄金绝不是西班牙仅有的现象,英国也受其影响。查理二世执政期间,人们在几内亚(Guinea)和西非发现了大量黄金,并带回英国。查理为此特意铸造了一种硬币——几尼(英文拼写为guinea),意图用这种黄金硬币取代原来的1英镑以下20先令的银币。1717年,艾萨克·牛顿担任造币厂主管,他发现,1几尼所含黄金实际为1镑8便士(240便士相当于1镑,12便士相当于1先令)。皇家迅速颁令,1几尼等同于1镑1先令,可如果按重量,1几尼实际上还缺4便士。[131] 而就在同一年,大不列颠的国债全部放到南海公司。

牛顿在1720年出版的《广义算术》(Universal Arithmetick)一书中解释了复利的威力。书的标题远比实际内容看着简要。说到解决年金问题时,他的假设是:“如果每年保险金(数额)为a英镑,要在之后五年支付,用现钱c购买,按照每年100英镑的复利计算的话,结果会是多少?”[132] 和其他计算手册不同,牛顿并未给出答案,只是给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多项式(原等式请参阅附件)。至于他对复利的解读是否影响了收取利息的实际做法则难以断定,不过却清楚显示,利滚利依旧活得好好的,凡是从事金融和经济规划的人都会考虑这一点。

这部著作的这一小块内容有着特殊意义,因为它是首部且现存的论述复利计算的出版物。牛顿似乎非常了解斐波那契的作品,因为他提出的假设和斐波那契的颇为类似。牛顿没有解答终值问题,而是给出了一个能够解决中世纪古老谜团的等式,计算了回报率,而这是真正算出终值的必需条件。牛顿坚称一个几尼的黄金量有缺,这一说法也可追溯到斐波那契,他在《计算之书》里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说明同一问题。在当时不过是另一种计算的东西,所造成的影响却超出了实际计算领域。

亚当·斯密不仅论述了利息问题,同时也评议了托马斯·曼在150年前撰写的一部重商主义著作。“曼的著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成为政治经济的根本准则,不仅在英国,其他各个贸易国家均是如此……内陆或国内贸易……被视为是对外贸易的补充附属……要是单靠这种方式,国家不会变富亦不会变穷。”[133] 斯密和休谟或许有不同意见,不过重商主义却推动了国家财富的积累,这和许多国家意图在国际舞台上大展宏图的野心非常契合。接受高利贷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高利贷问题上,相比较于前人,斯密为利息引入了更为现代和基础的方法。他认为,利率最高额度应该高于市场最低水平,这样贷方才愿意继续放贷。“必须遵守的是,法定利率不得过度高于市场最低水平。如果英国的法定利率高达8%甚至10%,原本用来放贷的大部分钱都会被借给奢侈铺张者以及投机者,他们会非常乐意接受这么高的利率。”[134] 姑且不论这种借贷极可能会拖欠不还,它还会和需要资本投入的有用项目抢夺资金。斯密的方法为可容忍利息“上下限(collar,又译‘两头封’)”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一概念将在后世进一步调整。他所提到的那些愿意支付高额利率的堕落之人主要是有土地的英国贵族乡绅,他们多数人游手好闲,声名狼藉,从放贷者那儿借钱维持自己的消费水准,他说这些人此举是“高利贷的敲诈勒索”。

斯密对资本的讨论区分了现金和长期投资基金,即他所称的“股票”,或简单货币(simple money)。以前的反高利贷文章往往忽视这一点。显而易见,如果要实现生产性目的,资本需要利息,不过利率要低。生产力和资本能营造良好社会氛围,让人们看到这一进程能够善终,而不是出于非生产性动机的单纯收益积累或放贷。这还可以参考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的“看不见的手”。这股力量引导个人自我利益步入大众福祉,后世两百年里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多样化解读,最常见的是当作自由市场的一个隐喻。不过其宗教成分也难以忽视。如果看不见的手是上帝指挥人间事务的世俗代理,那么完全可以将其解读为要求容忍但控制有限度高利贷的力量。斯密注意到充满经济道德教条的高利贷历史丑闻频频。如果能同时造福商贸和社会,大家自然会包容。换言之,成功调用资本是大势所趋。一百年前,保皇党罗伯特·菲尔默以略欠分析的眼光做出了本质上相同的论述。共识在于,利息是资本项目的有机组成部分。极高的利率专门针对那些高风险业务,以及那些地痞无赖。合理利率对于投资活动而言至关重要。

对利息的讨论渐渐聚焦在商业投资上,债台高筑的阴暗面有增无减,尤其是在英国更贫困的阶层。奥格尔索普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不过这番心血倒也没有白费,至少还有一小撮人念念不忘。1772年,詹姆斯·奈尔德(James Neild)和威廉·多德(William Dodd)在伦敦一座教堂成立了茅草屋顶协会(Thatched Roof Society),旨在帮助小额债务人从牢房里释放出来。他们四处募捐,然后用筹来的钱给小额债务人支付欠款,从而救出牢狱。他们还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向富人募捐。捐款人名单迅速增多。攒够一小笔钱之后,他们很快就可以从不同牢房救出5位债务人,这些债务人总计欠款28先令。组织运营一年之后,他们共救出600位成人,近1200位儿童。总支出为800英镑。

好人好事有个不为人知的动机。多德牧师从剑桥拿了好几个学位,曾经过着奢侈挥霍的生活,大半辈子都嗜赌。同时代人都称他是“意大利通心粉牧师(Macaroni Parson)”,因为他对外国货趋之若鹜。他和许多同时代的富裕阶层一样,热衷赌博。有一次中了彩票得了1000英镑,他用这笔收入盖了座小教堂。和他自己的债务相比,他帮助的那些债务人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他们的麻烦事加在一起都赶不上他一个人的。

绝大多数被关押的债务人欠的都是小钱,有些不过才18先令。只要债权人到法庭上提要求,就可以把债务人打入大牢。债务人的妻儿也要陪着进去。但是,在社会阶层另一端,类似的场景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结局。1793年,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Frederick)花钱如流水,债台高筑,远远超过其年收入。债权人追着要钱,可是他们却不能把他打入大牢,因为法律不允许,不过他们可以要求国王或国会还钱。1795年,他已经欠债80万英镑。钱最终还了,可也让皇室蒙羞。然而,多德牧师就没这么幸运了。1777年,这位牧师迎来了颜面扫地的结局,被判犯了伪造罪。他在某文件上签名,意图以非法手段筹集4200英镑,希望能还掉部分债务。这单案子落到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手上,他收到请愿书,2.3万人联名支持多德,可是事与愿违。由于伪造罪是死罪,所以多德最后被当众绞死。虽然他已经作古,但是后人依旧在人道主义道路上奋斗着。

到了18世纪后期,欠债成了一个严重问题,而总把犹太人当作放贷轴心的固定成见延续了数百年依旧不变。1777年,英国作家谢立丹(Sheridan)的戏剧《造谣学校》(School for Scandal)在伦敦首次公演。该作品围绕着一个地主家族,有些家庭成员急需贷款。“莫瑟斯(Moses)”是戏剧中一位非常友好的犹太放贷者,还有一个人物叫作“保费先生(Mr. Premium)”。当两人被介绍给这个家族时,顿时被围攻要借钱,生意不请自来。

英属殖民地的怒火18世纪,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大西洋取代地中海,成为欧、非、美“大三角贸易”的必经之路,从而导致意大利和德国北部的传统商业城市的衰落,以及英国、法国、荷兰的兴起。1588年,大英帝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开始了对北美洲的殖民统治,并建立了哈得孙湾公司和新英格兰殖民地。

英国和法国是老对手,从百年战争开始打了几百年,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两国更是为了争夺霸权不断开战,最后,英国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夺取了法国在印度、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大片领土,一跃成为世界第一流的殖民大国,并在和荷兰的战争后取代了荷兰,成为主要的船运国,建立起庞大的商船队和海军。到了18世纪60年代,英国在北美洲拥有了除原本的13个殖民地以外的大片土地。绝大部分的殖民者都将自己视为英王统治下的臣民,和居住在大不列颠岛上的人们拥有相同的权利与义务。

然而,尽管法国战败,但英国也几乎耗尽了人力和财力,政府的财政状况升到了警戒程度。因此,1760年起,英国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以从殖民地取得更多的财富。在英国政府和人民看来,这些政策都是绝对正当的,因为法国战败、英国耗损过度,只有英属殖民地的人们得到了好处,即俄亥俄河沿岸的开发权。

1764年,英国首相乔治·葛兰维尔(George Grenville)颁布了《食糖法》(Sugar Act)和《货币法案》(Currency Act)。前者禁止北美从国外进口甜酒,对进口的糖和各类奢侈品征税;后者严厉禁止殖民地各州印发自己的纸币,并强迫当地政府必须使用黄金和白银来支付缴纳给英国政府的所有税收。这两项政策让殖民地陷入了经济困难中,包括联合抵制英国商品在内的抗议活动随之而来。同时,殖民地的人们认为,有权对自己征税的只有自己的议会,而非英国国会。当时最流行的一句口号是:“没有代表权,就不能征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最初的几年,各个殖民地各自为战,属于地方性活动,然而葛兰维尔的政策逐渐将这些分散的抗争活动集结了起来。由此,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拉开了序幕。

1765年,葛兰维尔为了给北美驻军提供军费开支,颁布了《印花税法》(Stamp Act),要求殖民地的印刷品,如法律文件、许可证、商业契约、报章、小册子、纸牌等,都必须贴上印花税票才可流通。这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极大愤怒,于是,“自由之子”、“通讯委员会”等秘密反英组织相继出现,各地都发生了反英事件,例如抵制英货、赶走税吏、焚烧税票、武装反抗等。这一切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恐慌,他们立即派军队镇压。反英的怒火在殖民地燃烧起来,一场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即将在北美大陆拉开序幕。当年10月,“印花税法会议”向英国国会递送了一份正式的抗议书,面对反对高潮,英国国会撤销了《印花税法》。但在1766年的《宣示法案》(Declaratory Act)中,英国意有所指地声明:国会对殖民地拥有合法权力,“不管在何种事务上”。

1767年,英国国会又想出了新花样,通过了财政大臣C·唐森德提出的《唐森德法》(Townsend Acts),其中第二项《唐森德税法》规定对一些进口到殖民地的日常用品征税,包括玻璃、颜料、铅、纸和茶。殖民地人民对这些从英国进口的商品发起了联合抵制。1768年6月10日,一艘属于殖民地商人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的船只“自由号”由于涉嫌走私,被波士顿的海关局查扣。面对愤怒的抗议行动,波士顿海关局向伦敦报告说“波士顿已经处于暴动状态”。紧张的局势不断升级,加上驻扎在波士顿的英国军队胡作非为,反抗的暗流逐渐壮大。1770年3月5日,英国士兵对着情绪激昂的民众开枪,打死了五个人,这就是波士顿惨案(Boston Massacre)。《唐森德税法》被迫撤销,但是,作为某种象征性的政治宣示,英国政府保留了对茶叶征税的规定。然而,对革命者来说,只有自己的代表才有权收税,在此原则下,哪怕只是一项税收,也足以让他们奋起反抗了。

1773年,英国政府为了倾销东印度公司积存的茶叶,通过了《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给予东印度公司到北美殖民地销售积压的茶叶的专利权,并且免缴高额的进口关税,只需要征收轻微的茶税,并明令禁止殖民地贩卖“私茶”。该条例引起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极大愤怒,因为人们饮用的走私茶占消费量的90%。波士顿革命分子塞谬尔·亚当斯领导的“自由之子”打扮成印第安人的模样,偷偷摸到三艘船上,将船上的货物捣毁,并将342箱茶叶倒入港口。这就是有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

英国政府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没能为自己带来预期的丰厚收入,未能解决长久以来的财政危机,却加剧了殖民地人民的反抗,终于在 1775年爆发了美国独立战争(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而且,由于法国、西班牙及荷兰的加入,这场战争的范围远远超过了英属北美洲之外。1783年,法英在印度库德罗尔展开海陆拉锯战,英国人败北;9月3日,英王代表与殖民地代表于凡尔赛宫签订《巴黎和约》(Treaty of Paris),英国正式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独立。

偿债基金和“利滚利”因为唐提式养老金和还不完的债务,以及美国革命的后果,英国陷入了激烈的讨论。1780年,英国的债务接近2.5亿英镑。由于失去了北美殖民地,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每况愈下。好在随着战争的结束,英国获得了短暂的和平。绝大多数政治家都希望和平能够长久一些,这样就能节省不少军费开支,从而使政府有所盈余,减少赤字,重振雄风。

1783年,年仅24岁的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首次出任英国首相。他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巨额国债。为此,他制定了新型国家偿债基金。其实早在1719年,英国就推出过一个偿债基金,但结果不尽如人意。新政策计划通过税收和销售新的唐提式养老金,每年抵消一部分债务,并用收入买回尚未支付的政府债券。[135] 偿债基金的最大特色是利用复利累积计算法。

这个想法简单,但也漏洞百出,其一就是皮特对利率和复利的解读。他在1784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到“就国家而言,高利率基金要好过低利率基金,4%胜过3%,5%胜过4%。在各项财政金融工作中,我们必须时刻谨记要偿还。逐渐偿还并消除债务是政府的明智之举。”[136] 他对基本概念的理解似乎有些模棱两可,不过他对高利率的评价是出于政治的考虑,鉴于极大的债务压力,众人都期待高利率。采用比旧债更高的利率向公众借钱,这做法实在够怪异,而唯一能让此举名正言顺的理由,就是政府用于回购政府债券的钱来自政府的盈余,而不是依靠借钱或新税收。这一做法的前提是英国的内政外交一帆风顺,因为一旦爆发战争,该计划就会受到牵连,逐步抵债的过程也将被打乱。

不过,这个构思并不是皮特的原创,他是从牧师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那里借鉴来的。普莱斯于1723年出生在威尔士,父亲是牧师。早年,普莱斯观点奇异,不愿遵循正统,被牛津和剑桥拒之门外。他曾执笔论述道德问题,这让他深信“利滚利”有弊有利——不过这个术语几乎已从法学词汇中消失了,现在我们的标准措辞是“复利”,尽管本质上是一样的,但对其的态度明显变了。1765年,普莱斯因为一部概率论著作成为皇家学会的成员,之后,他开始专攻年金和利息问题,并出版多部著作进行论述,试图分析英国的年金问题和保单持有人的预期寿命。普莱斯坚持认为可以使用复利成功地减少国家债务。

1807年出版的《新百科全书》(New Encyclopaedia)中这样描述“利滚利”:“总之,要想发现个中不公,即在本金的利息上再加利息,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等到了还款日,把收回的本息一并作为新的本金,继续借给同一个人或另一个人;如果重新签了凭证的话,新老利息就加在一起了。”[137] ——债权人通过这种方式提高利息是被允许的。

复利已经被围攻了数世纪之久,普莱斯终于找到了它的用武之地,至少从理论上来看是行得通的,而被英国财政机关采纳则是对其适用性的真正考验。大西洋两岸有不少普莱斯的读者,道德、神学和金融的大杂烩不仅令读者产生了共鸣,也令一直期待采用新方法应对债务问题的英国政府颇为认可。普莱斯通过著书撰文大赞复利的优点。为了说明主旨,他写道:“在救世主诞生之时借出1便士,如果按照5%的复利计算,截至目前(1785年)所增至的总额将超过两亿的固态黄金价值,而如果按照单利计算,最多不会超过7先令6便士。”[138] 这就是他为政府为何要使用复利偿债基金提供的基本解释。

普莱斯支持美国独立,和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等美国著名人物一直都保持着通信。美国获得独立后,国家金融一片混乱,因此,美国国会还曾邀请普莱斯替自己执掌国家金融,不过被他婉言拒绝了。[139] 不过,他在一部关于美国福祉和未来的著作中提出,10万英镑的偿债基金就能使这个新国家免受债务困扰,因为如果支付十七年,按照复利5%计算,将减少300万英镑的债务。普莱斯不过是把年金估测改头换面,转而用在为国家谋利上;如果执行正确,国家就是在给自己支付年金,而且结果还不赖。1791年,普莱斯去世,在这之前,耶鲁大学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以表彰他的著作以及对美国的影响。他同时也是一神协会(Unitarian Society)创立者之一。

皮特借用了普莱斯关于偿债基金的构思,1786年,英国国会和乔治三世(George Ⅲ)通过并接受了偿债基金,财政部正式采纳该计划。不过,皮特并未公开承认普莱斯的贡献,而是独占了这个荣耀。复利需要时间才能减少赤字,但英国享受了几年和平,拿破仑战争就爆发了,原本打算用于年度支付的钱全都转为他用。尽管该计划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为国家减少5%的债务,但在当时看来,成就已经不算小了。

“第六大欧洲力量”17世纪末期,银行业盈利可观,私人银行家开始崛起,禁止诈骗的法律相当严明苛刻,这多少保护了银行家们,但也不是没有信贷风险和竞争对手。在美国革命之前的数世纪中,银行业的一个状况一直不曾变过,即银行家更愿意向大客户或大型机构倾斜,因为小客户贷款往往是为了挨生活,而且行为欠检点。

到了18世纪中期,几个主要贸易国家的海外商务以及殖民地发展都需要业务多样、影响力大的银行家。南海公司的海外探索和对外贸易不算成功,尤其是在接收了国家债务后一蹶不振。欧洲圣殿骑士团和美第奇银行所扮演的角色后继无人。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急需像探险家一样的银行家们,以便顺利开展跨国业务。

18世纪末期,这一角色最后落在了两家私人银行集团身上。在当时,“集团”一词是对私人银行公司的最高非官方尊称,而这两家私人银行都被称为“集团”,可见其社会影响力之大。之后的两百多年,这两大集团在国际上叱咤风云,为英国和法国的权力崛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对19世纪后的美国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两大集团,就是巴林集团(House of Baring)和罗斯柴尔德集团(House of Rothschild)。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巴林家族并不陌生,因为其所拥有的巴林银行(Barings Bank)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然而,就在上世纪结束前的五年,即1995年,这家背景显赫的老牌银行甚至来不及长叹一声,就由英国中央银行宣布破产。消息一传出,亚洲、欧洲和美洲地区的金融界立即产生了一连串震荡。在东京股市,英镑对马克的汇率跌至近两年的最低点;伦敦股市也出现暴跌,纽约道·琼斯指数下降了29个百分点!不过,在这之前,它已经走过了233个年头。

巴林银行由约翰·巴林(John Baring)和法兰西斯·巴林(Francis Baring)两兄弟于1763年创立,当时该银行的名称是“约翰和法兰西斯·巴林公司”。兄弟俩的父亲是从德国移民至英国的商人。法兰西斯比约翰活跃一些,在他的带领下,公司步入了多元化发展的道路,并在国际金融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776年起,巴林银行逐渐转变为商业银行,一方面为客户提供资金,一方面自己也做买卖。当然,和其他商人一样,它也要承担相应的风险。巴林银行的业务范围相当广,无论是到刚果开采铜矿还是从澳大利亚贩卖羊毛,抑或开掘巴拿马运河,它都可以为之提供贷款。

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改良蒸汽机的带动下,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随后,工业革命从英国传播到整个欧洲大陆。巴林集团的崛起几乎是和英国工业化同步进行的。不过,巴林银行不开发普通客户的存款业务,因此资金来源比较有限,只能靠自身的力量来谋求生存和发展,但这并没有阻止巴林银行前进的步伐。

巴林银行有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罗斯柴尔德银行,不过,各国政府、各大公司和许多客户仍把巴林银行作为首选银行。1803年,刚刚诞生的美国从法国手中购买了南部的路易斯安纳,购买资金就出自巴林银行,由此,巴林银行成了英国向美国投资的主要枢纽。巴林银行的投资金额巨大,投资领域主要是基础设施,例如铁路。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人非常惧怕巴林银行的势力,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它代表着乔治三世的利益——在美国独立之时,这个国王的精神状态令人担忧。19世纪中期,巴林银行在美国开展了许多颇具影响力的交易,并资助了当时的美国中央银行及不少私人公司。1848年墨西哥战争后,巴林银行安排融资,以协助美国向墨西哥政府购买得克萨斯州;在美国内战期间,巴林银行还协助美国政府向俄罗斯购买阿拉斯加州。直到19世纪90年代,英国依旧是美国的主要资金来源地,不过那时,巴林银行在南非的投资损失惨重。

1810年,法兰西斯·巴林去世,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巴林(Alexander Baring)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亚历山大在成为国会成员之后,经常公开号召废除英国的《重利法》。19世纪初期,有不少反对高额利息的名人都和他站在统一战线,其中包括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从而使得他的呼吁更有分量。亚历山大在下议院说《重利法》“伤害了那些法律原本想保护的人”。[140] 随着反对声的高涨和工业革命的开展,英国终于在1854年下令废除了《重利法》。

在亚历山大领导巴林银行时期,该银行参与了一项非常重要且意义深远的交易——向英国政府提供融资,以对抗拿破仑。1798~1814年,英法两国正在打仗,亚历山大为英国首相小皮特提供担保,使国家有足够的军费来支持漫长的战争。因此,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巴林银行被视为排在数个欧洲强国之后的“第六大欧洲力量”。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英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以及俄罗斯的代表都认为,如果没有巴林银行的担保,就没有一条具持久影响力的和平条约。

19世纪初期至中期,巴林银行在国际金融界的地位如日中天。1830年代后期至1840年代的欧洲经济萧条,巴林银行是欧洲大陆上规模最大的银行。1839年,英格兰银行陷入了财政危机,巴林银行的汤马斯·巴林(Thomas Baring)协助支撑着央行。1847年,巴林银行又拯救了陷入相同困境的法兰西银行。1886年,巴林银行发行“吉尼士”证券,手持申请表的购买者就像潮水一样涌进银行,最后不得不动用警力来维持秩序。很多人排上几个小时的队后终于买到了股票,第二天抛出时,股票价格已经翻了一番。

然而,巴林银行由于较为冒险的政策而过多地认购阿根廷及乌拉圭的债务,致使自身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其直接影响是促使了英国1890年恐慌(Panic of 1890)的形成。幸好英格兰银行行长所组建的财团及时施以援手,危机才得以化解。之后,巴林银行的行事作风变得严谨,并逐渐成为英国统治集团的一员。20世纪初,巴林银行荣幸地获得了一个特殊客户——英国皇室。由于贡献卓越,巴林家族先后获得了五个世袭的爵位,这可算得上是世界纪录了,巴林家族显赫的地位也因此有了坚实的基础。尽管严谨的作风阻碍了该银行的发展,但也因此得以拒绝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德国提供融资,从而避免了在“大萧条”中的巨额损失。

两百多年来,巴林银行在证券、基金、投资、商业银行业务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伦敦金融中心位居前列的集团化证券商,就连英国女王的资产都委托给它管理,因而素有“女王的银行”之美称。该集团1993年的资产为59亿英镑、负债为56亿英镑、资本金和储备金为4.5亿英镑、海内外的职员约有4000人、盈利达1.05亿英镑;1994年,该集团的税前利润高达1.5亿英镑。在倒闭之前,巴林银行管理着300亿英镑的基金资产、15亿英镑的非银行存款,以及10亿英镑的银行存款,在世界1000家大银行中按核心资本排名第489位。但即便拥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显赫的背景、丰富的经验、雄厚的资产,巴林银行终究成了过去时。尽管破产之后的巴林银行仍以“巴林银行有限公司”之名继续运作,但实际上早已经易主。

罗斯柴尔德的金融帝国和巴林银行同一时期崛起的另一个银行集团,就是久负盛名的罗斯柴尔德集团(House of Rothschild)。罗斯柴尔德家族从16世纪起定居在德国法兰克福的犹太区,默默无闻了两个多世纪,直到18世纪才开始发迹。而使这个古老的家族兴旺发达的是梅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Meyer Amschel Rothschild)。

1800年之前,战争席卷了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即便是那些没有处于战争中的国家,也都忙着未雨绸缪,为战争做准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各国的开支大幅增加;另一方面,由于贸易锐减以及农产品歉收等原因,欧洲各国税收普遍减少,国家收入大幅下跌。整个19世纪,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会偶尔出现财政赤字,其中一些国家甚至始终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

尽管与国家收入相比财政赤字的数额较小,但也不容易在财政上实现填补。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借贷的代价很大,因为在投资者眼中它们是不可靠的债务人,所以往往需要支付较高利息。一般而言,预算赤字通常是通过以下这些方式填补:一是通过通货膨胀(国家贬值流通货币)来实现;二是以出售皇室资产,比如土地或办公场所,来增加收入;还有就是征收新的税项。

但是当时有一个例外,德国的一个小公国黑森-卡塞尔(Hesse-Kassel),统治者始终保持一定的收入盈余。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雇佣属地中的人给其他国家当雇佣兵,由此获取收入。梅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参与管理该国统治者庞大的投资组合。这是梅耶从硬币交易商(他最初的业务)转变为银行家迈出的第一步。

1793~1815年,再次发生的战争主宰了一切,战争对财政带来的作用非常复杂。第一,欧洲所有参战国因战争带来的巨额开支,经济都陷入了通货膨胀的泥沼;第二,从另一方面来说,战争又为商人带来了一些机会,他们可以利用纺织品、金银等进行高风险的交易,或者帮助流亡的统治者管理已有的投资,由此获得巨额利润;第三,英国给予欧洲大陆盟友的经济援助,有力地推进了跨国支付系统进行变革,因为在此之前这一系统并未处理过数额如此庞大的款项。就是在这样动荡不安的局势下,罗斯柴尔德家族抓住机遇,实现了关键性的飞跃,从两家规模不大的公司——一个位于曼彻斯特的布料出口公司,和一个位于法兰克福的小型商业银行,一跃成为跨国金融合伙人公司。

梅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的三儿子内森·梅耶·罗斯柴尔德,他在英国的职业生涯起步于纺织品出口,1978年创建了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N.M. Rothschild and Sons)。这家公司后来成了不少欧洲投资商的中介,还将业务扩展至北美地区。用今天的话说,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从事的业务属于商业银行性质,其中一项业务便是为想到美国投资的欧洲大陆投资商做代理。1812年战争之后,这家公司和巴林银行展开竞争,发展到美国的直接投资,绝大多数是州政府和市政府的债券。在内战期间,它还帮助美国财政部吸收大笔资金。

但是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当时还不能被视作家族公司,它正式成为罗斯柴尔德银行集团中的一员,是在1905~1909年之间某个时间点。罗斯柴尔德银行集团由几个家族成员掌控。唯一经营到今天的只有伦敦分行。19世纪20至60年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鼎盛时期。当时罗斯柴尔德集团拥有5个分行,分布于不同的地区:在伦敦有由内森管理的分行;在德国法兰克福有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M.A. Rothschild& Sohne.1817年后改名为M.A. von Rothschild & Sohne。老梅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去世后,这家公司由长子阿姆谢尔接手);在法国巴黎,五子詹姆斯创立了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de Rothschild Frres);另外还有两个法兰克福总行的分行,即次子萨洛蒙管理的奥地利维也纳罗斯柴尔德银行(S.M. von Rothschild)和四子卡尔掌管的意大利那不勒斯罗斯柴尔德银行(C.M. von Rothschild)。

直到19世纪60年代,五家银行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紧密,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它们都是同一个跨国银行的组成部分。甚至在20世纪头一个十年里,罗斯柴尔德集团都是这种合伙人体系。法国的罗斯柴尔德成员与伦敦分行有着休戚与共的金融联系,英国的罗斯柴尔德成员与巴黎分行也是荣辱共生。与现代跨国公司不同的是,罗斯柴尔德集团一直是一个家族公司,所有经营决策权都严格控制在合伙人的手里,并且一直到1960年,合伙人只能由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男性成员担任。

利用家族成员分布在欧洲各地支行的优势,罗斯柴尔德兄弟总能在第一时间获得最新政治、经济情报,并提前采取行动。1814年,拿破仑与欧洲联军对抗,战局变化无常,英国的证券交易很不景气。1815年6月18日,世界军事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滑铁卢战役爆发。这不仅是拿破仑与威灵顿两支大军之间的生死决斗,也关系着英国成千上万投资者的身家性命。如果英国战败,公债价格将跌落深谷,反之,则将直上云霄。内森通过便捷的信息网,提前一天得到了情报,他不动声色地回到伦敦股票交易所。当时,关于战役结果的谣言满天飞,焦急的人们普遍感到恐慌,因此大肆抛售英国公债。内森趁机大批吃进,最后稳稳地赚了一大笔,使家族财富一下子增加了二十倍!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多地开办银行,从事证券、股票交易和保险业务,投资工商业、铁路和通讯业,并渗透至钢铁、煤炭、石油等行业中,是1815年之后那个世纪的“金融巨人”。和巴林银行一样,这个家族也在国际舞台上活跃了两百多年。

恐慌和通货膨胀18世纪下半叶,英国严峻的经济形势导致投机加剧,社会越发动荡不安。19世纪初,英格兰银行不得不为英国政府提供300万英镑的贷款,以满足其开支。

英国国内的主要问题是物价上涨。商人们因为今天所称的“哄抬物价”而被判刑的案子在法院档案中俯拾皆是。在当时,这种行为被称为“事先干预(forestalling)”。有这样一件案子:一名叫拉斯比(Rusby)的贸易商以每桶41先令的价格购买了360桶燕麦,在同一天,他以每桶44先令的价格售出了一部分。陪审团很快就判他有罪。法官凯尼恩爵士(Lord Kenyon)对陪审团说道:“你们的判决为本国带来的利益是其他任何一个陪审团都难以企及的。”[141]

这话显然夸大其词。自1773年到18世纪末,英国生活成本激增。

早期的一份生活成本表显示,一篮子家庭主要必需品,例如一担干草、蜡烛和一担煤,1773年价格为84便士,而1800年涨到了4514便士,换言之,涨幅高达537%,亦即平均年增长20%。[142] 通货膨胀引发了诸多问题。黄金短缺,于是很多人将几尼硬币熔化掉,以获取里面的黄金。物价上涨也导致社会动荡,人们纷纷把责任推到贸易商和中间商身上,因为大家亲眼目睹这些人通过蚕食百姓而使自己致富。很多时候明明是政府之失,却怪罪于商业行为,人们觉得抬高物价是贸易商对祖国同胞犯下的最不可饶恕重罪之一,而事实上,主要罪过在于政府政策,例如限制性关税。

自亨利八世到国会废除《重利法》之间的这三百年,英国可谓冰火两重天,这也是对美国的一个映照。

人均寿命大大延长,新型金融产品陆续问世,人们对借钱和利息的态度也发生了显著改变。与此同时,战争依旧是实现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拦路虎,这和当年都铎王朝别无二致。资本主义披着重商主义的外衣现身了,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

亚历山大·汉弥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撰文论述了制造业进入美国农业经济之后带来的影响,他以英国作为榜样,很多政治家和商人矢志不渝地支持废除《重利法》。理查德·普莱斯早已指出复利有利亦有弊,19世纪面临的真正问题在于,是否有人认真体会这番话。

第4章 伟大的试验Chapter 04

现代信贷体制的发起人,其出发点不是对普遍意义的利息资本施以诅咒,恰恰相反,是对其毫无遮掩的认可接纳。

——卡尔·马克思,1867年

本章导读社会逐渐繁荣,进入了工业时代,对贷款和财产的需求也在增加。英、美两国的高利贷禁令面临着巨大压力,因为很多人认为这禁令是发展的绊脚石。18世纪经历的风风雨雨充分证明,信贷银行能够让贷款变得更加便捷。然而萦绕着高利贷和债台高筑的道德丑闻挥之不去。那些希望维持高利贷禁令的人仍旧以消费贷款做挡箭牌,而那些要求放松禁令的人就搬出商业贷款据理力争。最后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是:如果取消了利息上限,这些禁令是否还该耀武扬威?

经历了四千年之久的禁令和谴责,面对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取消利息上限的实验已经势在必行。在滑铁卢之前,法国就在贯彻《拿破仑法典》(Napoleonic Codes),其中一项内容刻意回避了法国的《重利法》,这明显传达了一个信息——要放松对放贷利息的监管限制。英国睁大眼睛看着法国如何摸着石头过河,它不安地打量着法国,希望能得到些许启发——如果英国松开对利率的管制,任由其变成“自然”水平将会有何遭遇?

大西洋两岸的这次伟大实验远比看起来要触目惊心。如果英美两国废除《重利法》,两个社会都将面对不可小觑的不可确定性。消费贷款和商业贷款的利率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后者的答案更明显一些,因为多年以来,商业贷款很大程度上都游离于《重利法》之外,而对个人消费贷款的影响就难以估量了。或许,利率会调整到自然水平,且不会对借方构成危害。大多数立法者均有共识,改变乃大势所趋,唯一的疑问是时间。

得益于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尚存的影响,19世纪对复利的论述增多。在这个世纪的绝大多数时候,美国和英国的法庭时常要直面对传统做法的挑战。总体而言,大西洋两岸的法庭规定,只要借方心里知道,这种做法就可以接受,但是贷方不得恣意妄为。和先前一样,人们认为利滚利不过是逃避《重利法》、借方付出代价以补偿贷方的另一种渠道罢了。因此,即便在英国和美国的部分州废除了《重利法》之后,高利贷的问题依旧存在,因为借方认为,比起单纯的高利贷,计算复利会让自己损失更大。

市场发展也让立法者压力倍增。自17世纪引入股票买卖之后,投机为《重利法》的执行带来了更多棘手的问题,因为很多投机商都是通过借钱为股票筹资的。自英格兰银行建立以来,英国早已习惯了抽象资产的交易。南海泡沫虽然给投机浇了盆冷水,可是人们的投机热情并未熄灭。股票买卖发展昌盛,投机商队伍开始庞大,他们就像曾经的贷方一样,认定投机活动肯定比卖命工作舒坦惬意。相较于英国,美国的投机活动与土地的牵扯颇深。

美国人也体验过股票交易的滋味。1800年之前,尚在襁褓中的美国市场还遭遇了两次恐慌。和英国人民一样,美国人民眼睁睁地看着知名公众人物跌入投机旋涡,落个一败涂地、名利两失的结局。新型股票交易取代了实物贸易,这让原本就令人一筹莫展的问题更加棘手。在19世纪初期,高额利息的概念已经奄奄一息了吗,还是在复杂的现代生活里仍有一席之地?数十载光阴缓缓流转,那些翘首期待高额利息呜呼哀哉的人们会发现,其实二者并存。

18世纪,举债经营的概念登上了金融界舞台。一旦股票商、冒险家和正经商人意识到它创造利润的潜质,它就离死不远了。尽管《重利法》尚存,伦敦还是出现了多家私人银行,它们能够提供更多的贷款。英格兰银行发行纸币让这一过程更加顺利。所有因素都在给信贷机器涂抹润滑剂。个人依旧靠着借钱维持生计,而企业家借钱投资或投机的规模愈来愈大。债务仍旧是金融体系的核心问题,收取高额利息的做法一如往昔。

虽然后来采取了一些新措施,希望能引入或改革《破产法》,以减轻债务人的负担,可是欠债不还的惩罚依旧很严厉。将拖欠债务的借方关入大牢的可操作性越发受到质疑,更何况其中还有一些知名的美国人,他们都是响当当的欠债难还的人。如果受人信任的公务员都凭借自己的金融知识,借来大笔金额从事投机活动,那么牵涉人类本性的高利贷争辩是偏向延续《重利法》,还是废除《重利法》?

到了拿破仑时代末期,信用度的概念和三百年前大同小异。不论是个人贷款还是商业贷款,声望口碑和社会地位依旧是决定一个人能否获得贷款的主要因素。那时尚未出现信用评级机构和债务报告机构,因此,历经时间洗涤的传统做法——“言而有信”——是借贷双方具备社会约束力的不成文契约。19世纪末期,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在决定是否可以贷款给某位客户时,首先考虑的是对方的人品,这无疑反映了那个时代普遍认同的原则。借方嘴上一句话是对偿还贷款或与贷方公平交易的承诺。当然,和数世纪以前一样,抵押物是免不了的,不过成功获得贷款的首要因素还是声望口碑。欠债不还的借方将遭到社会的排斥,对于商人而言,无法融入社会,这简直是不敢想象的。偿还债务是财政事务的重中之重,所以《重利法》自然而然地保持了其庄重性,即便是在借钱给那些有风险的借方时,收取高额利息也是毫不遮掩的。

美国的《破产法》随着商业活动和投机活动的增加,纽约的咖啡馆较之往日更加人头攒动。唐提咖啡馆可谓车马盈门,户外的贸易商和股票商则聚集在华尔街和宽街(Broad Street)上做生意,这简直就是当年南海泡沫时期伦敦交易巷的翻版。投机铺天盖地,可惜不得善终。

美国独立后不久,第一波股票市场恐慌就爆发了。威廉·杜尔(William Duer)是纽约的一位公众人物,他是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的参与者。他的祖辈生活在英国,1773年,他定居纽约,自此再未返回英国。他在政府担任过不同的职务,其中一个是国家财政委员会(Board of Treasury)秘书,这让他得以深入审视美国的金融。1787年,他搞土地交易投机,借了一大笔钱用于早期的股票投机,这些股票的买卖还是在华尔街的路边市场完成的。然而短短五年之内,市场就显露出崩溃的迹象。

杜尔欠债过多,最终破产了,由此遭到了债权人的起诉,而后被关进了纽约新监狱(New Gaol),那里关押着不少当时响当当的破产者。事实上,美国国会自成立以来,每年都会收到不少《破产法案》,但经过反复斟酌,最终都没有被批准。美国改革者试图改变债务人蹲大牢的做法,这和英国人自笛福和奥格尔索普时代的改革努力颇为类似。一位曾因欠债未还而被关进新监狱的律师公开斥责这套制度。威廉·凯特塔斯(William Keteltas)号召推翻关押债务人的做法,并且从监狱里发表了数部小册子,最早的一部是1800年的《无望之望》(Forlorn Hope)。[143] 不过这些努力已经帮不上杜尔了。他在监狱里待了整整七年,得益于亚历山大·汉弥尔顿出面斡旋,他得到了一段缓刑时期。不过他最终没能重见天日,于1799年在监狱里去世。

杜尔在1792年的破产对纽约造成了大规模的金融损失,这导致股票商自行签署了《梧桐树协议》(Buttonwood Agreement),从而使得股票市场迎来了首个正规组织,并最终演变成纽约证券交易所。这次行动也促使国会于1800年——距离杜尔死亡仅一年——通过了首个《破产法》。

威廉·杜尔是那个时代第二大臭名远扬的债务人,在他归西以前,尽管有过很多努力,但国会从未通过任何一部《破产法》。美国独立之后的那些年里,企业家和投机商人数庞大,宣告破产就意味着他们将来休想卷土重来。简言之,宣告破产对他们而言不是什么好事,逃过这一法律宿命总胜过任人宰割。

在共和国早期,联邦派和杰弗逊派的争辩焦点就是破产,这拖慢了国会出台任何法律的进程。联邦派和亚历山大·汉弥尔顿认为,为了帮助无力偿还的债务人摆脱债务,就必须制定《破产法》,这样才能让商界重焕生机,取得进步。这一构思是基于制造业和信贷建设过程的。与之相反,杰弗逊派首先是将美国定位成农业经济体,任何一部《联邦破产法》都会将各州的权力转移至华盛顿,他们担心此举会扼杀生计。这些争议在同时期的英国也出现了。在边沁抨击《重利法》之后的数十年间,一旦其他主要学者和小册子作者的观点反映出公众的态度,这些争辩则将成功地使《重利法》被反复提及。

这场世纪之交的争辩推动了联邦《破产法》的诞生,其间最常被提及也最臭名昭著的案例要数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当时,许多州都有各自的《重利法》和《破产法》,而通过《联邦破产法》的进程则是在杜尔事件之后才有了快速进展。那个时代的主要破产都牵扯为投机而大肆借钱,结果还没来得及盈利就付诸东流了。贷款收取多少利息并不是首要问题,本金额度才是。

在18世纪90年代末期,罗伯特·莫里斯还不是那种举债经营和财政不善的人物。作为一名商人,他极其热衷于冒险,据说他是1800年之前的美国首富。莫里斯出生在利物浦,13岁那年,即1747年,他和父亲移民来到美国。他在费城一位名叫查理·维林(Charles Willing)的商人那里做学徒,后来从学徒变成合伙人,成立了维林莫里斯公司(Willing, Morris and Co.)。莫里斯精通航海运输和地产,很快就富甲一方。他曾作为宾夕法尼亚代表团成员参加大陆会议,就职于宾夕法尼亚委员会(Pennsylvania Assembly)并签署《独立宣言》。然而,他为公众做出的贡献因为多项指控而蒙上了阴影,有人指责他的公司存在滥用公共基金的现象,尤其是公司为政府提供海上运输服务时。

1781年,新政府重创连连,莫里斯因其金融才干而声名显赫,被任命为财政总监(superintendent of finance)。为了摆脱人们对自己利用财政漏洞的指责,他有时会从自己的钱包里掏钱贴补新政府。1784年当他离任时,联邦财政实际上小有盈余,而他作为美国独立时期的闪亮人物之一,就此奠定了名声。

美国独立后,莫里斯的事迹仍在延续。作为美国制宪会议(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的成员,《宪法》签署之后,他从宾夕法尼亚被选为参议员。他向国会提议,仿照英格兰银行建立一家美国国家银行,但遭到了国会的否决。于是,他自己出资2500万美元,在宾夕法尼亚创建了北美银行(Bank of North America)。1795年,他从参议院退休,从此和几位搭档投身地产投机活动。他们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购买了上千块土地,希望当首都开始建设时自己能大赚一笔。他还在纽约西部购置了上百万英亩的土地,在南部也有一些地产。他用地产做抵押,以获得更多的贷款,不过很快就触底了。他没有现金,无力还债。那时,他欠银行的钱总额为数10万美元。

莫里斯只好躲在家里,不过很快就被逮捕,并于1798年关进费城的普伦街监狱(Prune Street Prison),直到1801年才被释放。据估计,当时他已经欠债超过300万美元。虽然他的财政情况不容乐观,要想摆脱破产几乎难于登天,但他在牢狱期间仍竭尽所能避免被宣布破产。他的债权人超过一百人,大多已经放弃穷追猛打地逼他还钱了。最终,他极不情愿地宣告破产,并在1801年年末重见天日。依照《破产法》,他的债务得以免除,债权人也不得再起诉他。[144] 1806年,莫里斯去世。

让莫里斯重回自由身的《破产法》(Bankruptcy Act)是在1800年通过的。这部联邦法和英国的《破产法》相似,二者均认为,破产不是出于债务人自身的意愿,而是必须由债权人提出,且债务人欠债超过1000美元。该法律并非以保护破产者为目的,而是旨在保护债权人,防止有些商人故意欺骗或掩藏资产,意图欠债不还。不过,这部法律和英国的《破产法》在应用上也存在不少差别。[145]

由于债务人监狱不断遭人诟病,英国的发展步伐也加快了。只有贸易商才能宣告破产的古老想法一如往常,非贸易商的个人如果还不上债,一旦债权人提出要求,则仍会被关进监狱。不过,在英国废除《重利法》的前几年,情况发生了改变。1808年年初,凡是因为欠债而被关押的人,如果已经蹲了一年大牢,且金额在20英镑或以下,则必须释放,理由是服刑的时间已经抵消了如此小金额的债务。对于公众来说,反对关押小额欠款的债务人是自然的,不过想要真正推动法律进步却需要数个世纪。

关于《重利法》的唇枪舌战自击溃拿破仑起,英国金融界实现了大跃进,社会大众信心十足,工业革命推动了国民财富的增长,为了适应市场的灵活性,原来的各类监管限制必须废除。

1802年,银行家兼商人亨利·桑顿(Henry Thornton)为反对《重利法》提出了强有力的经济依据。桑顿和不少同行一样,生于商业世家,年少时期就为父亲打理银行业务。他还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学者,是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货币数量论的支持者之一。和许多商人一样,他反感《重利法》,认为这些法律违背了市场利率。不过,他的解读和同时代人略有不同,他认为,当《重利法》规定的利率低于市场利率时,才会引发问题。他写道:“在《重利法》的故意干涉下,借方很廉价地就获得了贷款。由于他们支付的利息太低,所以拼命申请贷款。”[146] 在桑顿的著作中,能够发现亚当·斯密有关高利贷上限及该上限与市场关系的论述的踪影,这就说明,对高利贷的解读终于摆脱了道德术语,从而进入经济范畴。

1815年以后,英国国会经常收到要求废除《重利法》的提案,但总体进展十分缓慢。国会议员阿瑟·昂斯洛(Arthur Onslow)数次提议要求废除《重利法》,每一次都铩羽而归。1816年,昂斯洛又交出数个提案,财政大臣提醒他,滑铁卢之后,英国财政脆弱不堪,实在不宜变革当下的制度而选择未知的变数。[147] 对《重利法》的不满情绪越发高涨,而对未知的恐惧却让国家裹足不前。与此同时,人们开始纷纷讨论,没有《重利法》的社会,其本质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希望废除《重利法》的人可谓意志坚定。昂斯洛坚持不懈地提议废除,不少声名赫赫的同僚为他摇旗助威,其中一位就是大卫·李嘉图,他本是一名股票经纪人兼放贷人,后来成了经济学家。李嘉图出生在葡萄牙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继承父亲的衣钵,在伦敦成了一名股票经纪人,其间,他收入颇丰,在滑铁卢战役中,他是为数不多的认定法国必胜的英国人之一,他购买的英国政府债券在战争前以极低的价格贱卖了出去。1799年,27岁的他还是一位经纪人,那时他便阅读了斯密的《国富论》,并很快迷上了经济学。他开始撰写文章,虽然和桑顿一样,他也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但他的观点独到而犀利。

李嘉图发现政府的不少政策是建立在错误的经济根基上的,于是,他开始和政府唱对台戏。他反对的其中一部法律是《玉米法》(Corn Laws),该法律规定了保护主义关税,限制小麦进口到英国。他在一篇题为《论玉米低价对股票盈利的影响》(Essay on the Influence of a Low Price of Corn on the Profits of Stock,1815年)的文章中提出,这部法律减少了大家的边际收益。他还提倡今天所说的对比优势。这两个概念都成为现代经济理论的基石。李嘉图腰缠万贯,据估计,他有60万英镑的财富,因此得以在42岁时便退出金融圈。五年后,他以爱尔兰波塔灵顿(Portarlington)代表的身份进入国会。

在李嘉图去世的两年前,即1821年,他和阿瑟·昂斯洛联手反对当时的《重利法》。他推崇自由贸易和市场力量,因此,他的反对立场是自然而然的。昂斯洛提交了新的提案,国会不少有地产的贵族提出了质疑,李嘉图便指出:废除《重利法》并不会提高现有利率水平;虽然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情时有发生,但借贷双方的竞争最终会将利率调整到可持续水平;英、法战争期间,尽管有《重利法》,可利率还是上涨到了15%,这只会阻碍市场力量发挥作用。[148] 这番辩词颇有说服力,可惜提案仍未通过。

之后,昂斯洛再度向国会提议废除《重利法》。李嘉图再次为之辩护。他坚称,应该像对待其他商品那样对待金钱,买卖双方既然可以为商品讨价还价,那么牵涉金钱,他们也应当有同样权利。此外,他还提出,《重利法》带来的唯一结果就是将放贷业务送给那些肆无忌惮之人,这些人故意逃避法律,并以此大获其利。[149] 然而,最终胜出的还是那些支持《重利法》的人。《重利法》将继续存世三十年,而李嘉图不久便逝世了,将争辩的重任留给了后人。

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李嘉图评论过英国财政部为收回英国政府债券而推出的偿债基金。他在信件中与弗兰西斯·普拉斯(Francis Place)[150] 讨论了偿债基金的运作机制。1820年,他为《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就英国公共债务的融资制度撰写了一篇文章,他认为,要实现融资的目标,各国应该补偿开支,而非催生贷款。这部百科全书在他去世四年后才出版。在经历了长达一百年的零星运作之后,偿债基金终于在1829年被废除了。

不过,当时的首要经济问题是,是否该废除《重利法》。支持废除的一个理由是,《重利法》毫无作用,那些从事更加复杂的放贷交易的金融服务公司很多时候还在逃避这些法律。一位署名为“高利贷的敌人”的读者怒气冲冲地写信给伦敦《泰晤士报》,他在信中揭露伦敦某家人寿保险公司推出的一款保单放贷项目,年利率竟然高达20%!这位读者认为,任何熟悉行业做法的人“都会承认自己从未见过比这更赤裸裸的高利贷,可这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竟然都是些绅士贵族”。[151] 类似的情况美国也报道过。这就证明,金融服务业善于逃避《重利法》,从而推出高额利息的贷款。和数个世纪以前一样,人们利用金融手段巧妙地避过《重利法》,使得这些法律名存实亡,只不过随着报纸业的发展和普及,所有人都能够看得一清二楚了。可以说,通讯的发展推动了废除《重利法》的运动。

李嘉图逝世后,昂斯洛再度向国会提交了废除《重利法》的议案。其中一位国会代表要求保持《重利法》,他从历史的角度阐释其重要性——“细想一下,在推行《重利法》之前,这个国家是个什么模样?我们没有自己的船舰,还要从汉萨同盟(Hanse Town)[152] 那里购买船只,而他们就有《重利法》。自从贯彻《重利法》以来,我们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时代,财富、工业和生活蒸蒸日上,实现了一个国家的所有期待。”[153] 围绕着是否废除《重利法》的声音不绝于耳,不过到最后,还是没有将《重利法》连根拔起。

1832年,国会通过了《改革法》(Reform Act),根据地产权,将投票权扩展到地产所有人。这刺激了很多人购置地产,不少人开始借钱建屋或买地,这让建筑协会更加火爆。小银行吸收存款,然后为会员提供按揭。在各类事件的联合作用下,不少男性公民为了赢得些许政治地位开始借钱。金融服务业相时而动,国会也应机而变,于1835年通过了一项法案,设立了贷款协会,对向个人提供小额贷款的通用银行进行了限制。

五年后,《贷款法》出现了实质性的修改。正常情况下,贷款金额只能在15英镑或以下。1840年的《贷款协会法》的特别之处在于包含了一份分期信贷表格,规定合同各方应该偿还多少贷款。贷款的应付利息用于贴现,因此贷方首先得到的是利息。分期计划有不同的方案,借方的偿还期间自11天至66天不等,每周偿还的贷款本金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偿还时间越长,利率就越高,不过该法律规定,利率不得超过“一整年100英镑收取12英镑的利率水平[154] ”。很显然,这里的12%已经超出了当时5%的重利上限。然而,《重利法》却能让放贷者免于惩罚。这不仅是首次为小额借款人创造僭越《重利法》的信贷可能性,也是分期计划雏形的首次亮相。不过这项计划离成功或完美还相当远。贷款协会不是双向机构,亦非慈善机构,而是一心一意为利润而生的,可是,他们的投资者总是亏本。12%的利率中,包括了管理开支及其他成本,从而超出了官方的重利上限。但是这些协会总是经营不善,而且,15英镑的额度也被认为太小,无法盈利。为了扭转形势,有人提议建立共同协会为存款人提供合理支付,以此来确保将来有更加稳定的可贷款资金。[155]

1844年,国会通过了《破产债务人法》(Insolvent Debtors Act),废除了欠债低于20英镑就关大牢的做法。多数公民盛赞此举为一大进步,不过贷款协会可不这么想。这些协会的贷款金额低于20英镑,因此他们要求关押债务人的权利大受影响。商界对这部新法律怨声载道,认为此举会让那些居心叵测的借方钻空子——就算借钱不还,也不用担心关大牢。不过事实上,尽管关押债务人的做法遭到了公众的强烈谴责,但这种行为还是相当普遍。狄更斯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父亲约翰就曾在债务人监狱里关押过一段时间。后来,狄更斯把监狱的景象写进了自己的作品中,从而让最早由莫瑟斯·皮特和丹尼尔·笛福披露的惨象得以被后世所知。

部分国会议员指出,现行的《重利法》引发了很多无据可循的情况,其中最强有力的论据就是抵押物的利率无法统一。例如,某位商人申请贷款,并以某件商品作为抵押,那么向他收取的利率将非常高,可能达到40%;但如果抵押物是土地,则利率可能不会超过5%,因为这是法律规定的。最终,这一论点胜出了,从而为废除《重利法》扫清了障碍。不过这也体现出房地产和贸易商的生意渠道存在的差异:一个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另一个则被视为充满商业风险。《重利法》被废除之后,这种区别对待依旧存在。

经过数十年的唇枪舌战,英国终于在1854年废除《重利法》,为长达三百年的重利禁令画上句号。而在这十年前,汇票就不再受利率上限的限制。法律规定:“英格兰、苏格兰、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国会制定的各项法规及部分条文……以及所有现行禁止高利贷的法律全部取消。”[156] 立法者同时也废除了政府推行的年金项目。不过,当铺由于受另一套法规的监管,并未受影响。

在英国,越来越多的法律在处理破产案件时不再区别对待贸易商和非贸易商。1869年的《债务人法》以及《破产法》也不再因为坏债判处某人入狱,除非债务人未履行法庭判决。将债务人关进大牢的做法已经作古,只要破产者没有犯诈骗罪,就可以申请个人破产。对待债务和债务人的新态度终于改变了自15世纪就已诞生的英国的法律。但是,这些进步并不意味着信贷在未来会变得廉价,因为那些有放贷资本的人觉得失去监押的追索权,自己完全处在劣势,换言之,较之以往,放贷风险似乎更高了。

不过,尽管《重利法》已经不存在,但1870年《泰晤士报》在报道一件法庭案件时写道:“人类往往对60%有偏见。”在这单米勒(Miller)对阵库克(Cook)的案子中,原告米勒是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小伙儿,他起诉贷方库克——自己只借了500英镑(数额不算多),而库克收取的利率却超过60%。法院站在米勒这一边,搞得库克郁郁寡欢,无言以对。最后利率被降至5%,这就和十六年前《重利法》尚未废除时的情况一致了。副大法官在结案时说:“并不是每笔交易中,需求都能促使双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157]

《重利法》在美国的复杂处境美国废除《重利法》的情况颇为复杂,有些州废除了,可是不久又恢复了。支持保留《重利法》的绝大多数人都指出一个现实,即每一个发达国家都有《重利法》,每一个联盟州都有《重利法》,这既能保护经济又能造福公民。常见的抱怨是,那些推崇废除《重利法》的人往往是金融机构和富人,一旦废除,他们将获得更加可观的未支付的贷款利息。

1819年,据伦敦《泰晤士报》报道,新罕布什尔州立法机构的一位议员评论说:“边沁先生的著作对美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他的有关高利贷的论著在美国一版再版,那些视野开阔、思想自由的美国人普遍接受了他提出的原则。”[158] 这位作者援引了一个例子:密西西比立法机构通过一部法律,在贷款合同各方都同意的前提下,不再限制利率,只有在没有合同的情况,才会限制利率。美国的发展趋势是,口头协议下维持《重利法》,同时允许合同各方有更多的自由空间。

滑铁卢之后,英国和美国就是否废除《重利法》的争议持续了数十年。美国显然是坐看英国,以吸取经验。《纽约每日时报》(New-York Daily Times)在英国废除《重利法》的前后曾发表一系列文章和通讯,以探讨纽约的《重利法》问题。其中一位支持废除《重利法》的银行家署名为“边沁”,他和该报的读者不厌其烦地讨论纽约的《重利法》毫无意义,号召从实际出发应当予以废除。而要求废除的最高呼声来自以农业为主和以金融服务为支柱的州。

在内战以前,除了加利福尼亚州之外,美国各州均有《重利法》,利率普遍为6%左右。这是仿照了荷兰的做法。荷兰人从未制定国家层面的《重利法》,而是让各个省自行处理。结果,评论家总说荷兰由始至终缺乏高效的国家《重利法》。美国的情况也大同小异。不过,如果超过利息上限,美国各州的处罚措施大相径庭。普遍的处罚是没收债务和利息。田纳西州的处罚措施是坐牢,只有两个州有这规定;纽约州的最高罚款可达1000美元,且放贷者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相较于殖民时期的做法(如果当时有的话),这些惩罚措施更为严厉,而且更多是以商业为基石的,而非氏族道德观念,但事实上却很少落到实处。

随着人口和国家财富的增长,这些老朽的禁令就像《申命记》一样落后,完全跟不上正在发展的经济,例如马萨诸塞州早期的法律。

在法律问题上的曲折并不是盲目地认为法律过时这么简单,这和力图吸引资金投入大有关系,尤其是海外投资。19世纪的美国还是一个非常依赖外国投资的净资本进口国。1852年,俄亥俄州试行取消较低的利息上限,规定最高利率为10%,以此吸引外国资本。当地一家报纸评论说:“的确,有些经纪人和立法者似乎认为,这里能成为传说中的金山,所有黄金都会汇聚于此。”[159] 可惜,地方政治形势和该地信用度低的恶名让国外以及东海岸的投资者望而却步。

威斯康星州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1849年该州取消了《重利法》。其推动力主要来自农民。和其他一些拓荒地及农业州类似,这里地皮便宜,但对放贷却有诸多限制。于是,人们要求废除《重利法》,以增加按揭贷款。[160] 可惜这次实验并不成功。威斯康星州参议员I.P.沃尔克(I.P. Walker)写道:“该做法的倡导者声称,提高贷款竞争,放开利率限制,这将吸引更多资金流入本州。这当然会促进金钱流入,可惜不是资金。”[161] 贷方非常欢迎几乎接近50%的高利率,但不愿将资金投入收入较少的当地项目,而是更乐意进行消费性的短期投资。高回报意味着高风险,如果投资周期太长,贷方收不回应有的回报,因此他们只愿意重拾以前的高利息消费贷款业务。于是,贷方被说成又在玩高利贷者的老把戏。

其他州则密切关注着小额借方和消费贷款。1852年,路易斯安那州的立法机构废除了《重利法》,即便财产所有者破产,价值为1000美元或以下的住宅,以及价值250美元的家具不在没收范围之内。不过,该州参议院在休会一年之际,断然否决了投票。

国会一名前议员,同时也是印第安纳州的一位法官,揭开了放高利贷者的另一伎俩,在《重利法》的支持者中引起轩然大波。他说自己担任法官期间,曾亲眼目睹由于没有高利贷上限的保护,很多债务人丧失了抵押赎回权,损失惨重。他认为:“必须说明的是,放高利贷者总是要等利息积攒到几乎等同于债务人资产总价值之时,或者是等债务人的担保人或背书人提出要求之时,他们才提起诉讼要求还钱。”[162] 这番言辞非常接近最早的利滚利本质,只不过此时已经不再采用这个字眼儿。[163] 复利自然推动了这一过程,换言之,除非等到能够彻底占有抵押物或能够卖出地产支付膨胀的债务,否则贷方是不会对借方采取行动的。

美国内战之前,大西洋两岸对复利问题都十分关注,不过讨论一般仅局限于法院。英、美两国的法院都有规定,任何被收取复利的借方都必须意识到这个问题,如果各方同意,就可以作为合法条件。至于复利频率则鲜有提及,不过据推测,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半年利息。如同数世纪之前一样,如果存在高利贷上限,复利不过是另一种逃避上限规定的手段,不过鉴于上限本身就备受诟病,即便严禁复利也毫无实际意义。将未支付的利息叠加在需要偿还的本金上,人们对这种做法的憎恨自西塞罗时代就有增无减,可是复利在经济体系里的根深蒂固几乎可以和利息本身相媲美,因此对复利一棒子打死只能是白费力气。

尽管公众对放开《重利法》的呼声渐高,可是美国对这些法律作用的解读却秉承了古老思想,这至少说明,美国人对前人的高利贷相关文献了然于心。最典型的例子是1851年威斯康星州的R·W·怀特(R.W. Wright)对当时一名主要的高利贷评论员约翰·维普(John Whipple)做出的回复。在谈到废除《重利法》问题时,怀特提出:“英国在16世纪就试行了这一做法,到了19世纪,法律不再限制对金钱收取利息。伊丽莎白执政时期,重新推行《重利法》。布莱大人(Lord Burleigh)认为,废除重利法并未带来预期成效;可是,高利贷的高额费用成倍增加,让很多人身陷囹圄,也让国家举步维艰。”[164] 怀特认同孟德斯鸠的看法,后者对高利贷禁令在伊斯兰世界造成的结果做出了相同判断。如果禁止,它将躲藏在地下经济中,为了补偿由此增加的风险,利率将会更高。

在纽约,废除《重利法》的努力引发了争议,如果对当时美国的政治和金融体制不甚熟悉,一定会觉得此番争辩莫名其妙——正反双方的焦点是金钱的本质属性。这一问题似乎英国早在两百年前就有定论了,不过纽约的讨论却关系到华盛顿流通的金币、银币以及内战之前各州银行发行的纸币。既然所有的金钱问题及其价值都关乎政治,那么限制借贷价格的决策难道就不归政治管吗?

纽约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提议在1854年撤销《重利法》,该提议得到了所有银行全力支持,是当时的热门话题,媒体和商界对这一建议议论纷纷。有位评论员为《纽约每日时报》撰文写道:“这种钱要被法律法规认可,主要问题在于,它是否合法?是否得益于政府行为?其目的是否为了公众?其创造和价格都能一如所愿为公众服务?”[165]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应当维持重利限制。

纽约州州长米隆·克拉克(Myron Clark)就赞成保留《重利法》。1855年,他提出:“即便受制于《重利法》的束缚,金钱的力量也已经不可小觑了。”他还进一步补充道:“如果穷人还要时不时被冷酷无情的夏洛克式追债人的‘无情尖牙’撕肉饮血,那么这类事情能少就少;如果还是有人胆大包天要去割肉,就只有让睿智机敏的波西亚来为这块肉称斤算两。”对于超过上限的利率,他的解决办法简单明了:“彩票购买者和兜售者都应该受罚,同理,如果出现非法利率,借贷双方都应该受罚。”[166] 州长都支持《重利法》,于是一群商界人士联名向州议会提交公开信,希望可以保持罚款措施,但取消入狱处罚。

1854年以后,美国反对废除《重利法》的行动在罗得岛州的约翰·维普的帮助下占据了上风。维普出生于1784年,曾是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的一位律师、罗得岛州议会议员。他撰文为《重利法》辩护,指责当时的自由贸易思想。他的《严苛的<重利法>:对艰难时代的最佳辩护》(Stringent Usury Law: The Best Defence against Hard Times)首次出版于1836年,并于1855年再版,此时很多州对废除问题的争辩已经白热化。这本书惹来不少反对意见,但帮助了赞同维持《重利法》的辩方成功胜出。维普抨击那些废除主义者的立场:“如果自由贸易学者说得没错,即撤销了所有的《重利法》将能让利率下调……但事实是,贷方自己就很害怕自由贸易体系……当然他们不会表露出这种顾虑。他们怎么会希望利率下降呢?”[167]

内战之前,美国废除《重利法》的运动最终没有成功,纽约继续保持了《重利法》,而其他州则是重新恢复了《重利法》。不过,这场战斗并未休止。反对者意识到,《重利法》将会长期存在,于是要求纽约的监管至少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们以新泽西州为例指出,每个州都应该有自己的重利上限。农业地区——绝大多数是最北区域——应该维持7%的上限,而华尔街和纽约市可以制定更高的上限,以体现高风险证券经营的本质。这和1854年之前英国时不时提出的论点大同小异。废除派希望能照搬伦敦的成功经验,以消除重利上限。

尽管各州的《重利法》存在诸多相似,但涉及跨州就非常棘手。纽约法庭曾处理一个案子,贷方原本在明尼苏达州借出一笔贷款,利率为26%,有合同。他在纽约遭到了起诉。纽约法院于1862年裁决,尽管该利率较高,可自己无权干涉在另一个州签署的合同。[168] 看起来,这个原则似乎顺应了时代潮流,不过后来又遗失了数十年,直到一百年后才又重新复苏。

这和二十年前同样是发生在纽约的一个案子截然相反,即1846年美国干码头公司(American Dry Dock Company)与美国人寿保险和信托公司(American life Insurance and Trust Company)的案子。干码头是一家银行机构,在1937年的恐慌中,它的财政遭到了破坏。为了恢复财政实力和硬币支付,干码头向人寿保险公司申请了一笔贷款。人寿保险公司同意贷款,并将贷款转入伦敦银行,在这一过程中向干码头收取利息。纽约衡平法院(Chancery Court)的裁决是,该案件属于其管辖范围,人寿保险公司所收取的利息属于重利。法院因此否决了两家公司签的合同,因为该合同约定的利率超过了7%,在贷款实际发生时就已经采用了4%的折现。这个判决绝对是四十年前罗伯特·莫里斯翘首企盼的。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被告的这家保险公司的副总裁是威廉·杜尔的儿子约翰·杜尔(John Duer),他原本指望着能从交易中大赚一笔。在这份贷款合同被推翻前不久,他撰写并出版了一本有关航海保险的著作。这部作品在未来数年里成了美国在该领域的标准文本。在引言中,杜尔对保险做了全面介绍,特别是将航海保险视为万国公法应有部分。他写道:“这一概念借鉴自罗马法学家,万国公法等同于道德法,或者用一些现代学者偏爱的词汇——自然法。”[169]

纽约的银行家从来都是反对《重利法》的先锋战士,他们不断要求废除《重利法》,以吸引外国投资。华尔街以及美国都需要并依赖外国资本,而取消利息上限无疑为敞开胸怀吸引资金发出信号,其实重利上限对市场利率的作用微乎其微。可是法律依旧存在,于是银行家便认为,《重利法》将责任推给各州地方银行,要它们自顾自应对海外资本的可能流入,这将会导致经营不善,就是因为这类问题才导致了1837年的经济恐慌,让华尔街和纽约市受到重创。

这个观点并非完全基于所谓的原则。事实上,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在华尔街的普遍实施,存款者的资金被借给短期拆借市场,因此,提高贷款利率能为贷方带来巨额差价。在银行看来,流动资金不稳定是19世纪数次经济恐慌的共同因素,取消利率上限将成为吸引国内外存款的有力手段,而限制性的《借贷法》毫无益处。

在取消《重利法》运动的背后,还掩藏着另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动机。美国内战之前,由于国内势力各据一方,浮动管理成了一种极具艺术性的手段。当时的通信依赖于信件,由此导致的时间差让不少人发现,在完成银行交易的这段时间里将大有可图。联邦制度和各州自治权帮助了银行家利用各地差异,而且,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美国财政部要想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以外的地区施加影响,恐怕是痴心妄想。

1864年,国会通过了《国家银行法》(National Bank Act),从而推出了国家层面的《重利法》。但是由于管辖区的问题,国会对制定全面标准略感无力。这部法律规定了国家银行的类别,还设立了货币监理部门,银行必须到该部门注册。出于法律目的,国家银行与州特许银行有所区别。国家银行不得违背所在州的利率上限。依照法律规定,如果不存在上限,国家银行能收取的最高利率是7%;如果超过这个上限,将没收该笔贷款的所有利息。[170]

由于是否成为国家银行完全出于自愿,因此,很多银行都不愿去货币监理部门注册。换言之,各州依然是各自《重利法》的仲裁人,除非与没有《重利法》的州出现管辖权的冲突。更重要的是,7%成了房地产的最高按揭利率。由于抵押物是不动产,如果收取的利率超过这一上限,就违反了《重利法》。这一标准大概维持了一百年,之后才被成功取消。

19世纪对信贷的需求不断提高,加上纸币混乱不堪,使得银行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它们既要为客户提供信贷评估,也要擅长辨别假币。19世纪30年代末期和40年代早期的金融动荡让不少小企业纷纷倒闭。这次恐慌对推行标准程序以保护贷方提出了要求,其结果是,路易斯·塔潘(Lewis Tappan)于1841年在纽约市创立了首家信用评级机构,首次为贷方提供过去需要自己去获取的信息。这家商业征信所(Mercantile Agency)主要专注于信用报告,为潜在贷方收集商业信息。它以中立的合同方身份,利用律师等人际网络获取有关公司持有人的金融和个人信息,收入来源是向订购者收取的费用。

该机构最早的业务范围在纽约市及其周边地区,之后培养出了一个覆盖各州的、全国性的信息提供网络。该机构的成功推动了该行业的竞争,八年后,约翰·布莱德斯奇特(John Bradstreet)建立了布莱德斯奇特机构(Bradstreet Agency)。起初,两者的区别在于布莱德斯奇特对公司进行评级,然后在后世所称的《参考书》(Reference Book)发布结果。这类评级书也成为行业的标准做法。后来,罗伯特·邓(Robert Dunn)从布莱德斯奇特那里接手了公司,改名为邓白氏(Dun and Bradstreet)。公司业务在美国内战之后迅速膨胀,1900年,该公司评级的公司数量多达125万家。

其他评级机构在19世纪相继成立,它们都依照某种字符数字代码对企业进行评级,以帮助潜在贷方以及后来的投资者判断某家公司的信用度。公布评级结果使得公司的财政状况有了更高的透明度,因而成了标准做法。贷方和投资者通过评级来预测企业及商业的风险。这一过程不再是临时起意,而是成为一种标准化的分析和方法,以客观的视角看待经济体下的不同企业。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很多公司都是私人性质的,贷方要想了解其财政情况,这是唯一的方法。不过,这些评级都是和企业或商业相关的,对个人的信用评级尚未出现。

卖债券的库克19世纪,债券形式的债务已经成为美国的主要投资方式,这与一百年前的英国如出一辙。尽管股票市场备受关注,但未支付的债券金额大大超过了现有的股票价值,其结果是,人寿保险基金和资本投资大幅上涨。随着美国国力和地位的提升,提高个人股票和基础设施投资已是大势所趋。难以预测的偿还计划让位给了更稳定牢靠的金融规划和投资。

自滑铁卢之后,英国政府发行的不少债券取得了成效,这使得投资者对英国债券垂涎三尺。它们不少是属于统一公债或“长期债务”,后者没有赎回日期,换言之,债务是永久性的。美国债券更加明了,少了些冒险性,有特定的赎回日期,还有息票。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都发行债券。不少还是卖给外国投资者的,尤其是欧洲投资者。债务渐渐成了一件光荣的事,不过反对债务的宗教道德批判依旧存在。

1853年,据美国财政部长的估计,外国人持有波士顿和泽西市60%的债券以及纽约市25%的债券。这些数字超出了外国人持有的股票数。一些机构——尤其是银行——非常受海外人士的追捧,外国人不仅持有纽约银行大约10%的股票,而且还购买了不少大型人寿保险公司的股票。[171] 企业债券相对较少,不过内战之后,铁路债券逐渐受到欧洲投资者的亲睐。不过让债券投资更加普遍的根源在于战争。

美国共和制初期的那几十年里,负债和超额贷款的争议依旧继续着。1812年战争以后,人们对合众国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的角色定位议论纷纷。对于银行家通过发行债券或帮助财政部组织债券发行从而获利,绝大多数公众持负面态度。借钱并支付利息是标准做法,可人们无法接受为一个过程而付钱给银行。但是,务实最重要。华盛顿为了打仗发行了巨额债券,吸引了不少储户和投资者。他们投资这些支付最高利息的债券,一方面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爱国情操,一方面是出于金融的考虑,而且,这一利息也是《重利法》允许的。对大规模债券的成功管理无疑彰显了财政部的实力,他们不但控制了不断增加的国家债务,而且避开了历史上各种战争融资逃不掉的谴责和谩骂。

对于银行家在债务环节中的角色,人们依旧满腹狐疑。一位银行家为墨西哥战争融资所发挥的作用,凸显了人们对政府债务和推动这一过程的个体所抱有的矛盾心理。19世纪20年代,美国首批证券公司之一的S.M.埃伦公司(S. and M. Allen and Co.)建成,主营彩票和证券。埃诺齐·克拉克(Enoch Clark)到该公司费城分部就职时才十几岁。几年后,他被派去罗得岛普罗维登斯开设分部。1837年经济恐慌,公司倒闭,克拉克回到费城,在其妻舅爱德华·道奇(Edward Dodge)的协助下,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后来的一百年里,这家公司一直以克拉克的名字命名。

除了股票、债券、商业汇票和商品交易之外,克拉克和道奇赚钱最多的业务是纸币和金条。当时美国有各式各样的纸币,新公司的一大特色是意识到不同纸币的价值差,因此,为客户办理纸币业务尤其挣钱。这个技能融合了信用分析、辨别真伪以及商业常识,是克拉克在为埃伦公司工作时学会的。绝大多数声誉较好的私人银行都能办理纸币和黄金综合业务。如果银行机构要发行自己的纸币作为货币,就必须维持一定量的黄金供应,才能稳住自己的纸币。

克拉克和道奇开始在其他城市拓展业务,短短两年时间,就在圣路易斯、新奥尔良、纽约、波士顿、斯普林菲尔德、伊利诺伊、伯灵顿和爱荷华设立了分支。这家公司在美国中西部非常成功,以至于其分支自己发行的汇票都成了该地区的主要货币之一。唯一的阴影在于美国吞并得克萨斯[172] ,与墨西哥的战争一触即发,这使得人们更加忧心忡忡。如果战争真的爆发,克拉克&道奇公司(Clark, Dodge and Co.)将处在战争融资的风口浪尖上。18世纪90年代以及后来的1812年战争期间,融资者靠着帮助美国筹集资金而打响了名号。同理,美墨战争无疑能帮助克拉克&道奇公司巩固其融资地位,而且还能从后来所谓的“捂得最紧的”银行业机密中大赚一笔。

尽管这场战争持续时间不到两年,但财政部仍需要私营行业的资金。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非常知名的科克兰&里格斯(Corcoran & Riggs)银行机构与克拉克&道奇公司共同为政府筹资。政府通过债券共筹集6000万美元,为公众提供的利率为6%,这是当时绝大多数州通行的利率上限。不过两家机构销售债券的动机并不单纯是为了获取手续费,他们通过各自分支的“浮动”资金赚到的钱远远超过手续费。这种做法让不少人颇有微词,因为这是在利用捉襟见肘的财政部。

埃诺齐·克拉克意识到,分支网络有自己的优势,尤其是在处理和清算资金方面。各分支之间的浮动资金能为公司带来持续的现金,不过不容易操作。依照法律规定,财政部必须将销售债券所获的收入存进财政部在各地的特设分局——合众国第二银行倒闭后,为了确保财政部分散管理资金,特别设立了财政部分局。克拉克在圣路易斯的分支接受墨西哥运动的存款,然后邮寄给纽约分支并从总金额中收取利息。由于邮递速度缓慢,汇票需要几周才能送到。然后,从纽约分支取出的资金又被送回圣路易斯。此地的克拉克&道奇公司的分支其实就扮演了财政部特设分局的角色。

当完成整个交易过程,公司赚的钱已经是起初销售债券所获的手续费的两倍之多了,整个行为就是后世所称的对自己有利的“浮动”资金(行为)。由于美国财政部鞭长莫及,所有这一切都是绝对合法的。一位名叫杰克·库克(Jack Cooke,昵称杰·库克)的年轻雇员曾在这些交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公司在圣路易斯设有分支,而且我们在费城和纽约还以非常可观的利率兑换货币,大概是2.5%~3%……邮件往来时常要花十到十五天,除了利息方面的好处,我们还能从兑换费用上大赚一笔,甚至会超过贷款盈利。”[173]

尽管当时社会不乏批评声音,杰克·库克的职业生涯可能仍然是19世纪银行业和爱国情怀的最佳写照。库克于1821年8月10日出生在俄亥俄州的桑达斯基(Sandusky)。1839年,他开始在克拉克&道奇公司工作。一年之内,他就成为优秀员工,被称为“伪币专员”。

就像之前的克拉克一样,他在辨别伪造纸币上很有一套,眼光犀利,因此自一开始,他就是克拉克&道奇公司不可或缺的人物。

南卡罗来纳州从美国十三州联盟退出时,库克当机立断,决定成立自己的公司,而且主营他最擅长的业务——为政府机构发行债券。39岁时,他建立了杰·库克公司(Jay Cooke and Co.),并在华尔街有了一席之地。不过,他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都保持着费城银行家的身份。他在融资方面的天赋以及强烈的爱国主义让他生来就注定要在艰难年代筹募资金。战争吓跑了很多原来的海外投资者,库克意识到此时的集资来源主要是国内投资者。

战争打响了,宾夕法尼亚州急需资金。机会来了。合众国第二银行倒闭时,市场出现了波动,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在内的很多州在市债券危机中欠债不还,从而引发了1837年的恐慌。在此期间,宾夕法尼亚州名声扫地。

内战之前,一位英国学者充满嘲讽地写道:“我们都知道美国人特别能打。他们的勇气毋庸置疑。我脑海里不禁浮现出浩瀚的宾夕法尼亚平原,一群群人整装待发,密密麻麻的‘破产轻步兵’、若干个团的‘债台高筑骑兵’、数个营的‘死不认账抵赖者’,还有几个旅的破产者,他们都高举着写有‘死不还钱’的横幅。”[174] 很显然,英国不是美国十三州联盟开战的资金来源国。伦敦很多银行家和政治家都觉得美国佬说白了就是赖账的骗子。

宾夕法尼亚州为了防守南部边界线免受攻击,委托库克筹集300万美元的资金,这对于一个已经欠债4000万美元的州来说实在艰难。宾夕法尼亚州任命当地颇有声望的银行机构德雷塞尔公司(Drexel and Co.)与库克共同担任此次债券发行的代理。库克使尽浑身解数,最终成功地推动了债券销售。

林肯执政期间,财政部长萨蒙·蔡斯(Salmon Chase)负责为这次全国性的战役筹集资金。库克希望能为融资做些贡献,于是到了华盛顿。兄长将他引荐给了蔡斯。库克牢牢把握住了这次拜见部长的机会。1861年,库克参与了财政部一个小型债券的销售活动。该债券原本销路不好,但库克最终成功将其售出。这无疑为将来的合作铺平了道路。当然,这绝非天上掉馅儿饼似的巧合。库克亲力亲为,将财政部债券凭据收集起来交给萨蒙·蔡斯。这位部长不禁惊叹这位费城银行家居然能够在债券销售方面如此游刃有余。战争不止,债券发行量越来越大,于是蔡斯委托库克销售债券。蔡斯原本想把库克招入财政部担任副部长,但库克婉拒了。显然,在库克看来,效忠国家的最佳渠道不是成为政府官员,而是多多销售债券。他继续卖债券。第一次布尔朗战役(Battle of Bull Run)之后,财政部的不靠谱越发明显,库克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美国十三州联盟溃不成军,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整个城市大为震惊。库克担心美国南部联邦(Confederate)会在不久之后推翻这座城市,因此更加呕心沥血地四处筹钱,因为要想压住叛乱,政府急需资金。

在这种背景下,蔡斯必须发行巨额债券。十三州联盟的财政如一盘散沙,必须统一起来。然而,在战争爆发之初,就已经禁止了硬币支付,所以投资者对政府债券不感兴趣,他们更希望钱的背后有硬资产,而不是单单是政府的誓言。发行巨额债券以及确定价格绝非轻而易举之事。但是蔡斯无所畏惧,他希望能通过销售“5-20s”债券筹集5亿美元。这些债券的实际利率为6%,二十年后到期支付,不过五年之后就可赎回。这符合当时州《重利法》的普遍水平,即规定6%为利率上限。蔡斯原本计划在1862年按照票面价格售出,可是不尽如人意。他不愿折扣销售,因为这会提高实际利率,于是叫来已经成功销售过宾夕法尼亚州及财政部各类债券的库克。

1862年秋天,应蔡斯的要求,库克开始销售这些债券。银行家和商人不愿意投钱,库克只能转而吸引小投资者购买债券。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债券销售,必须全力以赴。库克一如既往地不遗余力,而他的努力最终为华盛顿打赢战斗增加了砝码。

库克从商界各层级招募代理,人数最多时超过2500人。这些代理人绝大多数来自几个大的北方城市和州。虽然他的销售团队里没有大银行家,不过从来不缺小镇银行家、保险销售员和房地产经纪人。战争爆发之前,他在华盛顿设立了办公室,通过电报协调覆盖整个国家的销售。这让杰·库克公司成为首家“电讯化证券公司”,也就是通过电报在全国范围内销售证券并确认买卖情况,从而从某个中心点协调销售,而不是像以前那般杂乱无章。

《费城报业》(Philadelphia Press)这样评价库克:“他成功推销了金额庞大的‘5-20s’债券,如今大家对债券趋之若鹜,争着抢着要将货币换成债券。他现在的烦恼反而是如何满足突然激增的需求。”[175] 不过按照库克自己的计算,他并未从“5-20s”债券的销售中获得暴利,他最终拿到的薪酬约为20万美元,这点钱还无法弥补他所面临的风险。不过这次成功让他成为美国最知名的商业银行家。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认为库克是在为美国十三州联盟做无私的奉献。他从销售“5-20s”债券所拿到的薪酬是委托金额的1%,虽然比以前低,但鉴于发行总金额十分可观,薪酬也不是一笔小钱。债券最初的日销售额就达到了200万美元,而整个销售完成后总金额达到了5亿美元,换言之,除去成本,总薪酬为350万美元。但库克却说自己净收入只有20万美元,这个数字令人生疑。1863年,纽约《世界》(World)毫不留情地指责库克:“然而,假设杰·库克公司按照1%的一半从政府所有债券那儿收取回报,我们就能看到为何这家公司如此不遗余力帮助销售尽可能多的债券。”这家报纸没有帮读者来做这道算术题,不过金额着实巨大。如果是5亿美元的0.5%,那么库克的净收入就达到了250万美元。不论成本有多少,公众肯定会怨气冲天。《世界》还提到:“本国人民似乎乐意被欺骗玩弄。我们军队虚报胜况,大家安之若素……财政部那欠债不还的伎俩让人不得不信,遭人欺骗这份福气,恐怕只有含冤入狱、战火蹂躏、苛捐杂税以至于民不聊生才可媲美。”[176]

参议院对库克做出了类似的抨击,斥责他从财政部的经费中赚取了上百万美元。萨蒙·蔡斯是个光明磊落的人,有些抨击让他坐立不安。他坚信库克所做的一切全是为了祖国,于是站出来为自己的代理人辩护,这才终止了“5-20s”债券引起的纷争。库克是民族英雄,最后只是积累了小小的一笔财富。后来有些愤世嫉俗的人说,战争一结束,库克就开始打造他梦寐以求的豪宅,这个奢侈工程预计耗资100万美元。不过,融资尚未结束,还有更多债券在等着库克。

有人指控库克的行为,这和数十年前针对罗伯特·莫里斯的批评如出一辙。蔡斯也遭到了非议,说他居然聘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费城银行家为财政部做代理人。库克的成功让很多人红了眼,由此也招来不少诋毁。众议院和参议院都研究分析了库克和财政部的关系,希望能找到幕后诈骗或贪污的罪证。但他们最终的调查结果是,库克承受着巨大的风险,而真正的补偿实在很低,于是调查马上终止了。显然,库克表里如一,是位地地道道的爱国汉子,国会觉得起诉他不是明智之举。

尽管库克是清白的,但在下一轮债券发行中,蔡斯没有再雇用他。结果,这轮发行以惨败收场。蔡斯意识到自己的失误,赶紧把库克叫来销售“7-30s”债券。这支期限为三年的债券按7.3%的利率支付利息。该债券在纽约发行,而纽约的《重利法》允许的利率上限是7%,而非6%,从而使得额外利率成为可能。蔡斯给库克的报酬比之前的“5-20s”债券更加丰厚。但是,为了保护自己以及财政部的利益,蔡斯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个是除非收到支付,否则没有票据;第二个是在整个发行过程中,他可以在任意时间中止库克的代理人合同。后者是为了防止库克在发行过程中搞浮动管理,埃诺齐·克拉克就是通过这一手法在墨西哥战争的债券销售中大赚了一笔。读了蔡斯的条件后,库克评价道:“这封信的一些段落似乎更适合蠢钝或狡诈的代理人,而不是那些值得相信、艰苦努力、能够托付数百万美元的代理人。”[177] 但是,1865年1月,他还是开始组织此次债券的销售了。

库克在销售“7-30s”债券时保持了一贯的水准。他在全国开设了“上班族的存款银行”,其实就是夜间销售办公室,方便上班族在下班以后购买债券。购买人可以按照最低50美元的票面价值购买债券。代理人依照库克的吩咐,只在士兵发军饷那天才向他们销售债券。任何潜在目标都逃不过库克的法眼,他眼中也没有小投资者。这种新型的营销策略让“7-30s”债券的发行量远远超过了“5-20s”债券。

1865年4月,战争结束了,可还是缺钱,而且比起战争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库克原计划卖出超过5亿美元的债券,而最终的销售总额高达8亿美元,这成为美国有史以来金额最大的债券。在销售过程中,有些代理人为了卖快些,将债券打折出售,这让蔡斯和库克勃然大怒。于是,库克提出申请并获批成立了平准基金(stabilisation fund),通过该基金,库克将那些按折扣出售的债券全部买回来,从而维持债券价格的稳定。

有人批评美国财政部无力承受过高的债务压力,库克根据自己对国家债务的解读,赞助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以支持债券的销售。这本标题为《国家债务如何变成国家福音》(How Our National Debt May Be a National Blessing)的小册子发行于1865年,其中提到:增加国家财富的最佳方法是保持债务的永久性;以英国为例,只要支付利息,本金就能充实国家财政,因为这可算是一笔财富;还清债务毫不现实。“保留债务本金,只支付利息,此举能防止这一代人逃避自身义务,这将利于国家千秋万代。世上没有彻底还清国家债务的万全之策,只能是一代又一代人永无止境地分摊利息。”[178] 这部册子认为债券安全可靠,是最无懈可击的“寡妇和孤儿”投资产业。

虽然库克本人颇有声望,但他关于国家债务的观点并没有多少说服力。一家俄亥俄州的报纸评论说:“费城显然已经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记忆抛到九霄云外。我们不再依靠勤劳的工作致富,而是靠陷入债务发家。”[179] 出现这种批评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库克提出国家不应该完全偿还债务,他销售债券时抱的就是这种态度,但是在赎回债券时却不愿意这样做了。评论员们意识到,这种做法的收益很有限。

售出金额如此庞大的债券无疑为瓦解美国南部联邦提供了帮助,但也间接摧毁了杰克·库克。库克总和这么多钱打交道,而且往往是在短时间里受委托销售巨额债券,这让他觉得做生意一帆风顺且立竿见影。然而,战争一结束,如此庞大的金额不再是常态,生活也开始恢复正常。不过,“7-30s”和“5-20s”债券的未支付金额依旧很庞大,库克可以说自己是首个融资超过10亿美元的金融家,这对当时的金融界来说是个相对新潮的标准。

战争结束后,库克和他的搭档们有时间算算自己在战争中赚了多少钱。不过好景不长,成功让库克斗志昂扬,后来他去搞铁路融资,结果1873年北太平洋铁路公司(Northern Pacific Railway)倒闭了,库克变得一无所有。

1873年的经济恐慌是必然的。库克的银行以及其他数家银行都被迫关门歇业了。库克淡出了公众视野,但他的故事仍在传颂。在推行债券投资和支持永久性国家债务方面,库克的贡献无可替代。尽管他的观点都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但即便是在铁路投资失败之后,他的形象也没有受损。在未来的数十年里,最流行的就是用他的名字“杰”来给新生男婴起名;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销售方式还将被人们所效仿。

《重利法》再起波澜战争结束,反对《重利法》的运动重新开始。

在马萨诸塞州,有人提议推行新法律,取消利率上限,如果能够证明利息过多,则将利率还原至补偿损失的6%的官方水平。之所以要求取消6%的官方利率,其中一个原因是,纽约的利率为7%,这无疑会造成资金竞争。投资者和商人能够在华尔街或波士顿证券交易所(Boston Stock Exchange)轻易地找到更高的回报率,如果能将利率上调一个百分点,将有望吸引更多的资金,按揭借贷也不至于干涸。从长远来看,这个理由非常成功。

要求废除旧法律的其中一位支持者是小理查德·亨利·达纳(Richard Henry Dana Jr.),他是一位律师、社会运动家、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成员。1867年,他在立法机构的一番发言有力地支撑了他所称的“自然利息”,或者说市场利率,同时抨击了古老的重利上限,这成为捍卫市场利率最著名的演讲之一。达纳援引了大量前朝文献,其中包括亚里士多德和边沁,他在演讲中特别将矛头对准约翰·维普。达纳在演讲中说维普是借用前人观点的前人:“毫无疑问,在维普看来,只要罗得岛州照搬查理二世宪章的政治体制和安妮女王法律的财政体系,这个州一定能成为美国联邦的榜样。”[180] 可是这些古老的辩词已经失效,时代进步,罗得岛州原来的《重利法》被更加仁慈宽容的后来者取而代之,这在达纳看来恰好说明《重利法》的落伍。立法辩论之后,马萨诸塞州采用了类似的法律。官方上限被取消了,不过如果借贷双方出现法律争执,则仍采用6%的利率,这和罗得岛州的情况如出一辙。在罗得岛州,除非借贷双方有合同约定另一利率,否则一律采用6%的利率。

废除之后,《金融纪事报》(Financial Chronicle)就其影响问题采访了波士顿贸易委员会(Boston Board of Trade)主席。当被问及废除之后利率是否会上涨这个普遍关注的问题时,主席回答说:“我不认为会上涨,而且等长时间执行过后,人们几乎不会意识到其影响。不过最终的结局是用7%替换了原来按揭和银行贷款6%的利率。”[181] 与纽约保持一致性至关重要,因为这能让投资者和贷方轻松调动可放贷资金。贸易委员会还努力让其他已经将《重利法》纳入立法讨论的州能够了解其观点,尤其是俄亥俄州和康涅狄格州。

为了不让马萨诸塞州抢占先机,纽约人再次讨论废除《重利法》的可能性。1873年1月,差不多在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提出废除的同一时刻,纽约州州长约翰·亚当斯·迪克斯(John Adams Dix)在年度演讲中表示,鉴于周边好几个州都已经废除或正在考虑废除《重利法》,纽约州也必须考虑这一问题。这个现实问题的焦点就在华尔街。他说:“显而易见,在纽约市,那些遵守法纪、谨小慎微的资本家们忐忑又害怕,他们不愿违法收利,金钱使用需求巨大,在这背景下的巨额利息恐怕一天都难维系。”[182]

要想彻底废除《重利法》恐怕有点异想天开。虽然每个州对待高利贷的态度不同,不过普遍都制定了利率上限,只有当借贷双方要求赔偿损失时才会采用该利率。贷款协议合同所规定的利率一般不涵盖在内,《重利法》只适用于未签合同、只有口头协议的情况。至于究竟判了多少起这类案子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有人怀疑数量微乎其微,各州保持了高利贷犯罪条款,不过只有原告才有理由跑去法院要求赔偿。内战之后,美国的《重利法》体现了对高利贷各式各样的态度,可这些态度不一定会落到实处。例如,商界已经将《重利法》抛至一边数十年了,而且今后还我行我素。这和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的英国和欧洲《重利法》不同,美国的这些法律充其量不过是民事准则,类似于招人厌的法规,而且是早就过时的玩意儿。不过它们的影响力还是广泛存在。没有哪个贷方想遭人指控为企图“以邻为壑”。这有损商业名声。

重新包装的唐提氏养老金英国早在废除《重利法》之前,唐提式养老金就退出舞台了,但是美国在内战之后,这种养老金却繁荣起来,但不再叫唐提式养老金。它有一个更具技术性的名字,不过本质上换汤不换药。

美国内战让人寿保险异常火爆。1860年共有43家公司推出人寿保险,未支付总金额约为1.73亿美元。1867年,公司数量超过100家,总金额达到11.68亿美元。[183] 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唐提式养老金的推出,这在当时的美国保险业还是一个较新的概念。这些计划的投机成分很是吸引这个刚刚经历手足相残之苦的国家。和英国一样,《重利法》潜伏在暗处。

1868年,位于纽约市的公平人寿公司(Equitable Society)推出了唐提式养老金。公司总裁亨利·海德(Henry Hyde)希望把握人寿保险的风行浪潮,将自己的公司打造为美国头号保险商,他认为唐提式养老金将有助于自己实现这一宏愿。但是,他并未采用“唐提式养老金”这个措词,而是采用了更加符合技术标准的“延期分红保单”。1870年,公平人寿公司至少开出了1.5万份保单。投保人并不直接获得分红,而是把所有的资金作为共同储金留到将来,这和两百年前的做法如出一辙。

让绝大多数投保人兴趣盎然的原因在于,这些唐提式养老金项目向投保人承诺,能在投保人有生之年为他们支付高出平均回报的利息。海德的保险销售员在向顾客推销保险时总携带小册子,上面给出了预期收益,这成为未来数十年保险推销员的标准做法。纽约其他一些知名的保险公司也决定推出类似的产品以抢占市场。1877年纽约对保险行业进行了一次调查,不过海德和他的养老金产品并没有受损。保单的内容复杂难懂,但在未来一个世纪,这类产品却源源不断,直至最后被法律禁止。

就像一百五十年前在英国一样,这些唐提式养老金在美国也十分火爆,原因在于各州的《重利法》。虽然这些法律没有彻底废除,但已经自由化了。不过,它们终究为零售消费者和小储户制定了上限,而市场利率则是面向富人和投资机构的。延期分红在没有利息的条件下从投保人那里借到资金,并承诺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偿还。此举相当聪明地为保险公司占尽了现值优势,而身体依旧康健的投保人则可以获得潜在的高回报。由于小投资者不会在股票投机市场中有大作为,因此对于他们而言,唐提式养老金成了未来可能获得高回报的最便捷的方式。和以前英国的唐提式养老金不同的是,在美国还可以转为政府债券,而不只是依靠未来的税收进行支付。

内战之后的一段日子里,《重利法》只和小投资者或个人储户有关联,与华尔街及商界几乎毫不沾边。在零售领域,《重利法》依旧在保护个人免遭剥削性借贷的伤害;而在大宗领域,有些州已将这些法律自由化,以吸引大投资商给按揭和银行贷款带来流动资金,且不用担心被借方指控违法。平衡协调并非永远有效,漏洞仍切实存在,唐提式养老金就再次印证了这一点。然而现在越发明显的是,很多人认为,为了将来获得更高的回报,即便失去保险分红也是值得的。

金融服务业发展迅速,高利贷问题仍旧困扰着理论和现实,不过争议的焦点不再是高利贷的效率或公平问题,而是它在原本就不平等的社会中的根本作用。从根本来看,高利贷不再是被控有罪的行为,如今它在帮助资本家奴役工人阶级。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高利贷是最古老的金融做法。如果从更加根本的社会主义角度出发,它是压迫的象征。

马克思的高利贷观点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绝大多数对《重利法》的批评核心是出于现实,鲜有例外。人们认为法律难于执行、监管不力或落伍过时。如果从历史角度进行批评,那么往往就挑挑拣拣了。和其他学者一样,亚当·斯密用过去描述现在,不过语气没那么犀利恶毒。然而,当卡尔·马克思撰写《资本论》(Capital)的时候,高利贷终于进入了历史语境,如果这位作者是诸如边沁或李嘉图这样的主流学者,恐怕高利贷很快就会被打入地狱。

马克思将高利贷置于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中,从他所称的社会“前资本主义关系”开始算起。通过历史辩证视角,他认为,社会经济财富的掌控者压迫农民阶级,而高利贷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受压迫的农民和士兵最终导致了奴隶制,古罗马尤甚。压迫的主要工具就是高利贷。这个循环对查理大帝是如此,对罗马人也是如此。最浅显说来:“单是死了一头牛就足以让小农民无力恢复先前的再生产规模。于是他便落入放高利贷者之手,一旦陷入如斯境地,他就休想再度脱身。”[184]

这一论断的根基是显而易见的悲观态度,认定了农民无力面对将来。一朝为奴,终生为奴。

高利贷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施展妖术的方法到了资本主义时期依旧延续,部分要归咎于利息的收取。收取利息的资本和放高利贷者的资本是有分别的。前者需要资本,而且是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而后者则更为传统一些——放高利贷者从下层阶级那儿以租金或支付等方式收取利息,放高利贷者的唯一目标就是要维持现状,从而确保这种收取能源源不断。马克思提出,这两种资本后来融为一体,并肩同行。收取利息的资本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使用,而放高利贷者的资本则保持着消费贷款的传统。“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相对发达的国家,这一类的高利贷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摆脱了先前的法律约束,更加肆无忌惮了。在人类或阶级关系上,收取利息的资本保持了高利贷者资本的形式……富裕的败家子借钱奢侈,生产者是诸如小农民或手工业者这样的非资本主义生产者。”[185] 亚当·斯密和弗兰西斯·培根估计一听就能明白言外之意。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马克思的高利贷观点与亚里士多德非常吻合。亚里士多德的金钱不可自我繁衍的观点到了马克思这儿就是小偷观,然而两人均认为收取利息不合道德及实际。马克思意识到,通过高利贷,金融资本家就能筹集大笔资金,继而用作投资及剥削,这是无产阶级永远办不到的。这个经验到了19世纪,仍被不少实业家和金融家铭记在心。

作为武器的债务19世纪和历代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对债务的创造性利用,尤其是在美国内战之后。就企业或大宗层面而言,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债务退避三舍,而是将其视为获得盈利的另一利器。基于制造业和海外贸易的资本主义朝着金融资本主义的方向迅速发展,较之以前,它更加依赖债务。

19世纪的华尔街清楚地显示了个人债务和大宗贸易债务之间的巨大差异。尤其是内战之后,抢占和争夺股票市场的竞争越发激烈,绝大多数情况下,在金钱市场中获得资金是成败的关键。控制信贷机制是将债务变成武器的重要措施。

自证券交易诞生之日起,保证金交易制度就制定了,赊账购买证券已是通行做法。投机者按照实际价格的很小比例支付保证金,即可购买某公司的股份。贷方非常乐意支付现金,因为他们获得的利息将远远超过日常放贷。有些中西部州发现,由于无法将资本从纽约的金钱市场中吸引过来,因此要想吸引纽约的贷方和投资者异常困难。

从1830年到内战爆发之前的这段时间,美国金钱市场利率经常会超过绝大多数州制定的重利上限,往往会达到5%~18%的额度,最常见的是低于10%。高额利率能够吸引贷方放贷给股票市场的投机商。这让《重利法》的反对者有了更加充分的理由,他们宣称人为操纵的低利率将使资金转入风险更高的放贷领域。这种观点先前就有,然而潜在回报还是让不少贷方不顾一切冲进了19世纪的牛市和熊市。除此之外,很多股票市场的操作者都是名声在外的投机者,而在那个年代,名声对放贷至关重要。

其中一种股市操作盈利颇丰,那就是将股票出借给看跌的市场操作者,他们会将股票卖空,再借钱以更低的价格支付(购买)股票。另外,出借者也会出借给看涨的人,他们赊账购买,等待股票价格上涨。不过对于不精此道的观察者而言,股价看跌还是看涨很难把握。成功完成一只或多只股价看跌的操作,唯一的障碍就是能借来多少钱以支付空头。如果现金不足,导致无法支付空头,市场将会出现混乱。

伦敦《泰晤士报》解读了其中一种操作,以此来警告英国投资者远离纽约证券市场。文中提到:“上周纽约大陪审团起诉各类华尔街经纪人和放贷者,他们违反《重利法》,收取利率高于法定7%的上限。放贷者已被逮捕,还被告上了法庭,众人无不感慨,纽约大陪审团突然奇迹般说起伦理道德来。”可是伦理道德是无踪无影的。这次逮捕的起因是股市看涨一方指控看跌一方,认为后者为空头头寸以高额利率借钱,虽然保住了自己,但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报道总结道:“因此,大陪审团哪里可算是法治,同理,华尔街的投机商和操作也算不上是高效。”[186]

华尔街对《重利法》的存在视若无睹,因为这些法律压根儿是在妨碍他们赚钱。华尔街的老油条亨利·克鲁斯(Henry Clews)早在1888年就说过:“原因很简单,这些法律在现实中一无是处,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避开这些法律的手段多如牛毛,现实社会中几乎没有什么能给利率一个限定,除了贷方的良心,可这玩意儿往往是变幻莫测的。”[187]

银行家们掌控着金钱市场,很大程度上也控制着股票市场的操作。如果股票看涨派能抢夺股票看跌派的保证金,那么空头交易就会流产,股票看跌派就一败涂地。只要看涨派控制资金不流入金钱市场,他们就能得偿所愿。显然,时机一变就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因为这一过程的关键是拆款。19世纪看涨看跌之争充斥着这样的故事,而借入资金则是市场操作的核心。未来一个世纪还会看到更多对借入资金的创造性使用。

高额市场利率将钱从小额借方那里吸走了。美国内战之后,小额借方没有多余的可贷款资金。那些需要低于50美元消费贷款的人能找到其他渠道,不过利率普遍偏高。美、英两国皆是如此。消费贷款能让人安度一段日子,直至下一个还款日。至于个人购买大量商品和服务从而通过消费刺激经济的现代观念,在当时尚未进入经济理论。那一时期,消费还是为了维持生计,而不是出于享受。

“贷款鲨鱼”的崛起美国内战之后,随着国家银行体系的发展和信贷的诞生,对待高利贷的传统观念似乎与现实脱节了,但这一术语并未消失,因为高利贷依旧在公开进行着,就像数个世纪以来一样。问题的根源并没有改变——面向个人的消费贷款虽然金额不大,利率却奇高。市场利率是为公司和政府而存在的,它会根据供应变化进行正常的调整,从而使利率保持在合理的水平。

和古代或中世纪的欧洲一样,美国也有大量人口无力承担日常生活开支,有时不得不求助于小额贷款。在19世纪,该问题越发严重,因为不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城市发展往往是以农村为代价的。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找工作,这就需要更多的现金支付开销。农民变成了贫困的工人阶级,但从经济角度出发,数年以来,他们的窘境并未出现实质性的变化。农民以前是依靠地主贷款,现在是从城市某个匿名的贷方那里借钱。这些新型的城市贷方和马丁·路德笔下借给农民一只鹅的地主不同,和杰瑞米·欧加拉汉管辖下借给穷苦农民种子的教区居民也不同——如果对方拖欠还款,他们可不会那么宽容仁慈,更不会懊悔不已,而是严格地按照高额利息贷款的条款办事。通过社区或氏族血脉结成的关系已经让位给更加冷漠的放贷业了。

在英国和美国,一部分放贷问题可以通过双边协会或合作社得以解决。这些机构将成员的存款借给其他需要资金的成员,这能保证借方有强大的动力准时还钱。这类组织绝不剥削和伤害本组织成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城市版的氏族部落。因为是地方机构,内部成员之间彼此都比较了解。这类为特定目的而存在的组织中,典型代表有英国的建筑协会和美国储蓄放贷协会,其主要目的是提供消费贷款和住宅购买贷款。它们不属于商业贷方,因为它们不提供资本投资或企业运营资本贷款。但是,这些组织不足以满足消费贷款的需求,于是希望通过向工人阶级放贷私人资金或股东资本的贷方来填充不足。这些私人贷方包括贷款社和臭名昭著的“贷款鲨鱼”[188] 。私人贷方的做法和双边协会及合作社颇为类似,不过有一点非常不同——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高额费用和高额利率实现“以邻为壑”,一千年来,他们的形象从未有过实质性的改变。

从表面来看,信贷已为消费贷款所用,但是代价极高。英、美两国的各家报纸上刊登着放贷者的广告宣传。英国废除《重利法》之后,贷款似乎变得唾手可得,不过小额贷款业务不断曝出剥削丑闻。小额贷款合同要求三个月之内还钱,却在排版时留下空白,这样贷方就可轻易更改有效利率,例如将一个先令(shilling)改成多个先令(shillings),英镑也能如法炮制。一位律师写信给《泰晤士报》批评这种做法:“如果约定利率……是每年75%,那么不用动脑子就能想出三个月更新之后会变成多少。”[189] 尽管有人提出相反的理论,即利率会自我调整到自然合理水平,但高利贷依旧存在,高额利率依旧我行我素。

“贷款鲨鱼”往往和有组织犯罪密不可分,不过在19世纪,这不过是另一个藏在合理放贷暗处的商业行为。放贷业务繁忙,尤其是对于工人阶层(但绝不仅限于此)而言,他们经常因为急缺钱而遭人剥削。“贷款鲨鱼”们为穷人和时运不济者提供贷款,他们入不了商界的眼,不过也没有遭到社会的排斥。毕竟他们发挥的作用勉强可以接受,大家也就睁只眼闭只眼。说白了,他们就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放高利贷者。不过在美国,这类人不隶属于任何宗教或种族。他们是一群没有种族归属、违背公正的投机贷方。

“贷款鲨鱼”的存在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剥削贫困的工人阶级和那些深陷财务困境的人。但社会并未形成统一认识,很多中产阶级对“贷款鲨鱼”造成的问题知之甚少。底特律某家信用联盟的创始人之一曾说:“绝大多数生活小康的人对‘贷款鲨鱼’的罪行几乎一无所知。”大多数口碑良好的放贷协会创始人都认为,每月收取1%或2%的利息肯定要好过收取更高利息的、没心没肺的放贷机构。那位创始人继续说:“可当我们来到(密歇根)立法机构,提出每月收取1%、1.5%或2%的利息时,为了让立法机构的成员相信这再怎么往坏了算都不是高利贷,我们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190] 1907年,提高利率上限的法案被否决,1909年才终于通过批准。

有关“贷款鲨鱼”的消息随处可见,许多小型金融公司以贷方身份公开宣传自己。很多时候,在贷款给借方之前,他们要向潜在借方收取一定金额的贷款评估费,如果他们决定贷款给对方,还会附加更多的费用,最后叠加在约定利率之上。贷款必须要有抵押,而且其价值要超过贷款本身。分期付款一般以周为单位,漏付一次都会导致抵押物被没收,除非贷方同意对方延期偿还,而这将会加在利息清单上,增加借方的还款额度。在这些情况下,实际利率往往会超过40%。

19世纪诞生了一种油水丰厚的贷款,那就是提前工资贷款,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发薪日贷款。某个工人在发薪水之前需要一笔贷款,贷方同意为他提供贷款,并获得其工资的一部分作为回报。到了约定还款日期,一般是周末,贷方会收到全额支付。这类业务的利率很高,平均大约为25%。尽管左看右看这都属于高利贷,但是没发工资,这个工人没有其他选择,因此,贷方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大赚一笔。在1909年上调利率上限后的四十年,纽约市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Guardia)还忍不住抱怨这些放贷者,可是“贷款鲨鱼”们依旧逍遥发展,因为源源不断涌入的劳动移民和贫困的工人阶级仍需要高利息的贷款。

尽管在19世纪,借钱变得越来越普遍,而且公众普遍反对《重利法》,但在地方,高利贷仍旧被视为公诉罪行,一旦有人报案,政府一定会追究其责任。1894年,哈莱姆区(Harlem)一个老迈的男人向纽约市市长投诉,说自己是“贷款鲨鱼”的受害者。市长将案子交给当地检察官,检察官又转给助理。于是这位助理检察官控告放贷者违反《重利法》,并把此人传唤至办公室。这位遭指控的放贷者来了之后给助理留下一个装有15美元的信封,说自己愿意给老人一些补偿。但是,这位助理忘了把钱转交给老人,事情曝光之后,他只好辞职,以免玷污了上司的清誉,因为看起来,他就像收了一笔小贿赂。尽管金额不高,但高利贷罪名和后续监管无疑反映了纽约“贷款鲨鱼”的新闻价值。

19世纪末期,由于缺乏提供消费贷款的放贷机构,于是出现了很多非盈利团体进入放贷业,以帮助那些低收入工人。1895年,纽约市圣巴多罗买教会(St. Bartholomew)的牧师在接到无数援助请求之后,推出了一个放贷给教区居民的项目,计划以合理的利率提供50美元及以下的贷款,但贷款的前提是非房地产抵押(动产抵押)。当时的平均年工资为438美元。[191] 贷款利率为每年6%,按月分期还款。该项目大受欢迎,才推出九个月,给借方的贷款额度就高达3万美元。当教会决定长期推行该项目时,已经收回贷款1.2万美元。牧师表示:“来这里的很多人都深受放贷者之害,高利贷者和所谓的经纪人在放贷时总是收取高额利息,他们要求动产抵押为担保,小额贷款的年利率甚至高达160%~200%。”[192]

该教会的放贷业务越做越大,而其收取的利息则越来越低。起初有抵押的贷款利率为每月1.5%,后来降至1%。早期的6%是借方支付的实际利率,不过不是约定的年利率,因为多数人会提前偿还贷款。该教会成立不过十年,年平均贷款额度约为30万美元,而拖欠率只有0.625%。[193] 虽然有了这些进步,但对需要高额保证金放贷的现金供应而言,小额贷款仍旧供不应求。该教会和其他许多慈善性的贷款协会一样,将一些放高利贷者赶出了所在的城市。其他城市的不少类似机构都带来了相同效果。

19世纪末,芝加哥也面临着“贷款鲨鱼”和发薪日贷款的问题。

该市及其他城市的商人们意识到,如果手下雇员落入“贷款鲨鱼”之手,他们就会偷商人的东西,以维持收支平衡。《第蒙日报》(Des Moines Daily News)在一篇社论中批判道:“赚取他人血汗钱的‘贷款鲨鱼’最是恶贯满盈的。”于是,雇主们联合起来筹集资金,并以合理的利率为雇员提供贷款。同行的雇主为后世所谓的信用合作社创造了雏形。未来一百年里,信用合作社将不断发展,成为面向成员的主要消费贷款供应方。氏族观念后继有人了。

尽管绝大多数州还保留着利率上限,但是贷方通过对贷款的设计,可以避开各类限令。依照法律,房地产是不可侵犯的,因此动产抵押依旧保持了数世纪的生命力。一般而言,除非严重拖欠或根本无力偿还,否则那些不得不求助于“贷款鲨鱼”的借方是不会有怨言的。即便如此,仍旧难以估测究竟有多少起无力还债的事件是由这些贷方引起的,也难以估量他们对国家收入的影响。总之,这一直是个未知数。

虽然英、美两国试图废除《重利法》,但其定义仍旧是个棘手的问题。马萨诸塞州和罗得岛州等地区声称自己已经废除了《重利法》,可是在出现法律纠纷时,仍以6%为标准利率。英国的法院也意识到,虽然水平线是可变通的,而且取决于具体案件的实质,但利率一旦跨过某个门槛就会变成高利贷。高利贷争辩并未随着1854年英国废除《重利法》而结束。这个词语仍旧活跃在商业术语中,不过道德批判之声消停了。这个世纪后来出现的几件案子中,焦点在于双方谈不拢,因此要限制贷方合同或利率。有些地方的《重利法》已经寿终正寝,但法庭上还是会提起。尽管这些官方法律已经退出舞台,但关于《重利法》的争辩仍不休不止。

英国国会于1900年通过了《放债人法》(Money-Lenders Act),希望能够解决在《重利法》废除之后贷款的高额利息问题。新法律赋予法庭权力,可以处理贷方对借方的指控,从而将利率或与利息相关的赔偿按照原来5%的利率计算。法律通过之后,法院接到很多案子,无不声称对借方收取的利率“苛刻过分”。上议院接到一件案子便出现了高额利息的问题。詹姆斯勋爵(Lord James)评论道:“单是高额利率本身就足以说明交易的苛刻过分……至于何为高额利率则由具体经办的法庭决定……一旦被确认是高额利率,贷方要想辩驳高额利率本身并不足以证明合同的‘苛刻过分’,则必须给出证据。这是他的责任。”[194]

但是,如何定义高额利率是件麻烦事儿。这部法律规定相关的阐释交给法院自行解决,而这种阐释需视具体情况而定。在一个案件中,一位男子需要一笔贷款,贷方要收取每年75%的利息。借方是位年迈的老人,主管着一家每年收入1000英镑的公司。他出示的资产包括房屋、家具和艺术品,总价值为1万英镑,现在他需要一笔贷款支付给自己的债权人。法官接到案子后,裁定合同是公平、公正的,因此老人必须还钱。其他一些案件也面临着同样的境地。陷入这类案子的借方目瞪口呆,从此再也不能喊冤说自己被高利贷坑了。[195] 由此可见,利率水平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取决于借方的处境以及贷方的所作所为。

《放债人法》通过之后,一位法官在后来某个案子中提出:“这部法律的初衷是帮助那些陷入财务困境的人,他们为了摆脱财务窘境不得不去借钱……而不是去协助那些有能力和放债者公平地讨价还价的人。”[196] 市场利率虽然流行,但是如果借方能够证明自己被贷方剥削了,法院就会出手相救。《重利法》存活于世三千年,那些基本原则仍旧焕发着生机。高利贷被定义为处于优势地位的贷方通过收取高额利息占尽借方的便宜。不过,借贷双方的协议依旧以借方自愿签署为假设前提。

美国国会于1800年、1841年和1867年通过的《破产法》迅速被全部废除,于是相关法律出现了真空。1898年,国会再次努力出台新的《破产法》。美国的《破产法》遭遇和1854年之前英国废除《重利法》经历一样曲折跌宕。1898年的《国家破产法》(National Bankruptcy Act)是该国首部涵盖个人和企业的长久法律,其中规定了自愿和非自愿破产,其条款执行了四十年之后才有了实质性修改。

根据这部法律:

除企业机构之外,凡是欠债者均有权依照本法律宣布自愿破产……除工薪族或主要依靠农活或耕地为生的人之外,凡是以制造、贸易、印刷、出版或商贸为主要从业领域的任何自然人、任何非公司制企业及任何社团,如果所欠债务达到1000美元或以上,在没有公平审判的前提下,可归为非自愿破产,将受本法律条文约束,并有权享受该法律规定权益。私人银行,不包括国有银行以及州或地区法律公司制银行,可归为非自愿破产。[197]

条文当中之所以要涵盖私人银行,是因为鉴于其私营性质,它们不受监管和公共会计约束。

《破产法》的通过可谓恰逢其时,下一个世纪将成为利息和债务历史的里程碑。虽然债务革命费了数十载才发展起来,但20世纪无疑是绚烂的一章,因为放贷中长久以来备受谴责的消费贷款一跃成为新时代繁荣发展的领路人,不过它不再以债务做伪装,而是有了另一件更加朦胧的外衣——信贷。

第5章 新债务革命Chapter 05

近期的调查得出一个定论:凡是人口超过30万的城市,每5000~10000人中,就有一个是放高利贷的;而在那些制造业雇工量大的城市中,聚集的此类人物大幅增加。

——《纽约时报》,1911年

本章导读1899年,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198] 出版了一部名为《有闲阶级论》(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的著作,完美地展现了19世纪之后人们对债务的新态度。在这本书里,托斯丹描述了在过去数十年中富裕起来的新消费阶级,评议了“镀金时代”创造出奢侈品需求的当代顾客。他这样写道,“高调消费昂贵物品是有闲绅士的身份象征”,他们的目标是模仿其他富人,追求社会地位和奢侈生活。在过去数世纪,《节约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使这种行为降到最低,不料到了“镀金时代”,人们非但不再谴责,反而大加鼓励对腰缠万贯的银行家和实业家的跟风效仿。不管怎么说,这对经济是有好处的。

英国废除了《重利法》,美国也在尝试废除,高额的放贷利率还是存在。绝大多数消费贷款并没有受到影响,还是保持了数百年以来的原貌。尽管商业贷款遵从了市场现实,但实际利率超过100%的消费贷款仍然非常普遍,支付最高利息的还是贫苦和弱势的借款人。购房互助协会和友好协会的确为很多人提供了利率合理的贷款,可是大部分人不具备成为其成员的资格,结果还是要偿还高额的利息。

复利计算早就成了普遍行为,但人们对其潜在的破坏力仍心有戚戚。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认为,忽视社会发展和全民福祉已成为社会性问题。先前的达尔文的发现以及马尔萨斯发出的人口警告全被抛至一边,取而代之的是金融计算。但愿进化论的益处能和人口增加的可怕预测相互协调,从而带领社会走向幸福。不过在凯恩斯看来,现实与此愿望背道而驰,事实上人口增长率和科学利益早都分道扬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他便写道:“……19世纪在紧盯着复利那令人眩晕的好处时,遗忘了物种的繁衍能力。”[199] 金融注定了要对政治和经济施展魔法。

复利禁令早就不复存在,仅剩的争议围绕法律展开,关于是否以及何时应该收取复利的大多数讨论都与《合同法》有关。大西洋两岸都出现了大量文献,论述复利计算在合法合同中的作用,这和查士丁尼时代对受益权和高利贷的争论别无二致。收取复利将受到密切监督,尤其是合法监护人和法庭的监督,以确保借方或未成年人不被贷方或其他中间人剥削。

20世纪为信贷和债务引入了很多新奇的观念。人口激增对金融机构造成了普遍压力,它们必须更快、更好地提供信贷。信用合作社、互助会、购房互助协会继续繁荣,不过还是赶不上人口增速,大部分人还是要依靠私人贷方解决借贷需求。提供高利率贷款的专业金融公司和发薪日放贷者业务繁忙,而且服务需求量越来越大,但面向中小账户的工人阶级和普通公民的放贷机构却严重欠缺。“贷款鲨鱼”依旧是全国性的问题。利率为50%及以上的贷款资源非常充足,而低于该利率的则少得可怜。这些情况对经济造成的危害难以计算,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美国并没有对个人信贷进行任何统计。

“二战”之前,人们讨论的焦点是消费贷款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消费者贷款的合理利率究竟是多少。20世纪20年代,为工人阶级提供小额贷款的信贷机制的确有进步,但离所需的金额和低利率的目标仍然相去甚远。1903年,瑞典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 Cassel)写道:“由于市场体制瑕疵的存在,或市场出现特殊情况,尤其是遭遇风险而难以存活时,贷方要求的剩余价格就是高利贷。”换言之,正是因为市场信贷存在结构性缺陷才导致了高利贷。他进一步提出,“高利贷只不过是利用市场体制缺陷的众多强盗行为中的一种”,并得出结论:

主要问题在于,如何保证每一笔合法贷款,既考虑了所有情况,又存在于理想的市场结构中,且能在利率上达成一致。不难得出结论,救治之法是以向所有人证明其信用度为目的的信贷组织。这不但关乎例如合作社或其他能为弱势农民与手工从业者提供贷款的组织的创建,而且,推广此类基础商业知识能预防借方稀里糊涂地签署合同,还能从一定程度上帮助借方理解市场条件。[200]

美国信贷市场似乎听到了现实的呼唤,银行体系开始出现更多的分支,将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提供消费者信贷。

工业国家,尤其是美国,在经历了早期基础设施及其他资本项目的建设之后,开始意识到消费对国内经济的价值。制造业和服务市场要想发展起来必须仰仗人口,只有今天我们所说的“消费者”购买各种新产品,才能维持工业革命之后的繁荣。这是和过去的一个分水岭——从罗马时代到伊丽莎白时代的各朝社会都推行《节约法》,要求民众量力而行,不要痴心妄想,忘了身份。现代工业社会要想蒸蒸日上,就必须用更民主的概念将这些腐朽的“位高权重”思想取而代之。因此,必须鼓励而不是遏制新时代的消费者。

消费者市场要想发展起来,并且使普通公民也能购买琳琅满目的商品,社会就必须改变原来的“量入为出”的基石,还要扩大消费者的消费支付空间。传统上,唯一可用的信贷是商人和消费者之间一对一的业务。如果消费者无法当场支付,商人往往会同意对方延迟一两周再支付。绝大多数情况下,消费者会当场给钱;如果某件商品无法立刻支付,那就是自己买不起。按揭购买房屋是例外的,储蓄和放贷机构一般会同意十年的支付期限。“一战”以前,商业银行极少从事此类业务,包括私人银行在内的大银行绝大多数只提供商业贷款,证券承销,专为富人服务。未成气候的零售银行也主要面向社会上最富裕的10%的人群。进入新世纪,贾尼尼(Amadeo Pietro Giannini)在加利福尼亚创立了意大利银行(Bank of Italy),后来更名为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自此,商业银行开始积极从事零售业务,消费者浪潮有了体制支撑。“一战”之后,大型银行开始服务普通百姓,因为显而易见,消费者这股快速崛起的力量能为贷方带来盈利。

1913年,美国首次推行永久性个人所得税,虽然对于普通工人阶层来说,税率绝不算高。受影响最大的是那些高收入人群。1909年,美国首次推行企业税,“一战”期间税率还会上调。自推行之日起,企业和个人的利息支付都可享受减税政策。个人在汽车和房屋的利息支付中还可获减免,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不过,在20世纪前十年,这类税还是新玩意儿,当时很多人认为它们阻碍了经济进步。

富人阶级总能享受高生活水平,因为他们有资产,要么是房地产,要么是诸如股票之类的无形资产。工人阶级就没这么好的命了,很多人都是月光族,很少有存款或财产。即使其年利率已经高达120%,发薪日贷款依旧是工人阶级的主要信贷来源。现代金融很快就冲垮了这些障碍。平头百姓希望能过上富人那样的生活,可是囊中羞涩,解决办法就是构思新方法,取代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当场支付的做法。这成为20世纪金融革命的第一波浪潮。结果是很激动人心的,1929年,消费占到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3。

战争、债券和赔款就像过去一样,20世纪,战争为固定收益类投资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美国内战的借贷经验证实,政府债券是极佳的投资选择,因为拖延风险最小。

当美国财政部需要为“一战”筹集资金时,销售新债券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地展开了。这使得人们不禁回想起了杰克·库克。购买战争债券是一种流行的投资方式,还能彰显爱国情怀。战争贷款的广告投向小额储户,这又唤醒了很多移民的记忆,他们为了人身安全漂泊到美国。最流行的一幅宣传海报上画着埃利斯岛(Ellis Island),自由女神的影子落在岛上。广告营销是必要的。从1917年到1919年,财政部推出了五批“自由贷款”(Liberty Loan)项目,高达215亿美元的总价值令人咋舌。这是截至当时为止,美国历史上金额最高的一次融资。

财政部把债券发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该银行再分发给其他银行和经纪人,然后销售给客户。财政部亲自负责监管销售,没有让以往经常参与债券销售的华尔街投资银行插手。此次债券仿效五十多年前杰克·库克用过的销售技巧,面额较小,平均约为100美元,起初进度缓慢,但后来供不应求。

各路投资人购买“自由贷款”都出于一个原因:此类债券免交联邦所得税。在所得税规定落实的数年里,税率居高不下,因此债券需求量大幅上涨。投资界可不会放过这次机会。上百万人都购买了债券。投资银行估测,战前购买债券的人数仅35万,1914年之后激增。[201] 金融推销很快就专注于个体投资者了。一个个体的持有量不足为道,但加在一起,潜在市场不可小觑。国民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行长查尔斯·米切尔(Charles Mitchell)喜出望外:“本国出现了一支庞大的投资队伍,之前他们可能对何为息票债券一无所知,可未来他们将有望成为储户和债券购买者。”这无疑是“自由贷款”销售的终极犒赏。[202]

除了财政部债券之外,自治区、公司、外国政府和外资公司也推出了债券。铁路债券慢慢让位给工业公司发行的债券,不少自治区利用债券市场筹钱,以提供需求不断增加的城市服务。很多外国政府和公司也在利用债券市场找钱,陌生借方越来越多。借方国家既有东欧和西欧的,也有拉丁美洲的。

1915年,J.P.摩根公司(J.P.Morgan and Co.)协助组织了截至当时规模最大的单只债券,该债券被戏称为“1915盎格鲁-法兰西贷款”,其收益用于支持德国的敌对国。所有主要银行机构都受邀参与了发行,不过和“自由贷款”的做法不同,承销费被分给了各家银行。战争期间,摩根为美国财政部承担了大量金融工作,在凡尔赛宫会议之后的和平谈判中,摩根可以说发挥了最大影响。摩根的搭档们控制了全球政治银行界。其中一位名叫托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会议期间(始于1919年),他成了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最信赖的顾问。最终德国收到的赔款协议上的总金额超过350亿美元。曾担任威尔逊战争工业委员会(War Industries Board)主席的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不无艳羡地说,会议上到处都是摩根的人,这里俨然成了他们的秀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出版于1919年的《和平的经济后果》(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中指责了这一做法。作为英国财政部金融代表,凯恩斯参加了凡尔赛宫会议,亲历了谈判。对于向德国提出的赔偿条款,他提出反对,可是反对无效。战争之后,战胜国人民报仇情绪高涨,提出的条件自然苛刻。凯恩斯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复利对赔偿的影响。支付是在会议之后的一定时间内完成,他指出,支付计划不仅对德国是个沉重的负担,而且会威胁到未来和平。当时提出的赔偿总额是个概数,凯恩斯的计算结果比联盟的估算略微高一点儿。他写道:

根据我的计算,总债务为400亿美元……假设利率为5%,那么不算计提[203] ,年支付额为21.5亿美元……按照5%的复利,本金总额将在十五年后增加一倍。假设德国在1936年之前无力完成每年7.5亿美元的支付……不算利息情况下的250亿美元将上涨到500亿美元,年利息达到25亿美元……如果德国某年年末支付未达到该金额,那么其欠款将超过最开始的额度。[204]

复利显然使赔偿问题恶化了。德国从未全部支付赔款,高通货膨胀和“二战”终于还是爆发了。赔偿债务中采用了复利,这让凯恩斯如坐针毡,同时也证明这是战后相对普遍的政治权宜之计。德国出现的问题恰好和理查德·普莱斯于18世纪末期在英国提出的观点截然相反。现在人们利用复利收取赔款,让德国国家债务更加雪上加霜。这时,最初的偿债基金构想完全被颠倒过来。

借钱消费的新浪潮20世纪20年代,基于战后的繁华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较之以前任何一个时期,这时的美国人更容易获得信贷,消费产品的种类也更为丰富。在这样的氛围下,人们都在借钱消费,而且越借越多。罗伯特·华莱士的早期乐观精神超越了托马斯·马尔萨斯的悲观主义。信贷开始民主化,以契合人口增长和改善生活的需求。

即便算上战前,借钱消费的浪潮也才盛行了几年而已,但人们对新诞生的消费主义观念已经觉得别扭。有人担心消费者支出太多,将导致储蓄太少甚至压根儿没有。与这种恐惧同时出现的还有对酗酒和烈酒消费的顾虑,尤其是在工人阶层中,这最终导致了禁酒令的出台。不过和长期存在的高利贷禁令一样,由于老是被违背,禁酒令形同虚设。

“一战”期间,各个阶层都在倡导“节约行动”(thrift movement),并督促美国人民尽最大可能存钱。政府希望公民能将资金用于政府战争债券。邮政储蓄银行成立了,其服务之便捷令很多储蓄银行和信用社望洋兴叹。伍德罗·威尔逊提出,为战争债券投入1美元就意味着政府筹款少了一点儿竞争。储蓄成了举国上下的爱国义务,也相当成功。这笔现金令贷方垂涎三尺。

美国和消费者信贷的长期存在的密切关系真正始于20世纪20年代。购买力的变化及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信贷开启了蓬勃发展的势头,直到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才画上句号。自此,生活标准反过来永久性地改变了生活方式和人们未来对债务的态度。20世纪20年代,消费者债务增加了一倍不止。在1929年市场崩溃之前,消费者人口约为6000万,而债务约为64亿美元,换句话说,每人负债106美元的债务,大概相当于年人均收入的8%。[205] 第二抵押品开始变得普遍,因为只有一个房子已经无法满足某些房屋所有人日益膨胀的购买欲望和对消费品的渴求。人们曾经认为债务是负担,但在贷方积极的解读下,这一概念被抛至九霄云外。现在,债务是信贷的拓展,潜台词是积极正面的,而不再像数世纪前一样消极。《纽约时报》于1923年做出评论:“实有必要在信贷和债务之间划分界限,可是要找到分界点着实困难。”

到了1925年,分期信贷公司的数量超过了500家。信贷机构发展起来了,商人和贷方为账户持有人提供手写账单。这些机构发现,顾客总是挑自己方便的时候偿还贷款,而不是严格遵守还款时间表。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由于拖欠而再次占有抵押物品的情况时有发生。和过去一样,消费者贷款需要抵押。

即使这类新兴的购买活动大多是靠信贷提供的资金,但是还是和“二战”之后发展起来的信贷大有不同。当时虽然出现了信贷机构,但是并未大面积普及,大部分人仍旧在必需时才购买商品和服务,绝大多数人并未接触银行机构。20世纪20年代信贷现象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大约只有10%的人会使用信贷。1930年,20世纪基金会(Twentieth Century Fund)估测,大街上90%的人没有接触过信贷。零售银行统计数据显示,实际发生的消费,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借钱。那些有银行账户的消费者(如果有账户)往往会去找储蓄债务协会、信用社或储蓄银行,而不是商业银行。因此,大萧条一开始,商业银行就削减了自己新建立的零售业务。

绝大多数商人贷方允许顾客定期存钱,以供他日消费。商人会将商品放在一边,直到收到全款才将商品交给顾客。换言之,放在从前,消费者要先储蓄后支出,而如今的做法则是先支出后储蓄偿还。从技术层面而言,这种“余款付清交货措施”(lay-away plans)是为将来消费准备资金,而不是偿还已有的消费债务。金融的马车以这样的方式滚滚前进,直到世纪末被颠覆。

这种余款付清交货做法还将盛行数十年,但后来被新型分期信贷抢了风头。后者的概念简洁明了,在当时颇有超前之感。消费者在购买时必须支付首次交款,之后按照等额分期支付余额。1911年,西尔斯·洛布克公司(Sears, Roebuck and Co.)推出了消费者信贷业务,这是首批设立该业务的零售店。汽车是以这种方式购买的头号大件商品。1916年,马克斯韦尔汽车公司(Maxwell Motor Car Company)成为首个允许信贷买车的制造商,要求首次支付50%,余额则均分成8次支付。其他汽车公司纷纷效仿。大宗商品是分期信贷的头批对象,不过仅在十年之内,信贷就覆盖了所有商品。

抵押仍然是放贷的前提条件,只是不再那么直接。如果某位顾客想申请住宅按揭,正常情况下要去找有储蓄业务的购房互助协会。一般来说,申请按揭的顾客必须在小银行有储蓄账户,购买住房之后,账户必须保持使用,这样银行就能按照自己的最大利益计算,以确保客户能够承担得起按揭支付。从银行角度出发,顾客必须为贷款保有小额补偿性余额。当时的按揭条款可没有“二战”之后那么慷慨大方。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正常抵押贷款必须在三到五年之内还清,购房互助协会和储蓄银行提供的条款更慷慨一些,能延至十一年七个月。实际上,绝大多数抵押融资结合了初级抵押和二级抵押,从而延长了还款期限,不过当时清偿期很少会超过十五年。小型贷方显然比大型同行更有优势,因而占据了住房按揭市场的较大份额。

普通公民通过巧妙的融资获得了第二件大宗现金购买的消费品,于是人人有车开。战争一结束,制造商立即意识到必须加大对顾客的信贷。1919年,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创建了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General Motors Acceptance Corporation,简称GMAC),为经销商和顾客提供贷款。该公司生意火爆,三年之内借出的消费贷款超过2.27亿美元,成为这一浪潮中最大的分期信贷公司。[206] 之后,福特汽车公司(Ford)于1928年成立了自己的信贷分支,发誓要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让举国上下人人拥有一辆福特汽车。福特宣称此举绝不是为了谋利,而是要为购买者提供资金。福特旗开得胜,两年之内,福特为80万“分时”购买者提供了4.25亿美元的资金。当时,最廉价的汽车价格略微低于普通工薪族一年的总收入。接下来的十年里,工资从原来的1100美元上涨到1500美元。[207]

分期信贷非常普遍,很多主要放债人甚至在1926年联合起来成立了贴现公司[208] ,这就像一种后盾,通过贴现购买它们的票据,从而保证流动性。结果显而易见。20世纪20年代末期,分期信贷成了最流行的贷款模式。每年的贷款总额度约为64亿美元,大约一半属于分期信贷,[209] 紧跟其后的贷款来源是“未授权放债人”和当铺,年贷款额分别为7.5亿美元和6亿美元。这说明,虽然消费者放贷有了发展,但社会仍旧非常依赖过去更加普遍的贷款来源。“未授权放债人”包含着多种来源,而最知名的来源已经迫害美国社会数代之久,那就是“贷款鲨鱼”。

向“贷款鲨鱼”宣战“一战”之后,美国被两大严重的社会问题所困扰——酗酒和高利贷。两者可谓关联密切,不过人们显然认为酗酒更猖狂,所以才出台了禁酒令。禁止制造烈酒是美国制定的最像《节约法》的法规,但是严格来说,禁酒令认为罪魁祸首是制造商而非消费者。

战后,“贷款鲨鱼”和有组织的犯罪勾结起来,为那些有需要的人提供现金,利率之高绝对到了高利贷的程度。其中一个典型事件遭到了曝光。1933年,暴徒达基·舒尔兹(Dutch Schultz)饮弹而亡,《纽约时报》评论道:“自古以来的高利贷纷争,加上现代黑帮的打打杀杀,据说这是导致昨日枪杀案的主要因素。”舒尔兹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贷款鲨鱼”,纽约政府透露,不知内情的借方被他讹诈的利率每年高达1042%。显然,如此高昂的利息永远偿还不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和大萧条反而刺激了消费贷款需求,如果有人的贷款渠道不是银行,则会无奈地身陷悲惨境地。

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有组织犯罪爬上了头版头条。20世纪 30年代末期,暴徒犯罪由原来的禁酒令时期违法生产烈酒让位于“贷款鲨鱼”。“贷款鲨鱼”依旧有市场,主要是因为大型银行不愿为低收入的小储户办理业务。经济艰难刺激了贷款需求,很多小商人和个体如果需要贷款,都会去找“私人”放债者。“贷款鲨鱼”早在20世纪前几十年就是主要的社会经济问题了。高利率阻碍了这些倒霉的借款人享受真正的经济进步。但是还有其他收取高额利息的方式,例如在贷款之前就开始征收利息。并非所有的“贷款鲨鱼”都身穿黑色雨衣、躲在暗处做生意。绝大多数都是未授权的贷款公司,剥削缺现金的工薪人士。他们扬言,自己是在为传统银行机构没有服务到的那一部分人提供信贷。这番言论深得很多处理大规模金额业务的银行的欢心,它们可不愿意参与零售放贷业务。“贷款鲨鱼”无疑是对当时重利法律的嘲讽,也成为高利贷立法的靶心。

20世纪20年代,消费者信贷因两股力量而蓬勃发展。鉴于“贷款鲨鱼”问题之严峻,人们开始为小额消费者贷款提供更多可能性。惯常而言,“小额消费贷款”是指个人贷款金额为300美元或以下,或不超过平均工资的15%的贷款。很多州计划修改利率上限,允许贷方从贷款中收取更多的利息,因为高利率能吸引更多的合法贷方,减少“贷款鲨鱼”。这一做法大受欢迎,尤其是几个大型放贷机构决定进入小额贷款市场之后。罗素·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成功游说了几个州的立法机构放开对小额贷款的利率上限监管,其结果是,除了美国银行,还有两家大型商业银行也进入了该市场。这两家机构都在纽约市,分别是国民城市银行和合众国银行。1928年,两家银行均推出了小额贷款业务。国民城市银行首先宣布消息。该行行长查尔斯·米切尔表示,银行意识到曾遭大型银行忽视的小额顾客需要而且将会得到资助。他这番话折射了一个事实——该银行并不习惯与普通工薪顾客打交道,不过银行还是信誓旦旦,“通过与这一阶层的接触,我们坚信,他们每一个人都正直可信。我们绝不是去鼓励所有人都要借钱花,除非是情非得已,不过我们有信心,在崇尚节约精神的背景下,我们提供的贷款能得到偿还。”[210]

几个月之后,合众国银行进入市场,不过并未停留太久。1930年,银行高层挪用顾客存款从事股票投机,事情败露后,银行被迫关门,成为到当时为止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银行倒闭事件。1929年市场崩溃后,银行遭受重创。很多储户都是新移民,他们的存款全部化为乌有,最终纽约州介入,恢复了部分存款。

1922年,美国58个州中有43个州都制定了《重利法》,不过并不完全统一。有些州规定了贷方能向借方收取的最高利率,有些州则要宽泛一些,旨在遏制所谓的“道德高利贷”(moral usury),即向那些显然无力承担的人收取高额利息,而且没有书面贷款合同作为保障。换言之,贷方是在剥削身陷经济困境中的借方。这些条文听着完美无瑕,可是执行起来异常困难,尤其是道德高利贷。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道德高利贷和最早的“以邻为壑”观念颇为类似,但是很难定义。

很多州的法定利率在6%~12%,具体视贷款类型而定,按揭利率属于这一范围的较低水平,而定期消费贷款的利率则属于较高水平。贷款合同上会注明法定利率。在20世纪,“民间”高利贷和“犯罪”高利贷的区别越发明显。这些术语比起“道德高利贷”来更加易懂,处理方式也大有不同,犯罪高利贷一旦被证明属实,放贷人就会受到严厉惩处。判断各州放贷是否合法的标准是宪法规定的最高利率(如果依旧存在的话),由于该利率绝大多数情况下都符合按揭利率,因此易于监管。如果贷款合同中没有注明具体利率(倘若果真有这样的合同),则使用法定利率;如果没有注明具体偿还计划,则要依此利率完成贷款贴现。该利率还适用于消费者贷款和定期贷款,但按揭除外。相比较于采用长期合同利率的贷款,法定利率适用的贷款类型质量较差。人们意识到,尽管存在《重利法》,但质量较差的贷款必须收取较高的利息,因为如果这类贷款没有一定额度的风险保证金,贷方一定会退避三舍。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末期,这些贷款的利率一般能高达18%。

法定利率易于监管,而消费贷款的合法利率就更加棘手,往往还会导致“道德高利贷”的模棱两可问题。这类高利贷几乎无法评估,因为它取决于借方有理有据证实自己遭受不公平对待。如果是在和机构性贷方打交道,并且能证明贷款收取的利率超过法定额度,则这样的结果倒是可行的。但是,如果对方是私人贷方或“贷款鲨鱼”,这即使不是绝不可能,也绝对是难比登天。这种规定当然也适用于诸如达基·舒尔兹这样的放债人,然而麻烦在于,借方必须提出法律诉讼。“贷款鲨鱼”罪犯经常使用暴力手段,加之利率过高,导致很多雇主成立了共同协会,最初的目的就是要让手下雇员能以更加合理的利率借到钱,减少对自己和雇主的伤害。

1915年,货币监理部门提出,两百多家全国性特许银行收取的利率等同于高利贷,此话一出,震惊了整个金融界。《重利法》已经执行了数年,为何相关讨论还是能引起人的公愤?一战时期争议的核心是一个长期性的政治问题,在下一个世纪仍将数次抬起头来。内战期间通过的《国家银行法》要求联邦特许银行必须遵守国家利率上限,出发点是州银行在遇到拖欠情况时可以采用该上限利率。然而,州银行并未对大型联邦特许银行马首是瞻。两支派系竞争不断,对司法管辖和可收取利率争执不休。监管部门抱怨自己管辖下的银行为所欲为。全国性银行还出台了更高的利率,州银行也乐得照葫芦画瓢儿。《重利法》和实际放贷之间由来已久的紧张局势再度进入大众视野。

美国除了有指向全国性银行的《重利法》之外,实际上还有一套存在了近五十年、诞生于大萧条时期的非官方《重利法》。1933年,国会通过了《银行法》(Glass-Steagall Act,亦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规定美联储有权行使Q条例。为了保证各银行间公平且良性的竞争,该条例授权美联储为成员银行设定最高存款利率,这样大家就不会为了吸引存款而哄抬利率了。在接下来的四十七年里,最高存款利率绝大多数时候都没有超过6%,有时甚至更低。这限制了银行主要的资金成本,并且有助于围绕存款率的特定范围制定放贷利率。这种差价银行业务易于维持,因为银行只为顾客提供了两种账户——储蓄账户和支票账户。银行为最佳顾客提供的贷款利率往往比存款利率高出几个百分点。消费者贷款利率自然更高一些,不过如果放贷利率过高,将会出现超过限额的问题。美联储一方面捍卫资金成本,一方面又对高额利率大为不满。Q条例与各州利率上限完美契合,从而在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之间划出了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范畴。

1928年,罗素·塞奇基金会估测,商业银行收取的贷款利率约为13%~35%,小型贷款公司为42%,有授权的当铺为60%,而无处不在的“贷款鲨鱼”居然高达480%!该机构自1912年首次出版高额放贷利率调查结果以来,一直在跟踪研究。[211] 20世纪20年代,尽管当铺收取的实际利息奇高,但还是没有受到任何谴责。应当承认,工人阶层在这个消费社会里过度消费,当铺自然成了他们最后一丝希望。如果没有这类机构,要想穷人和手头拮据的工作者走进资本主义恐怕非常困难。[212] 大萧条开始之后,“贷款鲨鱼”以及其收取的利率急剧增高。当时全国信贷紧缩,能借到的钱少之又少。消费贷款利率在无人煽风点火的情况下自己调整到了接近20%,于是乎,人们只好默认,由于经济和商业的普遍发展,出现高额利率是自然而然的事。

我们以从各州《重利法》的措词中找到一些对上述矛盾的解释。法律规定,书面贷款合同的利率不得高过规定的最高值。但凡有书面协议,任何人不得向他人收取高利率,但如果没有书面协议,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人们普遍认为,合同有效期一般为一年或以上,例如按揭,协商的利率必须遵守《重利法》。但是,牵扯到个人目的或消费计划的短期贷款,利率则要根据这个较短时限(一般为几个月)来制定。此时,利率可以按月来制定,一般都低于年重利上限。如果月利率是1.5%,换算成年利率则为18%,当然,实际年利率并没有被明确提出,这一情况直到1968年《诚实借贷法》(Truth in Lending Act)出台才得以改变。如果借方能在三个月之内偿还贷款,则实际利率为4.5%;如果采用复利会略高一些。如果是长期债务,且又采用了法定利率上限,借方能否向法院申请减免则是未知数,除非实际利率高得离谱。

另一种逃避高利贷指控的常见办法是“工薪支付(salary buying)”,这是发薪日贷款的委婉说法。贷方会要求工人签字将一周的薪水转让给自己,然后再贷款给工人,这样就能逃过严苛的规定。他们声称这不属于贷款,只是提前服务,因此能逃过《重利法》。不管用什么名称,利率高是事实,最常见的情况是,工人将自己下一笔25美元的薪水移交给“贷款鲨鱼”,以获得20美元的贷款。

发薪日放债人收取极高的利息,但自19世纪以来,对它的打击成效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纽约市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发现,该市普通工人每周的平均收入为40美元,可他们为了提前拿到现金,甚至愿意支付10%的周薪,对此他勃然大怒,“我早就推行了政策,保护我市工人阶级免受‘贷款鲨鱼’和放高利贷者的剥削。”他这样说道。但是毫无效果。“一战”爆发以前,这个问题就已经无可救药了。1911年,依照威廉·杰·盖诺(William Jay Gaynor)市长的吩咐,纽约市针对“贷款鲨鱼”做了一项调查。特派员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 Fosdick)发现,每5位本市雇员中,就有一位会时不时去找“贷款鲨鱼”。市长认为这一现象不可姑息,而在调查过程中,福斯迪克委员披露的不少事件让问题越发严峻。其中一件是关于某位城市消防员,他五个月之内死了5个孩子,于是借了100美元支付安葬费。他还了10美元,两年之后,他的欠款金额达到了200美元,他能够还上贷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当时纽约州通过了一部“贷款鲨鱼”法律,不过该法律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求想从事私人财产贷款业务的贷方必须登记注册。[213]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即使分期信贷已经非常普遍了,最古老的一种放债者还是获得了不少尊重。当铺依旧是全国最大的贷方之一,仅次于分期公司和未授权放债人。它们的业务和普通放债人区别不大,贷款都需要抵押,如果当铺得到所在州的授权批准,则收取的利率理论上也受监管。不过,当铺主要还是地方事务。这些人从未联合组建成全国性的公司,一直保持小商人身份,其业务也是子承父业代代相传的形式。当普通公民达到信贷额度上限时,若急需现金,当铺就是最后的希望。1928年,一家当铺老板表示,有时出现突发情况,普通居民甚至掏不出100美元的现金,只好向他求救。“一战”以前,据传法国只有一家此类机构,收取的年利率约为8%。但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此类机构比比皆是。

很多州都着手调查“贷款鲨鱼”的问题。1928年,波士顿一位名叫爱德华A·费伦(Edward A. Filene)的商人指出,诸如信用社这类信贷机构的增加是应对重利问题的最佳妙方,他在一次广播新闻中说道:“纽约和本国其他地区对重利问题的调查是个强有力的挑战,我们必须根除这种社会不公正。”他还认为,很多信用社非常成功,它们甚至允许工人借钱,而利率和那些大型机构相比,也富有竞争力。[214]

纽约对高利贷的调查始于1928年,主要是针对“贷款鲨鱼”和发薪日贷款的,后者在纽约已然登堂入室,因此成为重点关注对象。购买者声称,他们提前支付的现金并非贷款,而是对某笔薪水的折现[215] 购买。州立法机构提议制定小额贷款法案,这与全国性《重利法》的推崇者提出的模板如出一辙,要将小额、无保障贷款的最高利率限定为每月2.5%,与那些已经采纳该观点的州保持一致。发薪日贷款将被视为一种放贷行为,并且必须纳入法律。

与此同时,纽约州检察长数次召开会议,讨论纽约州小额贷款的利率问题。调查发现,小额贷款的利率从30%~1000%不等,贷款几乎全是面向需要流动资金的工人阶层的。有人提议要逮捕有嫌疑的“贷款鲨鱼”,政府也搞了几次高调的逮捕行为,但这些案子并没有人积极跟进。检察长阿尔弗雷德·奥丁格(Alfred Ottinger)指出,纽约州每年损失2600万美元,全部落入“贷款鲨鱼”的口袋,而且绝大多数是出现在纽约市。这种“年度诈骗”金额逐年递增,督促了立法机关出台适用于各州的小额贷款法律。[216]

很多小额贷方迅速做出反应,卷起铺盖赶紧离开了纽约州。新泽西州意识到这一危险,赶在贷方人潮穿过哈德逊河(Hudson River)之前组织了“贷款鲨鱼”调查。但纽约州的问题可不好解决。活期贷款市场对小额借方能获得的金额数额也有重要影响。如果股票市场贷款(保证金)的借款利率偏低,贷方就会为更小额的借方提供更多信贷;如果活期贷款利率较高,情况则恰好相反。资金不过是为了更高的回报而从这一领域转到另一领域。活期贷款不受纽约州《重利法》的约束。活期贷款和定期贷款产生了竞争,如果活期贷款较高,定期贷款就必须提高利率。据《纽约时报》报道:“这促使经纪人哄抬定期存款,以吸引那些甘愿冒面临高利贷指控的人。外币瞬间消失了,贷方面临着本金利息双损失的风险。”[217]

在20世纪20年代的进步派中,面向投机者的贷款也是波谲云诡,这在被东部贴上“草原民粹主义者”(Prairie Populists)标签的人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边际率[218] 吸引贷方为股票投机者提供贷款,从而消耗了消费者可能的低利率资金,由此导致冲突不断。进步派认为美联储难辞其咎,因为它没有为储备金向成员银行支付利息。结果,银行借钱给市场,以获得更高的利息收入。进步派认为,总体而言利率偏高,可华尔街却享受着低利率,普罗大众则被迫接受高额利率。这番争论直到大萧条时期才算告终,因为在其他经济问题面前,这就显得无关紧要了。

但是,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措施并未缓解事态。家庭金融公司(Household Finance Corporation)是为商业和个人提供小额贷款的重要机构之一,其发言人说道:“纽约州小额贷款法律规定,除额外费用之外,月利率固定为2%,实际上月利率大约为2.5%,这部法律毫无实际可操作性。去年,本州从事该业务的(放贷)授权机构只有17家。比起通过非法渠道收取高额利率的需求金额:未偿付贷款金额不值一提。”河对岸也出现了类似问题:“在新泽西州,这个问题扯上政治了,去年执行的利率为每月1.75%。最终的结果是,除了一家机构以外,其余授权公司都撤出了新泽西州。”[219] 虽然有些放贷会被贴上“高利贷”的标签,但小额借方能获得的资金越来越少,只有实质性地放松法律监管才能吸引有信誉的贷方进入市场,并保证利率能补偿他们的预测风险。

伦敦一部话剧就刻画了人们对放高利贷者和“贷款鲨鱼”的不满情绪,这出从伦敦西区引入的话剧于1928年夏季在纽约上演。观众看完《放债人》(The Moneylender)后的感觉可谓五味陈杂。这部戏讲述了一位名叫萨缪尔·列维(Samuel Levy)的犹太放债人和一位名叫莉莉安·鲁特莱尔(Lillian Luttrell)的非犹太英国淑女的复杂婚姻,这种连理枝在当时被视为异族通婚。新娘的父亲在伦敦设立了一家放债机构,不过她的家人对此一无所知。由于双方对宗教和金融的考虑,这场婚姻最终落空,两人分道扬镳。这部话剧的原名为《典当之恋》(Love in Pawn),微妙地涉及了典当商们的宗教信仰。

1928年,在罗素·塞奇基金会和家庭金融公司(五十年前就已创立)的带头下,各州开始采用《统一小额贷款法》(Uniform Small Loan Law),以提高《重利法》的灵活性。国会无法废除面向全国性银行的《重利法》,因此各州开始引入这部法律。面向个人的居家物品贷款最高为300美元,担保就是这些物品本身。1928年,共有28个州采用了小额贷款法律,基于所有的消费者贷款利率最终下降这一假设,《重利法》因提供更高利息而被抛开。很多州都接到意见,要求将贷方能收取的月利率由1.5%上调至3.5%,换言之,年利率从18%上升到了42%。人们普遍认为,利率虽高,但也是情非得已,因为必须借此来吸引合法放贷者提供消费贷款,尤其是面向工人阶层的贷款。利率为40%的贷款总好过利率为200%或更高的贷款。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认为市场力量最终会对利率进行干预。威斯康星州州长就曾断言道,《统一法》是在为高利贷煽风点火。可是局势已如脱缰之马。很多州相信了业务拓展全面就会让利率自行下降的说法,于是推出了各自的法律版本。结果这一年,家庭金融公司决定扩大其零售放贷业务,还跑到华尔街去融资,在所有的参与者当中,它是最大的赢家。

美国巨头的债务帝国为消费者提供的信贷麻烦不断,相当费力,而在企业世界则恰好相反。即使股票市场备受关注——尤其是1837年之后经济崩溃或恐慌轮番上演,但债务还是整个19世纪美国最钟情的融资形式。没有人会担心企业欠债,相反,即便发行债券的企业财务状况令人堪忧,企业债券一直是投资者的心头好。

自1870年到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正值信用建设的巅峰时期,而随着人们对债务(这与证券相反)的认识渐渐增加,杠杆借贷[220] 成了打造巨大工业帝国的最惯用手段。人们曾经对债务和利率避而远之,此时却为了获得市场主导地位而大肆利用杠杆借贷。从商品供应生产、铁路、制造业到公共事业,为了巩固地位、扩大市场,各行各业都是债台高筑。很多人发现,和消费债务一样,企业债务也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帮助企业披荆斩棘拿下大片市场份额,也能让债务人死无全尸。

大型公共事业控股企业的发展无疑敲响了一记警钟,人们意识到,以大肆杠杆借贷实现企业掌控力,这种所谓的高效手段是存在风险的。“一战”期间及“一战”以后,基于地域的扩展,公共事业不断发展,尤其是在南部和西部,那里的长期债券收益低于6%。为数不多的几家企业为广阔地区发电,随着地位的巩固,渐渐形成了巨大的帝国。反垄断监管部门开始审查这些大型控股公司,看其是否违反了《谢尔曼反垄断法》(Sherman Act)或《克莱顿反托拉斯法》(Clayton Act)。绝大多数公共事业控股公司,其本质都是组织严密的、为自己的扩张提供资金的银行家团体。这些团体要么和摩根大通关联密切,要么毫无瓜葛,后者的一个代表是塞缪尔·英萨尔(Samuel Insull)执掌的位于芝加哥的公共事业公司。

英萨尔是中西部公共事业领域的巨头,控制着中西公共事业公司(Middle West Utilities)。1859年,塞缪尔·英萨尔出生于英国。他就读于私立学校,为了帮助养家糊口,他14岁就开始做办公室勤杂工。他还为《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编辑担任兼职速记员,在这期间对政治和时局有了一定的认识。他的第二份工作让其结识了托马斯·爱迪生在伦敦的代理人。年轻时代的英萨尔非常崇拜爱迪生,他后来受邀前往美国为爱迪生担任私人秘书。1881年,他移民来到纽约并开始了漫长的商界生涯,未来,他将成为这一领域的巅峰人物。

英萨尔在纽约市担任爱迪生的秘书,从而进入金融界。爱迪生在纽约市的第一位商业客户是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摩根从爱迪生位于珍珠街的一家小发电站买电。通过人脉关系,摩根在不少领域都享受内部待遇,发电就是其中之一,头些年他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只要爱迪生这位发明人在电力公司占据主导地位,英萨尔的工作就是铁饭碗。然而,摩根最终吞并了爱迪生电力公司(Edison Electric),并创建了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英萨尔失业了,只能另谋出路。他相中了芝加哥,因为这里的公共事业领域不像纽约那么竞争激烈。1892年,他成为芝加哥爱迪生公司(Chicago Edison Company)总裁。

英萨尔告别了爱迪生电气公司副总裁的职位,这次遭遇让他坚信华尔街的银行家都是乌合之众。他发誓,今后绝不找纽约的投资银行筹集资金,任何情况下都只信赖芝加哥本地的银行。起初,一些颇有地位的银行不愿和他打交道,于是他转而去找那些望穿秋水等待业务的小型债券商。给他投资的主要银行家后来组建了芝加哥哈塞·斯图尔特公司(Halsey Stuart Co. of Chicago),该公司领导哈罗德·斯图尔特(Harold Stuart)和英萨尔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他们都认为,中西部的公共事业就该由中西部人自己管理和集资。纽约的财团不屑与中西部这些中小型公共事业企业打交道,因此,拒绝纽约的银行业精英在当地既是一种自豪感的来源,也是一个盈利渠道。

哈罗德·斯图尔特是20世纪20年代繁荣的领导者之一,他以令人咂舌的速度在芝加哥销售债券,这与查尔斯·米切尔(Charles Mitchell)及其国民城市银行在纽约的做法如出一辙。这些债券多数是为了英萨尔的企业。大萧条来临之时,很多芝加哥人对斯图尔特和他的公司怨声载道。这家公司除了其他一些营销策略之外,还雇用了芝加哥大学一位英文教授大力吹捧债务投资的好处,用极具感染力的语调左右听众。人们后来发现,这些营销文字的撰稿人其实是斯图尔特,那位教授对债券投资知之甚少,甚至可以说是一窍不通。[221]

帝国的崛起主要是通过两大控股公司——于1907年重组后的联邦爱迪生公司(Commonwealth Edison Company),以及成立于1912年的中西公共事业公司,后者主要由英萨尔管理。英萨尔坚信,垄断集中是消除破坏性竞争的必然手段。他认为公共事业属于“自然而然的垄断”,这一行必须集中在几个人手中,以确保服务的高效性。他的口头禅是——“某一特定地区的所有电能生产必须出自一人之手”。他说到做到,成了美国中部大片区域的主要电力供应商。他通过控股公司聚拢旗下各公司,并兼并其他更小型的运营商。在一次闲聊中,他向某位哈佛大学教授透露自己手上管着别人10亿美元的资金。

英萨尔工作效率极高。他的发电厂的电力价格不到对手的一半,于是业务拓展非常迅速。他领导的控股公司没有多少普通股票,绝大多数都是控制在上层主管手上。其余资本的来源是借钱。因此,少数人就能通过不多的投资控制巨大的帝国。英萨尔曾购回股票,并分给雇员。这一慷慨之举确保公司依旧掌握在本地人手上,而不至于落入居心叵测的蚕食者之手。

然而,局势一变,帝国就迅速土崩瓦解了。英萨尔的中西公司、J.P.摩根于1928年成立的联合公司(United Corporation)、覆盖全国各海岸长达三十年的电力债券股票公司(Electric Bond and Share Company),这三家公司几乎控制了全美国50%的电力生产。英萨尔的公司主要为绝大多数西部州和几个加拿大省份供应电力,他旗下公司的产量占到全国总电力的12%左右。电力的聚集被称为“电力垄断”。电力垄断快速形成,并且很有可能会演变成类似上世纪出现的铁路垄断问题。在短时间内,他们甚至比当年的铁路大亨还要强盛,不过1930年席卷而来的大萧条将为他们短暂的垄断繁荣画上句号。

作为一名从大不列颠而来的移民,英萨尔既因此受到尊重,也招来非议。富兰克林·罗斯福其中一位顾问哈罗德·伊科斯(Harold Ickes)曾将英萨尔描述为“美国舞台上伟大而多彩的一个人物……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本国宪法都是一种威胁”。给出这番略带褒奖评论的人曾被英萨尔说成是“委身于金钱的失败报纸记者”。不过,英萨尔的企业名头响亮,效率又高,从而让某些人刮目相看。

由于英萨尔的存在,芝加哥常被戏称为“英萨尔之市”(Insullopolis)。20世纪20年代中期,公共事业行业备受诟病,因为它们通过竞选捐赠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政客,从而左右政界。英萨尔既是企业头目又是外籍人士,尽管他为芝加哥劳心劳力,这样的双重身份还是招来了不少骂名。

芝加哥被英萨尔紧握在手中长达二十年有余,早就不能适应竞争了。英萨尔帝国的资本结构招来了企业狙击手塞勒斯·伊顿(Cyrus Eaton)的注意,他意识到,相对小额的未支付股票无疑让吞并更加容易。伊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通过其洲际股票公司(Continental Shares Corp.)为投资渠道购买股票,这令英萨尔大感意外。伊顿的主要目标是联邦爱迪生公司和中西公共事业公司,尽管要想彻底掌控这些公司看似白日做梦,但伊顿为了兼并还是投入了大量资源。

不出所料,英萨尔赶紧购买股票以抵御伊顿。他在这场对决中动用了不少个人财产,并通过筹集更多资金新组建了两家投资公司——英萨尔公共事业投资公司(Insull Utility Investment Inc.,简称IUI)和企业证券公司(Corporation Securities Company)。两家公司都为了筹集资金而大肆借钱。此时,伊顿通过洲际股票公司再次筹资予以反击,两人开始正面对决。英萨尔额外筹集了3亿美元的资金,使公司股票创下新高。购买战斗持续到1930年,伊顿亲自登门拜访英萨尔,主动提出退出这场战斗,不过有个条件,他要求以每股400美元的价格卖出自己的股份,这是针对当前市场价格的加价。英萨尔还价每股350美元。最后,在1930年6月,两人达成协议,伊顿以每股350美元的价格卖出持有的英萨尔公司16万份股票。这个价格高出当时市场价格600万美元。由于这笔交易来路不正,完成之后数月,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便着手调查此事,但是最后没有什么结果。伊顿的投资公司在此次英萨尔投资事件中赚了1900万美元,在整个美国都陷入大萧条之际,这笔金额实在可观。[222]

英萨尔暂时安全了,然而更多的麻烦接踵而至。他创建的控股公司金字塔由于债台高筑,已经奄奄一息。1930年和1931年,他自掏腰包帮助芝加哥走出财政困境,这样芝加哥就不用宣告破产。股票市场崩溃之后,由于尚未波及他管理的公司,他还启动了其他几个资本项目,鉴于当时经济每况愈下,这些都是高风险行为。1929年市场崩溃之后,股票融资已经行不通了,英萨尔转而通过债务融资以获得所需资金。仅在1930年一年,他旗下公司的债务就增加了10%,债务总额逼近两亿美元。[223] 此时,英萨尔的两家信托机构不得不四处借钱以抵御伊顿。芝加哥的当地银行无力提供贷款,为了拯救自己的帝国,英萨尔只能破釜沉舟,从纽约州数家银行筹集了40%的资金,贷款的抵押物是他旗下几家大公司的股票。负责销售债务证券的是英萨尔的当地投资银行。

1930年5月,在芝加哥证券交易所(Chicago Stock Exchange)的一次发言中,英萨尔把纽约银行家骂得狗血淋头,他强烈谴责纽约一手遮天,呼吁发动“一场反对华尔街的金融解放战争”。[224] 当时他的帝国正面临缩水,这番言论显得格外尖锐刺耳。1932年,在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的要求下,参议院着手调查英萨尔。当英萨尔的儿子小塞缪尔(Samuel Jr.)被问及英萨尔公共事业投资公司和企业证券公司的本质时,他坦然承认,两家投资信托机构的目的就是要维持对公共事业帝国的掌控。发问者是调查委员会顾问费迪南德·佩科拉(Ferdinand Pecora),小塞缪尔还说:“如果公众对经营管理有所认知,那么大家就能体会,这些投资公司不可或缺,需要足够多的股票用作防御墙,当然还有公众支持,从而抵制任何企图鸠占鹊巢的势力。”[225] 显而易见,两家投资信托机构是用于抵制伊顿的武器。

英萨尔通过借钱来防御伊顿的吞并,现在为了保持帝国运转还得借钱,手头实在吃紧,他从华尔街借来的钱中,有数百万来自国民城市银行和通用电气公司。当时通用电气公司的掌舵者是摩根的盟友欧文·杨(Owen Young)。后来,杨向佩科拉的委员会表示:“我必须说,我相信塞缪尔·英萨尔先生是(一起)盘根错节计划的受害者,精明如他,却无法看透这个局。”[226] 英萨尔的支持者则表示反对,声称这不过是摩根派系杜撰的谣言,以此来诋毁英萨尔。

对于英萨尔而言,投资信托是抵抗恶意吞并的防御手段,而不是像许多投资银行家或证券商那样单纯为了累积资本、推高股价。不幸的是,20世纪20年代创建的所有投资信托都难逃同一命数:价格狂跌,投资者损失动辄上百万。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杠杆借贷和连续投机的压力过重,英萨尔费了数十载心血建设起来的庞大帝国土崩瓦解,这是当时的头版头条。这位英国外乡人被指控伤害公众利益,芝加哥法院还给他定了一长串的重罪。在帝国崩溃的现实面前,帝国是怎样崩溃的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中西公共事业公司的解体令芝加哥愁云惨淡。

英萨尔为了抵抗伊顿而采取的融资行为可说是那根压死骆驼的稻草。纽约投资银行要求的抵押股票价值约等于英萨尔贷款的一半。1929年经济崩溃,股票交易一落千丈。英萨尔的公司最终落入银行家之手。1932年秋天,他仓皇逃往希腊。赫伯特·胡佛收到消息,英萨尔正在意大利中转,于是要求意大利当局扣留此人,但是并没有成功。英萨尔最终抵达希腊,并在那里待了三年半。这段时间里,美国政府数次企图将他引渡,但总是以失败告终。最后,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新民主党政权再度向希腊政府施压,希腊不得不驱逐英萨尔。1934年,英萨尔决定返回美国。最终,联邦和州都宣告他无罪,他在暮年还希望在金融界重振雄风。在1929年崩溃之后爆发的债务危机中,他恐怕是最家喻户晓的受害者。

1929年之后,许多债务问题纷纷显现,这在20世纪初的债务扩张时期几乎从来没有预料到。除了英萨尔危机之外,还有另外一桩事件,主人公是瑞典金融家伊法·克鲁格(Ivar Kreuger)。克鲁格是欧洲最响当当的金融家和工业帝国大佬之一。他的绝大多数控股公司都以生产火柴、硫磺和各类化学品为核心。他最著名的两家控股公司是瑞典火柴公司(Swedish Match Company)和克鲁格托尔公司(Kreuger and Toll)。前者是他的核心企业;后者主要是融资机构,先从纽约债券市场借钱,然后将收益转借给外国政府。1927年的某笔债券收益就借给了法国政府来稳定法郎。这次交易让克鲁格成了摩根大通永远的眼中钉。摩根大通在德国赔偿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于是往往被视为政府的头号顾问。此事不过是战后为发展欧洲金融业的数次融资事件之一。这些事件无疑让克鲁格成为很多欧洲政府的心头好,纷纷依赖他作为与美国资本市场打交道的中介。

为了回报克鲁格的贡献,很多政府授予他火柴生产垄断权。瑞典火柴公司是他的宝贝,也让他的名字在全球家喻户晓。克鲁格从不公开财务报表,而是依靠与政府往来的信誉记录让一切尽在不言中。1923年,克鲁格创建国际火柴公司(International Match Corporation),在美国市场卖出价值1.5亿美元的股票。两年之后,该公司及其波兰分公司将2500万美元的收益转入了克鲁格的个人账户,这笔费用再未见过天日。他的美国银行家们似乎从未领悟他的业务本质,而且眼光也不够犀利,没能看出他是个骗子。他的做法不过是内战之后的老伎俩——以高利率借入大笔资金,然后用收益支付旗下公司普通股票的股利。股市繁荣,他就多卖,如此循环反复。1923年崩溃之前,这种融资手法相当普遍。只要市场保持繁荣,没人会注意到所有缺失。然而,在大萧条早期,克鲁格旗下的国际火柴公司等数家企业纷纷倒闭,这导致借入拖延。人们这才发觉,克鲁格为美国债券发行承诺的抵押在销售完成之后已被偷梁换柱,换成了劣质抵押,后来变得一文不值。这类行径迫使美国国会于1939年通过了《信托契约法》(Trust Indenture Act),强制要求抵押物,以此来保护债券持有人。后人又称之为“克鲁格规定”。1932年破产之后,克鲁格的不少腐败交易大白于天下,不久他便自杀身亡了。

大萧条和美国梦在1929年的风暴中,股票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很多企业以及那些打着“安全投资”的名号销售给无知公众的外国债券,最后不仅风险巨大,而且一文不值,例如英萨尔和克鲁克的债券。这些债券承销人急匆匆地发行债务证券,以至于将新证券带入市场时,往往忽视了一些最基本的金融信息。这种疏忽为他日埋下了隐患,进而导致了市场崩溃。

销售给美国投资者的外国债券是这场崩溃的主要受害者之一。绝大多所数买方都不是大型机构,而是小额投资者,不少人之前还购买过“自由债券”。很多拉美政府债券也都损失惨重。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陷入严重的金融困局。秘鲁债券是最广为人知的受害者。坊间盛传,纽约某家投资银行机构一位雄心勃勃的银行家贿赂了秘鲁总统的儿子,对秘鲁令人忧虑的财政状况熟视无睹,坚持发行债券。经济开始衰退,债券价值自然下跌,票面价值跌至名义价值的5%。《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描绘了债券价格从神坛上一路狂跌下来的惨状。

国民城市银行的分支国民城市公司(National City Company)承销了另一支债券,经济崩溃之后也引起了轩然大波。1928年,该银行为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Minas Gerais)组织发行了价值1600万美元的债券。安排好发行事宜之时,这个州已经难以为现有的债券持有人支付兑现。但这没能阻碍国民城市公司。这次债券发行,国民城市公司并未履行后世所称的“尽职调查”的责任,这或许可算是最知名案例。在销售营销文案中,该州被吹得天花乱坠,然后债券销售给了一无所知的投资者。

几乎在同一时期,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苍白无力地试图劝说投资者不要在股票市场投入过多现金,他在1929年说道,投资者或许更应该专注于债券,推动整个债券市场,而不要去涉足标价过高的股票。国民城市公司很乐意尽可能多地在市场上发行新债券。这距离“一战”时发行战争债券不过十二年,公众对债务投资的热度并未发生实际性改变。真正的改变是所购买的债券,消费者从靠不住的借方手中购买债券,误以为投资银行已经对这类债券精挑细选过了,由此承担了更多风险。信用评级机构的业务仍旧局限于为对方风险提供公司及个人的评级,债券信用评级尚未成为标准做法,这一现实直到1933年出台《证券法》才得以改变。

20世纪20年代,固定收入研究也出现了明显的进步,之后成为投资的有机组成部分。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揭开了实际利率的面纱,这是有关利率的讨论首次摆脱了宗教、伦理和意识形态束缚。数世纪以来,人们总是从名义或绝对视角描述利息,却忽视了如影随形的通货膨胀率。费雪将实际利率描述为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换言之,名义利率是实际利率加上通货膨胀率。实际利率衡量经济体在某段时间的实际增长,是通过其经济购买力(而实现的),并非单凭未做调整的名义利率增长。这一概念对固定收入投资领域乃至整个企业金融界都带来了显著影响,同时也让人们的态度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费雪提出:“从1923年8月~ 9月,德国处于高通货膨胀时期(魏玛共和国),实际利率下跌到令人咂舌的负99.9%,这就意味着,贷方不但失去了所有利息,而且所有资本都血本无归;接着,价格突然下跌,实际利率飙升至正100%。”[227] 这是换了种方式解释通货膨胀的破坏力,而不再是单纯地依靠通货膨胀率这个天文数字(这个数字每两小时就能让物价增加一倍)。

费雪的研究为后世另一个里程碑式的固定收入理论埋下了伏笔。1938年,弗雷德里克·麦考利(Frederick Macaulay)出版了有关债券久期(bond duration)的研究成果。[228] 他指出,债券到期并不是衡量利率风险的最佳指标,但是,“久期”的概念可以反映债券对市场利率变化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一般按年衡量。从根本上说,相较于票面利率较低的债券,票面利率较高的债券对利率变化不太敏感,价格变动的百分比也更小一些。那些希望能避开利率波动的投资者应该购买票面利率较高的债券,这使得一些人有了从风险更高的借方那里购买债券的信心,可以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一基本研究为后来数十种固定收入分析方法的应用和变体扫清了道路。可是这项研究也常被用来夸大高息票债券的优势,那些口碑更好、利息较低的债券则遭人冷落。

广告营销也改变了消费者对债务的态度。20世纪30年代,麦迪逊大道(Madison Avenue)受到动机研究专家的启发,开始为银行和其他放债人设计广告,强调信贷,忽视债务。银行与其他放债人对零售贷款[229] 投入新目光。它们早期的一大成就是说服银行为支票账户提供透支服务,这样即便消费者没有足够的余额,也能继续消费。[230] 潜台词不言而喻,而且令人心动。贷方通过提供信贷,其实是选择相信借方的还款能力,而且此举是在为借方的将来投资。“今朝购买他日支付”的观念慢慢渗入美国消费者的头脑。

同样是在20世纪30年代,一个可以说是最长生不老的营销术语诞生了。作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并提出了“美国梦”这一术语,以此来描述在大萧条中失落的的田园牧歌式理想。美国人民的“房梦”、“车梦”,以及赶超父辈的“黄金梦”都因为大萧条而黯然无光。这个词之前没有被用过,但是在大萧条期间迅速风靡起来。人们大范围、高频率地提及这个词,表达出了渴望加入快速崛起的中产阶级行列的夙愿。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者信贷来源紧缩,这个梦被暂时搁置起来。“二战”之后,经济复苏,这个梦才又重见天日。而背负消费者债务成了实现梦想的代名词,最终引发了第二轮债务革命。

战争和繁荣的重现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扩张始于“二战”之后。与1921年颇为相似,当时的环境有利于消费者信贷的复苏。被抑制的消费者需求再度瞄准了消费商品,起初不少支付是通过到期的财政部债券完成的。各领域的发展可谓齐头并进。消费者金融公司注定将获得创纪录的收益。意气风发的美国人民将欢庆战争结束,他们乐意为经济繁荣掏腰包,这为子孙后代做了榜样。

由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很多债券损失惨重,“二战”期间,各路投资者再次涌向财政部债券。这次因战争而势在必行的大规模借贷由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的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组织。和“一战”时期一样,这次也安排了宣传,组织者使出了浑身解数,向储户和投资者销售债券。最终,销售总额达到了大约2000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最辉煌的一次战争营销。罗斯福政府和华尔街素来不睦,这可以追溯到1933年,不过摩根索成功地绕开了华尔街的银行和经纪人,他没有委托他们承销发行债券而是沿用了内战期间杰克·库克的做法,选择直销。银行和经纪人早已习惯从私人领域按照筹集金额百分比收钱,然而此时却不得不安于蝇头小利。

《重利法》依旧是消费者信贷最基本的绊脚石,如果金融要为经济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需求,就必须避开《重利法》。贷方不愿意遵照《重利法》发放小额贷款,于是,很多消费者惨遭无处不在的“贷款鲨鱼”的摧残。不过,战后尽管“贷款鲨鱼”仍然存在,但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消费者变得更加富裕,而且得益于贷方的增加,信贷变得容易一些了。很多人是被迫进入消费者贷款市场的,因为他们担心再不加快步伐就要落于人后了。和以前一样,逃避《重利法》并不是难事。针对“贷款鲨鱼”的大多数指控,都是关于他们通过赌注经纪人和收债代理人进行有组织犯罪的。信贷的便捷化最终迫使传统的“贷款鲨鱼”躲到了地下,未来他们将以更加合法的方式重出江湖。

较之20世纪20年代,20世纪50年代的银行业务更加精简,重点更加明确。在1929年大崩溃前后,受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崩溃的影响,上百家银行纷纷倒闭。由于业务的单一化,在坏账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下,它们一蹶不振。1927年的《麦克法登法》(McFadden Act)禁止银行跨州经营,因此,银行业务主要是地方性或区域性的事务。这部法律还引发了州特许银行与全国性特许银行之间的恶战,战火断断续续绵延到下个世纪。另外,它也间接增加了人们在解读现有《重利法》时的疑惑。唯一的全国统一《重利法》还是1864年的《国家银行法》。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该法律适用于全国性特许银行,但是它们的零售业务要少于州特许银行。企业贷方压根儿不把州《重利法》放在眼里,因为这些条款往往不适用于金额超过25万美元的企业贷款。

20世纪50年代是住宅建设、汽车生产、普通制造业和美国外贸扩张的十年。各领域都需要大量信贷。住宅建设创下了历史新高,1954年,美国新建住宅户数首次达到100万,这是20世纪20年代年平均数的两倍。诸如纽约长岛莱维敦(Levitton)等一些郊区得到了不错的发展,人们能够买得起住房了。很多退伍士兵通过按揭购买这些地方的住宅——这是一种补助性的贷款,是由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Veterans Affairs,简称VA)支持的、为参战服役士兵提供的一种补偿。战后,事务部授权美国联邦国家抵押贷款协会(Federal Mortgage Association,亦称Fannie Mae,“房利美”)购买按揭,以此保证了该项目的扩大。这成了“住房热”的基石。

战后十年的消费者信贷数字也反映了这股浪潮。从1946年到1956年,分期信贷持续膨胀,由83亿美元上涨到452亿美元,增幅超过40%。同期,非分期信贷从42亿美元增加到111亿美元,这说明很多美国人都在购买耐用消费品。正如20世纪20年代那样,虽然快速还钱的做法仍旧很流行,不过消费者总需要时间来偿还贷款。汽车金融公司未支付额度居然飙升了1500%,由原来的9.81亿美元上涨到154亿美元。汽车需求的猛增是这股浪潮的一个表征,而修缮高速公路、建设大型购物中心、汽油价格下跌则为这股浪潮推波助澜。[231]

战后,金融服务业快速扩张,保险和退休项目的需求也大幅提高,不过唐提式养老金早已是明日黄花。个人购买的人寿保险和养老金越来越多。分期信贷的火热度一如往日,不过人们偿还贷款的方式渐渐面临挑战。20世纪40年代,旨在提高便捷性的新型营销概念问世。由于此概念简单明了,没有人想到,它会引发消费习惯的革命。1946年,一位名叫约翰·贝更斯(John Biggins)的布鲁克林区银行家推出了所谓的“记账”(Charg-It)业务,这是人类历史上首张信用卡的雏形。卡的持有人是当地商人,且必须是他的银行客户。创立于1950年的大来国际(Diner’s Club)[232] 的服务范围更广一些。起初,这些卡只发给了纽约市数十人,持卡人可以在接受该卡的餐馆支付饭钱。但是很快,持卡人数就超过了两万。几年后,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进入市场,并提供了自家卡,按照条款,客户收到账单时必须支付所有的欠款。就信贷而言,这些卡是非常简单的支付方式。信贷再次延长之前,必须先还清所有欠款。如此看来,它们和企业还贷的做法大同小异,只是金额少了很多。

1952年,富兰克林国民银行(Franklin National Bank)发行了首张信用卡。它和其祖先一样,属于支付卡。1958年,美国银行推出了“银行美国卡”(BankAmericard)[233] ,为该行业带来了新气象。银行允许客户延期支付欠款,但这段时间里要收取欠款部分的利息。很多州允许消费贷款收取更高额的利息,这是因为《统一小额贷款法》允许贷方为此类服务按照相对较高的利率收取利息,一般情况下接近18%。当时,这类卡是面向高收入人群的,既为他们提供便捷,也让他们觉得脸上有光。数十年来,很多发卡公司一直在推动这个营销策略。银行美国卡诞生的第一年,持卡人数达到6万,零售商达到300;一年之内,这两个数字分别上涨到200万和2.5万。[234]

尽管信贷公司推销循环信贷和分期信贷业务时宣称,这将为45岁以下的工薪族中产阶级家庭提供便利,然而自这两项业务诞生之日起,就出现了不少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早期,拖欠率最高的就是信用卡最初的服务对象,即平均收入为1万~1.5万美元之间的中产阶级家庭。那些使用分期信贷的家庭,平均欠款更多——税后收入的17%。[235] 未来数十年里,这类数字会反复出现,从而折射出深陷债务的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平均水平。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类似的警钟将数度敲响,而后在2007年~2008年,债务危机终于爆发。

债务革命的学术种子数世纪以来,关于利息和债务的争辩,主要集中在消费贷款和利率水平上。只要贷方一直很顽固,利率就会一直居高不下,尤其是消费贷款,因而被谴责为高利贷。不过,在企业层面,争辩之声有所减弱,因为收取利息被视为做生意的基本风险之一。这一领域的论述主要围绕着公司负债和公司股票的相对关系展开,或者说杠杆借贷。比起需要支付的利息,债务股本比(debt/equity ratios)[236] 和资产负债额更重要。此时,人们开始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思考基本概念。

某学术期刊刊登了一篇文章,支持债务本身没有好坏之分的说法。这个时候,各公司已经开始舍弃古老的债务戒律,青睐大规模杠杆借贷,关键是应该如何应用的问题。文章作者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237] 和默顿·米勒(Merton Miller)[238] 指出,相比较于某企业的利润,其欠债额度并不重要;只要在维持债务的同时提高盈利,那么该公司的财务结构在盈利面前无足轻重。

这篇文章以及后来陆续发表的其他文章衍生出了为人们所熟知的“MM定理”[239] 。在他们的论文中,米勒和莫迪利安尼提出了资本结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240] 理论上讲,只要公司盈利超过资本成本,则其资本结构不会影响公司价值。换言之,如果盈利增加,债务也可增加。这一新提法非常吸引人,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股票持有人的股票和市场利息创历史新高,这一概念让人们认为,灵活运用债务可以使盈利增加。学术界很快就接纳了这种说法,并且立即传给下一代金融经理和首席财务官。

三十年后,莫迪利安尼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学院(Swedish Academy)如此评价他和米勒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末期之前,尚未出现有关投资、债务、税收等切实可行的企业融资理论,直到莫迪利安尼和米勒提出了他们的定理,该领域才迎来更为严密的理论思辨。”这些文章发表约三十年后,其对美国企业的贡献愈加显著。债务不再令人生畏。演变的下一阶段是将这一概念传播给消费者。

“MM定理”通过商学院大面积传播开来,商学院在当时越发受到尊重和追捧。三十年间,相关概念已经深深扎根在数代金融经理的脑海里。古老的金融依赖的是空洞的概念和未经证实的理论,例如简单的投资组合多样性,而今,金融已经远离了原来的会计本质,变成了一门极其复杂的学科。多数MBA项目在教授“MM定理”时运用了许多数学知识。“MM定理”于是在硕士生中广为流传。这些概念推动了整个时代的进步,对青睐大企业发展的共和党政权尤其具有吸引力。“MM理论”孕育出了芝加哥大学的芝加哥经济学派,该校以发展为导向的科研工作一直名列前茅。三十年后,米勒可以无比自豪地说:“就理论层面而言,我们是时代的赢家。”

在金融改革的道路上,莫迪利安尼和米勒并不孤独。芝加哥学派的其他金融研究者还有哈利·马可维兹(Harry Markowitz),他提出了投资组合选择性和多样性理论,这成为投资理论的基石,并为他赢得了1990年的诺贝尔奖。他的理论是基于传统的多样性投资原则的,“别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古老谚语不仅得到了提炼,还有了实证研究的支撑。多种股票投资组合取代了单一股票投资,投资者应该根据自己能承受的风险和期望的回报,持有多种股票。

马可维兹认为,传统投资组合的股票选择依靠的是投资质量。他的基本观点是,本质上投资者会规避风险,相较于单只股票,多只股票构成的组合更能长时间保护投资者。他通过数学来验证自己的理论,并提议投资者对投资组合的选择应该基于整体的风险回报特性,而不是各个单只股票的简单堆积,因为每只股票都有其令人心动的风险回报特性。[241]

该理论的局限之一在于具体该如何衡量风险。1964年,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提出了另一个广为人知的理论,即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简称CAPM)。他的成就令其与马可维兹、米勒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夏普以马可维兹的理论为出发点,将风险分为两种,即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系统风险是指持有“市场投资组合”的风险,市场变动,所有的资产都会受到影响,因此任何资产都躲不开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是特别针对单个资产的风险,即股票投资中所称的特定风险,这是可分散的风险。而市场风险则无法分散。[242]

根据CAPM,特定风险可以分散,市场风险无法逃避,但可以谨慎选择。如果投资者谨慎选择市场投资组合,组合中每个单独资产都有特定风险,但是通过合理分散,净敞口就变成了投资组合的系统风险。系统风险能够通过贝塔系数[243] 进行衡量,该系数是用来判断单支股票与市场关系的。虽然该理论从本质上说是关于股票风险的,但是,将其转用在债务上也不是难事。正常情况下,习惯了持有高利率债券的投资者可以而且应该提高先前认为违约风险更高的债券的持有量,因为收益增加将提高回报边际率。

债务使用的增加还体现在另一个诞生于1968年、更具实用性的理论上。爱德华·阿特曼(Edward Altman)提出了“Z得分”,这是对破产风险的预测。阿特曼通过一个多变量公式说明,将某企业的财务数据填入他的权重公式,就能计算出两年之内的破产概率。计算得出的“Z得分”将让投资者了解该企业的偿付能力,鉴于债务融资应用的增加,该理论无疑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时间也证明,“Z得分”实际准确率约为75%。[244]

无论是“MM理论”还是马可维兹和夏普提出的概念,都在其本人发表论文之后,经过了其他同事和以前的学生的改进。资产不再被孤立地对待,而是被纳入了投资组合,看重的不再是单个质量,而是组合质量,这是最早的思想种子。之后的三十年里,债务概念悄无声息转变成了信贷,深陷债务是负面形象,而手握信贷则有更为正面的意义。虽然信贷的概念在“一战”之后就出现了,但直到此时才变成金融理论与实践的标准要素。在这方面,将债务人视作信贷公司投资组合的一部分的思想绝对功不可没。

MM定理以及马可维兹对多样性组合的强调,为债务革命打下了学术基础。夏普的CAPM理论也说明,股票市场越是动荡不安,越是发行债务的好时机,因为传统上,债务成本低于使用股票的成本,部分原因是利息的减税本质。这些理论无意中推动了将公司视为市场投资者而非单纯生产者的思想转变。即便是纯属生产者的制造商,也多少会选择多样化,更加类似于投资者,而不是古典意义上的供应者。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就是证明:它们一边制造汽车,一边通过设立信贷分支提供购买贷款服务,从而大获成功。

强势增长的信用卡第一批信用卡迈出了走向无现金支付社会的第一步。它们和分期贷款一起,在新旧购买支付手段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新型支付方式使得消费者在决定支付金额和支付时间时有更多的选择权。然而在信贷历史上,信用卡真正的革命性本质是无抵押贷款,如果借方无力偿还,贷方的最终手段是从借方的资产总额中找钱,且在这种情况下,无需回购协议代理人。

人们很少谈及的是,信用卡也为银行创造了新空间。循环信用卡是美国对各类可调整利率的首次实验,成功是必然的。当时,只要市场条件有保障,这是唯一可以灵活调整放贷利率的银行工具。一旦意识到这种灵活性,循环信用卡的发展就健步如飞。银行大力向消费者宣传,生活将因信用卡而变得便捷,即便利率上涨,也可以获得信用卡。对于这一论调,尽管私下里对此顾虑重重,还是没有哪位监管者会反对,至少不会公开谴责。无论如何,谁都不希望自己被扣上阻碍这台推动国民生产总值67%的发动机运转的大帽子。“消费贷款”已经从金融词汇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消费主义”。然而在新的信贷环境下,比起原来的抵押消费贷款,拖欠信用卡贷款的个人风险将会更大。如果未能支付信用卡贷款,法院将会出面判决,消费者的住房或其他资产可能会一去不返。信用卡带来具有讽刺意义的结果是,和数世纪以来的做法一脉相承,传统意义上的担保贷款成了穷人专用。那些潜在风险更高的无担保贷款则面向中高层收入人群。信用卡公司将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放贷改头换面,贴上写着“便捷”、“安全”和“荣耀”的标签,向年轻一代消费者大力推销。

通过信用卡,利率有了循环基础,不过在这一做法盛行之前,美国国会于1968年制定《诚实借贷法》出面干预,该法隶属于更宽泛的《消费者保护法》(Consumer Protection Act,权利I)。消费者第一次有了贷款支付知情权。通过Z条例(即《诚实借贷法》),美联储负责监督诚实借贷,要求贷方在消费者申请信用卡时,必须一字不漏地解释信贷业务的本质以及基于实际年利率的金融费用。这部法律的关键在于“消费者信贷”这个术语,它只适用于面向个体、出于“家庭目的”的分期贷款和循环信贷,不可用于企业信贷协议或其他相关按揭贷款。

这部新法律的制定耗费了数十年。很多贷方表面上故意给出较低的利率,但实际利率却高得出乎寻常。定期贷款和分期贷款都出现了这类情况,每当此时,新法的诞生就会多一股动力。而信用卡的出现,则让这一问题变得更为迫切。向参议院提出该法案的是威斯康星州民主党人威廉·普罗克斯迈尔(William Proxmire),他指出:“该法案的核心目标是让消费者在获得信贷时能像购买商品那样权衡利弊。”[245]

《诚实借贷法》是当时通过的应对消费者利率(consumer interest)问题的唯一一部联邦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继1864年的《国家银行法》之后,国会通过的最接近全国性《重利法》的法律。起初,法案将消费者利率限定在18%以内(这与更古老的20世纪20年代的重利上限一致),不过这一条并未进入最后投票环节。那段时间,流行的消费者口头禅是“借款人自己当心”,而法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的。立法者自然意识到,各州的《重利法》各自为政,联邦法休想取而代之,因此干脆要求贷方清楚无误地说明各自的条款,至于最高利率是多少就交给各州自行决定,消费者至少可以自主选择贷方。不过,这其实充其量只是一部信息披露法,因为如果贷方收取的利息过高,消费者完全可以选择利率更低的贷方。

这部法律带来的最终结果是,贷方必须将利率以书面形式告知借方,包括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早期的书面通知揭露了高利率,尤其当高达36%的利率被曝光之后,民众怨声载道。这些信息的披露令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报纸如此感叹:“‘诚实借贷’确实有用,因为它把狡猾的数学翻译成了简洁的英文。可是,知道自己合法地‘被收取利息’,这并没有降低向美国消费者收取的不合理利息,以及‘服务费’和‘金融费’。”[246] 尽管人们恍然大悟,并且义愤填膺,可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信用卡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各种隐性利息费用已经深深植根于消费者信用卡之中。

十年后,国会在1968年的法律基础上新增了《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Fair Debt Collection Practices Act)。自推出信用卡之后,收债人变得越发无法无天,这部新法律旨在保护借款人免受收债人的伤害。依照法律,消费者有权举报收债人的过分行为,例如半夜骚扰债务人,或找诸如债务人上司的第三方收债。和《诚实借贷法》不同,负责监管这部法律的不是美联储,而是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而且很快,这部法律成了后世所称的消费者权利法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信用卡在诞生之后的三十年间因受到了消费者的热烈欢迎而发展神速。然而,当利率上涨到美国历史新高时,《重利法》的问题再度浮现出来。1980年和1981年,由于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247] 领导的美联储推行限制性货币政策,导致利率上升至两位数。银行的收益曲线呈负面下滑趋势,短期利率收益高于长期利率。商业票据利率很快超过15%甚至16%,已经高出纽约重利上限四个百分点。这并未影响到金钱市场的借贷,但对信用卡公司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尤其是纽约信用卡行业,因为该州最高放贷利率比市场利率要低。花旗集团(Citicorp)在罗得岛州设有信用卡分支,此时陷入了两难境地。银行利润缩水,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1980年暮冬特意推行信贷管控,六个月后,即1980年11月,正值总统大选,吉米·卡特的举动让事态越发严重。

这次管控是卡特政府对高额市场利率和部分信贷模式监管空缺所做出的回应。保罗·沃尔克领导的美联储除了听之任之以外别无他法,因为它自身还陷在与通货膨胀的战斗之中。政府提高了对银行储备的要求,同时针对信用卡贷方(如果他们超出特定限额)也制定了更高的储备要求。此举是通过压制信用卡公司来遏制购物者使用信用卡。这次管控很快就被叫停。从1980年暮冬到一年之后,循环信贷[248] 下滑,这是自1968年循环信贷诞生以来出现的首次下滑,接着平稳了一段时间,而后再次上升。

1980年,国会制定了《存款机构解除管制与货币控制法案》(Depository Institutions Deregulation and Monetary Control Act,简称DIDMCA),解除了Q条例,规定银行有权制定市场储蓄存款利率,从而改变了自1933年以来必须遵守美联储上限的做法。各州的《重利法》暂时退出了舞台,以防止与新开展的大规模解除发生冲突。但是,很多州投票要求重新恢复《重利法》,以秉承其悠久的传统。里根(Reagan)政府上台不久,国会于1982年通过了《存款机构法》(Depository Institutions Act),存款利率和其他银行利率监管全部被解除。

《重利法》的暂时性中止促使很多银行提高了按揭利率,而利率的普遍高涨导致住宅按揭市场出现了衰退。银行宣称,只要《重利法》的“中止”变成永久“终止”,那么就会出现更多的按揭资金。花旗银行在纽约市宣布,如果取消利率上限,该行将为住宅所有人提供10亿美元的住宅按揭贷款。当地其他一些贷方纷纷效仿。某银行发言人表示:“只要我们有权掌管市场利率,花旗银行的资金就永远等着您。”[249]

在1968年《诚实借贷法》颁布之前,信用卡公司一直在寻找提高透支利率的方法,同时又要做到避人耳目。过往的经验证实,提高信用卡的费用有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即行政管理成本增加,发卡公司提高费用是为了使消费者将来避免更多不良成本。除此之外,如果消费者每月及时还款,实际上是削减了发卡公司的收入,因为收不到透支利息,也就是说,信用卡透支得越多,发卡公司将来的收入就越多。可见,延长还款期限对利润大有好处。怀着这两个目的,年费和最低还款额由此诞生。

年费是加在客户欠款之上的,一般收取15~20美元,最直接的结果是提高了实际收取的利息,尤其是在当时,欠款和信贷额度都要比现在低。假设一张信用卡,1000美元的信贷额度收取客户18%的利息,如果再收取15美元的年费,那么利率就会增加1.5%,换言之实际利率变成了19.5%。如果该利率超过1980年之前的重利上限,公司一定会声称这不是利息,只是一次性收费。而且这是现值收费,信用卡公司不必坐等数月才收钱。

最低支付解决了一些信用卡还款时间相对较短的问题。信用卡欠款不再被看作要在三年之后偿还的分期贷款,最低还款额的设立,既能让客户保持信用良好,又能使客户的实际还款金额少于三年后的一次性还款金额。这样一来,欠款时间延长,实际利率变得更高。所有种种都是合法的,因为最低支付旨在“帮助”减轻客户每月偿还的重压。实际上,这一做法延长了客户的背债时间,但只要欠款还在,这对信用卡公司来说不算什么。因此,最低还款额的措施可谓一举多得。

利率和重利上限的结合促使花旗、大通(Chase)等大型银行构思新策略,以应对新局势。十多年来,花旗银行一直积极投身于零售银行业务。针对首次借贷的500美元,纽约的消费贷款最高利率为18%;贷款金额增加,利率就变为12%,这使得消费者能够享受短暂的欢愉。当时,花旗银行的企业客户基础利率超过17%。这就导致了套利问题,消费者用信用卡借钱,如果信贷额度足够高,他们的还款利率就能低于市场利率,因此,很多人就拿这笔钱去购买财政部债券,收益还能高出4%~5%。这是信用卡和循环信贷造成的出人意料的问题之一。

在高额利率的背景下,花旗银行声称,虽然《存款机构解除管制与货币控制法》暂时放松了《重利法》,但其信用卡业务还是损失了1亿美元。最后,该银行向持卡者征收了15美元的费用,相当于将利率上调到19.8%。此外,银行还要求,凡是有欠款的客户,如果欠款超过 720美元,则最低还款额为欠款的1/36,即20美元,而此前客户只需要支付5美元。对最低还款额的调整无疑折射出花旗银行之前的顾虑。

但是,各类费用的增加还是无法彻底弥补流失的收入。1978年,美国高等法院接到一个案子,大大推动了信用卡运动。内布拉斯加州一家银行在货币监理部门注册后,成了国家性质的组织,其向明尼苏达州的客户收取的利息超过了该州的重利上限。因此,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市(Minneapolis)[250] 的马奎特国家银行(Marquette National Bank)声称,“银行美国卡”供应商奥马哈第一服务公司(First of Omaha Service Corporation)[251] 必须因为收取高额利率受到法律制裁,但遭到了最高法院的否决,理由是,1864年的《国家银行法》只要求被指定为“国家性质”的银行遵守原籍州的《重利法》(如果有的话),和客户用卡的地点无关。[252] 换言之,供应商受制于内布拉斯加州的《重利法》,无须服从明尼苏达州的《重利法》。

该案之后,花旗银行又为自己的信用卡业务找到了新空间。纽约自然也心知肚明,于是开始为帮助花旗银行拓展其在罗得岛州的信用卡业务绞尽脑汁。这将关系到两千多人的就业岗位。州长休·凯里(Hugh Carey)政府意识到这一问题,并表示:“(我们)时刻关切法律是否会失效。”然而,州立法的前景一片黯淡,议会成员也坦诚道,虽然有心拉银行一把,但废除《重利法》的进程不甚乐观。尽管实际行动来起来像是在反对花旗银行废除《重利法》的呼吁,但纽约州立法机构还是取消了消费者贷款的利率限制。严格地说,民事上的重利上限已经部分地废除了,但贷款利率超过25%时仍会被定为犯罪。花旗银行对依旧存在的刑法提出了反对,因为很有可能实际利率会继续上升,最终引发一系列刑事诉讼。

尽管纽约州的法律有所放宽,但花旗银行还是态度坚决地计划走人。最终,花旗和大通曼哈顿(均为全国性机构)等银行纷纷跑到环境更加友好的州去购置地产。银行以往的经验果然十分有用,信用卡不是银行的核心业务,金融和信用卡分支可以设在美国国内任何一个欢迎它们的地方。不久,这些银行就发现,很多州都表现出了殷勤的态度,即便这意味着会让那些州看起来是在向东部的金钱利益卑躬屈膝。

花旗银行在一个最不可能的地方找到了归宿。南达科他州虽然有重利上限,但该州表示,只要花旗银行愿意到这里投资,重利上限就可以废除。花旗银行觉得机不可失。于是,该州立法机构三下五除二就废除了所有的上限。1980年,该州在一次立法会议上宣布采用新的银行法,允许其他州的银行控股公司获取当地银行特许权。1980年年末,花旗银行同意在该州苏瀑市(Sioux Falls)成立业务基地。这里的劳动力充足,没有企业或个人所得税,而且比起其他城市化的州,这里劳动力成本并不昂贵。

并不只有南达科他州在极力吸引银行机构。大通曼哈顿等其他几家银行不像花旗银行那样离家千万里,但也成功说服特拉华州废除了《重利法》。这倒也没有多少出乎意料之处,因为这个小州为了吸引大型企业,使出了浑身解数,它的破产法庭和自由化公司程序早已名声在外。1980年,大通开始游说该州废除《重利法》,可是热脸贴了冷屁股,直到接触到该州好几位资深生意人,情况才有所改观。一年后,该州通过自己的银行自由化法律,允许其他州的银行在不得从事零售银行业务的情况下开展业务,以此来保护本地银行。作为交换,该州的税率极低,当信用卡分支收入超过3000万美元时,实际税率已经降至2.7%。

其他消费者金融企业抓住机遇,沿着大通的足迹,开始寻找自己的信用卡业务基地。不少零售连锁店也创立了信用卡中心,从而加入了这一队伍。由此看来,废除《重利法》能够带来盈利,于是,一些小型银行也效仿花旗和大通,要求各自所在的州废止《重利法》。明尼苏达州的双城储蓄贷款公司(Twin City Savings and Loan)就要求该州废除《重利法》,这样自己才能在此地提供信用卡服务;同时,自己将不再需要向该州持卡人收取25美元的费用——这笔费用是用于补偿《重利法》的监管的。花旗集团的论调再度出现。

马萨诸塞州的情况略有不同。该州其中两家大型银行采用屡试不爽的老策略,威胁该州如果不撤销18%的利率上限,它们就要将自己的信用卡业务移到其他州去。该州本地银行所面对的问题很简单——尽管花旗集团等机构并未在马萨诸塞州设立中心基地,但却在该州积极推广信用卡,然后向客户收取19.8%的利息,充分利用州外分支规避了当地的《重利法》。该州本地银行也希望能照搬,却被较低的官方利率上限框住了。1985年,马萨诸塞州修改了《重利法》,采用了极具灵活性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式,计算出的重利上限是91天国库券利率(当时是8%)的两倍。

很多州的《重利法》最终被废止是因为其本身存在的漏洞。那些试图推翻这些过时法律的人将寻找漏洞当成家庭手工业般精工细作的活儿来干。花旗银行行长约翰·瑞德(John Reed)接了沃尔特·瑞斯顿(Walter Wriston)的班,他指出,钻漏洞让自己颇感不安,不过他又说:“我们生活的世界,法律漏洞俯拾皆是。”他还暗示,当金融机构发现漏洞,很多时候监管者会鼓励他们充分利用。[253] 金融机构一马当先,监管部门默许鼓励,这股制度改革浪潮渐渐席卷美国,未来更是汹涌。

消费者信贷浪潮受到了几方势力的共同推动,其中包括《破产法》的修改。消费放贷者们铆足了劲儿要提供更多的无担保信贷,国会通过了比以前更加自由的《破产法》,从而大大推动了债务革命。以往宣告破产是为了保护贷方不要因为借方拖欠而受损,新法律的宗旨则是保护借方,直到他们拖延还款后恢复信贷。这将产生深远而显著的影响。

1978年,美国国会一鼓作气修改了破产条规,旨在让现行法律更加灵活。原来的《钱德勒法》(Chandler Act)修改于1938年,被认为过于复杂而难以操作。1978年的修改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部分是增加了“第十一章”,规定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经法院同意,公司可以重组,而不必为了让债权人顺心就让公司解体。从局部来看,此举是为了精简破产过程。按照以往的做法,将案子递交到法院,法院再出面解决,所需时间过于漫长;而且,如果某人在上法院之前就宣告破产,那么案子的结果自然就是破产。

1978年《破产法》的支持者认为,虽然略有瑕疵,不过在制度改革的道路上迈出了良好的第一步,然而反对者却不这么想。新法律为企业和个人都提供了类似的解决方案。法院可受理两类破产。企业参考“第七章”和“第十一章”,个人则参考“第七章”和“第十三章”。

依照“第七章”,法院免除的无担保债务,公司或个人可通过资产清算偿还。这无疑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根据“第十一章”或“第十三章”,公司或个人的资产将被冻结,债权人不得迫害公司或个人,同时经法院同意,公司和个人可制订重组计划。这一般要求在规定年限内支付债务,然后从债务中正式减除。后两章让批评者很是不满。

1978年之前,破产诉讼不断攀升,法院忙得焦头烂额。法院允许重组,其实是给有希望的企业或个人充足的时间,在保住资产的同时重整旗鼓。批评者提出质疑,法律过于自由化,有人会利用“第十三章”逃避其不愿偿还的债务。而在这些反对声的背后,美国的信贷越发唾手可得,因为破产者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而不用担心受罚判刑。

破产案中最常见的就是债务过多,对消费者而言,自然是指消费债务过重。仅1986年一年,个人破产案总数就超过40万件,是十年前的两倍。[254] 批评者认为,这是新出台的灵活法律造成的直接恶果,他们更加有理由相信,这是那些肆意挥霍的消费者们不愿面对债务所带来的后果。

1983年之后,经济复苏,作为家庭可支配收入一部分的消费者债务开始增加。信用卡强势增长,大大刺激了复苏的步伐。为了提高收益,信用卡公司为那些高风险群体,例如大学生和低收入人群——提供有限额的信贷。乍看之下,新的《破产法》和便捷的信贷似乎没有明显增加信用卡的拖欠率,[255] 如果一直是这样,那么边缘群体将获得更多的信贷,只不过年利率更高。

这一趋势说明,消费者贷款行业已经采用的组合观念,推动了信贷的民主化。但是,随着信贷形式的丰富化,要想保持信贷增长,就得创新融资技巧。20世纪80年代,银行的首要宗旨是尽可能保持资产负债表干净。1983年,股票市场出现牛市,至于能否长久,银行对资本的需求是否会持续,在当时都难有定论。银行专注于减少债务,并探寻赚钱的新途径。银行需要更多创新。银行业务继续繁荣,直到所有的消费者贷款开始爬上它们的资产负债表。

证券化:银行的新利器随着债务工具[256] 的投资组合概念被接受,投资者对作为贷款抵押的债券借贷的兴趣也变得显而易见。虽然这类借款在华尔街有传统,不过仍是相对新潮的东西。当组合概念应用于消费者贷款时,消费债务革命进入了成熟期。按照新做法,借方和贷方不再像数百年前那样需要知根知底。贷款很快就“汇集起来”。

这股新浪潮来自政府赞助企业(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简称GSEs)。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Government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亦称Ginnie Mae,即“吉利美”)主要提供住宅援助,之前(现在也是)隶属财政部,宗旨是帮助低收入人群获得城市住房。联邦国家抵押贷款协会(Fannie Mae,即“房利美”)则负责自己的借方援助项目,继续购买联邦住宅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等机构同意的按揭,旨在帮助社会特定人群。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oration,亦称Freddie Mac,即“房地美”)是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Federal Home Loan Bank Board)的贷款分支,该委员会负责掌控全国所有联邦特许储蓄机构。这些机构的建立旨在帮助住宅融资。

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尚未有私人公司尝试的情况下,这3家抵押贷款援助机构就已成功将住房抵押证券化。比起抵押品,机构本身是更好的信贷风险投资。如果抵押贷款无力支付,机构会出面干预,并补上短缺,这就是大家知道的必要时刻“补缺”债务,用债券“补缺”债券。如果机构也无力支付,财政部会出手相救。在此类机构将债务证券化的头十五年里,这种逻辑得到了验证。证券化将抵押贷款从贷方那里挪走,转到支撑债券的资金库中。[257]

抵押贷款援助机构和近三百年前的南海公司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大西洋两岸的这些组织都想通过培养自己的贷款实力,从而缓解各自政府的债务重担,它们都是和政府平起平坐的融资部门,有着各自独立的财务决算。从本质上说,它们是不同的历史时期的重商主义公司,都有相对短暂的企业命数,最后都惨淡收场。[258]

上述三家机构起初均隶属政府,但后来其中两家私有化了。因为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越来越大,如果依旧保留政府身份,将直接导致政府债务上涨数倍。而走私有化和证券化道路,它们从原抵押贷款人那里购买的按揭债务将变成债券投资者的抵押,而不是机构资产。它们的大获成功,让银行窥见了机遇。